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一个月前,翻墙看到秋风洋洋洒洒八千余言的《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时我在新浪微博上发出感慨:这文章远比他那些从故纸堆或伪书里面寻找宪政资源因此不知所云的文字有价值。

张耀杰与秋风的论战,表面上谈论的词汇是君臣契约、传统资源等等,实质上则涉及中国现代化转型或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秋风自认为从传统的故纸堆里挖掘出了儒家宪政主义的灵丹妙药,而张耀杰却指出儒家宪政主义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在我看来,任何时候辩论都是没有结果的。人与人之间的辩论全是鸡同鸭讲。因为人们从来不会遵循逻辑,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此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里语重心长地教导后人:永远不要与人辩论。

为了避免毫无意义的辩论,更为自然的找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于是我就写下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首先,从起源上看: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华帝国这个人类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呢?历史学家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在《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中国的祖先发展到群雄角逐,即由混沌状态步入文明社会,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黄帝到夏禹这一时期,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充满了血腥的战争。”、“结果,逐渐形成了暴力中心——一 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支配力量——政治统治权力和它能够绝对支配的稳定的地理区域。可见,国家建立的过程,就是氏族、部落及其居民被征服、丧失自身独立性的过程。”、“‘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国400,服国800,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已经全部并灭干净。”、“这就是中华帝国奠定基础的大致历程,一个充满了刀光与血迹的历程。每一场战争,不外乎‘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 (《国语•周语下》)。据《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曾讨伐了99国,征灭了50国,杀死177779人,俘300230人。”、“征服之后,统治者对于被征服的民众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只要看古代官员被称为‘牧’就昭然若揭。‘牧’据《说文解字》,乃‘养牛人也’。汉、魏、六朝所设的州郡行政长官俱称 ‘牧’,后来历代也惯称治民之官为牧民之官。《淮南子•精神训》云‘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何等直截了当啊!”、“以往有人讨论东方专制主义形成的原因 (基础),或谓出于如兴修水利一类的社会公共工程的需要;或谓由于个体小农经济的不可救药的闭塞本性。其实不然,因为中国从孩童时代起,就开始造成了一种后来成为传统的东西:一切体力、智力超越常人的强者,都把他们的荣誉和利益建立在对他人的征服和支配上。征服事业,以及强有力地巩固这种征服,不仅获利无穷、遗福子孙后世,而且受到至高无上的颂扬,受到广大无比的崇拜,书之竹帛,流芳千古。人类在其成长过程中免不了经过一个英雄崇拜时代,但是如同中国这样受到最高崇拜的都是专以制服同类著称的,却是极为罕见的。”

十分明显,这个国家民族起源于强权、暴力和杀戮,而不是别的。

尔后,凶残黑暗的统治方式一直延续至今。《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总结如斯:“这种政治支配形态影响着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扼杀广大民众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窒息社会生机的桎梏,成为造成人民极度贫困和落后、社会长期停滞和周期性动乱的总根源。”

因此,我曾经下过这样的断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或者中华帝国一直是一个万恶的奴隶制国家,一直是一个盛行奴役独裁专制的国家,一直是一个毫无人性的野蛮国家。

今天的状况尤为恶劣。奴役独裁专制已经登峰造极,社会黑暗程度无以复加,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均不适合人类生存。因此,精英阶层纷纷逃离这个国家。我想,这样的结论已不需要加以论证。司法证据学教科书上说:人所共知的事实无须举证说明。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或者社会转型乃是铲除奴役独裁专制、创建自由民主社会秩序的艰难历史过程。而依照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或者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民族国家的重建,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
 
我与秋风君曾见过一面(好像是在几年前范亚峰举办的一个饭局上),印象良好。但我打死也不相信他所说的“中华民族文明的辉煌”,打死也不认同他把在伪书和故纸堆里找到的只言片语作为宪政主义的文化资源。

严肃的历史学家们指出:“总的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理论,一方面使君主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同时又使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这就是其主流所在。”(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中国的确有着漫长黑暗的奴役独裁专制统治历史。但我们的历代祖先在更为漫长的蒙昧时代、在被那些流氓强盗暴君征服之前却是自由人。这就足够了。这就是中国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最原始最古老的历史资源。既然从一开始都是自由人,那么究竟凭什么一群极少数的人要奴役、践踏、凌辱另一群绝大多数的人?究竟凭什么这一群极少数的人要剥夺另一群绝大多数的人的天赋人权?究竟凭什么他们要肆无忌惮地毁灭我们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