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为什么中国富豪大都锒铛入狱？
每当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中国富豪榜，人们不久就发现，这些树大招风的人物，纷纷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先富起来，等于先捕起来。在这个长长的囚犯榜上，挤满了名列前茅的富豪：牟其中，杨斌，袁宝璟，周正毅，禹作敏，刘晓庆，李经纬，胡志标，陈凯等等，还没有算上那些亡命天涯的，如仰融、赖昌星等。中国富豪榜，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囚犯榜。
1989年，一个鼎鼎大名的富豪，责备学生“太过份”，“耽误”了他“做生意”，因而“支持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此人就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牟其中。1999年，牟其中以“诈骗罪”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正是他当年举双手支持的那个政府，10年后又把他送进了监狱。人治与法治当然不同，要害就在这里：政策变来变去，今天你是合法的，明天你就是非法的。自以为精明的“牟其中们”，竟不明白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浅显的道理：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没有健全的民主与法治，就没有发财致富的长远保障。
的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将一干贪官与奸商培植成“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尤其“三个代表”理论出笼后，官商合谋，沆瀣一气，携手致富，更形登峰造极。然而，政策一变，权争一起，他们顿时沦为牺牲品。“牟其中们”的致富模式，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权力经济，外加假，大，空，骗。“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赚钱。”是他们的不二信条，对此，他们颇为自得，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人”、“精明得了不得。”中国富豪们的下场证明，在缺少民主和法治的环境里，所有发家致富都不过是黄梁一梦，所有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清人宋翔凤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中国各地保留下来的旧院落，都是过去的有钱人家留下来的。但是研究者发现，它们基本都是过去的官员退休回来购置的，或者是生意人有官僚背景巧取而来的，几乎没有勤劳致富得来的。毛泽东说的也比较准确，中国的地主都是“官僚地主”，在“地主”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官僚”。毛泽东在1949年开始对中国进行改造，邓小平等人又进行了“改造之改造”。到现在六十年了，中国的有钱人是哪些人呢？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有钱人富有的原因，两千年来基本没什么变化。——他们之所以“富贵”，因为他们有“特权”。
在当今中国，绝大部分发家致富的富豪其实也都是“官僚富豪”，他们的财富积累显然经过自己辛苦打拼，但也是与权力进行交换的结果。时至今日，在街头做个小生意都要层层行贿，又有哪个房地产商敢说自己不行贿？几乎所有的金钱都沾有特权的肮脏，牟其中、杨斌、袁宝璟、周正毅、禹作敏、刘晓庆、李经纬、胡志标、陈凯、仰融和赖昌星等，他们之所以成为阶下囚都是因为分赃不均而被权力出卖，这是他们的宿命。当市场依靠权力才能运转的时候，市场上的经营者都是不干净的，也是不安全的。这就是中国富豪接二连三锒铛入狱的原因。
但是，他们并不是中国真正的大富豪，真正的大富豪是他们的后台老板，是那些特权集团里的人。2011年，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已被停职审查，仅查出来的结果，他就贪污了28亿美，折合人民币200亿左右，而他的夫人和孩子都在美国居住。这还不算，很快张曙光的后台铁道部长刘志军也中枪落马，据查，他贪污了8亿，养着数十个情妇。那么，张曙光和刘志军是中国最富有的官僚吗？绝对不是。电视上有报道，只要愿意贪污，一个小科长都能贪污一亿，那局长、县长、市长、省长……就更不在话下了。
012、中国外逃贪官的数量知多少？
迄今为止我国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5月24日报道，据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 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京华时报》在2010年1月11日《继续当头棒喝外逃贪官》一文中称，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近20000贪官外逃，携带金额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专项资金等。再早，多家媒体报道称，仅2003年上半年，就有8000名贪官外逃。
仅就有限披露的个案来看，贪官外逃的情况也已经非常严重。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伙同许超凡、许国俊贪污4.82亿美元，2004年被押解回国。2003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杨秀珠涉案金额高达2.532亿元，案发后与女儿、女婿、外孙女一家四口，逃往美国。2005年前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汇往境外的资金达两亿元，在接到法院通知后，于2005年1月3日出逃至加拿大。2006年福建省原工商局长周金伙涉案金额过亿，当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周金伙留下信件，在被双规前出逃，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那么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贪官外逃，这显然是一个不利于“维稳”的隐秘数字，所以官方一直没有予以确认。但是官方不确认，并不能掩盖民间的质疑。不管是哪一个数字都足以证明，外逃贪官已成国家肌体上巨大的吸血蛀虫，为百姓深恶痛绝。他们席卷走的巨额资产，与我国一年的财政性教育资金投入 大体相当。如果按照这些数字的上限算，甚至直逼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贪婪吸金的外逃贪官们，造成的大大小小官场“地震”，口径不同、调查机构不同而出现反差颇为悬殊的贪官外逃数字，就说明对这一现象的调查统计还不够科学严密，不够公开透明。如果我们连“蛀虫”的数量都没弄清楚，灭“虫”又如何做到？
统计标准、统计口径设置不同等因素，中国大陆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但从以往披露情况分析，显然不会是一个小数目。外逃贪官总共有4000也罢，总共有20000也罢，或者每年就有8000也罢。这些数字在民间分析家看来都是缩水的数字，远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其实，外逃贪官只是中国大陆贪官数量的九牛一毛。贪官意识自己罪行已经败露，而且有足够的出逃能力，才会想到要出逃，这是事实。没有败露的贪官有多少？没有出逃能力的贪官有多少？正在贪污的贪官有多少？
共产党在1949年之后的前三十年，是以“革命”的名义掠夺，掠夺到每个人都一无所有。后面三十年，是用“改革”的名义，以权力为核心，进行卑鄙的分赃，致使当今的中国走向了人类两极分化的新巅峰。以党内高官构成的特权家庭和世袭家庭，垄断了中国当今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话说回来，不是由财富的拥有者和经营者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而是由一群贪官污吏来强行代表，岂不可笑？
013、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热衷移民？
2010年针对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民营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海外或者有明确的移民意愿，该调查报告表示，由于大陆民营企业家对于移民问题颇为敏感，导致很多人态度不明朗，实际有移民意愿的人数可能多于这个调查结果。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移民的主流人群，由于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私人财富，也大多经历和人生的历练，对于未来的发展普遍有着长远的眼光。有一位民营企业老总在接受调查时是这样说的：“现在赚了钱的人，因为对环境的不满，对食品安全的忧虑，对教育的担忧，还有经济的不确定性。而更深层的原因大家不肯去说。相对于财富转移或者生意都转移，我倒觉得移民的主要目的还是身份的改变，以及取得一种因为身份改变而获得的一种相对安全感”。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2007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称，当前中国大陆移民人数达到 3500 万人，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移民群体。像浙江温州市750 万人口，就有 50 万人移民海外，这里面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家。再抛开象温州这样的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来说，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发现，身边的朋友们只要能赚到一些钱就想移民，如果自己不方便移民也会积极安排子女出国。为什么这么多民营企业家对移民海外情有独钟呢？
某汽车配件公司的王建生说，加拿大具备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等一系列优良条件，而且根据联合国二十个方面综合评估，加拿大在联合国160个国家中名列第一，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所以，从很多方面而言，加拿大都是发了财的企业家们最热衷的去向国。最重要的一点是，移民加拿大可以使他们在那里更好的生活，可以使他们的生意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04 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就曾称，“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非常弱的，为什么那么多有了一定资产的人都纷纷申办外国护照移民海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感到不安全。”也有其他专家分析说，民营企业家由于对财产所有权的继承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往往造成他们缺乏长久发展的信心。
综合分析，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热衷于移民海外，原因有以下：第一，中国大陆对私有财产的制度化保护欠缺，私人企业动辄被收购整合，私人房产动辄被野蛮拆迁。比如，全国各地的私人加油站被官僚企业强制收购；温州投资者在山西投资煤矿被强行收购，血本无归，等。第二，中国大陆的土地制度不利于企业发展，投资者难以置办恒产，无恒产即无恒心。众所周知，中国的市场赋予官营企业以特殊地位，民营企业无力与官僚企业竞争，它们只能从事一些相对落后和微利的产业，这些产业大多需要占用土地，但是中国大陆的土地政策只允许他们租用政府的土地，而政府的政策往往会变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的信用在民营企业家那里需要靠行贿来维系，这就增加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和成本。第三，中国社会不安定，企业家要不仅要应付社会闲杂的滋事，而且要应付各种政府部门和官僚们的骚扰。第四，民营企业如果不与官员合作就难以发展壮大，而发展壮大了，又容易成为社会腐败替罪羊。比如，房价居高不下，温家宝总理指责房地产商没有道德意识，就是一例。第五，中国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不但有毒食品难以禁绝，而且很多地方污染严重，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第六，中国的教育制度、福利制度和人文环境不利于后代生长。第七，从根本上说，中国缺少人权保护，政府和官员难以得到监督，人们争相奔往自由之地，这完全在清理之中。
014、为什么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在海外政治避难？
你听说过有美国人来中国寻求政治避难吗？你听说过日本人到世界各国寻求政治避难吗？你听说过法国人不远万里寻求政治避难吗？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民主国家是政治多元化社会，不会因为政治观点而迫害公民。
但是，自1949年以来有无数的中国大陆人在世界各国寻求政治避难，以逃避专制制度的迫害。据美国《侨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09年共有6109名中国人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占美国移民局批准外国人获庇护总数的28%。你们看，只一个年头，只一个美国，就有6109名中国大陆的人寻求政治避难。多年来，中国人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的数量一直名列榜首，基本上每年都占美国批准获庇护外国人总数的四分之一。2009年美国一共批准外国人庇护2万2千多人，是十年来最少的，但中国人获得庇护的数量有增无减，比2008年增加近700人。
究竟有多少人在世界各国政治避难，这在中国大陆也是个敏感的数字，具体人数我们难以得知。但是从美国一国的数字，我们可以推测，这个人数是庞大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在海外政治避难？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拒绝政治多元化，凡是不服从共产党领导的人都属于斗争对象或者防范对象，由此制造了诸多人权灾难。从1949年开始，共产党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导致中国大陆政治运动不断，镇反、土改、反右、集体化、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镇压“反革命暴乱”和打压信仰自由等，每一次都造成了一个被迫害者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有一部分人设法寻求政治避难。近几十年来，人权捍卫者和政治异议群体在暴力打压后纷纷流亡海外，这也是常态。
一句话，政治避难的根源在于人权灾难，在于专政制度。
015、为什么中国大陆普通人也纷纷移民海外？
贪官和贪官的家属们都知道往民主国家跑，赚了钱的企业家都知道往民主国家跑，政治异议人士不得不往民主国家跑，这说明民主国家具有适合人类生活的制度环境。有人权，人就能象人一样生活。有权人和有钱人能适应民主社会的生活，这已经被中国的移民群体所证明。那么当局所喋喋不休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特殊国情，就是普通中国人不适合自由民主的生活吗？
据北美《世界日报》报道，2009会计年度美国共发出113万818张绿卡。其中，中国大陆64238人、台湾8038人、香港2651人获永久居留权。此前的2008会计年度中国有80271人取得永久居留；而2007会计年度中国有76655人取得永久居留。国人移居海外的步伐的确在加快。据加拿大移民局数据，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而中国内地占了1000名左右。而在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庞大的群体，当年大约有20000人。有人计算的结果是：平均下来，中国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的精英人士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不仅仅是加拿大，近10年来，中国的高知人士、富裕人士纷纷入籍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美国、新西兰等国。，999年以后的10年间，中国内地有200万人合法获得了外国绿卡，其中获加拿大绿卡的超过40万人。
据教育部数据，2010年国内有近100万名学生放弃高考，其中出国留学者占21%。与此同时，被称为“美国高考”的SAT考试，每年的招生人数从2003年的一两百人，猛增到今年的1万多人。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有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虽然不断有当官的出面宣扬中国具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当官的都积极把子女家人送到民主国家，这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官场精神分裂症。只要有能力出走民主国家的中国人大多都想出走，大家从身边的熟人圈里可以发现，谁家有人在民主国家，家人都引以为豪。
中国人为何觉得“外面的世界精彩？”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有吸引力，业务拓展方便，社会保障完善，财富氛围更安全，这就就是答案。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持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护照意味着更大的方便和高度的国际化，这就是答案。连身在台湾的马英九先生在2011元旦文告中也曾自豪地说：“我们的护照即将在九十六个国家与地区通行无阻；我们的创新能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我们的年轻人在世界舞台表现亮丽，充满自信。”这就是答案。
016、中国大陆的官场腐败还有药可救吗？
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范围最广泛、危害最严重、影响最恶劣、形势最紧迫的，无疑就是腐败问题。这一点，正逐渐成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体制内体制外难得的共识。腐败已深入中国社会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发展蔓延，腐败如今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到每一个阶层，也影响到社会的每一步运作。在中国当前的种种社会问题中，腐败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可以说，腐败对当今的社会造成了罄竹难书的危害，是当今很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
权力的影子到哪里，哪里就有腐败。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的蔓延就是这样。起初，腐败先在党政机关中滋生，然后，又蔓延到立法、司法部门，以及教育、医疗、学术团体以至军队等等。同时，企业界的腐败问题也不断发展，并与党政机关的腐败结合起来，更加变本加厉。形势发展到今天，整个社会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无法避开腐败问题的影响。城管、消防、各种行业协会、民间团体，这些本来似乎没有多大权力的机构，也逐渐腐败起来；不少本来没有什么权力的人，也通过勾结、依附腐败的权力而分得利益。欺行霸市、横敲竖诈的“黑社会”尚且不说，就连水中打捞尸体这样的“业务”，也能看到权力腐败的影子！从贫富悬殊、发展不平衡，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从“三农问题”，到环境生态危机，从教育、医疗问题，到国企的管理和效益，从食品安全，到征地拆迁、民众上访等等，所有的中国式问题都与权力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于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有一种说法，认为腐败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经济进步到一定程度，腐败问题将会自动得到遏制，或者，至少可以先集中发展经济，将来再回头来解决腐败问题。现在投入很多精力去反腐败，不但事倍功半，而且会影响经济发展。但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事实上，腐败现象一旦孳生蔓延开来，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科技水平、劳工素质、外贸环境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比起来，由于腐败而引起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无法公平竞争、市场扭曲、消费畸形等等问题，对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腐败。无论在什么发展阶段，腐败都会对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在腐败之下的经济发展，常常是畸形的，也难于持久。无论在什么时候，反腐败都不能放松，更不能放纵。
人人腐败，遍地贪官，这是当今中国大陆官场特色。各省市或中基层官员的糜烂性腐败自不待言，根据中共审计局报告，所有49个中央部委，“全都有问题”，足见中国大陆官场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和高规格。国内网络上流行一个比方：如果让中国大陆大小官员排队，朝他们每人开一枪，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开一枪，肯定有漏网的。有人说民主国家也存在腐败，嗯，没错，但民主国家腐败官员的数量极少，比例极低。通常而言，在监督完善的民主国家，官场腐败率在5%以下；而在中国大陆，官场腐败率却在95%以上。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2004年发布报告，中国清廉指数仅为3、4分，与叙利亚并列世界第71名，属于重度腐败国家。
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许多，但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国家财富。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由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最终丧失政权。苏共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所谓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没有对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率”获得终身免疫力。相反，腐败现象的蔓延却是加速政权更替的催化剂。
排斥透明与公开、拒绝监督与制衡的一党专制制度，为官场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有限的资源朝权力倾斜，不断被“强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或者，越靠近权力越富，越远离权力越穷。可以断言：只要制度不改，人治不废，中国大陆官场的腐败就无可救药。现在连傻子都知道，问题就是体制问题。什么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就是制度问题。
017、中国大陆的官员们为什么拒绝财产公开？
俄罗斯从一党专政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后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国家公务员必须申报私人财产。据俄新网报道，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009年3月10日在俄罗斯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已经起草了要求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国家公务员每年申报个人收入的命令。所有国家官员，包括他自己，必须公开每年的收入、私有资产的数额，其中包括房产。梅德韦杰夫说，如果官员拒绝申报，拒绝提交要求提供的信息，那他将就会被解职。
为了有效防止政治腐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在努力促其在中国早日确立。2009 年的两会，这一制度设立与否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对此，官方也不乏口头上的积极回应。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安建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试点公务员财产申报。但是，中国大陆的各级官员对此是什么态度呢？在此次两会期间，《财经》网登了一篇记者手记。当记者询问某省一位高官“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以及“是否会提这样的建议或者议案”时，谁知道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这位高官的反问：“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私营）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据传，当一份中纪委起草的《建立财产公开制度的意见稿》摆在中国大陆的官员面前时，在一百八十八名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中，仅有六十余名签署接受此“意见稿”，其余的一百二十余名中央委员则拒绝“意见稿”，也就是反对公开财产。在一百五十八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八十三名拒绝签署，表示不接受此“意见稿”。可以说这一制度在上面得到了多数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否定！而在地方则100%抗拒公开财产。中纪委“意见稿”下达后，以广东、福建、上海、江苏、山东、浙江、河南、辽宁、黑龙江、山西等地方的抗拒最为激烈，有的甚至以“领导干部集体请辞”的风潮来威胁。对此现象，网友质问道：拒绝公开财产，还要不要脸了！正像有人说的：一个连自己的财产都不愿意公开，都不敢公开的官员，有什么资格在会议上作廉政报告？有什么资格反腐败？有什么资格执政？有什么资格自称是“人民公仆”？
中外各国的历史证明，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为代表的几项制度显然是反腐败的有效制度，但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官员为什么反对这些制度呢？第一，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是有政治风险的。在他们看来，任何政治改革常常容易加速政权的丧失，这样的例子在当今世界不胜枚举。如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实行的金融实名制，导致两位前总统的身败名裂和自身的垮台；意大利、日本的反腐举措使得政府内阁象走马灯似地频繁更迭等。第二，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是有经济风险的。家庭财产申报制、金融实名制等制度的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出台，使腐败成为一种“风险极大”而“收效甚微”的事情，使原有巨额的腐败资金成为“烫手山芋”。 为了拒绝财产公开，甚至有官员说：“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必然想方设法掩盖事实、转移财产，势必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民经济由此面临重大风险。”第三，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是有社会风险的。历史上许多动乱最初都是以反腐败的名义发动的。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将使执政党的公信力面临巨大的考验，容易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骚乱，造成执政基础动摇。
尽管反对财产公开的理由很多，听着也很可怕，但是人们都不是傻子，他们不会被这些理由所欺骗，有网友骂道：“拒绝公开财产，不仅是公开的不要脸，也是公开与人民和国家为敌。这些不要脸的，面对大是大非，你们这些理由算个屁啊！”
公开官员财产是现代民主国家通行的一种成熟而有效的反腐败制度，在建立官民互信方面也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实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改革多年来举步维艰，反腐败越反越腐败，官民冲突对立日益公开化、普遍化！而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真正实施之，也许正是官方向民间表达善意的第一步。
018、中国人民背负的行政负担有多重？
这些年考公务员的人数不断大增，如过江之鲫，其要害不是做公务员可以为老百姓谋取更多的福利，而是可以分得更多的民脂民膏。中国官员数量到底有多少？目前好像没有公开的数字。但众所周知，教育昂贵，医疗昂贵，住房昂贵，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在这“三座大山”之上，还有更大的“大山”，其重量，超过“三座大山”的总和。那便是：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所构成的特权集团。据公开资料，当今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例，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1比26。目前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例，比清末高出35倍；比西汉高出306倍！也就是说，被称为“剥削社会”的西汉，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国人养活一个拒绝公开其财产的官员。
“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在这类口号下，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国”。上到中央，下到基层，所有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连军队、公检法、企业、以至于大中小学都不例外。比如，除了省长，还有省委书记；除了局长，还有局党委书记；除了法院院长，还有院党委书记；除了厂长，还有厂党委书记；除了校长，还有校党委书记；除了师长，还有政委；除了连长，还有指导员……至于团委、团委书记、团支书，等等，更是多如群虱。仅为养活这党政“两套班子”，中国民众就要承受相当于他国民众两倍的负担！但是，也不仅仅是这两套班子，政协系统也依靠纳税人养活。世界各国大多都不会用财政收入养活艺术家、作家和社科人员一类，唯独专制政府出于歌功颂德的需要大面积养活他们。
另外，世界上的主流国家普遍采用三级行政，而中国为了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采用了五级行政。关于五级行政，一说是针对干部管理：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县处级、乡科级，即平常大家所说的“国、部、司、处、科”五级；另一说是针对行政管理：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其实，五级行政的说法也是缩水的说法，因为居委会一级和村一级表面上是自治组织，其实担负者基层管理职能。哪个村民敢说村委会主任不是官员？同样的行政级别，对比中外也可以发现中国官员数量多于别国。韩国的乡一级机构，平均只有5名官员，而中国的乡一级机构，平均却有高达30至40名官员！那么一个县又有多少官员呢？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市级行政是违宪的，根据中国大陆宪法，省下面就是县，没有中间的市。
我们先看看一个县有多少权力机构吧。一，县党委、县人大、县政协、县检察院、县法院、县党委办公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经济委员会、县教育局、县科学技术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县公安局、县监察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人事局、县旅游局、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国土资源局、县规划局、县建设局、县市政管理委员会、县交通局、县粮食局、县商务局、县文化局、县卫生局、县人口与计生委、县审计局、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县地方税务局、县国家税务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环境保护局、县水利局、县工业促进局、县农业局、县广播电视局、县新闻出版局、县文物局、县体育局、县统计局、县物价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县信访局、县人民政府研究室 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县林业局、县信息产业局、县老龄委、县行政服务中心、县招商局、县房产管理局、县外事侨务旅游局、县水产局、县知识产权局、县纪委监察局、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政法委员会、县委政研室、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县国家保密局、县委统战部、县委党校、县地震局、县中医管理局、县路政局、县乡镇企业局、县运输管理局、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县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县公安局公、交通管理局、县城县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县老干部局、县政府采购办公室、县监狱管理局、 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外宣办）、县人民政府参事室、县档案局（馆）、县版权局、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县政府口岸办公室、县农业机械管理局、县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局、县妇联、中国贸促会分会、县残疾人联合会、县海外联谊会、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县科协、共青团市委、县总工会、县消费者委员会、县摄影家协会、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工商业联合会、县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县志愿者协会、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县委县政府招待办、县墙体材料革新办公室、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县招投标中心、县经济信息中心、县投资管理中心、县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县气象局、县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县通信管理局、县投资促进局、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县医疗保险局、县无线电管理局、县勘察设计研究院、县人才市场、县图书馆、县公路总段、县中心血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县高级中学、县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县教学仪器供应（管理）站（办），县医疗卫生用品供应管理办（中心）、县采购办、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县台办、县招商局、县邮政（通信）管理局（政府机关，不同于邮政、电信等国企）、县监察室、县体育局、县体委、县普教室、县编委、县史研究室、县职教中心（办）、县德育办、县未保办、县电教中心、县初招办、县中招办、县高招办、县自考办、县防雷办、县园林局、县文联、县退安办、县妇联、县残联、县精神文明办、县拆迁办、县民委、县工商联、县共青团委、县民革、县农公党委、县民盟、县致公党委、县民建、县民进、县九三学社、县台盟、县黄埔同学会（这些都是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党政机关哦、可不是什么社会团体）、县经贸委、县经济委员会，县生产力促进委、县粮食局、县物价局、县房管局、县农机所、县工业局、县轻工业局、县二轻工业局、县机械工业局、县化工局、县电子工业局（很多县根本就没有化工等产业却设这些部门）、县电力局、县高新技术产业局、县供销社（行政事业单位，不是80年代那种企业性质的供销社)、县工联社、县路政中心、县交通局、县路政执法局、县公路管理局、县海事局、县外事局、县台商联谊会（很多设这个部门的县连半个台商也没有）、县水产局、县农科所、县畜牧局、县驻地级市办、县驻省会办、县驻京办、县水利局、县水电管理局、县科技局、县科委、县外商服务中心、县国际交流中心、县教科所、县干部培训中心、县教师进修中心、县成教处、县再教中心、县科研所、县儿教中心、县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县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县出国留学管理中心、县危险品管理局、县党史研究室、县车管所、县渔政局、县文化局、县农业局、县林业局、县审计局、县建设局、县农委、县人民武装部、县屠宰管理办公室、县卫生执法所、县城管大队、县社保局、县地病办、县教育局 、县档案局。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县没有以上部分部门，但大部分都有，而且很多部门在正式编制之外有依靠罚没款养活了很多编外官员。
因为一个小小的县就有如此之多的权力部门，所以有很多人甚至不相信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例是1比26，他们认为更高。有网友根据国新办发表了《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推算出“2009年中国官员的数量竟然相当于加拿大全国人口的总和”！白皮书里是这样描绘的，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根据此段话里透露出的数据，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的具体答案是：截止去年为止，中国官员的总人数约为2146万，按照官员与普通公务员1：5的换算关系来看的话，保守估计中国普通公务员的总人数应为1.1亿。二者相加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目前享受“吃皇粮”待遇的总人数大约为1.3亿，换句话说，也就是平均每10个中国百姓要养活一个官员和公务人员。据统计，中国的财政收入2009年为6万亿，如果是按官方所说，政府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5%，每年将有1.5万亿元被官员和公务员所合法消耗，那么非法的又有多少？
中国大陆供养的官员如此之多，又反过来说明中国的政府部门多如牛毛，政府部门多又意味着各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重叠、交叉的现象。其实，官多也罢，吃皇粮的人多也罢，如果中国大陆的官员，不说全部，只要其中绝大部分的官员能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话，那国人或许能够接受。但事与愿违，现实情况是贪腐成风，昏官遍地。
019、中国大陆的三公消费知多少？
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这些被称为“三公消费”，“三公消费”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贪污受贿、贪赃枉法那么危害深重，但是，“三公消费”却更普遍，无论是对官员，还是对社会、对人民所造成的影响都很坏，败坏政风民风。事实上，中国三公消费的数额以及它占国家行政开支的比例，一向是神秘数字。直到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间接透露说，“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国的三公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占行政支出三分之一。”舆论界为之 哗然。 对此说法，中国大陆官方既没有确认，也不曾公开辟谣。最终，每年9000亿的三公消费在大众激烈议论、批评了一番以后，不了了之。
三公消费的逐年增加，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虽然每年的三公消费9000亿人民币的说法还有待考证，但每个人平日耳濡目染，眼见公家人大吃大喝，公车一辆又一辆，又多又好，甚至还要长期占用企业的车。哪怕一个县级单位，公款出国考察，也成了单位的福利，但凡是个干部，就可以拖家带口出去走一圈，甚至两圈，三圈。所以，人们如果有怀疑，恐怕只会相信这个数字被严重低估了。
纵观中国大陆的官场，大部分官员都认为，只要不偷不拿，吃吃喝喝没什么，更有甚者，不吃不白吃，吃了也白吃；当官就得配车，而且还要配好车、用豪华车，并且把公车当作自己家的一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出国考察学习，那也是公务，当然不能花自己的钱，至于是真考察还是假考察、真学习还是假学习，只有天知道。凡此种种，一切花公家的、一切用公家的，似乎在某些官员那儿成了天经地义的。
提到三公消费，有些官员往往拿政府效率说事。言外之意，如果限制了三公消费，就会减低政 府的效率，好些该办的事就办不了了。其实，现在的三公消费，跟政府的公干，关系不大。很多国家没有什么公车，但人家办事的效率反而比我们高。某年北京开中非论坛，一下子把公车停了大半，好像北京的公务一点也没有耽误。至于公款吃喝的招待费，不仅不能提高政府效率，政府的效率，反而会在这送往迎来，胡吃海塞 中大幅度降低。一个基层的县的地方负责官员，每天花在吃喝上的时间，至少占一半以上。一顿饭，得走好几个场子。这样的场景，怎么谈得上效率？而公款出国考察，每年呜呜泱泱地出去那么多人，国外的先进经验一点都没学来，自家该怎么胡来，就怎样胡来，除了让众官员饱了饱眼福，政府效率根本无从谈起。
中国大陆的官员太多，这自然预示着吃皇粮的人就多，2146万名官员除了享受高收入、公费医疗、福利房等优厚待遇以外，还每年耗费9000亿元用于三公消费，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众多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及福利费用，也就造成了中国每年的政府行政开支都占到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5%以上，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各国8%的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供养成本，不但增加了了民众的负担，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每年的财政预算就那么多，大约六万多亿左右吧，如果你将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都用在官员和公务员的身上了，那花在经济建设和民生上的钱势必就会相应的减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上面对于三公消费的泛滥性增长，也屡屡提出治理方案，单就一个公款吃喝，就提出过无数的限制措施。但最终是越限制，越泛滥。有令不遵，有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还是一个不受限制的政府。所有的限制，只来自上 级，而上级跟下级原本就是一个体系，自己的刀砍不下自己刀柄。没有切实制约的权力，必然是个无限扩权的权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扩权的同时，自然会增加自己的福利，否则扩权干嘛？（张鸣语）
针对三公消费泛滥的情况，2010年3月10日上午政协的大会发言中，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张化本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不尽如人意，普遍存在公民知道或容易知道的就公开，公民不知道或不容易知道的就不公开的现象。
2010年2月27日下午15时，温家宝总理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 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回答手机尾号8128提问“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为什么管不住？治理三公消费真的那么难吗？”，温家宝总理态度坚决地说：“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 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未完待续）
每当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中国富豪榜，人们不久就发现，这些树大招风的人物，纷纷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先富起来，等于先捕起来。在这个长长的囚犯榜上，挤满了名列前茅的富豪：牟其中，杨斌，袁宝璟，周正毅，禹作敏，刘晓庆，李经纬，胡志标，陈凯等等，还没有算上那些亡命天涯的，如仰融、赖昌星等。中国富豪榜，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囚犯榜。
1989年，一个鼎鼎大名的富豪，责备学生“太过份”，“耽误”了他“做生意”，因而“支持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此人就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牟其中。1999年，牟其中以“诈骗罪”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正是他当年举双手支持的那个政府，10年后又把他送进了监狱。人治与法治当然不同，要害就在这里：政策变来变去，今天你是合法的，明天你就是非法的。自以为精明的“牟其中们”，竟不明白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浅显的道理：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没有健全的民主与法治，就没有发财致富的长远保障。
的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将一干贪官与奸商培植成“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尤其“三个代表”理论出笼后，官商合谋，沆瀣一气，携手致富，更形登峰造极。然而，政策一变，权争一起，他们顿时沦为牺牲品。“牟其中们”的致富模式，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权力经济，外加假，大，空，骗。“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赚钱。”是他们的不二信条，对此，他们颇为自得，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人”、“精明得了不得。”中国富豪们的下场证明，在缺少民主和法治的环境里，所有发家致富都不过是黄梁一梦，所有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清人宋翔凤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中国各地保留下来的旧院落，都是过去的有钱人家留下来的。但是研究者发现，它们基本都是过去的官员退休回来购置的，或者是生意人有官僚背景巧取而来的，几乎没有勤劳致富得来的。毛泽东说的也比较准确，中国的地主都是“官僚地主”，在“地主”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官僚”。毛泽东在1949年开始对中国进行改造，邓小平等人又进行了“改造之改造”。到现在六十年了，中国的有钱人是哪些人呢？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有钱人富有的原因，两千年来基本没什么变化。——他们之所以“富贵”，因为他们有“特权”。
在当今中国，绝大部分发家致富的富豪其实也都是“官僚富豪”，他们的财富积累显然经过自己辛苦打拼，但也是与权力进行交换的结果。时至今日，在街头做个小生意都要层层行贿，又有哪个房地产商敢说自己不行贿？几乎所有的金钱都沾有特权的肮脏，牟其中、杨斌、袁宝璟、周正毅、禹作敏、刘晓庆、李经纬、胡志标、陈凯、仰融和赖昌星等，他们之所以成为阶下囚都是因为分赃不均而被权力出卖，这是他们的宿命。当市场依靠权力才能运转的时候，市场上的经营者都是不干净的，也是不安全的。这就是中国富豪接二连三锒铛入狱的原因。
但是，他们并不是中国真正的大富豪，真正的大富豪是他们的后台老板，是那些特权集团里的人。2011年，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已被停职审查，仅查出来的结果，他就贪污了28亿美，折合人民币200亿左右，而他的夫人和孩子都在美国居住。这还不算，很快张曙光的后台铁道部长刘志军也中枪落马，据查，他贪污了8亿，养着数十个情妇。那么，张曙光和刘志军是中国最富有的官僚吗？绝对不是。电视上有报道，只要愿意贪污，一个小科长都能贪污一亿，那局长、县长、市长、省长……就更不在话下了。
012、中国外逃贪官的数量知多少？
迄今为止我国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5月24日报道，据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 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京华时报》在2010年1月11日《继续当头棒喝外逃贪官》一文中称，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近20000贪官外逃，携带金额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专项资金等。再早，多家媒体报道称，仅2003年上半年，就有8000名贪官外逃。
仅就有限披露的个案来看，贪官外逃的情况也已经非常严重。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伙同许超凡、许国俊贪污4.82亿美元，2004年被押解回国。2003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杨秀珠涉案金额高达2.532亿元，案发后与女儿、女婿、外孙女一家四口，逃往美国。2005年前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汇往境外的资金达两亿元，在接到法院通知后，于2005年1月3日出逃至加拿大。2006年福建省原工商局长周金伙涉案金额过亿，当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周金伙留下信件，在被双规前出逃，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那么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贪官外逃，这显然是一个不利于“维稳”的隐秘数字，所以官方一直没有予以确认。但是官方不确认，并不能掩盖民间的质疑。不管是哪一个数字都足以证明，外逃贪官已成国家肌体上巨大的吸血蛀虫，为百姓深恶痛绝。他们席卷走的巨额资产，与我国一年的财政性教育资金投入 大体相当。如果按照这些数字的上限算，甚至直逼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贪婪吸金的外逃贪官们，造成的大大小小官场“地震”，口径不同、调查机构不同而出现反差颇为悬殊的贪官外逃数字，就说明对这一现象的调查统计还不够科学严密，不够公开透明。如果我们连“蛀虫”的数量都没弄清楚，灭“虫”又如何做到？
统计标准、统计口径设置不同等因素，中国大陆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但从以往披露情况分析，显然不会是一个小数目。外逃贪官总共有4000也罢，总共有20000也罢，或者每年就有8000也罢。这些数字在民间分析家看来都是缩水的数字，远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其实，外逃贪官只是中国大陆贪官数量的九牛一毛。贪官意识自己罪行已经败露，而且有足够的出逃能力，才会想到要出逃，这是事实。没有败露的贪官有多少？没有出逃能力的贪官有多少？正在贪污的贪官有多少？
共产党在1949年之后的前三十年，是以“革命”的名义掠夺，掠夺到每个人都一无所有。后面三十年，是用“改革”的名义，以权力为核心，进行卑鄙的分赃，致使当今的中国走向了人类两极分化的新巅峰。以党内高官构成的特权家庭和世袭家庭，垄断了中国当今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话说回来，不是由财富的拥有者和经营者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而是由一群贪官污吏来强行代表，岂不可笑？
013、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热衷移民？
2010年针对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民营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海外或者有明确的移民意愿，该调查报告表示，由于大陆民营企业家对于移民问题颇为敏感，导致很多人态度不明朗，实际有移民意愿的人数可能多于这个调查结果。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移民的主流人群，由于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私人财富，也大多经历和人生的历练，对于未来的发展普遍有着长远的眼光。有一位民营企业老总在接受调查时是这样说的：“现在赚了钱的人，因为对环境的不满，对食品安全的忧虑，对教育的担忧，还有经济的不确定性。而更深层的原因大家不肯去说。相对于财富转移或者生意都转移，我倒觉得移民的主要目的还是身份的改变，以及取得一种因为身份改变而获得的一种相对安全感”。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2007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称，当前中国大陆移民人数达到 3500 万人，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移民群体。像浙江温州市750 万人口，就有 50 万人移民海外，这里面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家。再抛开象温州这样的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来说，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发现，身边的朋友们只要能赚到一些钱就想移民，如果自己不方便移民也会积极安排子女出国。为什么这么多民营企业家对移民海外情有独钟呢？
某汽车配件公司的王建生说，加拿大具备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等一系列优良条件，而且根据联合国二十个方面综合评估，加拿大在联合国160个国家中名列第一，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所以，从很多方面而言，加拿大都是发了财的企业家们最热衷的去向国。最重要的一点是，移民加拿大可以使他们在那里更好的生活，可以使他们的生意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04 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就曾称，“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非常弱的，为什么那么多有了一定资产的人都纷纷申办外国护照移民海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感到不安全。”也有其他专家分析说，民营企业家由于对财产所有权的继承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往往造成他们缺乏长久发展的信心。
综合分析，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热衷于移民海外，原因有以下：第一，中国大陆对私有财产的制度化保护欠缺，私人企业动辄被收购整合，私人房产动辄被野蛮拆迁。比如，全国各地的私人加油站被官僚企业强制收购；温州投资者在山西投资煤矿被强行收购，血本无归，等。第二，中国大陆的土地制度不利于企业发展，投资者难以置办恒产，无恒产即无恒心。众所周知，中国的市场赋予官营企业以特殊地位，民营企业无力与官僚企业竞争，它们只能从事一些相对落后和微利的产业，这些产业大多需要占用土地，但是中国大陆的土地政策只允许他们租用政府的土地，而政府的政策往往会变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的信用在民营企业家那里需要靠行贿来维系，这就增加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和成本。第三，中国社会不安定，企业家要不仅要应付社会闲杂的滋事，而且要应付各种政府部门和官僚们的骚扰。第四，民营企业如果不与官员合作就难以发展壮大，而发展壮大了，又容易成为社会腐败替罪羊。比如，房价居高不下，温家宝总理指责房地产商没有道德意识，就是一例。第五，中国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不但有毒食品难以禁绝，而且很多地方污染严重，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第六，中国的教育制度、福利制度和人文环境不利于后代生长。第七，从根本上说，中国缺少人权保护，政府和官员难以得到监督，人们争相奔往自由之地，这完全在清理之中。
014、为什么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在海外政治避难？
你听说过有美国人来中国寻求政治避难吗？你听说过日本人到世界各国寻求政治避难吗？你听说过法国人不远万里寻求政治避难吗？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民主国家是政治多元化社会，不会因为政治观点而迫害公民。
但是，自1949年以来有无数的中国大陆人在世界各国寻求政治避难，以逃避专制制度的迫害。据美国《侨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09年共有6109名中国人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占美国移民局批准外国人获庇护总数的28%。你们看，只一个年头，只一个美国，就有6109名中国大陆的人寻求政治避难。多年来，中国人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的数量一直名列榜首，基本上每年都占美国批准获庇护外国人总数的四分之一。2009年美国一共批准外国人庇护2万2千多人，是十年来最少的，但中国人获得庇护的数量有增无减，比2008年增加近700人。
究竟有多少人在世界各国政治避难，这在中国大陆也是个敏感的数字，具体人数我们难以得知。但是从美国一国的数字，我们可以推测，这个人数是庞大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在海外政治避难？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拒绝政治多元化，凡是不服从共产党领导的人都属于斗争对象或者防范对象，由此制造了诸多人权灾难。从1949年开始，共产党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导致中国大陆政治运动不断，镇反、土改、反右、集体化、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镇压“反革命暴乱”和打压信仰自由等，每一次都造成了一个被迫害者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有一部分人设法寻求政治避难。近几十年来，人权捍卫者和政治异议群体在暴力打压后纷纷流亡海外，这也是常态。
一句话，政治避难的根源在于人权灾难，在于专政制度。
015、为什么中国大陆普通人也纷纷移民海外？
贪官和贪官的家属们都知道往民主国家跑，赚了钱的企业家都知道往民主国家跑，政治异议人士不得不往民主国家跑，这说明民主国家具有适合人类生活的制度环境。有人权，人就能象人一样生活。有权人和有钱人能适应民主社会的生活，这已经被中国的移民群体所证明。那么当局所喋喋不休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特殊国情，就是普通中国人不适合自由民主的生活吗？
据北美《世界日报》报道，2009会计年度美国共发出113万818张绿卡。其中，中国大陆64238人、台湾8038人、香港2651人获永久居留权。此前的2008会计年度中国有80271人取得永久居留；而2007会计年度中国有76655人取得永久居留。国人移居海外的步伐的确在加快。据加拿大移民局数据，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而中国内地占了1000名左右。而在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庞大的群体，当年大约有20000人。有人计算的结果是：平均下来，中国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的精英人士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不仅仅是加拿大，近10年来，中国的高知人士、富裕人士纷纷入籍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美国、新西兰等国。，999年以后的10年间，中国内地有200万人合法获得了外国绿卡，其中获加拿大绿卡的超过40万人。
据教育部数据，2010年国内有近100万名学生放弃高考，其中出国留学者占21%。与此同时，被称为“美国高考”的SAT考试，每年的招生人数从2003年的一两百人，猛增到今年的1万多人。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有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虽然不断有当官的出面宣扬中国具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当官的都积极把子女家人送到民主国家，这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官场精神分裂症。只要有能力出走民主国家的中国人大多都想出走，大家从身边的熟人圈里可以发现，谁家有人在民主国家，家人都引以为豪。
中国人为何觉得“外面的世界精彩？”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有吸引力，业务拓展方便，社会保障完善，财富氛围更安全，这就就是答案。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持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护照意味着更大的方便和高度的国际化，这就是答案。连身在台湾的马英九先生在2011元旦文告中也曾自豪地说：“我们的护照即将在九十六个国家与地区通行无阻；我们的创新能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我们的年轻人在世界舞台表现亮丽，充满自信。”这就是答案。
016、中国大陆的官场腐败还有药可救吗？
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范围最广泛、危害最严重、影响最恶劣、形势最紧迫的，无疑就是腐败问题。这一点，正逐渐成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体制内体制外难得的共识。腐败已深入中国社会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发展蔓延，腐败如今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到每一个阶层，也影响到社会的每一步运作。在中国当前的种种社会问题中，腐败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可以说，腐败对当今的社会造成了罄竹难书的危害，是当今很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
权力的影子到哪里，哪里就有腐败。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的蔓延就是这样。起初，腐败先在党政机关中滋生，然后，又蔓延到立法、司法部门，以及教育、医疗、学术团体以至军队等等。同时，企业界的腐败问题也不断发展，并与党政机关的腐败结合起来，更加变本加厉。形势发展到今天，整个社会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无法避开腐败问题的影响。城管、消防、各种行业协会、民间团体，这些本来似乎没有多大权力的机构，也逐渐腐败起来；不少本来没有什么权力的人，也通过勾结、依附腐败的权力而分得利益。欺行霸市、横敲竖诈的“黑社会”尚且不说，就连水中打捞尸体这样的“业务”，也能看到权力腐败的影子！从贫富悬殊、发展不平衡，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从“三农问题”，到环境生态危机，从教育、医疗问题，到国企的管理和效益，从食品安全，到征地拆迁、民众上访等等，所有的中国式问题都与权力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于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有一种说法，认为腐败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经济进步到一定程度，腐败问题将会自动得到遏制，或者，至少可以先集中发展经济，将来再回头来解决腐败问题。现在投入很多精力去反腐败，不但事倍功半，而且会影响经济发展。但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事实上，腐败现象一旦孳生蔓延开来，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科技水平、劳工素质、外贸环境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比起来，由于腐败而引起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无法公平竞争、市场扭曲、消费畸形等等问题，对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腐败。无论在什么发展阶段，腐败都会对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在腐败之下的经济发展，常常是畸形的，也难于持久。无论在什么时候，反腐败都不能放松，更不能放纵。
人人腐败，遍地贪官，这是当今中国大陆官场特色。各省市或中基层官员的糜烂性腐败自不待言，根据中共审计局报告，所有49个中央部委，“全都有问题”，足见中国大陆官场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和高规格。国内网络上流行一个比方：如果让中国大陆大小官员排队，朝他们每人开一枪，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开一枪，肯定有漏网的。有人说民主国家也存在腐败，嗯，没错，但民主国家腐败官员的数量极少，比例极低。通常而言，在监督完善的民主国家，官场腐败率在5%以下；而在中国大陆，官场腐败率却在95%以上。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2004年发布报告，中国清廉指数仅为3、4分，与叙利亚并列世界第71名，属于重度腐败国家。
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许多，但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国家财富。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由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最终丧失政权。苏共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所谓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没有对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率”获得终身免疫力。相反，腐败现象的蔓延却是加速政权更替的催化剂。
排斥透明与公开、拒绝监督与制衡的一党专制制度，为官场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有限的资源朝权力倾斜，不断被“强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或者，越靠近权力越富，越远离权力越穷。可以断言：只要制度不改，人治不废，中国大陆官场的腐败就无可救药。现在连傻子都知道，问题就是体制问题。什么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就是制度问题。
017、中国大陆的官员们为什么拒绝财产公开？
俄罗斯从一党专政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后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国家公务员必须申报私人财产。据俄新网报道，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009年3月10日在俄罗斯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已经起草了要求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国家公务员每年申报个人收入的命令。所有国家官员，包括他自己，必须公开每年的收入、私有资产的数额，其中包括房产。梅德韦杰夫说，如果官员拒绝申报，拒绝提交要求提供的信息，那他将就会被解职。
为了有效防止政治腐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在努力促其在中国早日确立。2009 年的两会，这一制度设立与否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对此，官方也不乏口头上的积极回应。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安建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试点公务员财产申报。但是，中国大陆的各级官员对此是什么态度呢？在此次两会期间，《财经》网登了一篇记者手记。当记者询问某省一位高官“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以及“是否会提这样的建议或者议案”时，谁知道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这位高官的反问：“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私营）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据传，当一份中纪委起草的《建立财产公开制度的意见稿》摆在中国大陆的官员面前时，在一百八十八名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中，仅有六十余名签署接受此“意见稿”，其余的一百二十余名中央委员则拒绝“意见稿”，也就是反对公开财产。在一百五十八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八十三名拒绝签署，表示不接受此“意见稿”。可以说这一制度在上面得到了多数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否定！而在地方则100%抗拒公开财产。中纪委“意见稿”下达后，以广东、福建、上海、江苏、山东、浙江、河南、辽宁、黑龙江、山西等地方的抗拒最为激烈，有的甚至以“领导干部集体请辞”的风潮来威胁。对此现象，网友质问道：拒绝公开财产，还要不要脸了！正像有人说的：一个连自己的财产都不愿意公开，都不敢公开的官员，有什么资格在会议上作廉政报告？有什么资格反腐败？有什么资格执政？有什么资格自称是“人民公仆”？
中外各国的历史证明，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为代表的几项制度显然是反腐败的有效制度，但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官员为什么反对这些制度呢？第一，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是有政治风险的。在他们看来，任何政治改革常常容易加速政权的丧失，这样的例子在当今世界不胜枚举。如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实行的金融实名制，导致两位前总统的身败名裂和自身的垮台；意大利、日本的反腐举措使得政府内阁象走马灯似地频繁更迭等。第二，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是有经济风险的。家庭财产申报制、金融实名制等制度的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出台，使腐败成为一种“风险极大”而“收效甚微”的事情，使原有巨额的腐败资金成为“烫手山芋”。 为了拒绝财产公开，甚至有官员说：“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必然想方设法掩盖事实、转移财产，势必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民经济由此面临重大风险。”第三，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是有社会风险的。历史上许多动乱最初都是以反腐败的名义发动的。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将使执政党的公信力面临巨大的考验，容易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骚乱，造成执政基础动摇。
尽管反对财产公开的理由很多，听着也很可怕，但是人们都不是傻子，他们不会被这些理由所欺骗，有网友骂道：“拒绝公开财产，不仅是公开的不要脸，也是公开与人民和国家为敌。这些不要脸的，面对大是大非，你们这些理由算个屁啊！”
公开官员财产是现代民主国家通行的一种成熟而有效的反腐败制度，在建立官民互信方面也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实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改革多年来举步维艰，反腐败越反越腐败，官民冲突对立日益公开化、普遍化！而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真正实施之，也许正是官方向民间表达善意的第一步。
018、中国人民背负的行政负担有多重？
这些年考公务员的人数不断大增，如过江之鲫，其要害不是做公务员可以为老百姓谋取更多的福利，而是可以分得更多的民脂民膏。中国官员数量到底有多少？目前好像没有公开的数字。但众所周知，教育昂贵，医疗昂贵，住房昂贵，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在这“三座大山”之上，还有更大的“大山”，其重量，超过“三座大山”的总和。那便是：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所构成的特权集团。据公开资料，当今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例，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1比26。目前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例，比清末高出35倍；比西汉高出306倍！也就是说，被称为“剥削社会”的西汉，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国人养活一个拒绝公开其财产的官员。
“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在这类口号下，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国”。上到中央，下到基层，所有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连军队、公检法、企业、以至于大中小学都不例外。比如，除了省长，还有省委书记；除了局长，还有局党委书记；除了法院院长，还有院党委书记；除了厂长，还有厂党委书记；除了校长，还有校党委书记；除了师长，还有政委；除了连长，还有指导员……至于团委、团委书记、团支书，等等，更是多如群虱。仅为养活这党政“两套班子”，中国民众就要承受相当于他国民众两倍的负担！但是，也不仅仅是这两套班子，政协系统也依靠纳税人养活。世界各国大多都不会用财政收入养活艺术家、作家和社科人员一类，唯独专制政府出于歌功颂德的需要大面积养活他们。
另外，世界上的主流国家普遍采用三级行政，而中国为了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采用了五级行政。关于五级行政，一说是针对干部管理：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县处级、乡科级，即平常大家所说的“国、部、司、处、科”五级；另一说是针对行政管理：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其实，五级行政的说法也是缩水的说法，因为居委会一级和村一级表面上是自治组织，其实担负者基层管理职能。哪个村民敢说村委会主任不是官员？同样的行政级别，对比中外也可以发现中国官员数量多于别国。韩国的乡一级机构，平均只有5名官员，而中国的乡一级机构，平均却有高达30至40名官员！那么一个县又有多少官员呢？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市级行政是违宪的，根据中国大陆宪法，省下面就是县，没有中间的市。
我们先看看一个县有多少权力机构吧。一，县党委、县人大、县政协、县检察院、县法院、县党委办公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经济委员会、县教育局、县科学技术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县公安局、县监察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人事局、县旅游局、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国土资源局、县规划局、县建设局、县市政管理委员会、县交通局、县粮食局、县商务局、县文化局、县卫生局、县人口与计生委、县审计局、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县地方税务局、县国家税务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环境保护局、县水利局、县工业促进局、县农业局、县广播电视局、县新闻出版局、县文物局、县体育局、县统计局、县物价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县信访局、县人民政府研究室 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县林业局、县信息产业局、县老龄委、县行政服务中心、县招商局、县房产管理局、县外事侨务旅游局、县水产局、县知识产权局、县纪委监察局、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政法委员会、县委政研室、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县国家保密局、县委统战部、县委党校、县地震局、县中医管理局、县路政局、县乡镇企业局、县运输管理局、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县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县公安局公、交通管理局、县城县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县老干部局、县政府采购办公室、县监狱管理局、 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外宣办）、县人民政府参事室、县档案局（馆）、县版权局、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县政府口岸办公室、县农业机械管理局、县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局、县妇联、中国贸促会分会、县残疾人联合会、县海外联谊会、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县科协、共青团市委、县总工会、县消费者委员会、县摄影家协会、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工商业联合会、县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县志愿者协会、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县委县政府招待办、县墙体材料革新办公室、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县招投标中心、县经济信息中心、县投资管理中心、县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县气象局、县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县通信管理局、县投资促进局、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县医疗保险局、县无线电管理局、县勘察设计研究院、县人才市场、县图书馆、县公路总段、县中心血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县高级中学、县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县教学仪器供应（管理）站（办），县医疗卫生用品供应管理办（中心）、县采购办、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县台办、县招商局、县邮政（通信）管理局（政府机关，不同于邮政、电信等国企）、县监察室、县体育局、县体委、县普教室、县编委、县史研究室、县职教中心（办）、县德育办、县未保办、县电教中心、县初招办、县中招办、县高招办、县自考办、县防雷办、县园林局、县文联、县退安办、县妇联、县残联、县精神文明办、县拆迁办、县民委、县工商联、县共青团委、县民革、县农公党委、县民盟、县致公党委、县民建、县民进、县九三学社、县台盟、县黄埔同学会（这些都是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党政机关哦、可不是什么社会团体）、县经贸委、县经济委员会，县生产力促进委、县粮食局、县物价局、县房管局、县农机所、县工业局、县轻工业局、县二轻工业局、县机械工业局、县化工局、县电子工业局（很多县根本就没有化工等产业却设这些部门）、县电力局、县高新技术产业局、县供销社（行政事业单位，不是80年代那种企业性质的供销社)、县工联社、县路政中心、县交通局、县路政执法局、县公路管理局、县海事局、县外事局、县台商联谊会（很多设这个部门的县连半个台商也没有）、县水产局、县农科所、县畜牧局、县驻地级市办、县驻省会办、县驻京办、县水利局、县水电管理局、县科技局、县科委、县外商服务中心、县国际交流中心、县教科所、县干部培训中心、县教师进修中心、县成教处、县再教中心、县科研所、县儿教中心、县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县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县出国留学管理中心、县危险品管理局、县党史研究室、县车管所、县渔政局、县文化局、县农业局、县林业局、县审计局、县建设局、县农委、县人民武装部、县屠宰管理办公室、县卫生执法所、县城管大队、县社保局、县地病办、县教育局 、县档案局。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县没有以上部分部门，但大部分都有，而且很多部门在正式编制之外有依靠罚没款养活了很多编外官员。
因为一个小小的县就有如此之多的权力部门，所以有很多人甚至不相信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例是1比26，他们认为更高。有网友根据国新办发表了《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推算出“2009年中国官员的数量竟然相当于加拿大全国人口的总和”！白皮书里是这样描绘的，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根据此段话里透露出的数据，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的具体答案是：截止去年为止，中国官员的总人数约为2146万，按照官员与普通公务员1：5的换算关系来看的话，保守估计中国普通公务员的总人数应为1.1亿。二者相加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目前享受“吃皇粮”待遇的总人数大约为1.3亿，换句话说，也就是平均每10个中国百姓要养活一个官员和公务人员。据统计，中国的财政收入2009年为6万亿，如果是按官方所说，政府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5%，每年将有1.5万亿元被官员和公务员所合法消耗，那么非法的又有多少？
中国大陆供养的官员如此之多，又反过来说明中国的政府部门多如牛毛，政府部门多又意味着各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重叠、交叉的现象。其实，官多也罢，吃皇粮的人多也罢，如果中国大陆的官员，不说全部，只要其中绝大部分的官员能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话，那国人或许能够接受。但事与愿违，现实情况是贪腐成风，昏官遍地。
019、中国大陆的三公消费知多少？
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这些被称为“三公消费”，“三公消费”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贪污受贿、贪赃枉法那么危害深重，但是，“三公消费”却更普遍，无论是对官员，还是对社会、对人民所造成的影响都很坏，败坏政风民风。事实上，中国三公消费的数额以及它占国家行政开支的比例，一向是神秘数字。直到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间接透露说，“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国的三公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占行政支出三分之一。”舆论界为之 哗然。 对此说法，中国大陆官方既没有确认，也不曾公开辟谣。最终，每年9000亿的三公消费在大众激烈议论、批评了一番以后，不了了之。
三公消费的逐年增加，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虽然每年的三公消费9000亿人民币的说法还有待考证，但每个人平日耳濡目染，眼见公家人大吃大喝，公车一辆又一辆，又多又好，甚至还要长期占用企业的车。哪怕一个县级单位，公款出国考察，也成了单位的福利，但凡是个干部，就可以拖家带口出去走一圈，甚至两圈，三圈。所以，人们如果有怀疑，恐怕只会相信这个数字被严重低估了。
纵观中国大陆的官场，大部分官员都认为，只要不偷不拿，吃吃喝喝没什么，更有甚者，不吃不白吃，吃了也白吃；当官就得配车，而且还要配好车、用豪华车，并且把公车当作自己家的一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出国考察学习，那也是公务，当然不能花自己的钱，至于是真考察还是假考察、真学习还是假学习，只有天知道。凡此种种，一切花公家的、一切用公家的，似乎在某些官员那儿成了天经地义的。
提到三公消费，有些官员往往拿政府效率说事。言外之意，如果限制了三公消费，就会减低政 府的效率，好些该办的事就办不了了。其实，现在的三公消费，跟政府的公干，关系不大。很多国家没有什么公车，但人家办事的效率反而比我们高。某年北京开中非论坛，一下子把公车停了大半，好像北京的公务一点也没有耽误。至于公款吃喝的招待费，不仅不能提高政府效率，政府的效率，反而会在这送往迎来，胡吃海塞 中大幅度降低。一个基层的县的地方负责官员，每天花在吃喝上的时间，至少占一半以上。一顿饭，得走好几个场子。这样的场景，怎么谈得上效率？而公款出国考察，每年呜呜泱泱地出去那么多人，国外的先进经验一点都没学来，自家该怎么胡来，就怎样胡来，除了让众官员饱了饱眼福，政府效率根本无从谈起。
中国大陆的官员太多，这自然预示着吃皇粮的人就多，2146万名官员除了享受高收入、公费医疗、福利房等优厚待遇以外，还每年耗费9000亿元用于三公消费，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众多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及福利费用，也就造成了中国每年的政府行政开支都占到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5%以上，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各国8%的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供养成本，不但增加了了民众的负担，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每年的财政预算就那么多，大约六万多亿左右吧，如果你将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都用在官员和公务员的身上了，那花在经济建设和民生上的钱势必就会相应的减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上面对于三公消费的泛滥性增长，也屡屡提出治理方案，单就一个公款吃喝，就提出过无数的限制措施。但最终是越限制，越泛滥。有令不遵，有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还是一个不受限制的政府。所有的限制，只来自上 级，而上级跟下级原本就是一个体系，自己的刀砍不下自己刀柄。没有切实制约的权力，必然是个无限扩权的权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扩权的同时，自然会增加自己的福利，否则扩权干嘛？（张鸣语）
针对三公消费泛滥的情况，2010年3月10日上午政协的大会发言中，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张化本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不尽如人意，普遍存在公民知道或容易知道的就公开，公民不知道或不容易知道的就不公开的现象。
2010年2月27日下午15时，温家宝总理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 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回答手机尾号8128提问“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为什么管不住？治理三公消费真的那么难吗？”，温家宝总理态度坚决地说：“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 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