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代各国领袖退休之后,多以回忆录回顾平生,总结执政得失,作为对人民和历史的一份交代(中共除外)。曾因对伊战争饱受抨击的布什的书,展现坚定的自由理念和信仰,并非“不学无术”而是一个捍卫美国价值观的强势总统.

 

●美国前总统布什自传《抉择时刻》8月1日在中国出版上市,布什为中文版写了致中国读者的序言。(本刊资料)

在《抉择时刻》这部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坦诚率直的总统自传”中,乔治·W·布什(港译布殊)并没有按时间顺序描述自己的人生历程,而是挑选了决定其总统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十四个重大决策,一一娓娓道来。他为某些饱受诟病的抉择辩护,也坦承某些失误.

他说:“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之后,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是这样一位总统:他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他兑现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安全的承诺;他在追求自己的信仰时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信任每个人,让他们作出生命中的选择;他也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在全世界推进自由事业.”二○○八年,布什结束其总统任期时,其支持率极低,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新总统奥巴马光芒四射地接任。三年之后,奥巴马的光芒逐渐黯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怀念布什时代。随着历史视野的放宽,我相信人们对布什的评价,一定会比他自己的期许更高。

启发布什“自由议程”的三本书

布什执政八年,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自由议程”。他在第二届任期的就职演讲中说:“支持各国各民族的民主运动和民主体制成长,最终消灭全世界所有暴政,是美国应当採取的政策。”他认为自由议程既有理想成分,也有现实成分。理想成分在於自由是万能的上帝赋予全人类的礼物。现实的成分在於自由是保护美国长治久安的最可行方式。

虽然欧美的自由派媒体常常嘲讽布什“不学无术”,加拿大的一个图书节上甚至打出“书籍和布什是距离最远的两种东西”的标语,但实际上布什毕业於耶鲁和哈佛两所名校,妻子劳拉是酷爱书籍的图书馆员,布什本人即便日理万机,亦手不释卷。启发布什制订“自由议程”的,便有三本书。

第一本是夏兰斯基的《论民主》。夏兰斯基是苏联犹太人,后移居以色列,在以色列内阁担任过部长.他曾在苏联劳改营服刑九年,对如何以民主颠覆暴政有独到思考。他将专制政府比作一个士兵,总是拿枪不放,一直指着囚犯。最终士兵的胳膊累了囚犯逃脱了。布什深受这一比喻的启发,在自传中说:“我认为在专制者的胳膊上施加压力,是美国的责任。我把这个目标作为我对外政策的核心部分,这是我担任总统期间最大的决定之一。”

第二本是朝鲜持不同政见者姜哲焕的《平壤水族馆》。这本书讲述了作者在朝鲜劳改营遭受的长达十年监禁与虐待。布什说:“在我担任总统期间所阅读的书中,这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本。”布什曾邀请作者到白宫做客,作者的悲惨经历激起了他对金正日的强烈反感。布什指出:“长远来看,我相信只有人民获得自由,朝鲜才会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

还有一本是自传中没有提及的、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布什的枕边书之一,他特别推荐给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本书深刻地揭示了专制政权运作的秘密和独裁者的内心世界。出身牧师家庭、在昂纳克统治下的东德生活过的默克尔,对该书必定会有切肤之感。除了英国首相布莱尔以外,默克尔是最支持“自由议程”的西方国家领袖。

支持不同政见者推崇普世价值

布什政府释放出明确的信号,表达对全世界的自由斗士的支持。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在担任总统期间,会见了超过一百位不同政见者。他们的处境看起来很淒凉,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希望。每当人民最终获得自由,通常都是这些不同政见者和良心犯,成为自由国度的领导者。捷克的哈维尔和南非的曼德拉都是典型的例证.”荣幸的是,我在白宫受到过布什总统接见,并一起分享宗教信仰自由话题.布什是历届美国总统中最关注宗教信仰自由的人,他多次告诉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宗教信仰者心灵平和、富有成效,这样的公民能够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为使中国人民发挥全部潜能,应当赋予人民更大的自由。”

虽然有人指责“自由议程”是强制输出美国价值,但布什反驳说,自由不是美国独有、独享的价值,而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二战结束时,世界上只有二十四个民主国家,而在二○○一年布什就任总统的时候,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一百二十个。

对两场反恐战争的检讨与辩护布什上台伊始便遇到“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随后他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自己成为饱受争议的“战争总统”。但他并不为这两场战争感到后悔。

在阿富汗问题上,布什承认重建工作准备不足。经过苏联的侵略、佔领以及军阀混战、塔利班的野蛮统治之后,曾经相当西化和开放的阿富汗,其社会结构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要么被杀,要么逃亡,小说《追风筝的人》中对此有栩栩如生的描述。虽然美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垮了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但阿富汗的重建进展相当缓慢。布什写道:“帮助阿富汗人民建立一个行之有效且符合其文化传统的民主制度,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一任务必我想像的更加艰巨。”

对伊拉克问题,布什承认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他的声誉造成了伤害,“每当想到这件事,我就有一种噁心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但他又认为情报的失误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他下令调查这一错误的原因并制订措施以避免重蹈覆辙,但他并没有惩罚情报人员,因为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情报百分之百地正确.布什还提及,同样的信息,当时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曾向他转达.

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国对伊开战的理由之一,但不是全部理由。布什认为即便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伊开战也是正确决策。他在自传中透露,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全力支持这一决定。威塞尔说:“尽管我反对战争,但我支持进行干预,对抗邪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布什写道:“那么多反对战争的人,不承认威塞尔这样的人做的道德层面的论证.反对在伊拉克进行军事行动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致力於人权事业的人。现在他们却来谴责我不该对一个用毒气杀害库尔德人,用武装直升机扫射什叶派教徒,把几万人埋进万人坑的傢伙使用武力。”

在这个意义上,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阻止其对少数民族和政治反对派的大屠杀,是纠正当年西方民主国家眼睁睁地看着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错误的“不干涉政策”。布什说:“因为我们在伊拉克的行动,美国最固执和危险的敌人之一永远停止了对我们的威胁,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失去了其主要的暴力、混乱来源之一。伊拉克人民离自由、民主、安全的梦想还很远,但他们现在得到了机会,比从前得到过的要多得多。”所以,他指出:“没有人能否认,解放伊拉克是人权事业的一个成就。”

另一方面,伊拉克的民主化不是伊拉克一国之事,它将对整个中东地区将产生示范效应。在布什任上,黎巴嫩发生了“雪松革命”。黎巴嫩政治领袖琼卜拉特说:“当我看到伊拉克人民参与投票,我知道这是一个新阿拉伯国家的开端。叙利亚人民、埃及人民都说有些东西在改变。柏林墙已经倒了,我们都看得见。”就像里根对苏联东欧集团施加压力、促成其内部发生变化,到了老布什上台后苏联东欧的剧变才发生一样;布什的“中东民主路线图”政策,直到二○一一年才引发中东的民主化浪潮,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到约旦、也门,独裁政权纷纷垮台,统治者被迫启动政治改革,人民追求自由的愿望不可遏止。可见无论在甚么文化和宗教传统之下的人们,对自由的热爱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宗教信仰对个人及施政的影响

作为近年来信仰最为虔诚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自传中毫不掩饰信仰对个人生命的改变:若不是信仰上帝,他不可能戒酒戒烟;若不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他更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

早在德州州长任上,布什便在思考如何将宗教信仰的潜在能量与政府的公共政策相结合。他认为政府不应当视宗教为洪水猛兽.如果基於宗教信仰的组织所主导的社会福利项目能够让所有人都平等地获得福利,那他们为甚么不能与官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分享纳税人提供的资金呢?让宗教组织发挥其优势参与公共事务,不仅不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而且两者可以相得益彰共同促进民众的福祉。

布什启动的项目之一,便是在监狱中推行“内心感化自由倡议”。尼克松时期惟一因“水门事件”入狱的高管科尔森,后来洗心革面,致力於的监狱感化事业,为罪犯提供心灵救赎,成效显着。布什邀请科尔森的机构进入德州监狱系统,当选总统之后,更是在全美的监狱中推广此计划,为服刑人提供圣经导师和人生指导课程。布什本人也深入监狱,与被信仰脱胎换骨的囚犯们一起高唱《奇异恩典》。接着是耶利哥宗教慈善项目,为刑满释放人提供再就业服务。这些得到过宗教组织帮助的囚犯,再次犯罪率仅为百分之十五,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布什任期内,为基於宗教信仰的组织带去两百亿美元的联邦基金。

在对外援助方面,布什从圣经里帮助穷人和受苦之人的拉撒路的故事中汲取灵感,在帮助非洲大陆抗击艾滋病比任何一届美国总统都做得更好。他启动“预防艾滋病病毒母婴传播国际计划”和“总统防治艾滋病经济救援计划”,向非洲大陆投入数百亿美元。到他卸任时,这些计划治疗了两百一十万艾滋病人,为超过一千万人提供了关爱服务,帮助一千六百万孕妇採取母婴预防措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让布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正是在父亲的感召下,布什的两个女儿都成为帮助非洲艾滋病患者的志愿者,布什欣慰地写道:“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全体美国人民为他人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金钱行为的缩影。这种优良的精神,正是我一直提倡的『怜悯的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行为多来自於宗教信仰组织。”

布什在自传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当他访问卢旺达的一所学校的时候,他走过一群学生身边,说:“上帝是美好的。”她们齐声回答说:“永远都是!”在卢旺达这个被种族屠杀和艾滋病病毒夺去了数以百万生命的国家,这些孩子们依然觉得得到了上帝的眷顾,这实在值得生活在像美国这样安逸地方的人们好好学习。於是他决定再说一遍。“上帝是美好的。”孩子们用更大的声音回答说:“永远都是!”

有信仰的人生和没有信仰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在“文革”中饱受折磨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其晚年对“世界能变得更好吗?”充满怀疑与困惑,早年从事乡村建设的热情与期望已消耗殆尽;而从基督信仰中汲取无穷力量的布什,却始终坚信“世界必定会变得更好”,他担任美国总统的八年,就是朝着这一愿景迈进的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