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坚持和平转型，不主张暴力革命，并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考虑，更主要的是出于新型文明的价值观，那就是相信理性足以战胜愚昧，相信博爱将会战胜仇恨，尤其相信正义注定要战胜邪恶。
我曾经花过很大功夫钻研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它包含着人类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大量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它的思想成果永远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也一目了然，那就是它自命为科学，因而只讲真理，不讲正义，然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只需辨明真假，社会科学不仅要辨明真假，更要在此基础上弄清善恶，还要在此基础上让整个社会随时随地择善而行！否则，运用真理做坏事，就使追求真理成为最可怕的邪恶！这种情况，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最后畸变为一种登峰造极的现代专制主义制度的思想源头的原因。
如前所述，人类理性的两大成果，其一是科学知识体系；其二是普世价值体系。
科学只是求真，也就是只求“客观真理”，是纯粹的工具理性。二战中日本科学家拿中国人做细菌战试验，德国科学家拿盟军战俘做冰水溺亡的抢救试验，都是为了“客观真理”。如今，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强占农田，强拆民房（写到这里，恰好我的战友，为民主党坐牢五年的肖诗昌来电话，其武汉青山八大家38街坊的居民楼在没有谈任何补偿条件没有付任何住房费并且没有任何安排的情况下被断电断水砸门砸窗，从而逼迫所有住户搬迁，并毫无理性的进行强拆），以确保GDP每年增长8%以上，当然也同出一理。
显然，把真理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其结果只能是有权者可以为所欲为，无论怎么草菅人命、涂炭生灵都不容置疑。愚昧的鄙人少年时代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能够拯救世界的“普遍真理”，结果发现所有有理的菩萨都在当局手上，都在掌权者手上。经过了几十年的思想探索和社会奋斗，好容易才明白，原来倒是我们自己的老祖宗孔夫子“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春秋谷梁传》）是对的——社会生活是不能光讲真理的，还必须讲正义！
正义是什么？
是在社会生活中让一切人和事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而且，这种“应得”必须从人道的角度、从善的角度、从仁爱的角度加以理解。
儒学伦理为中国农业文明构建了一套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正义观念体系，从而为彼时每一个中国人随时随地之所应得作了原则规划。这种规划就是“三纲五常”，也就是政治上的“德治”和社会上的“礼制”。无论它有多少缺陷，比起此前的野蛮状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人类第二个公元一千年初，欧洲复兴了商业文明，在冲破他们那里和儒教异曲同工的“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正义观念体系”之后，相应的构建了以“人权平等主权在民”也就是以一切人享有平等权利为基础一切社会权力属于全体公民的正义观念体系。由于这一体系具有典型的形式公正性，因此从理性角度说必然具有不可推翻性。就是说，无论你想找出一个什么比他更合理的正义体系来都是不可能的。它就像一个等边立方体，无论怎么翻来覆去还是稳稳当当。因为它明确规定了每一个人的个人尊严、人身自由、社会权利都是平等的，任何个人想要求更多的特权对他人都是不公平的，因此也都必然受到他人的反对。正是从这种角度说，福山“历史的终结”是不无道理的。
“礼之用和为贵”，中华文明社会自古讲究和睦、和谐、和平，生活确实需要秩序，和谐的秩序是宝贵的，但秩序并不是最高价值，更不是唯一价值，专制高压下可以形成高度的秩序，看起来也够“和谐”了，然而，这种暴君统治下的和谐其实是高压锅的和谐，暴君统治出暴民，一朝达到临界点就会发生大爆炸！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那么“和谐”，一旦民怨爆发第二天他就被枪决，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更加“和谐”，一旦美军打来就暴民全国肆虐，今日朝鲜同样“和谐”，我们可以走着瞧，看它最后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爆炸性局面。中国几千年的治乱相续就更是典型，每次天下大乱之后，都会打出一个绝对君主，从此“礼之用和为贵”，然而几十年几百年之后还是会天下大乱！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指的就是这类高压锅似的“和谐”秩序。但是他马克思却不知道，或者说不懂得，就在他苦苦寻求“国家消亡”之路时，一种全新的国家早已出现在大洋彼岸！在这种国家里，“和谐”的秩序被排在了国家的价值体系的第二位！
请看：美国宪法前言的67个字“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也就是说，美国人民建立联邦国家，首先要“树立正义”，其次才是“保障国内安宁”（和谐），第三则是“提供共同防务”，第四是“促进公共福利”，这一切的目的，则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难怪美国能够始终活力四射，领导世界长盛不衰（今天它和中国和世界相比的实力衰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两百多年前，史无前例的情况下，美国人民就以这样精确简明的区区67个字，解决了人类社会纠缠几千上万年也没法解决的如何过好共同的社会生活问题的原则，实在不能不令人击节感喟。
这使我们想到儒学的美好愿望：“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利兼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发出号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然而，再好的皇帝（天子），也不可能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把“天子”换成美国这样的宪法，也就是实行宪政民主制，情况就不同了！宪政民主制的宪法，就是正义至上的宪法，就是把实现正义当作最高追求的宪法，就是把“随时阿随地让一切人和事得其所应得”当作全社会的最高追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具体地说，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到委屈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会深切的感到，迟到的正义已经不是正义，只是对正义的少量补偿，更不要说正义迟迟不到邪恶久久笼罩会使我们多么悲愤多么无奈。
所以，在社会转型中，我们要追求的首先是尽快确立正义至上的宪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与此同时，在转型过程中，我们还要大力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受害者讨还公道——尤其是那些至今还在蒙受不白之冤的，更不要说至今仍然在遭受迫害的，他们的血不能白流，他们的冤屈不能白受，他们的损失必须补偿。
所以，笔者完全支持《零八宪章》关于转型正义的主张。该宪章有如下内容：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但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了，古往今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导致了多少罪恶，尤其是古今中外激进革命历史上，曾经留下了一些什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就在最近，法国的一个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保王党人被屠杀的尸骨，其中尚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难怪在当时有人留下了多么深沉的感喟：“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至于今日中国，情况就更严重十倍百倍。人所共知，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至少一亿多人死于非命，中共的历史罪恶远超德国法西斯，显然，这个沉重的包袱也是中共迟迟不愿转型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害怕清算，不敢为自己邪恶的历史负责，所以仍然在用新的罪恶来掩盖旧的罪恶。与此同时，为了捞取暴利，至今许多中共官员还在强占农田，强拆民房，强夺民产，还在将大量民众逼到死亡线上。因此，中国的社会矛盾仍然在激化，官民之间的仇杀正在增加。
谁都知道，当局已经无法控制互联网，再多五毛也没法把网上的“有害信息”删除干净，各种表现极端仇恨的粘贴随处可见。这里不妨举一个从网上下载的实例，好让我们知道由于中共当局的残暴在民间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对立，使民间出现了多么愤激的情绪。从行文来看，这似乎是”6.10”天津爆炸案当事人留下的，为了免去各种相关人的麻烦，略去了一切可能的线索，也略去了一切和本文无关的部分：
“民主猪们必看：下面是我留给邪恶中共警狗们的公开信，你们可以在听到有关……的消息之后把这封信公诸于众，如果没有听到消息就不要登出来，因为那就是我失败了。一个失败的消息无法鼓舞民众而只能相反。——2011年6月9日
我给邪恶的中共敲响丧钟！
当今中国社会里才只有三种人，奴隶、奴才、狗。奴隶就是普通大众，奴才就是官僚集团，狗就是军警、国安、法院等公务员，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奴才和狗都要杀、也都该杀！！！我让你的邪恶政权瘟锭，杀你们这些狗操的，看你还瘟锭不瘟锭。
我“韬光养晦”了60年，现在过了“隐忍期”了，2011年6月10日上午10点，我就带着我自制的枪和手雷执行“让领导先走”的使命，去邪恶的天津市政府给邪恶的中共敲响丧钟，给你们这些两条腿的狗提前留下这些文字、是为让你们对邪恶的主子有所交代和警示，更重要的是：你们这些邪恶的东西最善于编造事实、欺骗民众，我会请求某某某论坛在我行动之后、把这些文字发表出来，因为我的这些话、你们这些邪恶的东西是不敢让民众看到的。当你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邪恶的政府已经被我攻击了，虽然我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杀死几个中共邪恶集团的妖魔鬼怪，我甚至不能确定能否攻进这所大楼，因为凭我一人之力要攻进便衣警察密布的且有数百武警狗守卫的大楼又谈何容易？即便如此我也要做，因为能够和你们这些狗东西们面对面的较量并亲手杀死你们这些邪魔是我最大的愿望和快乐，只有面对面的搏杀才更加过瘾，你们这邪恶的东西不是总想让民众“感恩”吗？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感恩”方式，即使一个妖魔鬼怪也没能杀死，但只要在邪恶的天津市政府大楼跟前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就是我给你们邪恶的中共敲响的丧钟。
我杀你们中共匪徒没有爆发点，完全是觉得你们邪恶而该杀，我已经60岁了，再不动手就没机会过一过杀共匪的隐了。感觉到可怕了吗共匪们？在你们创建的这个人吃人的邪恶社会里、如果人活一生没有杀过中共恶魔不但遗憾、更是罪过。
如果我住北京，我会直接杀向新华门、杀进中南海。早晚有一天会有人这样做的，让胡锦涛、温家宝等狗×们心惊肉跳的等着吧！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袭击，当匪首坐的汽车从新华门开出来时，当头就是一炮！从去年的6月10日我就已经决定在今年的6月10日动手，并开始进行准备。获得炸药非常危险也很难，我已经在春节期间、以购买烟花的方法获得了不足4公斤炸药，做好了枪和手雷，因为我计划要杀死你们至少10个妖魔。购买太多的烟花被谁看到都会引起怀疑，从腊月22到正月14期间只要有机会就在分散购买，因为只有在这个期间购买烟花才不致引起怀疑，从购买、分拆、处理废弃物都要在没有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完成。这就是到处是眼线和告密者的、中国人的处境。
对于邪恶的中共匪徒已经不是该杀与不该杀的问题，而是是否必需要杀光的问题，因为你们这些党徒们都是有“党性”没人性的反人类的妖魔，只有杀光你们这些恶魔才能净化人类。有很多混蛋说到与共匪的对抗时，总以非暴力在那里装仁慈，其实这些混蛋就是邪恶中共的人。”
在我看来，对这封绝命书要做多重解读，或者确切点说，要把他对中共恶行的控诉、把他对中共的态度、把他本人对人类社会的看法三者区分开来。
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无论该文的观念怎么极端，他对中共恶行的列举（大部已略）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点，每一个认真考察过中共九十年来的所作所为的人都清楚。所以，我们和他与他所代表的极端主义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对事实的认定上，而在于对事实的认识上，也就是说，对做出了这些事情的中共，应该怎么对待上，我们和他们的看法完全不同。并且，绝不仅仅是在对中共上，而且是在对整个世界、对人类社会、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上都完全不同。正由于他所列举的中共罪恶无可争议，在此我们也就略下不提。
值得认真一说的是他对中共的极端仇恨。由于中共几十年来干了大量坏事，这些身上至少是心灵上受到严重伤害的极端主义者已经完全被仇恨所吞没，他们希望的是以加倍的甚至十倍百倍的血腥报复来一泻心头之恨。应当说，就像暴君统治出暴民一样，中共的残酷统治制造出这样一些盼望复仇的极端主义者也毫不奇怪。据我观察，这种人比例很小，但由于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他们的人数倒还不少，而且一有条件很容易走到一起去，所以，在未来中国的大变局中，他们的作用和能量绝不容低估。而他们一旦形成势力，就会展开和中共当局的血腥搏斗……，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下一个专题里进行讨论。
在这里要重点一说的，是该文所反映出的其对人类社会的看法。我所见的该文上面的这一行字“民主猪们必看”应该不是其题目，但也很深刻的反映了这些极端主义者的世界观人生观。（读者的正确意见 [12:41:05] wenchan: “民主猪们必看”这几个字不是原作者的，是转发者的。无论是真有此文还是捏造的，他拿出此文的意思是：中国目前不能实行民主转型，一旦民主了就会天下大乱，像转文作者这样的人和事就会层出不穷。保守势力眼下最热衷进行这种愚民鼓噪。[12:42:36] wenchan: 所以相应的段落一定得修改）
也许绝大多数极端主义者不会像该文作者一样表现出赤裸裸的反人类倾向，但他们的偏激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民主制度的创立者，虽然在民主制度下他们必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极端主义者不仅对压迫他们的中共没有理性可言，对民主制度建设者也没有理性可言，当然更不必指望他们来建设民主制度了。
在他眼里：“当今中国社会里才只有三种人，奴隶、奴才、狗。奴隶就是普通大众，奴才就是官僚集团，狗就是军警、国安、法院等公务员，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奴才和狗都要杀、也都该杀！！！”
显然，这种人头脑简单至极，把复杂的社会生活看的如此单调，也就难免使他缺乏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毛泽东当年一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敌人投了降也要它灭亡”！由于他主张暴力，所以，“非暴力”也就是“装仁慈”。因此，在他看来：“其实这些混蛋就是邪恶中共的人。”
说到底，这些人——极端主义者——不过是用中共的逻辑来反对中共，用中共的观念来反对中共，尚且不是用现在和未来的中共的逻辑和观念，而是用毛泽东打江山时的逻辑和观念来反对中共！在他们的眼睛里，一个政党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对此后文有分析），因此中共永远只有一个面孔，一种观念，对中共也就只有一个办法。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仇恨，就像中共当年大力渲染“阶级仇”，至今还在大力渲染“民族仇恨”一样，在他们的意识中，对中共的仇恨和血腥复仇压倒了一切。
须知，仇恨分裂人类！在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里，是很难建立民主政治的，因为仇恨使人失去理性，报仇相应成为反秩序、反法治的非理性行为的强大冲动。相反，我们要在中国确立宪政民主制，首先就要努力化解社会仇恨，我们必须成为中国社会官民大和解、仇恨大化解的强大而有效的力量
说了这些看似题外的话，该回到转型正义问题了。
转型正义首先要求我们为中共统治的受害者伸张正义，这是《零八宪章》已经告诉我们了的，我们必须尽可能把九十年来的一切非法杀戮和迫害调查清楚，必须把九十年来被歪曲甚至被颠倒的事实查清楚，从而安慰屈死者的亡灵，还历史以清白。但是，我们这么做绝不是如中共从前所说，是为了算“变天账”，仅仅是为了对历史负责，仅仅是为了给亡灵一个迟到的正义！
更重要的是《零八宪章》没有说到的，为了实现转型，我们还必须对中共的历史罪行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赦免！这才是转型正义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方面。用我们的伟大先贤老子的话说：“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也就是说，对讲诚信的人要信任，对不讲诚信的人也要信任，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确立诚信关系。对善良的人要善良，对不善良的人也要善良，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确立善良的良好风尚。
向宪政民主制转型并建立一个一切人都平等的遵守良法善治的新社会，永远消除滥用公共权力的丑恶现象，永远消除人与人之间以血腥复仇为特征的恶斗，代之以按照公正的规则平等博弈，用谈判协商互相妥协的方式和让公正的法庭裁决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纠纷，要求我们在转型中就体现出一种和中共完全不同的博大胸襟，那就是让我们的国家、社会、人民超脱出从前的一切仇恨，以博爱精神对待我们的对手，宽恕他们历史上的一切过恶。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由此，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正义至上的宪政民主制国家。
须知，这叫“第一次宽恕”，这并不是我的发明，也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是很多国家转型过程中都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苏东波”中普遍如此，最典型的则是南非。在南非，几百年的白人统治时期，黑人所受到的屠杀、残害、压迫还少吗？其种族对立难道不比我们的同族对立更加难以调和吗?
其实，无论古今中外的伟大思想家，都是这么考虑的，不仅孔子、柏拉图、康德、马克思（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的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联合国的奠基人尤其如此！在今天，任何一个有着全人类整体意识的人，都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了替人类寻找归宿，为了让人类内部消除恶性斗争，我们不能不以博爱精神宽恕自己从前的迫害者，和他们一起共建规则至上、公平竞争的新型社会制度，从而“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原则，其实不难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见出。请看：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㈠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㈡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㈢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显然，今天我们饱受打压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坚决要求拥有《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权利的同时，更要为包括中共党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争取这些权利，这是我们的历史性义务，这个义务不仅是转型后法治国家必须保障的，也是转型过程中我们作为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所必须承担的。
道理很简单，任何国家都绝不可能先没有了仇恨，尤其不可能先没有了强权带来的仇恨，然后再搞建立在平等自由上的法治或者说宪政民主制，总是得在结束一个强权暴政的同时立即着手建立新制度，也就必须实行“第一次宽恕”。这是全民和解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百年前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不仅没有清算满族人，而且一开始还优待满清皇室。须知，满清和汉人还是异族，而清初满人对汉人的屠杀之残酷，其中期文字狱之荒唐，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惨烈，又怎么不令汉人言之而切齿！直到清末，对维新志士和革命党人的残酷打压，包括恩铭的亲兵把秋瑾的心挖出来炒着吃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大量发生，难道彼时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对满清的仇恨会稍逊于今天国人对中共的仇恨吗？一百年前中国的汉人对满清的仇恨能事后化解，一百年后中国的反对派对中共的仇恨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事前化解，从而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扫清障碍。
综上所述，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尤其是中国民主党人倡导和平转型是以一套与中共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为指导的，这种被名为普世价值观念的思想体系主张正义至上，对社会转型而言，它强调的是把转型正义放在首位，主张“从人道的角度、从善的角度、从仁爱的角度”让从前的强权者、施暴者、欠下大量血债者“得其所应得”，那就是受到“第一次宽恕”！也就是说，对从前的社会恩怨中的受害者要加以补偿，但对加害者的责任不予追究，不予报复。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提出一个“零点方案”，不搞“土地改革”、不搞“镇压反革命”、不搞“均平富”，也就是在不改变社会现状的情况下，让全体人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按照宪政民主制的公正规则——公平竞争，从全民制宪开始为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
2011年7月22日
我曾经花过很大功夫钻研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它包含着人类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大量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它的思想成果永远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也一目了然，那就是它自命为科学，因而只讲真理，不讲正义，然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只需辨明真假，社会科学不仅要辨明真假，更要在此基础上弄清善恶，还要在此基础上让整个社会随时随地择善而行！否则，运用真理做坏事，就使追求真理成为最可怕的邪恶！这种情况，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最后畸变为一种登峰造极的现代专制主义制度的思想源头的原因。
如前所述，人类理性的两大成果，其一是科学知识体系；其二是普世价值体系。
科学只是求真，也就是只求“客观真理”，是纯粹的工具理性。二战中日本科学家拿中国人做细菌战试验，德国科学家拿盟军战俘做冰水溺亡的抢救试验，都是为了“客观真理”。如今，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强占农田，强拆民房（写到这里，恰好我的战友，为民主党坐牢五年的肖诗昌来电话，其武汉青山八大家38街坊的居民楼在没有谈任何补偿条件没有付任何住房费并且没有任何安排的情况下被断电断水砸门砸窗，从而逼迫所有住户搬迁，并毫无理性的进行强拆），以确保GDP每年增长8%以上，当然也同出一理。
显然，把真理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其结果只能是有权者可以为所欲为，无论怎么草菅人命、涂炭生灵都不容置疑。愚昧的鄙人少年时代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能够拯救世界的“普遍真理”，结果发现所有有理的菩萨都在当局手上，都在掌权者手上。经过了几十年的思想探索和社会奋斗，好容易才明白，原来倒是我们自己的老祖宗孔夫子“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春秋谷梁传》）是对的——社会生活是不能光讲真理的，还必须讲正义！
正义是什么？
是在社会生活中让一切人和事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而且，这种“应得”必须从人道的角度、从善的角度、从仁爱的角度加以理解。
儒学伦理为中国农业文明构建了一套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正义观念体系，从而为彼时每一个中国人随时随地之所应得作了原则规划。这种规划就是“三纲五常”，也就是政治上的“德治”和社会上的“礼制”。无论它有多少缺陷，比起此前的野蛮状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人类第二个公元一千年初，欧洲复兴了商业文明，在冲破他们那里和儒教异曲同工的“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正义观念体系”之后，相应的构建了以“人权平等主权在民”也就是以一切人享有平等权利为基础一切社会权力属于全体公民的正义观念体系。由于这一体系具有典型的形式公正性，因此从理性角度说必然具有不可推翻性。就是说，无论你想找出一个什么比他更合理的正义体系来都是不可能的。它就像一个等边立方体，无论怎么翻来覆去还是稳稳当当。因为它明确规定了每一个人的个人尊严、人身自由、社会权利都是平等的，任何个人想要求更多的特权对他人都是不公平的，因此也都必然受到他人的反对。正是从这种角度说，福山“历史的终结”是不无道理的。
“礼之用和为贵”，中华文明社会自古讲究和睦、和谐、和平，生活确实需要秩序，和谐的秩序是宝贵的，但秩序并不是最高价值，更不是唯一价值，专制高压下可以形成高度的秩序，看起来也够“和谐”了，然而，这种暴君统治下的和谐其实是高压锅的和谐，暴君统治出暴民，一朝达到临界点就会发生大爆炸！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那么“和谐”，一旦民怨爆发第二天他就被枪决，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更加“和谐”，一旦美军打来就暴民全国肆虐，今日朝鲜同样“和谐”，我们可以走着瞧，看它最后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爆炸性局面。中国几千年的治乱相续就更是典型，每次天下大乱之后，都会打出一个绝对君主，从此“礼之用和为贵”，然而几十年几百年之后还是会天下大乱！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指的就是这类高压锅似的“和谐”秩序。但是他马克思却不知道，或者说不懂得，就在他苦苦寻求“国家消亡”之路时，一种全新的国家早已出现在大洋彼岸！在这种国家里，“和谐”的秩序被排在了国家的价值体系的第二位！
请看：美国宪法前言的67个字“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也就是说，美国人民建立联邦国家，首先要“树立正义”，其次才是“保障国内安宁”（和谐），第三则是“提供共同防务”，第四是“促进公共福利”，这一切的目的，则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难怪美国能够始终活力四射，领导世界长盛不衰（今天它和中国和世界相比的实力衰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两百多年前，史无前例的情况下，美国人民就以这样精确简明的区区67个字，解决了人类社会纠缠几千上万年也没法解决的如何过好共同的社会生活问题的原则，实在不能不令人击节感喟。
这使我们想到儒学的美好愿望：“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利兼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发出号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然而，再好的皇帝（天子），也不可能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把“天子”换成美国这样的宪法，也就是实行宪政民主制，情况就不同了！宪政民主制的宪法，就是正义至上的宪法，就是把实现正义当作最高追求的宪法，就是把“随时阿随地让一切人和事得其所应得”当作全社会的最高追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具体地说，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到委屈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会深切的感到，迟到的正义已经不是正义，只是对正义的少量补偿，更不要说正义迟迟不到邪恶久久笼罩会使我们多么悲愤多么无奈。
所以，在社会转型中，我们要追求的首先是尽快确立正义至上的宪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与此同时，在转型过程中，我们还要大力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受害者讨还公道——尤其是那些至今还在蒙受不白之冤的，更不要说至今仍然在遭受迫害的，他们的血不能白流，他们的冤屈不能白受，他们的损失必须补偿。
所以，笔者完全支持《零八宪章》关于转型正义的主张。该宪章有如下内容：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但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了，古往今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导致了多少罪恶，尤其是古今中外激进革命历史上，曾经留下了一些什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就在最近，法国的一个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保王党人被屠杀的尸骨，其中尚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难怪在当时有人留下了多么深沉的感喟：“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至于今日中国，情况就更严重十倍百倍。人所共知，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至少一亿多人死于非命，中共的历史罪恶远超德国法西斯，显然，这个沉重的包袱也是中共迟迟不愿转型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害怕清算，不敢为自己邪恶的历史负责，所以仍然在用新的罪恶来掩盖旧的罪恶。与此同时，为了捞取暴利，至今许多中共官员还在强占农田，强拆民房，强夺民产，还在将大量民众逼到死亡线上。因此，中国的社会矛盾仍然在激化，官民之间的仇杀正在增加。
谁都知道，当局已经无法控制互联网，再多五毛也没法把网上的“有害信息”删除干净，各种表现极端仇恨的粘贴随处可见。这里不妨举一个从网上下载的实例，好让我们知道由于中共当局的残暴在民间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对立，使民间出现了多么愤激的情绪。从行文来看，这似乎是”6.10”天津爆炸案当事人留下的，为了免去各种相关人的麻烦，略去了一切可能的线索，也略去了一切和本文无关的部分：
“民主猪们必看：下面是我留给邪恶中共警狗们的公开信，你们可以在听到有关……的消息之后把这封信公诸于众，如果没有听到消息就不要登出来，因为那就是我失败了。一个失败的消息无法鼓舞民众而只能相反。——2011年6月9日
我给邪恶的中共敲响丧钟！
当今中国社会里才只有三种人，奴隶、奴才、狗。奴隶就是普通大众，奴才就是官僚集团，狗就是军警、国安、法院等公务员，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奴才和狗都要杀、也都该杀！！！我让你的邪恶政权瘟锭，杀你们这些狗操的，看你还瘟锭不瘟锭。
我“韬光养晦”了60年，现在过了“隐忍期”了，2011年6月10日上午10点，我就带着我自制的枪和手雷执行“让领导先走”的使命，去邪恶的天津市政府给邪恶的中共敲响丧钟，给你们这些两条腿的狗提前留下这些文字、是为让你们对邪恶的主子有所交代和警示，更重要的是：你们这些邪恶的东西最善于编造事实、欺骗民众，我会请求某某某论坛在我行动之后、把这些文字发表出来，因为我的这些话、你们这些邪恶的东西是不敢让民众看到的。当你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邪恶的政府已经被我攻击了，虽然我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杀死几个中共邪恶集团的妖魔鬼怪，我甚至不能确定能否攻进这所大楼，因为凭我一人之力要攻进便衣警察密布的且有数百武警狗守卫的大楼又谈何容易？即便如此我也要做，因为能够和你们这些狗东西们面对面的较量并亲手杀死你们这些邪魔是我最大的愿望和快乐，只有面对面的搏杀才更加过瘾，你们这邪恶的东西不是总想让民众“感恩”吗？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感恩”方式，即使一个妖魔鬼怪也没能杀死，但只要在邪恶的天津市政府大楼跟前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就是我给你们邪恶的中共敲响的丧钟。
我杀你们中共匪徒没有爆发点，完全是觉得你们邪恶而该杀，我已经60岁了，再不动手就没机会过一过杀共匪的隐了。感觉到可怕了吗共匪们？在你们创建的这个人吃人的邪恶社会里、如果人活一生没有杀过中共恶魔不但遗憾、更是罪过。
如果我住北京，我会直接杀向新华门、杀进中南海。早晚有一天会有人这样做的，让胡锦涛、温家宝等狗×们心惊肉跳的等着吧！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袭击，当匪首坐的汽车从新华门开出来时，当头就是一炮！从去年的6月10日我就已经决定在今年的6月10日动手，并开始进行准备。获得炸药非常危险也很难，我已经在春节期间、以购买烟花的方法获得了不足4公斤炸药，做好了枪和手雷，因为我计划要杀死你们至少10个妖魔。购买太多的烟花被谁看到都会引起怀疑，从腊月22到正月14期间只要有机会就在分散购买，因为只有在这个期间购买烟花才不致引起怀疑，从购买、分拆、处理废弃物都要在没有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完成。这就是到处是眼线和告密者的、中国人的处境。
对于邪恶的中共匪徒已经不是该杀与不该杀的问题，而是是否必需要杀光的问题，因为你们这些党徒们都是有“党性”没人性的反人类的妖魔，只有杀光你们这些恶魔才能净化人类。有很多混蛋说到与共匪的对抗时，总以非暴力在那里装仁慈，其实这些混蛋就是邪恶中共的人。”
在我看来，对这封绝命书要做多重解读，或者确切点说，要把他对中共恶行的控诉、把他对中共的态度、把他本人对人类社会的看法三者区分开来。
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无论该文的观念怎么极端，他对中共恶行的列举（大部已略）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点，每一个认真考察过中共九十年来的所作所为的人都清楚。所以，我们和他与他所代表的极端主义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对事实的认定上，而在于对事实的认识上，也就是说，对做出了这些事情的中共，应该怎么对待上，我们和他们的看法完全不同。并且，绝不仅仅是在对中共上，而且是在对整个世界、对人类社会、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上都完全不同。正由于他所列举的中共罪恶无可争议，在此我们也就略下不提。
值得认真一说的是他对中共的极端仇恨。由于中共几十年来干了大量坏事，这些身上至少是心灵上受到严重伤害的极端主义者已经完全被仇恨所吞没，他们希望的是以加倍的甚至十倍百倍的血腥报复来一泻心头之恨。应当说，就像暴君统治出暴民一样，中共的残酷统治制造出这样一些盼望复仇的极端主义者也毫不奇怪。据我观察，这种人比例很小，但由于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他们的人数倒还不少，而且一有条件很容易走到一起去，所以，在未来中国的大变局中，他们的作用和能量绝不容低估。而他们一旦形成势力，就会展开和中共当局的血腥搏斗……，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下一个专题里进行讨论。
在这里要重点一说的，是该文所反映出的其对人类社会的看法。我所见的该文上面的这一行字“民主猪们必看”应该不是其题目，但也很深刻的反映了这些极端主义者的世界观人生观。（读者的正确意见 [12:41:05] wenchan: “民主猪们必看”这几个字不是原作者的，是转发者的。无论是真有此文还是捏造的，他拿出此文的意思是：中国目前不能实行民主转型，一旦民主了就会天下大乱，像转文作者这样的人和事就会层出不穷。保守势力眼下最热衷进行这种愚民鼓噪。[12:42:36] wenchan: 所以相应的段落一定得修改）
也许绝大多数极端主义者不会像该文作者一样表现出赤裸裸的反人类倾向，但他们的偏激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民主制度的创立者，虽然在民主制度下他们必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极端主义者不仅对压迫他们的中共没有理性可言，对民主制度建设者也没有理性可言，当然更不必指望他们来建设民主制度了。
在他眼里：“当今中国社会里才只有三种人，奴隶、奴才、狗。奴隶就是普通大众，奴才就是官僚集团，狗就是军警、国安、法院等公务员，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奴才和狗都要杀、也都该杀！！！”
显然，这种人头脑简单至极，把复杂的社会生活看的如此单调，也就难免使他缺乏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毛泽东当年一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敌人投了降也要它灭亡”！由于他主张暴力，所以，“非暴力”也就是“装仁慈”。因此，在他看来：“其实这些混蛋就是邪恶中共的人。”
说到底，这些人——极端主义者——不过是用中共的逻辑来反对中共，用中共的观念来反对中共，尚且不是用现在和未来的中共的逻辑和观念，而是用毛泽东打江山时的逻辑和观念来反对中共！在他们的眼睛里，一个政党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对此后文有分析），因此中共永远只有一个面孔，一种观念，对中共也就只有一个办法。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仇恨，就像中共当年大力渲染“阶级仇”，至今还在大力渲染“民族仇恨”一样，在他们的意识中，对中共的仇恨和血腥复仇压倒了一切。
须知，仇恨分裂人类！在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里，是很难建立民主政治的，因为仇恨使人失去理性，报仇相应成为反秩序、反法治的非理性行为的强大冲动。相反，我们要在中国确立宪政民主制，首先就要努力化解社会仇恨，我们必须成为中国社会官民大和解、仇恨大化解的强大而有效的力量
说了这些看似题外的话，该回到转型正义问题了。
转型正义首先要求我们为中共统治的受害者伸张正义，这是《零八宪章》已经告诉我们了的，我们必须尽可能把九十年来的一切非法杀戮和迫害调查清楚，必须把九十年来被歪曲甚至被颠倒的事实查清楚，从而安慰屈死者的亡灵，还历史以清白。但是，我们这么做绝不是如中共从前所说，是为了算“变天账”，仅仅是为了对历史负责，仅仅是为了给亡灵一个迟到的正义！
更重要的是《零八宪章》没有说到的，为了实现转型，我们还必须对中共的历史罪行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赦免！这才是转型正义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方面。用我们的伟大先贤老子的话说：“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也就是说，对讲诚信的人要信任，对不讲诚信的人也要信任，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确立诚信关系。对善良的人要善良，对不善良的人也要善良，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确立善良的良好风尚。
向宪政民主制转型并建立一个一切人都平等的遵守良法善治的新社会，永远消除滥用公共权力的丑恶现象，永远消除人与人之间以血腥复仇为特征的恶斗，代之以按照公正的规则平等博弈，用谈判协商互相妥协的方式和让公正的法庭裁决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纠纷，要求我们在转型中就体现出一种和中共完全不同的博大胸襟，那就是让我们的国家、社会、人民超脱出从前的一切仇恨，以博爱精神对待我们的对手，宽恕他们历史上的一切过恶。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由此，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正义至上的宪政民主制国家。
须知，这叫“第一次宽恕”，这并不是我的发明，也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是很多国家转型过程中都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苏东波”中普遍如此，最典型的则是南非。在南非，几百年的白人统治时期，黑人所受到的屠杀、残害、压迫还少吗？其种族对立难道不比我们的同族对立更加难以调和吗?
其实，无论古今中外的伟大思想家，都是这么考虑的，不仅孔子、柏拉图、康德、马克思（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的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联合国的奠基人尤其如此！在今天，任何一个有着全人类整体意识的人，都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了替人类寻找归宿，为了让人类内部消除恶性斗争，我们不能不以博爱精神宽恕自己从前的迫害者，和他们一起共建规则至上、公平竞争的新型社会制度，从而“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原则，其实不难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见出。请看：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㈠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㈡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㈢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显然，今天我们饱受打压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坚决要求拥有《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权利的同时，更要为包括中共党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争取这些权利，这是我们的历史性义务，这个义务不仅是转型后法治国家必须保障的，也是转型过程中我们作为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所必须承担的。
道理很简单，任何国家都绝不可能先没有了仇恨，尤其不可能先没有了强权带来的仇恨，然后再搞建立在平等自由上的法治或者说宪政民主制，总是得在结束一个强权暴政的同时立即着手建立新制度，也就必须实行“第一次宽恕”。这是全民和解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百年前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不仅没有清算满族人，而且一开始还优待满清皇室。须知，满清和汉人还是异族，而清初满人对汉人的屠杀之残酷，其中期文字狱之荒唐，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惨烈，又怎么不令汉人言之而切齿！直到清末，对维新志士和革命党人的残酷打压，包括恩铭的亲兵把秋瑾的心挖出来炒着吃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大量发生，难道彼时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对满清的仇恨会稍逊于今天国人对中共的仇恨吗？一百年前中国的汉人对满清的仇恨能事后化解，一百年后中国的反对派对中共的仇恨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事前化解，从而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扫清障碍。
综上所述，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尤其是中国民主党人倡导和平转型是以一套与中共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为指导的，这种被名为普世价值观念的思想体系主张正义至上，对社会转型而言，它强调的是把转型正义放在首位，主张“从人道的角度、从善的角度、从仁爱的角度”让从前的强权者、施暴者、欠下大量血债者“得其所应得”，那就是受到“第一次宽恕”！也就是说，对从前的社会恩怨中的受害者要加以补偿，但对加害者的责任不予追究，不予报复。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提出一个“零点方案”，不搞“土地改革”、不搞“镇压反革命”、不搞“均平富”，也就是在不改变社会现状的情况下，让全体人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按照宪政民主制的公正规则——公平竞争，从全民制宪开始为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
2011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