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殷海光在后来最受推崇的著作似乎是《中国文化的展望》（《全集》1-2）这部巨著，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部多么成功的著作，许倬云和金耀基在他们的评论中所指出的瑕疵，我看都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殷海光的确堪称为一个富有感召力的政论和专栏作者，但他的才力和学识尚不足以驾驭一部如此宏大的文化论述和历史纵览。他让太多的西文数据在他的行文中列队跑马，却未能就所探讨的论题建立起一个系统的和思考成熟的理论构架。尽管如此，读这一部长卷，你还是会碰到不少突然涌起的议论喷泉，会在见识那些新奇景观的同时捧到一掬零碎的求知快饮。只可惜那些思想的喷涌并未形成一道内在连贯的长河，没有汇聚出奔流不息的走势和冲力。但不管怎么说，该书汇集的丰富引文和转述的各种论点毕竟有其令人大开眼界之功，散布在各章的议论随处都闪烁出思想的火花，读下去不时令人眼前一亮。比如在“民主与自由”一章中，根据华斯霍恩的论述，殷海光这样区分英国与亚非国家追求民主的不同：“英国的政治自由并不是从人众争面包而得到的，而是许多利益集团为着使他们的利益不受政府干涉而得到的。亚非地区的饥饿群众如果干涉政治的话，他们最紧逼而又实质的驱动力，并非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利益可资保护。驱动他们干涉政治的力量是要求最低生活资据……英国是一些‘有’的人干涉政治。亚非一般地区是一群‘无’的人干涉政治。二者干涉政治时的心理状况，注意所在，目的所在，都很不同。因此，他们对于政治的影响也很不同。英国工商资本家要求政司‘少管些’，于是导出自由。亚非地区的饥饿群众要求政司‘多管些’，因此导出‘统制’，并由之而集权化。他们不向政司要求他们做什么的权利，他们只向政司要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类要求占据首要地位时，自由的要求就退隐了。”（《全集》2，页493-494）我之所以对这一段所作的区分深感兴趣，并特意将其摘抄于此，是因为其中所叙述的情况一阅即令人联想到中国的现状。中国今日的工商利益集团几曾作过英人那样的抗争？难道他们就甘心这样无所作为地与官府维持权钱交易的关系？如果他们只满足在官商勾结中谋取一己之利益，法制保护下的权利和自由何日才得以实现？而弱势群体，如果他们始终指望亲民的党中央解决他们的困难和冤屈，一味仰仗官方去打击利益集团如狼似虎的侵吞，毛左的势力会不会重新抬头？凡此种种，都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和危机。
此书不同的章节中也时涉及“共产党问题”的论述。金耀基在评论中便称赞殷海光说，“他对共产性格的剖析、唯物主义的抨击、共产党人手法的透视…… 有了入木三分的批判，这一份工作，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失落、视觉迷惘的当儿，有很高的提示和清洁功能。”因此该书在大陆新出的版本中遭到大量的删节，比如第十三章“世界的风暴”便被全部砍掉。因为对中共的最高权力人物，殷海光在书中作出了否定的论断，说“他们为了追求权力，动脑筋动到人类社会文化里的中心信仰、道德价值和认知是非真假层。他们为了征服人类，先精练一套可以活用的说词，来搅乱人类这层根子。人类这层根子搅乱了，中心信仰消失了，道德价值幻灭了，是非真假都无所适从了，于是他们再以极肯定的态度，抱着完成历史使命的精神，介绍他们未来的‘社会主义天堂’。这些人是一群心灵的洗劫者。心灵洗劫是 ‘内战’；奴役或毁灭人身是‘外战’。彼等的策略是先‘内战’而后‘外战’，或内外交攻……自由世界在和赤化势力对抗时，必须从道德价值认知上的真假着手还击。如不从这一根本层澄清起，而从半路上动手，那便是舍本逐末。”（同上，页540）
这一段话初步涉及到中共颠覆价值序列的问题，也表现出在该书前半部纵笔批判传统文化的殷海光一旦触及到赤潮滔天，中共乱邦的全面失序状况，也会有悚然的醒悟，终于认识到，五四以来，把传统与现代绝对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殷海光这部大书，与其说是作出了对中国文化的展望（prospect），还不如说说是对现代中国文化变迁的重估（Reappraisal of 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由于在观念上未滤清五四反传统论述的局限，又受到中国/西方和传统/现代两极对立说的束缚，殷海光忽视了一个很少有人注视的事实，那就是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所作出的反应中一直都潜在着一种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努力。而传统社会重德操的价值观乃是中国社会伦常秩序的骨干，是民国人成长为“国民”或“新民”不可缺失的底气。中共集团在其发起之日，大量地裹挟了中国文化失序状态下涌起的社会沉渣，将那些既不见容于传统社会规程，又不具备现代社会质量的成员啸聚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之下，从此把“传统”统统贬为“封建”，给“现代”安上“资产阶级”的罪名，用他们的暴力革命切断正在形成中的良性过渡，结果把百年中国的社会转型引上了一条既反传统又反现代的通向奴役之路。如果说，每当殷海光在其文字自由主义的情绪激荡下讨论问题时很容易发出苛责传统的论述，那么一到他面对“共产党问题”，目睹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要吞食一个社会的一切才智、真诚、希望，以至于生命”时，他的“知性真诚”便唤起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德勇气，促使他对自己和他人发出“注重德操”和“献身真理”的呼唤。这本书写到了最后几页，殷海光才明确指出，从清末到 1949年之前，“中国人自动起来做了许多社会改革、教育普及、学术提高、物质建设的事”，才进而肯定中国应该走“和平的、渐进的、自生自长的及自发演变的”英国式道路。（同上，页608、617）这一逐渐明晰起来的展望，直到该书的末尾才露出了熹微的光亮。
《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完成出版于殷海光去世前几年，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赤潮赤祸的追讨，是持续不断而至死不渝的，他从未因后来越来越厌弃国民党的僵化政策而有丝毫的左倾逆反，他那看穿了中共本质的“知性真诚”从未对此一暴力集团抱有任何幻想。
六
讽刺的是，殷海光这样一个坚定反共的学者，直到他临终之日，似乎并未敏感出他身边一个学生浓烈的赤色气味。这个学生就是在今日台湾被捧为大师的李敖其人。谈到李敖之“赤”，倒不是说他具有组织上的共产党员身份或所谓“共谍”的嫌疑，而是说他这个人在气质上和表达方式上那种进攻侵犯的气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殷海光所归纳的那几点中共特性。这正是他与他老师殷海光的“知性真诚”明显的对立之处。在抗战胜利后那个知识分子普遍向左转，共产党最吸引左倾知识分子的年月，殷海光不怕被讥笑为落后顽固，竟敢于在反共的问题上站出来替政府说话，假使他不具备“知性的真诚”，恐怕就很难做出那样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他还写出《中国国民党的危机》一书，受到张道藩的称赞，曾被印出来供国民党内部参考。在文中他警告国民党说：“一九二0年以来中国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克星。这一个克星，就是在中国的这一支共产党。……这一个集团乘着中国底贫困，混乱，战争，与低落而发展而壮大。他们一直受着外国底培养，操纵和指使；图谋借着将全民性的国民革命转变而为阶级性的社会革命的这种所谓内在发展的手段，夺取中央政权，降中国为其主人之属地。”同时他又痛陈国民党的弊政，把它比成一个 “旧式大家庭”，把其中的派系比成“大家庭里的各房”，指斥他们偷空大家庭以充实自己的私房，并 断言国民党“这棵大树，旦旦伐之，已经衰老不堪。”他明辨就明辨在并未因反共而护短国民党，反而到后来对国民党批评得越来越重，直到他那些言论被指责为起到了帮助共产党的不良作用。
在殷海光看出中共险恶走势的年代，李敖还在小学或初中读书，在思想感情上，他多少或受到过当时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影响。与五四以来的很多左倾青年有着类似的情意结构，李敖也明显具有对抗父亲的倾向。据说，后来在父亲的葬礼上，他公然抗拒戴孝和叩头之类旧式的丧礼，曾使家人和亲友为之侧目。由此导致了他学生时期的“师长情结”：为逃避父亲的管束，遂转而投奔值得崇拜的老师，在那个老师身上找到可置换父亲权威的榜样。这个老师就是遭受当局迫害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严侨。像严侨这样性格的人物，在台湾的遭遇固然令人唏嘘同情，但即使他当年没逃到台湾而留在大陆，其结局也绝不会太好，甚至会被整得更惨。如果说李敖对严侨的追随和同情更多地来自一个重理想的男孩纯真的情怀和一定的正义感，还让人觉得真诚而颇有血性，那么他后来的追随胡适和殷海光，情况就渐渐有了变化。除了他们批评当局的言论和自由主义思想吸引李敖以外，大学时期的李敖，亲近那些大名人，不能说没有攀附其声望，寻求提携的企求。就陶希圣回避他登门求见一事即可说明，他言行中流露的拉拢意图，明眼人已有所觉察。
在李敖那“狂者进取”的行为中，从一开始即有一股挑衅的劲头。他第一次拜见殷海光，劈头便追问起殷海光参加“十万青年十万军”和在《中央日报》任主笔的那一段经历。他俨然在逼问老师的历史问题，言谈间让人觉得，与现在反对国民党的言行相对比，殷海光从前追随国民党反共的言行似乎就显得不太光彩了。这又是殷海光这个“知性真诚”的人与李敖那种与共产党具有“共性”的人另一判然有别之处：前者不会因为他反共，便对国民党类似于中共那样的专制熟视无睹，更不会因为他当前骂了国民党，就不再认同国民党一贯的反共政策。那是两个不容混淆的问题，一个“知性真诚”者不但要避免陷于党同伐异的偏狭，还须有明辨是非的君子气度。相反的是，李敖从一开始就在建立小人“同而不和”的路线，就试图采取“恶人为得势”而划分敌我的策略。他对殷海光的挑战明显带有拉帮结派的口气，他一开始就试图把他老师自由主义的求真立场拉拢到共产党那种建立话语霸权的统一战线方向上去。不可否认，在威权时代，李敖的言论和抗争行动对台湾的走向民主，是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是有他不可否认的贡献。这也正如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其中的个别人士所说的和所做的，相对地来看，也曾对民主和自由的伸张起到过局部的积极作用一样。但李敖后来因反国民党而成了大名，他的不少文化炒作就与他被国民党打压时的抗争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明显表现出与中共那种死咬住敌人不放手的偏执：中共先是以反国民党而“成匪”，后以打败国民党而“成王”，这一成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已达到其光辉的顶峰。但此后六十多年，那个党权政府的作为却全无足称道，他们唯一不羞于拿出来宣扬的，就只剩下了反复讲述他们如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故事。时至今日，北方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失地已永远划归俄国，南海的油田和岛屿多已让他国捷足先登，钓鱼岛以同样的方式悬在一边交日本看守，北京方面只是一再口头宣布自己拥有主权，却至今无足够的实力发兵去直接占领。只有打国民党的影视剧六十多年来，一拍再拍，百演不厌，让解放军始终被定格在银幕上大发军威。李敖先是因反国民党而坐牢（尽管他两次坐牢均以其它罪名判处），随后以反国民党而成名，他写了那么多骂倒国民党的书籍，至今还骂得不亦乐乎。
就针对国民党这个共同的敌人而言，中共和李敖都是最得意的胜利者了。因此，两者都活跃在自夸状态中，都陷入了“自我中心的困境” （egocentric predicament）。他们一个劲井底之蛙般在自己的地盘上鼓噪，浑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二字。中共政权是世界上最热衷和最善于自夸的政权，不管他们夸得多么虚假，多么肉麻，他们都要一天也不间断地夸下去。除了表演打国民党的影视剧之外，这自夸就是他们唯一维持其“伟光正”形象的有效手段。只要有一天不再用自夸来抵制人们的厌恶，他们很快就遭到普遍的唾弃。长期以来，自夸已被他们熬成安魂的鸡汤，而央视和各级党报，就是向全世界发送鸡汤的窗口。李敖给自己作的广告词是：“五十年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就是硬挺起这种“人不要脸，鬼都害怕”厚颜和赖皮，李敖不断出书，频频演讲，大肆施展他要压倒一切的优势。
毛泽东“不须放屁”之类用粗话骂敌人的语言暴力，发展到李敖手中，已被推到极致，从性器官到性活动，凡属这一类可用来谩骂和嘲弄对方的脏话，李敖几乎搜罗殆尽，在他的行文中随手拈来，在公开讲演时信口乱喷。他成了恶名远扬的说脏话大师，一个最耽于用性隐喻来意淫公众的电视名嘴，一个把笔杆当作阳具来抖擞的畅销书作者。就这一点与中共相比，李敖大有其青出于蓝之势。中共的大小官员在公开场合，一般多谨小慎微，一句出原则的话都不敢乱说。唯独李敖走到哪里，出言不逊到哪里，以至放肆到在北大的讲堂上散布让官方感到有失体面的言论，甚至摆出了一副似乎会阳萎掉中共的架势。然而北大可非同台大，那毕竟是中共的地盘。他那些性噱头立即被在场的监听者敏感出亵渎的意味，演讲一结束，大师就受到了被“喝茶”的关照。秦城就在北大墙外不远的地方，大师原来并非永远地大胆，他一挨训便就范，随后低调地走完了在清华和复旦的过场。由此看来，李敖的拟中共气势也只能在台湾这个从前是弱势威权，现在是滥情民主和泛文自由主义的小世界范围内嚣张一时，制造些耸人听闻的效果罢了。他那一套拥共的表演方式在共产党的地盘上反而不受欢迎。台湾成就了李敖，也惯坏了李敖，同时作践了自身。李敖能那样口吐谰言，所向无阻，吆喝得台湾朝野一愣一愣，不能说不是一部分台湾人以及某些中国人“质量的反映”。
接下来的问题是，殷海光果真是仅由于发表了批评当局的言论，就被剥夺了上讲台和出国的机会，就长期受到监视居住的吗？如果他仅因发表了那些文章就被整肃，为什么在《自由中国》事件案发后，雷震被判处，而作为雷的笔杆子，殷海光却安然无事，还能够继续出书和教书多年呢？为什么直到李敖他们的《文星》招惹了麻烦，连李敖本人都恍若无事——顺便指出，李敖是因私吞《文星》老板的钱财案而获刑，而非因《文星》的言论罪被判——，殷海光却受到了严厉的限制？殷海光毕竟是一个学者，他那些被宣扬为骂国民党的言论，有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针对教育界保守的官僚和学术界他认为不学无术的学者而言的，他骂的多为戒严时期的言论不自由和思想闭塞的现象。他得罪的与其说是最高当局，不如说是在威权体制下个别得势的庸人和小人。那时候他最迫切的愿望是出国做他的学问，那只是一个现在说起来实在小得可怜的愿望，不过想寻找到哈佛之类的大学去访学一阵的机会，不过想到他向往的自由主义乡土上圆一下他文本中结缘的梦想。他因那单纯的学术愿望一再受阻而感到十分气闷，那情形就像今日大陆的廖亦武渴望去德国参加书展而得不到有关当局的批评准一样在外界引起了公愤，因而他身边的学生对他当时的处境特别同情。
李敖对殷老师的确有过多次帮助，但在他不少帮助他人的行为中，有时也混杂有操控被帮助人的因素。现在已可明显看出，谁受了李敖的恩惠，谁就欠下了他沉重的债务。但不管怎么说，他当时帮老师作出国联系的热心还是挺诚意的。那时候他正在广泛发展社交关系，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事务上，他似乎很想在殷老师众门徒眼前显示一下自己会办事的本领。但在帮老师联系出国访学事务的过程中，他却没意识到他当时与之打交道的美国机构或个人有什么样的特殊背景，更想不到与他们的接触会受到情治单位的怀疑和监视，会被怀疑与中情局有什么瓜葛。我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凭空乱猜想，而是它确实涉及到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经常出现的一些波折，涉及到随着美国两党选情的变化，蒋介石本人对美国干涉内政的小动作会产生不满和疑虑，从而祸及某些不幸沾上嫌疑的人物。美国的问题是，既要在冷战格局下维持一个反共的台湾政权，有时候又受到国内自由主义左倾舆论的影响，试图在台湾扶植起能够树立民主形象的政治势力。这也是美国政府一个“自我中心的困境”。由于美国政府常对国民党搞一些帮倒忙的事情，遂害得有关政要举措失当，牵连得情治单位捕风捉影，以致刺激了两蒋的过度反应，也由此而撕开了威权垮台的裂口。这一点才是殷海光问题的要害。国民党通常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言论还比较能够容忍，但若触及到可能与外来干涉势力勾结的嫌疑，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很可能正是李敖的热心，无形中给他老师招来了试图与美国颠覆机构交往的麻烦。用今日中共当局的话语来说，那就是妄图“勾结海外敌对势力”。那些布置在殷家门口的监视，那种坚决不批准殷海光出国的做法，很可能都与这一不会明说出来的疑团有关。对殷海光来说，这当然是莫须有的，但业已掉到黄河里洗不清了。
一个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学者，就这样受到李敖的误导，再加上后来的一系列偏解，逐渐被片面地夸大为反蒋反国民党威权的英雄。而对他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论述，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似乎不想让他的思想和著作中那截然不同的一个方面拖累了他后来被塑造成的受难人格雕像。
七
我写这篇文章，不只是要强调上述殷海光著作中被忽视的方面，更重要的是想进一步提醒，大陆民众和台湾社会目前都面临着一个类似于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面临的危机。中共在那时候的险恶是以民主的许诺赢得左情左思者的支持，更仗其已经壮大的武力夺取政权，把中国人民引向奴役之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共集团又一次从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中起死回生，施放了比殷海光当年看到的更加迷惑人的魅力。那时候中共是靠牺牲“翻身”农民的生命获得了战争的胜利。现在则是靠榨取廉价劳力的血汗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财大气粗的中共已明显摆出崛起的姿态，正在通过红色经济的渗透，企图把台湾，乃至世界牵着鼻子拖上更加险恶的奴役之路。殷海光提出的“一”、“多”、“常”、“变”四个概念至今仍适用于分析中共当前的诡变，这就是我们有必要重温他那些“共产党问题”论述的现实意义。
“反共”之所以令人感到过时和陈腐，以致成为一个令人回避的刻板形象，既与威权时期国民党自己拙劣的文宣方式有关，也是解严以来台湾社会把那年月的一切都说得破烂不堪的总氛围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再加上中共的宣传攻势和很实惠的四处招徕，从台湾到欧美，凡在与大陆方面打交道且对其有所欲求的团体或个人，似乎都怕被戴上这一顶显得有些晦气的帽子。前不久我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民主转型的研讨会，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与会发言，谈到了中共政权有可能崩溃的六种方式。我即席向他提问道：“就你所说的六种方式中我们最希望发生的一种而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们都能作出哪些富有引导性的论说？” 黎安友简短地回答我说：“我可以真实地告诉你，他们都害怕中共。”为什么连自由世界的人士都不愿意得罪中共呢？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名利和兴趣与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共毕竟控制着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反共”这顶帽子很多人都不愿意沾边的原因，也是近年来两岸的殷海光宣扬者对他那方面的言说普遍忽视的因素之一。
全世界在中共面前的自我绥靖做法在今日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美国政府因身负重债而对北京说话嘴软，台湾社会因两岸的经济热络而把武力犯台的危机推卸到似乎不会发生的遥远年代，学者们多因要到中国去从事各自的活动而变得说话都十分谨慎小心了。尽管如此，不怕戴上“反共”帽子的人士依然为数不少。至少，就黎安友敢于参加那个会议，并踊跃发言的行动来看，他本人应该是无所畏惧的。就我个人有限的了解而言，经常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批共文章的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 ）也是无所畏惧的，而普林斯顿大学荣退的余英时教授，可谓最无所畏惧的一个：多年以来，他每一周都在“自由亚洲”电台上的时评访谈中发表他那些一定会被北京指斥为“反共”的言论。
由此可见，“反共”的刻板形象乃是中共的恐吓和人们的怯懦共谋而成的一道咒符，只要你能努力提高自己“知性真诚”的质量，就不会为其所惑而落到胆小怕事的地步。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共的专政很可能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能等到它垮了台再去搞所谓的转型正义。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对中共进行全面的清算，那就是不断揭示出被掩埋的真相，逐步调整被颠倒的价值序列和还原历史，从而达到先在观念的澄清和认识的提高上为民主转型铺垫通途。
2011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