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从“阿拉伯之春”到“欧洲之春”

新的全球民主化浪潮或曰第四波还在进行中。有趣的是，“阿拉伯之春”正在演化为“欧洲之春”，而此前八国集团（G8）已在多维尔会议上达成了援助“阿拉伯之春”的计划[1]。从传统地缘政治方面讲，欧洲作为一个晚发的地理概念，更确地是指包括北非地区的一个地中海沿岸圈[2]。

我们无需对欧洲的历史与地缘进行过多的解释，而是看到：其一，从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3]，再到当今的欧洲对民主政治的坚持，如范龙佩在北京遭嘲笑[4]的背景差异，均构成人类政治文明的最核心观点；其二，“欧洲之春”即便不发展为社会运动，它仍如启蒙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是欧洲民主政治的一个表现。关于后一项，必须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的政治理想之一，是欧洲民主的逻辑结果，即自身能够变革的证明。

关于“欧洲之春”或曰“欧洲版的阿拉伯之春”，美国《时代周刊》的巴黎分社社长布鲁斯•克拉姆利综合了一些分析家的意见之后，撰文[5]发于该刊网站（6月17日）指出：“即使不能把欧洲的民主制度与阿拉伯世界遭到抨击的独裁政权相提并论，但地中海南北两岸愤怒的年轻人都有一种看共同的看法，即现有社会结构和对其负责的领导人无法让人民的愿望得到实现。”其政治学后果则是，“年轻的欧洲人认为，现在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了”。

一、社会主义作为欧洲民主政治的合法后果

按着克拉姆利的观点论，在经济危机面前，民主政治与独裁主义的社会后果大有殊途同归之意。然而，制度历史与社会实践早已表明民主政治的弹性系数远远高于独裁主义，因此，更能经受高频率的政治抗议，后者则不能。仍从社会主义作为欧洲民主政治的一个成果来看，许多标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与政治文化，它们并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实质，以至是在“盗用”这个民主成果的无形资产[见图三]。

在欧洲文明形成的时期里（1871-1914，帕尔默的历史划分法），科学革命的逻辑后果是“对进步的信仰成为现代思想的核心”[6]。也正是在进步信仰之下，社会主义与工联主义的出现都得益于欧洲政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而仅就社会主义的一个政治逻辑（非科学化）来看，正然是“社会主义是政治民主在社会与经济中的对应体”[7]。相应地，科学社会主义在依托于欧洲民主政治而产生后，尽管它在俄国与中国取得了政治成功，但是，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无解的悖论——科学是允许证伪（颠覆）的，政治制度的安全设置在法律上把颠覆（证伪）先验性地确定为罪行。

 

图三：泛滥的“社会主义”表达。（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初春，本市乡村公路“五千路”路南。）

在苏联，严格的政治控制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学后果，也即其解体的最大动力。在戴维•波普诺的研究成果里，这些得到了规范性确认：

（一）是，“该党（即苏共）干了很多违反人权的事情，用暴力压制不同政治意见，对苏联社会和人民生活领域严格控制[8]”；

（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对这些制度安排的清醒认识，加上严格的中央计划控制中的官僚主义所导致的经济失败，引发了人们对苏联制度的普遍性疑问”[9]。

关于其经济失败这点，对后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产生了强烈的教训感。所以，后者将经济增长既列为社会实现目标又归为意识形态与政治道德。不幸的是，由于威权主义的基本政治伦理来自开明专制而无法对抗独裁的引诱，在韩菲巴等国就出现严重的裙带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则是维稳名义下的江山主义。由于关于威权主义的政治学研究超出了本文的分析范畴，暂存不论，容在其他专题研究中展开。

二、不是旧话：一个宪法诠释纰漏事件

既然科学的颠覆性与主义的安全性存在悖论性冲突，那么，在借助本源于欧洲的“政治民主”壳资源之下，社会主义政权的宪法诠释纰漏就不可能不出现。当然，如果归本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那么，通过修宪程度还是可以堵漏的。不过，目前及一个可测度的“短时间内”尚无希望，即如本文上篇所涉及的“政治改革”、“腐败亡党”、“真假难辨”的调侃所示。

在中国，最大的宪法诠释纰漏事件被欧洲的全球关注给放大到了极限。这个戏剧性政治事件就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问题。而关于宪法纰漏的定义，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在学术表现方面，中美关系改善与“刘晓波问题”——作为文章题目与自选重点研究项目，刊发于《民主中国》网刊2011年1月17日；在异议博弈方面，我被警方约谈（2011年1月20日）后的书面辩解——作为一个未公开文件，我有三个关键表述[10]。那三个表述分别是：第一，中美关系事关全球秩序，因此，我对改善持积极态度；第二，全球化与国家治理结构关系密切，是十分重大的理论研究课题，我将继续研究；第三，撇开政治不论，从学术上讲，“刘晓波问题”确实是一个宪法诠释纰漏事件。

由中欧关系放大而成的宪法诠释纰漏事件，虽然其成本大多分摊给了如我这样的异议学者及许多社会活动人士，但是，政权一方也为此负出了沉重代价。有积极取向的“新克宫之学”表现出了一些反省的勇气，尽管其方式很委婉。新华社《参考消息》7月1日译介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富兰克林•拉文6月28日发表在传统基金会网站文章《举足轻重的中国：处于转型期的美中关系》，并没有删除涉及“刘晓波问题”的内容。这是十分罕见的情况，除非原文是批判刘晓波或诺奖委员会的。译介题目为“‘举足轻重的中国’挑战中美关系”的新华社译文，如此而言：

“拙劣的政策会在体制中被放大而非淡化。从中国角度看，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被视为严重侮辱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出发点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批评刘晓波和诺贝尔委员会。他们没有让问题渐渐消散，却出于内部团结的需要而做出回应，由于放大效应，事情越弄越糟。他们导致了一系列并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活动。”

回到中欧关系方面来讲，尤其考虑温家宝不要“人权课”而又讲“未来的中国将更加民主”，“刘晓波问题”借助中美关系框架与中欧关系新格局，会得到妥善解决。相信：中欧沟通若如卡梅伦所说“牢固”之状，刘晓波应在中共十八大之前获释，尽管这样的国内政治缓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科学颠覆性与主义安全性的悖论性冲突。

三、“大大西洋共同体”的预期

中欧关系的稳定是全球安全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稳定格局之下，中国的政权体系不需要“被上课”，但有其学习与模仿的机会[见图四]。此种学习与模仿不仅是对中国现代化以来积极努力的历史性回应，如对文祥、郭嵩焘、林绍年诸重要历史人物开放性的文化继承，而且还会使中国的民主转型成本更低，至少要实现韩菲巴那样的威权向民主的转移。许多杰出的政治学者（含中国的研究人士）认为威权主义政治只是一种过渡，是向民主演进的环节。但是，在中国，这种特征并不明显，尽管民间自由力量已经实质性地开启了这个历程。简单地说：避免自上而下的军事政变型转变，与避免自下而上型的社会骚乱转变，是难以找到的政治平衡。而仅仅从学术意义上看，有积极取向的“新克宫之学”的极限化扩张也是全民自觉的一个路径。

 

图四：更多的细节协调。（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初春，北京王府井。）

在全球安全秩序上，中国是选择冲突还是合作，或者两者交替，现在均无准确趋势可预测。比如，我们在本文上篇小结中涉及到的上合扩容是经贸精细化还是军事化整合或两者兼有之，从而形成一个与欧盟经贸合作、与北约战略对抗的新格局，现在亦无法判断。以中欧框架为基本着眼点，仍然是：经贸热络，政治差异，区域自发。关于“区域自发”，大体如此：（一）中国积极构筑从东北亚至南中国海的实力弧拱，尤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形成真正的区域独大；（二）欧洲在欧盟与北约之外，越来越成为即将形成的“大大西洋共同体”的主体，尽管这个构想是美国战略学家提出的[11]。

“大大西洋共同体”是美国新孤立主义的有限版本，既其全球战略布局大幅压缩而又不至于退缩至美国本土。其具体设想是：

“在‘零国集团’的条件下，可能会发生的另一项转变就是美国开始把自己的供应链缩短到可防御的范围，一个比较紧凑和可以防御的、包括欧洲、北美、西非和拉美在内的‘大大西洋共同体’。”[12]

该共同体的设想突出了欧洲的作用，也暗示了欧洲的责任，更给了帕尔默关于欧洲地中海圈的历史回归感。或言之，它是北约东扩的终结版，转而实现了北约（兼欧盟）的转型。不过，它基于美国有限孤立的利益权衡，并未深刻考虑欧亚大陆的安全秩序之变对这个设想中共同体的影响。欧洲被暗示了历史回归之荣誉感，但又被暗示了全球政治伦理的淡化。后者，是欧洲不愿看到的，因为欧洲最成功的政治贡献不是纯古典的政治自由与民主，而是它改进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预见：“欧洲版的阿拉伯之春”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

结语：中国与欧洲思想的战略性互动

全球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新古典）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引发全球民主退潮的担心也同时产生。但是，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古典意义上被忽略了——社会主义作为古典欧洲民主政治的逻辑演进，其“非科学”即民主社会主义应当如何在全球更具影响力。关于这一点，中国体制内的开明学者由于“科学”方面的社会主义失败经验，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积极地对民主社会主义（那样一个欧洲政治成果）进行了引进性理论思考。比如，除了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3]之著名论断外，还有如韩云川对现行制度体系的全面检讨，指出：体制优越论、发展落后论、文化缺失论、民主动乱论、民主分裂论是妨碍政体改革的五大误区[14]。

在韩云川的论述中，虽然没有对欧洲民主政治历史进行逻辑分析，但是“没有民主就没社会主义”的重复判定是建立在苏联批判基础上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真正的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并没建立起来”。这样的判定等于是对意大利共产党前总书记陶里亚蒂的一系列质疑作出了回应，或者说陶里亚蒂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于今再次产生影响。陶里亚蒂在批判斯大林问题时，主张不把错误指向个人，而是制度反省：“真正的问题被回避了，那就是苏联社会为什么能形成而且确实形成了与民主相背离的、与合法性相背离的形态，为什么会与它自己制定的法律相悖离，甚至任其发展到蜕化的程度。”[15]

苏联死掉了，欧洲复兴了。欧洲在政治理论与国际战略实践上，重新走向世界中心是必然之事，尽管目前它尚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由此，全球出现一个新的多极模式也是可预期的，中国、美国、欧洲无疑是三个极地，其前提条件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或曰已经先于中国恢复世界极地地位的欧洲愿意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化，乃是多极世界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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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参见《参考消息》5月27日译介文章：G8援助“阿拉伯之春”国家。源消息为路透社5月26日法国多维尔电。
[2]参见帕默尔《现代世界史》中译本，上册（总第）P017。中译本孙福生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2011。
[3]关于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关系，菲利普•李•拉尔夫的简简判定是“17世纪后期科学革命胜利为启蒙运动提供了先决条件”。参见其著《世界文明史》中译本，下册P123。中译本赵丰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8。
[4]参见《参考消息》5月18日译介文章：范龙佩访华感谢之余不忘说教。源资料有德国之声电台网站、路透社北京电、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报道，其中德国之声网站原文题目是“范龙佩访问北京，感谢中国援助，强调人权”。
[5]《参考消息》6月28日译介题目：欧洲版“阿拉伯之春”即将到来。
[6]同[2]，下册（总第）P501。
[7]同[6]，P511。
[8]&[9]参见波普诺《社会学》中译本，P292。中译本，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作为非公开件，对国保方面的“呈送《中美关系改善与“刘晓波问题”》一文的说明”，已转送国内外一些重要异议人士。考虑他们（尤其国内的）政治安全，此处不提及姓名。而作为一个个体经历事件，我以“我不需要你们客气”和“与温总理说风句”两博文分别发表（www.sihoen.blog.163.com，2011年2月27日，2011年3月2日）。
[11]&[12]参见《参考消息》2月8日译介文章：美国应创建“大大西洋共同体”。源资料来自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文章：现实主义的棱镜：为了一个“零国集团”的世界创建“大大西洋共同体”。作者：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前总编、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格沃斯杰夫。
[13]谢韬原文发表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14]同[13]，2009年第8期，P1-4，文章题目：“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
[15]转引自梁赞诺夫《俄罗斯史》中译本，P519。中译本，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