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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冯军旗的文章“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起广泛关注。 冯军旗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写成研究论文《中县干部》。“政治家族”即为其中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所谓“家族”，是指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 作者的结论令人触目惊心，但丝毫不令人感觉意外。网上早就有个流行词“官二代”，讲的就是官员的后代很容易当官并充斥官场这一现象。官二代现象决不只限于基层，高层也有，那就是太子党。据说中央有过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老一代革命家每家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出任副部级高官——这是照顾性的。如果有能力有造化，还可以把官做得更大。正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 应当指出：官二代、太子党的盛行，乃是当今中国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第一、在民主制下，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不错，在民主社会里，官二代们，由于其生活成长的环境，父辈的广泛人脉和响亮的姓氏，如要从政也拥有不小的优势。但也不尽然，有时候，这种背景反而成为包袱；因为别人会怀疑你不是凭本事而是凭关系。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是选举政治。如果你想当民选的官员，你必须得到选民的认同，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如果你想当任命的官员，除了要有相关官员的提名外，也还需要得到民意代表方面的认可。中国的太子党官二代们，有几个通得过选票和民意这一关呢？ 第二、在古代中国，没有选举有科举，也不可能出现官二代太子党泛滥这种现象。古人何尝不知，考场考得好不等于日后当官就一定当得好，问题是总得有个门槛，有个六亲不认的硬杠子，有个对平民子弟与权贵子弟一视同仁的标准；否则必定是血统论关系学和裙带风大行其道。 不错，今日中国官场也讲究文凭，也有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只是今日中国，文凭太多，品类不齐，含金量相差非常大，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假货冒牌货。至于说公务员考试制度，那和古代的科举还有所不同。古代的科举考试，门槛高，难度大，考上是要当官的；而现今所谓公务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其中既包括领导职务，也包括非领导职务，如办事员、科员。假如一个县有上万名公务员，其中算得上官的只有几百个。公务员考试门槛低，难度小，当公务员容易当领导难。就算平民子弟和官宦子弟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公务员的大门，进去之后能不能混上官位，各人的机会就大不相同了。冯军旗的论文就是告诉我们，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的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第三、在毛时代，也没有官二代太子党现象。在毛时代，大量的官二代和太子们还没长到可以当官的年龄。更大的区别是，毛时代是领袖个人独裁，现在是寡头集体专政。作为独裁者，毛既需要通过各级官员实行统治，同时又对他们、尤其是对那些高级官员百般猜忌，唯恐他们形成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势力。毛常常有意识地提拔新人，提拔那些没什么背景的工农份子；因为他觉得这种人对他更忠诚，也更好驾驭。这既装饰了工农当家做主的场面，又强化了个人的权力。在毛时代，干部子弟也享有若干特权，但比起现在就差远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德热拉斯写过一本书《新阶级》，批评共产党在掌权后没有兑现消灭阶级的诺言，反而使自己成为了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一个新阶级。严格说来，德热拉斯的批评不准确。新阶级是在后极权时代才成型的。在中国，是在邓时代，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在邓以后，中共统治集团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阶级；或者用一些学者的说法，曰特殊利益集团。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他们对经济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集团的面目就更清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