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和平转型，革命和暴力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我在《和平宪章》中写道：“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
非和平方式，就意味着有不同烈度的暴力出现，直到发生暴力革命。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革命这一概念的来源。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革命一词经过了一个从中国出口到日本，又从日本返销到中国的过程。20世纪初康梁等维新志士流亡到日本以后，受他们影响关心国是的年轻人觉得维新已经无望，必须推翻满清王朝才能救国，日本媒体就把这些人称之为“革命党”人，由此“革命”一词进入了现代汉语。但是，日本人之所以这么使用，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革命一词，其意义和日本人的用法却形似而实非。《尚书•多士》记载，由于殷商遗民不愿臣服，周公召集他们训话谈周朝取代商朝的理由：“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意思是，我周朝能够取代你商朝，是因为你商朝有历史记载，商朝也曾经革除了夏朝的天命——在当时的正统观念看来，君王的权力是上天授命的，因而具有不可取代的圣神性，周公则说，既然你商朝能革除夏朝的天命，我周朝又为什么不能革除你商朝的天命？由此开始，历代王朝轮替的时候，就经常以革命称呼，比如《资治通鉴》就称曹魏篡汉为“革命”，南北朝时梁武帝也说：“虽云革命”梁和齐本是萧姓一家，都是萧何的后代云云。所以革命在古代中国只是改朝换代的别名，意思是新王朝革除了旧王朝享受权力的“天命”
再看当今中国革命概念的几种意思：
第一种：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说白了，还是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暴力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共理解的革命，也就是激进主义者号召的革命。
第二种：人们常说“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这种革命当然和暴力夺取政权无关，只是指事物发生升级换代的本质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政治制度转型的问题。
第三种：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不管转型的方式如何，都是政治制度“发生升级换代的本质变化”，也就都可以称为革命。但是，说到政治革命，就又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十分暴烈的，例如罗马尼亚、利比亚式的，一种是苏联东欧式的，包括台湾那样的。众所周知，后一种范式被称为“天鹅绒革命”或者“颜色革命”。
由此可见，无论以暴力还是以和平方式完成，在中国实现宪政都是一场政治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切主张实现宪政者都没有分歧！
再回到现实的中国，中共是搞暴力革命上台的，也始终害怕被暴力推翻，所以今日中国一说到革命举国上下都会联想到暴力革命！这样，在中国的今天，一提“革命”就必然联想到杀人如山血流成河，用毛泽东时代威胁其党徒的话说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从而造成朝野之间的恶性互斗。今年二月海外发起的“茉莉花革命”导致当局失去理性的过度反应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其结果不仅没能让国内的反对派人士集结起来，反而使大量领袖人物因为当局要把反对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而被投入监狱。
当然，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海外有几千万人，中共的反对阵营有极端激进到非常温和的多种不同观念、派系乃至组织，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因此，中国的转型，在音调上必然是多声部的，在政治力量上必然是多元化的，在组织体系方面必然是团体林立的，存在不同主张和做法必不可免，也绝对不可能强求统一。对真正致力转型的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来说，不管自己主张采取什么方法，必然会对其他主张表示尊重，因为我们致力的宪政首先就是要充分保障人们的思想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和平革命即“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就结果来说也是指向宪政的革命，但我和我的国内政治反对派同仁宁可绝不使用这种激烈语言。我们当然要达到政治变革的基本目标——使中国从一党专政走向政治多元化，进而实现宪政下的多党公平竞争。，但绝无必要唱高调，绝无必要自我标榜，绝无必要激化矛盾。
须知，政治现实中最重要的是力量对比，积聚力量是今日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首要任务，古今中外政治力量成功集结和崛起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离开了低调务实就一事无成，凡唱高调夸大口者无不成为笑料。
以上是从策略角度说，再从价值角度看，梁启超先生早已做过精辟分析。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对这种历史发展过程的准确把握，就是说，从农业文明的依附社会、自然经济向工商业文明的契约社会、市场经济过渡，由一个相对专制的政权进行“保育”，差不多是一般规律而不是特殊例外。
“开明专制论”的立论基础，倒不是它如何如何好，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梁启超清楚地洞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动乱因素大大超过了为工商业文明奠基所必需的稳定发展因素，正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他在《开明专制论》中列举这样六项原因：“一曰中国人民智力低下，无实行共和国之能力，二是革命后所建立之军政府必然专权，决不会让权力于议会，三是革命必然引起大乱，刘邦项羽之辈迭出，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四曰“土地国有论”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五曰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不造成议会专制，就造成行政首脑的专制；六曰共和立宪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其结果就是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显然，梁启超的这六个推断都言之成理，并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验证。
梁启超还指出：“中央旧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暂成立而旋起冲突，中央纷乱如麻，而各省新经兵燹之后，人民生计憔悴，加以乱机已动 ，人人以好乱为第二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起，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干涉乃起”，其结果，“小之则自取灭亡，大之则灭亡中国（《暴动与外国干涉》《新民丛报》第82期）。
显然，他的这些推测，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辛亥革命后的写照。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成立未几，便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孙中山乃发动“二次革命”——“旋起冲突”，经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国终于“乱机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天性”，从此以后，内战连绵不断，乃至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终于使中国险遭亡国之灾！
在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论战中，梁启超反复指出，革命将使中国“流血飘杵”，果不其然，二十世纪里中国直接死于“革命”的人和间接死于“革命”的人数以亿计（中共自称其政权是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加上被他们革掉命和解放后整死的人，这个数字必然翻上一倍，而且政策错误使60年代初饿死的人又是四千万，此外还有辛亥革命到三十年代军阀混战中的死者），如此惊人的死亡，又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革命后新建共和政府……终无术以持久，断断然矣。不持久奈何，其终必复返于专制，然则其去政治革命以求救国之目的不亦远乎！”（《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期）。
是的，中共的“革命”终于胜利，然而其“复返于专制”的程度，连满清王朝乃至古今中外专制历史上任何最专制的王朝也望尘莫及，试问，哪一位专制暴君做到了要八亿人每天早晚向他“请示汇报”高呼“万寿无疆”？在那个年月，工业建设在继续，文明建设则彻底摧毁，严格的户藉制度使全国人陷入空间严重的依附关系之中，每个人都变成了“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请不要忘记，“革命”只是改朝换代的手段，或者是建立宪政民主制的手段，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里，主要是在中共的文化里，“革命”却成了目的价值，如毛泽东所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再如文革中的口号“不断革命、永远革命”，这种革命结果，恰恰如梁启超所云，离革命开始时树立的宪政目标当然更远了。
当然，20世纪中国之所以会陷入“革命复革命流血复流血”的境地，还有一个更基本的社会历史因素，那就是当时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晚期，市场经济才处于起步阶段，大量农民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破产，这样，使中国在工商业文明时代因毛泽东之流煽动发生了一场农民革命，从而造成了历史大倒退。
21世纪的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1978年开始，邓小平利用以埋葬资本主义为己任的中共来“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搞“开明专制”。33年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成熟，市民社会迅速发展，绝大部分人都成了小资产者，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的温床已经不存在，暴力革命的道义也基本不存在。
因为人民已经活得下去，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在一天天好起来，这时候，再煽动他们暴力革命有谁会响应？让民众流血谁又愿意去流（至于经济危机中的全民示威乃至骚乱又当别论）？自古有道“非危不战”，日子能一天天变好，穷人只有一个黑白电视机也可以娱乐至死，却让他们去流血，道义理由又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对普通民众来说，个人、家庭生活的改善只能靠自己去努力工作，民主化带来的好处一时很难见到，如果发生剧烈革命，对自己和家庭的损害很可能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他们又为什么要为只能立即给野心家、给政客、给少数走投无路者带来好处的暴力革命去做牺牲、去参与或者支持？
所以，从暴力革命的发生上说，必须有可以作为温床的社会条件，今日中国已经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必须有可以作为依赖对象的基本群众，今日中国已经没有这种可以发动的社会基础，必须有可以说得过去的道义理由，哪怕像中共当年煽动农民那样貌似充足能够蛊惑人心的道义理由，今天这种道义理由也没有了。
何况梁启超通过二战后（1918年）的欧遊早已发现：“欧洲100多年来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中制造出来的，……一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是国民运动史。”运动的结果，使“从前的空想，渐渐地都变成事实了。”
梁启超认为，开展国民运动有十大注意事项：
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
二、要公开不要秘密。
三、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
四、要在内地不要在租界。
五、问题要大而普遍。
六、问题要简单明了。
七、要分段落。
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
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
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
显然，梁启超的这些意见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民主运动旨在新型政治制度的建设，因此，它的一切要求原则上都是积极的，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处于自发状态的民主运动中出现了消极性的，毁灭性的，过激的现象时，有理性、负责任的民运精英就应及时加以纠正。中国具有“乱世出英雄”的恶劣传统，一旦民众突破一元化专制高压，许多希望乘乱夺权逞其个人私欲的传统型人物就会力图用蛊惑人心的激烈高调来煽动进行毁灭性破坏，因此，在强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从而使社会具有稳定重心之前，民主运动高潮中防范中国传统型动乱是一项重要的附带任务。
其次，民主运动是全体国民的事情，它的要求是正义的，它的行为是合法的，它的力量来自全体国民的支持，因此，它的活动形式必然与以往一切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作法绝然不同，它的生命存在于公开活动公开要求之中，固然，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它的许多准备工作必须在私下做，甚至在秘密中做，但这只是运动出台的序幕，一旦正式开展要公开进行。
第三，民主运动的目的一是伸张人权，二是要建立民主政治，因此，它的全部运动均以保障一切人的基本人权，建立一种尽可能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规范化、程序化的政治制度为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它不是针对任何个人，任何政党的，但同时，它又以同一标准评判和要求一切个人和一切政党。
第四，就今天而言，民主运动的主要阵地是中国大陆，中国的民主化多元化问题归根结底只能由中国人在中国大陆解决，香港和海外的活动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第五，民主运动的目的既然是制度转型，那么它就不同于一般的以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某一特殊利益为目的的运动，它提出的问题虽可与而且不能不与具体事情相联系，但应始终指向各种一般的人权要求和民主制度建设。
第六和第七，民主运动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权体系更处于发展完善之中，因此，运动的开展只能从易到难，一步步解决问题，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中心任务。
第八，民主运动是全体国民的运动，固然，在群情激愤时，各阶层民众可能会共同参与，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某一阶层会因自己的利害关系所在而独自奋斗。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少数民族运动等等，应当认识到这都是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
第九，民主运动常有高潮低潮，一元化专制下民运活动空间时大时小，甚至常常根本不存在，对民运人士来说，就必须作顽强而坚韧的持续努力，高潮时要为低潮预谋后路，低潮时要为高潮到来预做准备。
第十，民主运动既然以完成社会政治转型为目的，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就宗旨而言必须为收获而耕耘，就个人而言却常常只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总之，民主人权的进步主要依靠民众运动一点点的争取，绝不是暴力革命可一个出来的，以为暴力革命可以使宪政民主一蹴而就是幼稚的，相反，在很多情况下都只能起反作用。
我们再看，今天主张暴力革命的人常常有一些什么样的过激情绪。还是引上一篇文章中以“610”爆炸案当事人的口吻发的那个声明为例：
“由一群邪恶分子以一个邪恶党为最大利益的共匪国，中国民众必定是要彻底消灭的，被消灭的这个最终结果，邪恶的中共比我更清楚。应验我这个说法的时间不会太长，最多还有两年。
一切和邪恶中共集团有牵连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在这里奉劝这个邪恶集团里的混蛋们：你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你们的这个邪恶匪党的周围，邪党在你们活，邪党亡你们全的都要死！千万不要相信那个什么功的“退党保命”之说，那不过就是一些人在装神弄鬼。你们就是蜕皮也无法保命。
中国民众对待邪恶中共的唯一办法就是：干净、彻底、全部杀掉！仅仅打倒共产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是消灭、杀光，中国民众的目标应该是：杀光邪恶共产党，建立民主大中国。89年春天中国民众抗争的失败，就是因为对共匪还抱有幻想，所以没有暴力跟进的措施，如果一开始就对中共匪徒实施暴力杀戮，对共匪的一切党政机关进行扫荡似的杀光措施，邪恶的中共匪徒就早已经全的上马克死那里报到去了。和共匪没有暴力杀戮跟进的对抗、就是相当于等待中共匪徒来对民众进行屠杀，和中共匪徒对抗，必定是个你不杀它，它就杀你的结局，绝对没有其他结果，所以民众一旦抗争，就必须做好对中共匪徒进行大屠杀的准备！即使共匪投降也要杀，千万不要给这些邪恶的匪徒们留下任何反把的机会！
邓小平说过：我们这个政权是用两千万人头换来的，想要就拿两千万人头来换。如果让我说，用两千万人头换就太少了，我估摸着至少也要6000万人头才够，现在共匪的官僚集团就有四千万，再加上两千万两条腿的狗至少也有六千万，也就是说：凡是共产党匪徒利益集团里的人都将是民众虐杀的对象，这还应该包括他们家里的任何受益人。”
显然，“以暴易暴”的极端主义思想绝不会带来宪政民主，只能把中国社会推向无休无止的战乱流血，这是就结果而言；“以暴易暴”的主张是与普世价值、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倡导的人权原则格格不入的，这是就道义而而言；在今天的中国也绝不会有多少人赞同，这是就民意而言。
在我看来，所有共产党人都是我们要用人权原则保护的对象，这是第一点；在一定条件下，今日中国的绝大部分共产党人都会认可宪政民主制，这是第二点；对现存制度下发生的邪恶，在宪政民主制开始实施之时，都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赦免，这是第三点。所以，对以上极端主义的暴力革命主张，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篇文章。
“革命不可避免
傅申奇
‘6．4’之后，在中共的暴力淫威之下，得了犬儒病的知识精英们呼应着御用文人的诡辩，热衷于鼓吹：渐进改革、增量民主、告别革命之类麻痹民众公民意识，为专制涂脂抹粉的言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民主浪潮第三波中，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历史渊源、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社会风貌的一大批国家都证明：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任何人都需要。”
显然我的民主墙时代的老朋友傅申奇这些话自相矛盾，你说“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任何人都需要。”人家主张“渐进改革、增量民主”正是对你的呼应，你怎么要去批人家呢？关于革命，我前面已经分析了，从一党专政到宪政民主就是和平革命，人家的意思只是反对暴力，不主张过激，方法不同，目的一致，你老兄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当今世界上发生新闻管制、政治迫害、监禁政治反对派、禁止政治集会、结社组党、对反对党强制和骚扰等等社会现象的所有体制，包括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君主专制、寡头政治、法西斯政权和共产政权等，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或迟或早、都不可避免要发生民主转型，或者说都不可避免要发生民主革命。因为这不是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或更新完善，所以就是革命。第三等级领导的法国大革命是民主革命；贵族领导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民主革命；台湾国民党开放党禁建立起民主制度是民主革命；罗马尼亚枪毙齐奥塞斯库之后建立起民主制度也是民主革命。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中国不可能例外。在这个意义上喜莱莉讲得完全正确：中国镇压异见者是徒劳的。中国试图阻止历史是徒劳的。”
显然，上文的说法没有超出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对中国必将实现宪政的看法是一致的，对无论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还是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宪政都是革命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台湾开放党禁建立起民主制度也是民主革命）。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作者会如此指责中国党内民主派人士：
“以《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空头文章博取掌声，以增量民主的谎言忽悠民众的御用文人俞可平最近在美国举行的百人会上又重弹老调，说：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都不会想要革命，听到革命就会想到文化大革命，如今的中国是“告别革命”的时代。他把革命的内涵和革命的形式混为一谈，就是为了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以达到阻挡民主革命，维护党国体制的目的。而他不过是为党权专制的苟延残喘寻找一些合理性的依据，自欺欺人罢了。这一类的说辞能够使中国避免民主革命吗？就从非民主制度走向民主制度这一转变而言，民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过程是以政治改革的方式还是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完成呢？
我们看到温家宝作为中共最高层人士，在很多场合倡导政治改革。但中国没有发生任何称得上政治改革的事情。知识精英们关于党内民主、渐进改革、增量民主之类的一大堆说词和构想也没有任何一条被中共采纳。”
作者显然没有看到，在中国，在中共体制内，任何主张民主的意见都有助于消解一党专政，形格势禁，他们在特定的话语环境中能说到那种份上已经相当不错了。民主时代是多元化时代，是言论自由的时代，有左中右是合理合法的常态，也是一种必须的良好政治生态。这样，在民主化过程中，中国大陆体制外的民主派是一类声音，知识分子是一类声音，体制内又是一类声音，每一类甚至又有多种不同的声音，这正是中国在走向政治多元化的象征，而政治多元化又是宪政民主制的前提，本身就表明中国在走向宪政，本生就是中国发生渐进式革命的证明，你为什么要反对人家的努力呢？
显然，今天的高调革命论者在做一件可笑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宪政民主制的革命就是要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派别、组织从一元化政治下解放出来，相反，到热衷于以自己的观点作为“革命的一元化”来强加于整个中国社会，这么做是不是和他们要建立多元化的宪政民主制南辕北辙呢？
再看下文：
非和平方式，就意味着有不同烈度的暴力出现，直到发生暴力革命。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革命这一概念的来源。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革命一词经过了一个从中国出口到日本，又从日本返销到中国的过程。20世纪初康梁等维新志士流亡到日本以后，受他们影响关心国是的年轻人觉得维新已经无望，必须推翻满清王朝才能救国，日本媒体就把这些人称之为“革命党”人，由此“革命”一词进入了现代汉语。但是，日本人之所以这么使用，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革命一词，其意义和日本人的用法却形似而实非。《尚书•多士》记载，由于殷商遗民不愿臣服，周公召集他们训话谈周朝取代商朝的理由：“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意思是，我周朝能够取代你商朝，是因为你商朝有历史记载，商朝也曾经革除了夏朝的天命——在当时的正统观念看来，君王的权力是上天授命的，因而具有不可取代的圣神性，周公则说，既然你商朝能革除夏朝的天命，我周朝又为什么不能革除你商朝的天命？由此开始，历代王朝轮替的时候，就经常以革命称呼，比如《资治通鉴》就称曹魏篡汉为“革命”，南北朝时梁武帝也说：“虽云革命”梁和齐本是萧姓一家，都是萧何的后代云云。所以革命在古代中国只是改朝换代的别名，意思是新王朝革除了旧王朝享受权力的“天命”
再看当今中国革命概念的几种意思：
第一种：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说白了，还是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暴力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共理解的革命，也就是激进主义者号召的革命。
第二种：人们常说“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这种革命当然和暴力夺取政权无关，只是指事物发生升级换代的本质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政治制度转型的问题。
第三种：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不管转型的方式如何，都是政治制度“发生升级换代的本质变化”，也就都可以称为革命。但是，说到政治革命，就又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十分暴烈的，例如罗马尼亚、利比亚式的，一种是苏联东欧式的，包括台湾那样的。众所周知，后一种范式被称为“天鹅绒革命”或者“颜色革命”。
由此可见，无论以暴力还是以和平方式完成，在中国实现宪政都是一场政治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切主张实现宪政者都没有分歧！
再回到现实的中国，中共是搞暴力革命上台的，也始终害怕被暴力推翻，所以今日中国一说到革命举国上下都会联想到暴力革命！这样，在中国的今天，一提“革命”就必然联想到杀人如山血流成河，用毛泽东时代威胁其党徒的话说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从而造成朝野之间的恶性互斗。今年二月海外发起的“茉莉花革命”导致当局失去理性的过度反应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其结果不仅没能让国内的反对派人士集结起来，反而使大量领袖人物因为当局要把反对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而被投入监狱。
当然，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海外有几千万人，中共的反对阵营有极端激进到非常温和的多种不同观念、派系乃至组织，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因此，中国的转型，在音调上必然是多声部的，在政治力量上必然是多元化的，在组织体系方面必然是团体林立的，存在不同主张和做法必不可免，也绝对不可能强求统一。对真正致力转型的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来说，不管自己主张采取什么方法，必然会对其他主张表示尊重，因为我们致力的宪政首先就是要充分保障人们的思想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和平革命即“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就结果来说也是指向宪政的革命，但我和我的国内政治反对派同仁宁可绝不使用这种激烈语言。我们当然要达到政治变革的基本目标——使中国从一党专政走向政治多元化，进而实现宪政下的多党公平竞争。，但绝无必要唱高调，绝无必要自我标榜，绝无必要激化矛盾。
须知，政治现实中最重要的是力量对比，积聚力量是今日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首要任务，古今中外政治力量成功集结和崛起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离开了低调务实就一事无成，凡唱高调夸大口者无不成为笑料。
以上是从策略角度说，再从价值角度看，梁启超先生早已做过精辟分析。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对这种历史发展过程的准确把握，就是说，从农业文明的依附社会、自然经济向工商业文明的契约社会、市场经济过渡，由一个相对专制的政权进行“保育”，差不多是一般规律而不是特殊例外。
“开明专制论”的立论基础，倒不是它如何如何好，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梁启超清楚地洞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动乱因素大大超过了为工商业文明奠基所必需的稳定发展因素，正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他在《开明专制论》中列举这样六项原因：“一曰中国人民智力低下，无实行共和国之能力，二是革命后所建立之军政府必然专权，决不会让权力于议会，三是革命必然引起大乱，刘邦项羽之辈迭出，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四曰“土地国有论”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五曰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不造成议会专制，就造成行政首脑的专制；六曰共和立宪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其结果就是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显然，梁启超的这六个推断都言之成理，并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验证。
梁启超还指出：“中央旧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暂成立而旋起冲突，中央纷乱如麻，而各省新经兵燹之后，人民生计憔悴，加以乱机已动 ，人人以好乱为第二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起，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干涉乃起”，其结果，“小之则自取灭亡，大之则灭亡中国（《暴动与外国干涉》《新民丛报》第82期）。
显然，他的这些推测，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辛亥革命后的写照。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成立未几，便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孙中山乃发动“二次革命”——“旋起冲突”，经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国终于“乱机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天性”，从此以后，内战连绵不断，乃至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终于使中国险遭亡国之灾！
在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论战中，梁启超反复指出，革命将使中国“流血飘杵”，果不其然，二十世纪里中国直接死于“革命”的人和间接死于“革命”的人数以亿计（中共自称其政权是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加上被他们革掉命和解放后整死的人，这个数字必然翻上一倍，而且政策错误使60年代初饿死的人又是四千万，此外还有辛亥革命到三十年代军阀混战中的死者），如此惊人的死亡，又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革命后新建共和政府……终无术以持久，断断然矣。不持久奈何，其终必复返于专制，然则其去政治革命以求救国之目的不亦远乎！”（《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期）。
是的，中共的“革命”终于胜利，然而其“复返于专制”的程度，连满清王朝乃至古今中外专制历史上任何最专制的王朝也望尘莫及，试问，哪一位专制暴君做到了要八亿人每天早晚向他“请示汇报”高呼“万寿无疆”？在那个年月，工业建设在继续，文明建设则彻底摧毁，严格的户藉制度使全国人陷入空间严重的依附关系之中，每个人都变成了“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请不要忘记，“革命”只是改朝换代的手段，或者是建立宪政民主制的手段，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里，主要是在中共的文化里，“革命”却成了目的价值，如毛泽东所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再如文革中的口号“不断革命、永远革命”，这种革命结果，恰恰如梁启超所云，离革命开始时树立的宪政目标当然更远了。
当然，20世纪中国之所以会陷入“革命复革命流血复流血”的境地，还有一个更基本的社会历史因素，那就是当时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晚期，市场经济才处于起步阶段，大量农民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破产，这样，使中国在工商业文明时代因毛泽东之流煽动发生了一场农民革命，从而造成了历史大倒退。
21世纪的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1978年开始，邓小平利用以埋葬资本主义为己任的中共来“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搞“开明专制”。33年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成熟，市民社会迅速发展，绝大部分人都成了小资产者，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的温床已经不存在，暴力革命的道义也基本不存在。
因为人民已经活得下去，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在一天天好起来，这时候，再煽动他们暴力革命有谁会响应？让民众流血谁又愿意去流（至于经济危机中的全民示威乃至骚乱又当别论）？自古有道“非危不战”，日子能一天天变好，穷人只有一个黑白电视机也可以娱乐至死，却让他们去流血，道义理由又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对普通民众来说，个人、家庭生活的改善只能靠自己去努力工作，民主化带来的好处一时很难见到，如果发生剧烈革命，对自己和家庭的损害很可能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他们又为什么要为只能立即给野心家、给政客、给少数走投无路者带来好处的暴力革命去做牺牲、去参与或者支持？
所以，从暴力革命的发生上说，必须有可以作为温床的社会条件，今日中国已经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必须有可以作为依赖对象的基本群众，今日中国已经没有这种可以发动的社会基础，必须有可以说得过去的道义理由，哪怕像中共当年煽动农民那样貌似充足能够蛊惑人心的道义理由，今天这种道义理由也没有了。
何况梁启超通过二战后（1918年）的欧遊早已发现：“欧洲100多年来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中制造出来的，……一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是国民运动史。”运动的结果，使“从前的空想，渐渐地都变成事实了。”
梁启超认为，开展国民运动有十大注意事项：
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
二、要公开不要秘密。
三、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
四、要在内地不要在租界。
五、问题要大而普遍。
六、问题要简单明了。
七、要分段落。
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
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
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
显然，梁启超的这些意见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民主运动旨在新型政治制度的建设，因此，它的一切要求原则上都是积极的，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处于自发状态的民主运动中出现了消极性的，毁灭性的，过激的现象时，有理性、负责任的民运精英就应及时加以纠正。中国具有“乱世出英雄”的恶劣传统，一旦民众突破一元化专制高压，许多希望乘乱夺权逞其个人私欲的传统型人物就会力图用蛊惑人心的激烈高调来煽动进行毁灭性破坏，因此，在强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从而使社会具有稳定重心之前，民主运动高潮中防范中国传统型动乱是一项重要的附带任务。
其次，民主运动是全体国民的事情，它的要求是正义的，它的行为是合法的，它的力量来自全体国民的支持，因此，它的活动形式必然与以往一切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作法绝然不同，它的生命存在于公开活动公开要求之中，固然，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它的许多准备工作必须在私下做，甚至在秘密中做，但这只是运动出台的序幕，一旦正式开展要公开进行。
第三，民主运动的目的一是伸张人权，二是要建立民主政治，因此，它的全部运动均以保障一切人的基本人权，建立一种尽可能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规范化、程序化的政治制度为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它不是针对任何个人，任何政党的，但同时，它又以同一标准评判和要求一切个人和一切政党。
第四，就今天而言，民主运动的主要阵地是中国大陆，中国的民主化多元化问题归根结底只能由中国人在中国大陆解决，香港和海外的活动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第五，民主运动的目的既然是制度转型，那么它就不同于一般的以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某一特殊利益为目的的运动，它提出的问题虽可与而且不能不与具体事情相联系，但应始终指向各种一般的人权要求和民主制度建设。
第六和第七，民主运动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权体系更处于发展完善之中，因此，运动的开展只能从易到难，一步步解决问题，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中心任务。
第八，民主运动是全体国民的运动，固然，在群情激愤时，各阶层民众可能会共同参与，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某一阶层会因自己的利害关系所在而独自奋斗。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少数民族运动等等，应当认识到这都是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
第九，民主运动常有高潮低潮，一元化专制下民运活动空间时大时小，甚至常常根本不存在，对民运人士来说，就必须作顽强而坚韧的持续努力，高潮时要为低潮预谋后路，低潮时要为高潮到来预做准备。
第十，民主运动既然以完成社会政治转型为目的，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就宗旨而言必须为收获而耕耘，就个人而言却常常只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总之，民主人权的进步主要依靠民众运动一点点的争取，绝不是暴力革命可一个出来的，以为暴力革命可以使宪政民主一蹴而就是幼稚的，相反，在很多情况下都只能起反作用。
我们再看，今天主张暴力革命的人常常有一些什么样的过激情绪。还是引上一篇文章中以“610”爆炸案当事人的口吻发的那个声明为例：
“由一群邪恶分子以一个邪恶党为最大利益的共匪国，中国民众必定是要彻底消灭的，被消灭的这个最终结果，邪恶的中共比我更清楚。应验我这个说法的时间不会太长，最多还有两年。
一切和邪恶中共集团有牵连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在这里奉劝这个邪恶集团里的混蛋们：你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你们的这个邪恶匪党的周围，邪党在你们活，邪党亡你们全的都要死！千万不要相信那个什么功的“退党保命”之说，那不过就是一些人在装神弄鬼。你们就是蜕皮也无法保命。
中国民众对待邪恶中共的唯一办法就是：干净、彻底、全部杀掉！仅仅打倒共产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是消灭、杀光，中国民众的目标应该是：杀光邪恶共产党，建立民主大中国。89年春天中国民众抗争的失败，就是因为对共匪还抱有幻想，所以没有暴力跟进的措施，如果一开始就对中共匪徒实施暴力杀戮，对共匪的一切党政机关进行扫荡似的杀光措施，邪恶的中共匪徒就早已经全的上马克死那里报到去了。和共匪没有暴力杀戮跟进的对抗、就是相当于等待中共匪徒来对民众进行屠杀，和中共匪徒对抗，必定是个你不杀它，它就杀你的结局，绝对没有其他结果，所以民众一旦抗争，就必须做好对中共匪徒进行大屠杀的准备！即使共匪投降也要杀，千万不要给这些邪恶的匪徒们留下任何反把的机会！
邓小平说过：我们这个政权是用两千万人头换来的，想要就拿两千万人头来换。如果让我说，用两千万人头换就太少了，我估摸着至少也要6000万人头才够，现在共匪的官僚集团就有四千万，再加上两千万两条腿的狗至少也有六千万，也就是说：凡是共产党匪徒利益集团里的人都将是民众虐杀的对象，这还应该包括他们家里的任何受益人。”
显然，“以暴易暴”的极端主义思想绝不会带来宪政民主，只能把中国社会推向无休无止的战乱流血，这是就结果而言；“以暴易暴”的主张是与普世价值、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倡导的人权原则格格不入的，这是就道义而而言；在今天的中国也绝不会有多少人赞同，这是就民意而言。
在我看来，所有共产党人都是我们要用人权原则保护的对象，这是第一点；在一定条件下，今日中国的绝大部分共产党人都会认可宪政民主制，这是第二点；对现存制度下发生的邪恶，在宪政民主制开始实施之时，都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赦免，这是第三点。所以，对以上极端主义的暴力革命主张，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篇文章。
“革命不可避免
傅申奇
‘6．4’之后，在中共的暴力淫威之下，得了犬儒病的知识精英们呼应着御用文人的诡辩，热衷于鼓吹：渐进改革、增量民主、告别革命之类麻痹民众公民意识，为专制涂脂抹粉的言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民主浪潮第三波中，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历史渊源、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社会风貌的一大批国家都证明：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任何人都需要。”
显然我的民主墙时代的老朋友傅申奇这些话自相矛盾，你说“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任何人都需要。”人家主张“渐进改革、增量民主”正是对你的呼应，你怎么要去批人家呢？关于革命，我前面已经分析了，从一党专政到宪政民主就是和平革命，人家的意思只是反对暴力，不主张过激，方法不同，目的一致，你老兄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当今世界上发生新闻管制、政治迫害、监禁政治反对派、禁止政治集会、结社组党、对反对党强制和骚扰等等社会现象的所有体制，包括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君主专制、寡头政治、法西斯政权和共产政权等，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或迟或早、都不可避免要发生民主转型，或者说都不可避免要发生民主革命。因为这不是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或更新完善，所以就是革命。第三等级领导的法国大革命是民主革命；贵族领导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民主革命；台湾国民党开放党禁建立起民主制度是民主革命；罗马尼亚枪毙齐奥塞斯库之后建立起民主制度也是民主革命。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中国不可能例外。在这个意义上喜莱莉讲得完全正确：中国镇压异见者是徒劳的。中国试图阻止历史是徒劳的。”
显然，上文的说法没有超出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对中国必将实现宪政的看法是一致的，对无论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还是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宪政都是革命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台湾开放党禁建立起民主制度也是民主革命）。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作者会如此指责中国党内民主派人士：
“以《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空头文章博取掌声，以增量民主的谎言忽悠民众的御用文人俞可平最近在美国举行的百人会上又重弹老调，说：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都不会想要革命，听到革命就会想到文化大革命，如今的中国是“告别革命”的时代。他把革命的内涵和革命的形式混为一谈，就是为了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以达到阻挡民主革命，维护党国体制的目的。而他不过是为党权专制的苟延残喘寻找一些合理性的依据，自欺欺人罢了。这一类的说辞能够使中国避免民主革命吗？就从非民主制度走向民主制度这一转变而言，民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过程是以政治改革的方式还是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完成呢？
我们看到温家宝作为中共最高层人士，在很多场合倡导政治改革。但中国没有发生任何称得上政治改革的事情。知识精英们关于党内民主、渐进改革、增量民主之类的一大堆说词和构想也没有任何一条被中共采纳。”
作者显然没有看到，在中国，在中共体制内，任何主张民主的意见都有助于消解一党专政，形格势禁，他们在特定的话语环境中能说到那种份上已经相当不错了。民主时代是多元化时代，是言论自由的时代，有左中右是合理合法的常态，也是一种必须的良好政治生态。这样，在民主化过程中，中国大陆体制外的民主派是一类声音，知识分子是一类声音，体制内又是一类声音，每一类甚至又有多种不同的声音，这正是中国在走向政治多元化的象征，而政治多元化又是宪政民主制的前提，本身就表明中国在走向宪政，本生就是中国发生渐进式革命的证明，你为什么要反对人家的努力呢？
显然，今天的高调革命论者在做一件可笑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宪政民主制的革命就是要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派别、组织从一元化政治下解放出来，相反，到热衷于以自己的观点作为“革命的一元化”来强加于整个中国社会，这么做是不是和他们要建立多元化的宪政民主制南辕北辙呢？
再看下文：
“按照《炎黄春秋》杂志社现任社长杜导正的说法，根据转型理论的研究结果，改革一定是由执政当局自上而下发动的。但杜导正认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道路：‘自上而下基本不可能实现’，他解释说：中共执政61年，治党、治国观念、理论等，内部已形成习惯性。更重要的是领导层和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改革必受利益集团束缚’。因此在杜先生看来，中国的政改以自下而上为主体，不能排除流血和动乱，但‘这是要千方百计避免的’，所以走改良主义道路是最佳路线，‘代价小、多数人都可以接受，右派和左派都可以接受。’在这里杜先生的说法造成了许多混乱。既然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路，也就是推上政治革命的道路。因此我可以断言，如果情势不发生变化，政治革命不可避免！
就我的理解，杜先生希望反对派能采取理性、温和的立场，‘千方百计’的避免流血和动乱。我相信反对派的主流愿望就是这样，但实际的政治革命会发生什么样的‘流血和动乱’这主要取决于掌握着暴力的当局，而不是取决于反对派。目前当局越来越滥用暴力，甚至采取流氓和黑社会的手段迫害反对派人士和异议人士，不断制造着仇恨，为未来的革命增加着激烈的色彩。这是所有具有理性的人们担心的事情，也是当局者必须儆醒的！”
对于以上看法，需要指出的是是否“自上而下的改革基本不可能实现”，就一定意味着自下而上的流血革命？这种思维显然过于简单化，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情况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今日中国已经没有可能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首先是一党专政的体制决定了只要能够“维稳”他们就会不择手段的维持专制特权，这一点我和傅申奇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身处国外的傅申奇却看不到，国内的形势一直在发生剧烈变化，这个方面后面会有专门分析。在这里只简单的指出几点。其一：以埋葬资本主义为目标的中共已经演变成官僚资本集团，其理论上的破产和利益分化使它进退失据，如吴邦国“几不搞”所标明的，他们现在除了依靠国家机器维持现状别无他法，而这个现状也是绝对维持不了的，中共本身内外交困，目前正在分崩离析，时候一到它就会在压力面前变成几大板块，其中明智派为了自己的历史出路必然会做出明智的抉择。其二：中国的市民力量正在全方位的成长，各行各业都在形成强大的健康力量，虽然由于当局的高压目前还处于艰难之中，但当局既然连国内的民主党都打不下去了，也把体制内杜导正这种民主派代表无可奈何，还能拿花瓶党、有官方背景的社团、民间的NGO以及学术界、艺术界、企业界和其他方方面面的政治势力的崛起有什么办法？目前的局面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当局则只能用枪打出头鸟来加以遏制，但是，随着觉醒者日众，组织准组织日多，冲决其遏制只是时间问题。
显然，杜导正的意见是对的，但我们和他也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他毕竟还在体制之内。在我们看来，中共自身分裂的希望并不在其体制之内，而在中共之外的民主人权力量的崛起，只有体制外的力量强大到对中共具有强烈震慑作用以后，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才可能起到决定作用。
傅申奇应该记得，1980年春节我们在武汉会议上讨论当时的形势时你就说过，中共的政策是受地心引力下坠的一个球，如果没有别的因素它就会直接下坠，但如果我们在中间稍微拦一下，它可能就会改变方向。但由于彼时我们的力量太单薄，对改变中共行进线路的作用太有限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市民社会在走向成熟，各种政治势力千真万确在崛起，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乃至反对党正在横空出世。这种情况下，由反对派和反对党的力量壮大决定的历史性变局已经千真万确的足以根本改变本来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的中共了！
中共已有的根本改变是纲领、路线方面的，是阶级成分、依靠对象方面的，是社会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在反对派和反对党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它下一步要做的根本改变是组织上的，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上的，是其党和政府关系上的。
所以，傅申奇“如果情势不发生变化”的假设是不存在的！事实是情势一直在发生有利于和平变革的剧烈变化！而要使这种变化尽早达到迫使当局彻底改弦更张的临界点，就看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了！
傅申奇文中又说：“中共统治者继续试图以暴力刚性维稳的措施控制局面，并且滥用暴力手段压制一切体制外力量，正在迅速的把中国推上政治革命的道路，地火在地底下运行并时时迸发出火花。‘与汝皆亡’的人肉炸弹事件是明显的信号。官方的喉舌之一《环球时报》指责说；独立候选人试图突破目前体制的临界点，是在制造政治风险和社会不安。而《世界日报》专栏作家孟玄先生说得对：独立参选人的冒出是中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党内庞大势力和利益集团如果不能把握这个机会‘流血暴力革命的悲剧就难避免’。我认为；从开放区县人民代表选举开始平稳转型是最佳选择；是缓解敌对关系的良方；是避免政治革命的最好途径。老共产党人保党派于建嵘先生恳切的说，我们今天愿意拿起选票，是我们希望中国能平稳实现转型。我们是用选票去捍卫中国的未来！任何人想通过打压恐吓来剥夺公民的法定权利，都会激起更多公民的参与。我认定：如果当局一意孤行，用暴力镇压这一波的公民参与，那么政治革命就敲门了！”
对他以上的说法该怎么看？还是一句老话，把复杂的形势简单化了。说当局刚性维稳造成大量官民冲突问题是事实，借用孟玄的话说“和平参选人的冒出是中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则言过其实，中共头目对国情的掌握应该比我们各位更加清楚，那就是目前他确实还可以这么混一阵子，故他还要把和平转型的时间往后推，他还颇有一些回旋余地。这就又值得再引述一下他的如下说法：“在中共庆祝成立90周年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观察和思考：中共是否有新的气象？是否可能与时俱进，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使中国平稳转型？结论是很明确的：没有这样的迹象。胡锦涛的‘7．1’讲话是最好的证明。胡锦涛的讲话依旧是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废话的集大成。没有新的思维、新的构想、新的举措。他像前辈们一样把人民抬到天上，大大地吹捧一下，希望以此来确定政权的合法性。他说：‘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还感性的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就在他讲话的时候，来自全国的上万名访民被首都的公安和各地的截访人员驱赶、扣押、抓捕和遣返。湖南绝望的访民集体自杀！真是悲惨的讽刺！他像背台词一样又说了一遍：‘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而事实上，60多年来，所谓人民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都是《乌有之乡》的装饰画。现实和他讲的正好相反：中共的权力是武装夺取的，也是靠暴力维持的。他们没有也不敢让人民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90周年的时候，中共不仅没有新气象，甚至开始向全国推广重庆的‘唱红’模式。可以肯定：如果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力量只是宣告而没有行动，失去了历史时机，政治革命不可避免！因为人民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的确，在中共庆祝成立9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的讲话依旧是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废话的集大成。在他讲话的时候，来自全国的上万名访民被首都的公安和各地的截访人员驱赶、扣押、抓捕和遣返，湖南绝望的访民则在集体自杀，这不仅是悲惨的讽刺，而且是中共在继续犯罪的见证，这表明充分表明90周年的时候中共的确没有新气象。但是，对傅申奇我要说，你凭什么要对胡锦涛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通过官僚阶梯爬到顶层掌握绝对权力八九年的、一直谨小慎微的人，在没有足够压力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其要下台的前一两年发起大刀阔斧的改革？这种人的本性决定了他只会萧规曹随，坐享其成，指望他在其政治生涯的尾声做出 改天换地的事情，岂不是忘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常识？同样只能算常识的是，本性决定，一代庸主胡锦涛捱到今天已经没有别的企求，一心只想拖过最后一两年，好把权力移交给下一代，因此，他百不作为，一心刚性“维稳”，这是没有疑义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胡锦涛不搞改革，不等于他的继任人不搞改革。胡锦涛的继任人不搞改革，不等于形势压迫下中共头目永远也不搞改革。中共头目不会主动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世界历史上有几个专制头目主动改革？反观从英国开始的各国和平变革，有几次不是在民众力量压迫下被迫进行的？从目前来说，中共“6•4”后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面对民怨沸腾的局面，面对经济高速增长期行将成为历史，面对“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面对市民社会的形成，无论什么人上台，再也无法靠简单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俾斯麦式专制资本主义来维持，第一，他必须务实的解决中国社会的大量而紧迫的问题，第二，他必须逐步抛弃那些骗人的伪意识形态，第三，他必须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社会的刚性控制。这些做法固然和我们要求的宪政改革相去甚远，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这些做法又必然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扫清道路。这样，关键是在几年后必然来临的新变局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够怎样做，面对历史拐点的到来，我们是否能够不辱使命！
关于这一点，正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傅申奇和我是30多年的老战友，我们年龄、经历、思想观念都非常相近，从大轮廓说对今后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从对前景的分析和行事策略以及对中国当前的做法会导致的结果上说，看法则大相径庭。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说起来奥妙并不复杂，如果傅申奇仍在国内，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看法也不难取得共识。只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国内这个正面战场，他的看法也就没法深入到国内下一步该如何运作上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如果他在国内，绝不会把重点放在空喊“革命不可避免”上，而会像民主墙时期去搞人民代表的选举一样，按现实可能去解决具体问题，做发动群众、凝聚力量方面的工作。因为不在国内，没法做具体工作，只好致力于“唱衰”中共，然而“唱衰”只是儿童游戏！这恐怕不光是傅申奇的必然，也是绝大部分海外著名民主人权活动人士难以摆脱的境况。胡适当年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看来，今天的局面已是“在国内则多研究些问题，出国后就多谈些主义”！
既然如此，我要说：国外的朋友们，你们是否能多研究些问题？如果实在喜欢革命，我欢迎你们到国内来谈，到国内来搞，我虽不同意你们的看法，也没必要反驳你们的主张，如果你们要身体力行“革命”主张，我更乐观其成。
现在，我们再来简单的谈一谈和平转型和暴力的关系。主张和平转型，不提革命，反对暴力，是我们基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提出的原则主张。我在1970年就被当局打成了反革命。不过，我既不一概的反对革命，也不一概的主张革命，对革命的合理性，必要性，必然性，必须做具体分析，相应的，对暴力和暴力革命更其如此。如前所述，中国作为最后进行民主转型的世界大国，在举世经验教训的面前被拖着走的情况下，在公民社会日益成熟的情怀下，在反对派必然强势崛起的情况下，暴力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和平转型是完全可行的。
暴力和暴力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中国的转型中，暴力革命完全可以排除，出现暴力却不可避免。在我看来，从和平转型的角度说，转型早已开始，只是进展太慢，但如我在《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四个阶段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中所指出的，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是民主人权力量在打压中成长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暴力反抗现象已经大量出现，任何人都否定不了，当局也压制不了——它能够镇压下去，却不能使暴力反抗不会发生。因为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各地民众以和平方式维护自己权利的活动一再受到当局的野蛮打压，这样，当官方的胡作非为引起民众群情激奋之时，暴力反抗的事件就不可避免了。这种事情近来频频发生，像往年的瓮安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今年的利川事件,增城事件，都是官逼民反导致中小城市人民直接把矛头对准当地的中共党政机关，甚至直接捣毁党政机关和“专政机关”！更不要说像杨佳事件那样一再发生的暴力反抗当局专制高压的个案屡屡发生，层出不穷，为数日多，方法也越来越激烈。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法否认，不可回避，对它们应该作何解释？
就我的理解，杜先生希望反对派能采取理性、温和的立场，‘千方百计’的避免流血和动乱。我相信反对派的主流愿望就是这样，但实际的政治革命会发生什么样的‘流血和动乱’这主要取决于掌握着暴力的当局，而不是取决于反对派。目前当局越来越滥用暴力，甚至采取流氓和黑社会的手段迫害反对派人士和异议人士，不断制造着仇恨，为未来的革命增加着激烈的色彩。这是所有具有理性的人们担心的事情，也是当局者必须儆醒的！”
对于以上看法，需要指出的是是否“自上而下的改革基本不可能实现”，就一定意味着自下而上的流血革命？这种思维显然过于简单化，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情况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今日中国已经没有可能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首先是一党专政的体制决定了只要能够“维稳”他们就会不择手段的维持专制特权，这一点我和傅申奇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身处国外的傅申奇却看不到，国内的形势一直在发生剧烈变化，这个方面后面会有专门分析。在这里只简单的指出几点。其一：以埋葬资本主义为目标的中共已经演变成官僚资本集团，其理论上的破产和利益分化使它进退失据，如吴邦国“几不搞”所标明的，他们现在除了依靠国家机器维持现状别无他法，而这个现状也是绝对维持不了的，中共本身内外交困，目前正在分崩离析，时候一到它就会在压力面前变成几大板块，其中明智派为了自己的历史出路必然会做出明智的抉择。其二：中国的市民力量正在全方位的成长，各行各业都在形成强大的健康力量，虽然由于当局的高压目前还处于艰难之中，但当局既然连国内的民主党都打不下去了，也把体制内杜导正这种民主派代表无可奈何，还能拿花瓶党、有官方背景的社团、民间的NGO以及学术界、艺术界、企业界和其他方方面面的政治势力的崛起有什么办法？目前的局面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当局则只能用枪打出头鸟来加以遏制，但是，随着觉醒者日众，组织准组织日多，冲决其遏制只是时间问题。
显然，杜导正的意见是对的，但我们和他也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他毕竟还在体制之内。在我们看来，中共自身分裂的希望并不在其体制之内，而在中共之外的民主人权力量的崛起，只有体制外的力量强大到对中共具有强烈震慑作用以后，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才可能起到决定作用。
傅申奇应该记得，1980年春节我们在武汉会议上讨论当时的形势时你就说过，中共的政策是受地心引力下坠的一个球，如果没有别的因素它就会直接下坠，但如果我们在中间稍微拦一下，它可能就会改变方向。但由于彼时我们的力量太单薄，对改变中共行进线路的作用太有限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市民社会在走向成熟，各种政治势力千真万确在崛起，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乃至反对党正在横空出世。这种情况下，由反对派和反对党的力量壮大决定的历史性变局已经千真万确的足以根本改变本来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的中共了！
中共已有的根本改变是纲领、路线方面的，是阶级成分、依靠对象方面的，是社会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在反对派和反对党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它下一步要做的根本改变是组织上的，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上的，是其党和政府关系上的。
所以，傅申奇“如果情势不发生变化”的假设是不存在的！事实是情势一直在发生有利于和平变革的剧烈变化！而要使这种变化尽早达到迫使当局彻底改弦更张的临界点，就看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了！
傅申奇文中又说：“中共统治者继续试图以暴力刚性维稳的措施控制局面，并且滥用暴力手段压制一切体制外力量，正在迅速的把中国推上政治革命的道路，地火在地底下运行并时时迸发出火花。‘与汝皆亡’的人肉炸弹事件是明显的信号。官方的喉舌之一《环球时报》指责说；独立候选人试图突破目前体制的临界点，是在制造政治风险和社会不安。而《世界日报》专栏作家孟玄先生说得对：独立参选人的冒出是中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党内庞大势力和利益集团如果不能把握这个机会‘流血暴力革命的悲剧就难避免’。我认为；从开放区县人民代表选举开始平稳转型是最佳选择；是缓解敌对关系的良方；是避免政治革命的最好途径。老共产党人保党派于建嵘先生恳切的说，我们今天愿意拿起选票，是我们希望中国能平稳实现转型。我们是用选票去捍卫中国的未来！任何人想通过打压恐吓来剥夺公民的法定权利，都会激起更多公民的参与。我认定：如果当局一意孤行，用暴力镇压这一波的公民参与，那么政治革命就敲门了！”
对他以上的说法该怎么看？还是一句老话，把复杂的形势简单化了。说当局刚性维稳造成大量官民冲突问题是事实，借用孟玄的话说“和平参选人的冒出是中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则言过其实，中共头目对国情的掌握应该比我们各位更加清楚，那就是目前他确实还可以这么混一阵子，故他还要把和平转型的时间往后推，他还颇有一些回旋余地。这就又值得再引述一下他的如下说法：“在中共庆祝成立90周年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观察和思考：中共是否有新的气象？是否可能与时俱进，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使中国平稳转型？结论是很明确的：没有这样的迹象。胡锦涛的‘7．1’讲话是最好的证明。胡锦涛的讲话依旧是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废话的集大成。没有新的思维、新的构想、新的举措。他像前辈们一样把人民抬到天上，大大地吹捧一下，希望以此来确定政权的合法性。他说：‘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还感性的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就在他讲话的时候，来自全国的上万名访民被首都的公安和各地的截访人员驱赶、扣押、抓捕和遣返。湖南绝望的访民集体自杀！真是悲惨的讽刺！他像背台词一样又说了一遍：‘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而事实上，60多年来，所谓人民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都是《乌有之乡》的装饰画。现实和他讲的正好相反：中共的权力是武装夺取的，也是靠暴力维持的。他们没有也不敢让人民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90周年的时候，中共不仅没有新气象，甚至开始向全国推广重庆的‘唱红’模式。可以肯定：如果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力量只是宣告而没有行动，失去了历史时机，政治革命不可避免！因为人民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的确，在中共庆祝成立9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的讲话依旧是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废话的集大成。在他讲话的时候，来自全国的上万名访民被首都的公安和各地的截访人员驱赶、扣押、抓捕和遣返，湖南绝望的访民则在集体自杀，这不仅是悲惨的讽刺，而且是中共在继续犯罪的见证，这表明充分表明90周年的时候中共的确没有新气象。但是，对傅申奇我要说，你凭什么要对胡锦涛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通过官僚阶梯爬到顶层掌握绝对权力八九年的、一直谨小慎微的人，在没有足够压力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其要下台的前一两年发起大刀阔斧的改革？这种人的本性决定了他只会萧规曹随，坐享其成，指望他在其政治生涯的尾声做出 改天换地的事情，岂不是忘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常识？同样只能算常识的是，本性决定，一代庸主胡锦涛捱到今天已经没有别的企求，一心只想拖过最后一两年，好把权力移交给下一代，因此，他百不作为，一心刚性“维稳”，这是没有疑义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胡锦涛不搞改革，不等于他的继任人不搞改革。胡锦涛的继任人不搞改革，不等于形势压迫下中共头目永远也不搞改革。中共头目不会主动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世界历史上有几个专制头目主动改革？反观从英国开始的各国和平变革，有几次不是在民众力量压迫下被迫进行的？从目前来说，中共“6•4”后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面对民怨沸腾的局面，面对经济高速增长期行将成为历史，面对“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面对市民社会的形成，无论什么人上台，再也无法靠简单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俾斯麦式专制资本主义来维持，第一，他必须务实的解决中国社会的大量而紧迫的问题，第二，他必须逐步抛弃那些骗人的伪意识形态，第三，他必须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社会的刚性控制。这些做法固然和我们要求的宪政改革相去甚远，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这些做法又必然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扫清道路。这样，关键是在几年后必然来临的新变局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够怎样做，面对历史拐点的到来，我们是否能够不辱使命！
关于这一点，正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傅申奇和我是30多年的老战友，我们年龄、经历、思想观念都非常相近，从大轮廓说对今后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从对前景的分析和行事策略以及对中国当前的做法会导致的结果上说，看法则大相径庭。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说起来奥妙并不复杂，如果傅申奇仍在国内，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看法也不难取得共识。只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国内这个正面战场，他的看法也就没法深入到国内下一步该如何运作上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如果他在国内，绝不会把重点放在空喊“革命不可避免”上，而会像民主墙时期去搞人民代表的选举一样，按现实可能去解决具体问题，做发动群众、凝聚力量方面的工作。因为不在国内，没法做具体工作，只好致力于“唱衰”中共，然而“唱衰”只是儿童游戏！这恐怕不光是傅申奇的必然，也是绝大部分海外著名民主人权活动人士难以摆脱的境况。胡适当年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看来，今天的局面已是“在国内则多研究些问题，出国后就多谈些主义”！
既然如此，我要说：国外的朋友们，你们是否能多研究些问题？如果实在喜欢革命，我欢迎你们到国内来谈，到国内来搞，我虽不同意你们的看法，也没必要反驳你们的主张，如果你们要身体力行“革命”主张，我更乐观其成。
现在，我们再来简单的谈一谈和平转型和暴力的关系。主张和平转型，不提革命，反对暴力，是我们基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提出的原则主张。我在1970年就被当局打成了反革命。不过，我既不一概的反对革命，也不一概的主张革命，对革命的合理性，必要性，必然性，必须做具体分析，相应的，对暴力和暴力革命更其如此。如前所述，中国作为最后进行民主转型的世界大国，在举世经验教训的面前被拖着走的情况下，在公民社会日益成熟的情怀下，在反对派必然强势崛起的情况下，暴力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和平转型是完全可行的。
暴力和暴力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中国的转型中，暴力革命完全可以排除，出现暴力却不可避免。在我看来，从和平转型的角度说，转型早已开始，只是进展太慢，但如我在《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四个阶段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中所指出的，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是民主人权力量在打压中成长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暴力反抗现象已经大量出现，任何人都否定不了，当局也压制不了——它能够镇压下去，却不能使暴力反抗不会发生。因为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各地民众以和平方式维护自己权利的活动一再受到当局的野蛮打压，这样，当官方的胡作非为引起民众群情激奋之时，暴力反抗的事件就不可避免了。这种事情近来频频发生，像往年的瓮安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今年的利川事件,增城事件，都是官逼民反导致中小城市人民直接把矛头对准当地的中共党政机关，甚至直接捣毁党政机关和“专政机关”！更不要说像杨佳事件那样一再发生的暴力反抗当局专制高压的个案屡屡发生，层出不穷，为数日多，方法也越来越激烈。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法否认，不可回避，对它们应该作何解释？
首先，这是当局的残酷压制人民行使人权所致，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鲜明表现，频繁发生激起民变的事实，需要当局正面回应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如下内容：“序言第三段——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也就是说，只要中共当局不“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中国人民“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当的。
其次，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如此诉诸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一中共有足够的国家暴力进行镇压，因而不会有什么结果，第二，民主是依靠理性建设的，理性的公开站出来行使公民权利才是解决宪政问题的唯一办法。第三，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地区差别极大，加上当局能够调动全国军队武警到任何地方紧急镇压，与此同时，在今日中国根本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暴力反抗的可能，所以这种地区性的暴力活动不可能演化为能推翻一党统治的全国性暴力反抗，那些以此为据希望甚至号召暴力反抗的人士应说是大大地高估了这些事件的意义、价值和前景。事实上这些暴力反抗事件在当地也从来不是人为组织的结果，而是因为积怨太深群情激奋，一遇当局打压个别民众就激起大家义愤而偶然爆发的反抗。所以，这些暴力反抗都具有突然性、偶发性、不可控性、以及非理性等特点，不仅当局无法控制，民主人权活动人士也无法引导，姑且不说当局对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意图引导的严密防范和残酷打击。
这样，我们对目前大量出现的暴力反抗活动的看法就是，这和《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同出一理，是暴力受害者的合理反抗行为，要消除反抗，首先要杜绝施暴，故责任在施暴者一方，与此同时，和正当防卫一样，暴力反抗是有个合理限度的，过了限度就是防卫过当，再过限度则有犯罪之嫌。和正当防卫不可能为社会创造新秩序、秩序依赖系统而良好的法治一样，上述暴力反抗也不可能创造宪政。
宪政的建立要靠全体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组织起来，运用已有的法定权利公开开展合理合法的和平表达活动，首先从言论开始，包括行使出版，结社，游行，集会，示威，罢工等所有公民权利，以及法律已有明文规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利等等，并且堂堂正正理直气壮，长期坚持不屈不饶，一波一波推进，把开展民主人权活动当作自己的生活本身，长此以往，中国人民的合法抗争必将蔚为大观，在全民上街游行集会示威显示民愿，当局也失去了镇压能力时，就会迎来彻底改变局面的一天。
总之，在中国现阶段的和平转型过程中发生暴力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在发生，但发生的只是被逼得忍无可忍的个人行为，以及相对于庞大的中国来说局限于某些地方的情绪化的群体行为，既不可能蔓延到全国，更不可能演化成能导致民主转型的暴力革命。海外一些人把这些事件的意义夸大成“民主革命”的信号，只是一厢情愿的误识，就如同马克思盼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列宁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样荒唐。与此同时，暴力反抗作为和平变革的重要一环是自发的，自然的，我们虽然不主张这么做，但必须承认其合理性，必须对具体事件做具体分析，必须看到它们对促成和平转型的巨大价值。
（未完待续）
其次，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如此诉诸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一中共有足够的国家暴力进行镇压，因而不会有什么结果，第二，民主是依靠理性建设的，理性的公开站出来行使公民权利才是解决宪政问题的唯一办法。第三，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地区差别极大，加上当局能够调动全国军队武警到任何地方紧急镇压，与此同时，在今日中国根本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暴力反抗的可能，所以这种地区性的暴力活动不可能演化为能推翻一党统治的全国性暴力反抗，那些以此为据希望甚至号召暴力反抗的人士应说是大大地高估了这些事件的意义、价值和前景。事实上这些暴力反抗事件在当地也从来不是人为组织的结果，而是因为积怨太深群情激奋，一遇当局打压个别民众就激起大家义愤而偶然爆发的反抗。所以，这些暴力反抗都具有突然性、偶发性、不可控性、以及非理性等特点，不仅当局无法控制，民主人权活动人士也无法引导，姑且不说当局对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意图引导的严密防范和残酷打击。
这样，我们对目前大量出现的暴力反抗活动的看法就是，这和《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同出一理，是暴力受害者的合理反抗行为，要消除反抗，首先要杜绝施暴，故责任在施暴者一方，与此同时，和正当防卫一样，暴力反抗是有个合理限度的，过了限度就是防卫过当，再过限度则有犯罪之嫌。和正当防卫不可能为社会创造新秩序、秩序依赖系统而良好的法治一样，上述暴力反抗也不可能创造宪政。
宪政的建立要靠全体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组织起来，运用已有的法定权利公开开展合理合法的和平表达活动，首先从言论开始，包括行使出版，结社，游行，集会，示威，罢工等所有公民权利，以及法律已有明文规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利等等，并且堂堂正正理直气壮，长期坚持不屈不饶，一波一波推进，把开展民主人权活动当作自己的生活本身，长此以往，中国人民的合法抗争必将蔚为大观，在全民上街游行集会示威显示民愿，当局也失去了镇压能力时，就会迎来彻底改变局面的一天。
总之，在中国现阶段的和平转型过程中发生暴力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在发生，但发生的只是被逼得忍无可忍的个人行为，以及相对于庞大的中国来说局限于某些地方的情绪化的群体行为，既不可能蔓延到全国，更不可能演化成能导致民主转型的暴力革命。海外一些人把这些事件的意义夸大成“民主革命”的信号，只是一厢情愿的误识，就如同马克思盼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列宁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样荒唐。与此同时，暴力反抗作为和平变革的重要一环是自发的，自然的，我们虽然不主张这么做，但必须承认其合理性，必须对具体事件做具体分析，必须看到它们对促成和平转型的巨大价值。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