35年前，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当时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口号不胫而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声音响遍全国。从那以后，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了8%、甚至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China Miracle)。
然而，中国也为延续这一“奇迹”付出了代价：贫富差距悬殊、官场腐败、环境恶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把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向了尽头。
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是中国再次走到了改革的关头上，只有改革才能让中国奇迹进入总理李克强所说的“第二季”。但如何改革、走什么样道路的共识却远未达到。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触底，一场向左还是向右的大争论已悄然拉开帷幕。
*新左派追求公平正义*
以王绍光、崔之元和汪晖等为代表的所谓“新左派”人物认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官员腐败、底层百姓丧失教育、医疗、住房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应保障的基本福利。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新左派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是可贵的。他说：“新左派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核心思想，它是中国社会今天非常需要的。这个思想就是公平和正义。而公平和正义正好可以用来批判当今中国政府的最大失误，也就是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中，尤其从1992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寡头转型。”
近年来，海内外媒体披露中国官员腐败和高官家人敛财的报道比比皆是，数字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从彭博通讯社(Bloomberg)报道的习近平家人3.7亿美元资产到纽约时报的“总理家人的隐秘财富”所披露的前总理温家宝家族27亿美元巨额财富，再到最近华尔街日报起底华尔街投行与中共太子党的密切关系所折射出的权贵阶层垄断中国金融命脉。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我认为，人们对中国分配不均的反应是真实的。分配不均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我完全能理解新左派的担心。”
*新左派批判中国发展模式*
新左派甚至批判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中国以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牺牲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包括压榨农民工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和以极低的价格征用农民土地。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吴均华认为，新左派更为怀念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所谓的新左派，整体来讲就是比较肯定计划经济，甚至像崔之元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们甚至对大跃进，或者说中国（改革开放）前17年的经济制度持肯定态度。”她说。
新左派提出，由于政府未能给底层劳苦大众提供退休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民众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国有银行就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将大笔资本贷给权贵资本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
*新左派推崇政府*
对于这些问题，新左派认为政府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它（新左派）认为，解决中国的公平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更多的是要靠国家杠杆。”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左派所推崇的一种发展模式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模式”。当然，这种呼声在薄熙来落马后有所减弱。
“他们走的这条路表明上看是很热闹，而且给底层的民众一定实惠，但这是不是一条可持续的路？也就是说它这个资金是从哪里来的？你干什么事儿都得要钱，”威尔逊中心的吴均华说，“像重庆的话，这个钱可能一个来自于政府投资、中央拨款，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相当大的对一批民营企业（收缴）的资产。等于就是说拿这些钱来投进去，短期非常热闹，看起来可能也非常好看。但这是不是可持续的？”
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认为答案是否定的。“2011年6月，我去了趟重庆，见到了薄熙来。他的手下带我们四处参观，向我们展示重庆模式。但这是个很糟糕的模式，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重庆兴建了一些廉租房，但只能帮助穷人一时。那些住宅楼的地点很差，而且住户没有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
薄熙来主政期间推出的“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以及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租房与新左派所倡导的一些理念不谋而合，即政府应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去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问题。
*新左派找对了问题，开错了药方？*
但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这是新左派的一个根本误判。“我认为这是新左派一个根本的误判，因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已经显示了，现在对老百姓公平问题的解决、对老百姓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大障碍其实是来自于国家，其实是来自于政府权力。”
史剑道也认为，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根源来自于政府。“新左派犯的错误在于中国经济的失衡来自于政府角色过大。谁拥有资本？是党员，包括那些虽自己开公司但却和国有企业有紧密联系的官员，还有国企官员。他们才有钱。胡温时期出现的国进民退造就了今天中国经济的失衡。所以说通过扩大问题的根源来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