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以官方书面形式界定了当前中国的“六项核心利益”,分别是“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看似这好像是中国国家、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一部“和平宣言”的“白皮书”,实则这却是中国60多年一贯执政党的一部最新宣言。

这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全文共13000字,分别就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开辟、总体目标、对外方针政策、历史必然性和世界意义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部“白皮书”,极端少数、出人意料的提到了中国《宪法》为六项“核心利益”之一。其实,所有13亿中国人非常清楚,中国《宪法》至今60多年一直在“零运行”,没有任何一个《宪法》的法律执行与裁判机构,也从来没有审判或审议过任何一例《宪法》案件,将“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列为另外的“核心利益”五、六,实则为我所用。是执政党“最高利益”结合的最高体现。

在这个“白皮书”的第三部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中,白皮书以单独一段的形式明确列举了六项“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与此同时,白皮书也宣称,中国充分尊重各国维护本国利益的正当权利,在积极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充分顾及他国正当关切和利益,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这是中共利益的最新说法,未来的发展足可以印证这种说教的来源、以及中国对外利益怎样来收场。

六项“核心利益”一词,全球金融海啸以来频频见诸于中国在国际广泛的外交场合。它第一次在官方外交场合使用,是2003年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会谈中,将台湾问题列入中国的“核心利益”(其实质是:当“中华民国”出现时,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者却成了一个非法者)。随后的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中国方面的“核心利益”归结为三项: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为戴秉国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列在“维护基本制度”之后,曾引起知识界的异议和批评。

2011年3月,中国发表2010年度“国防白皮书”,在“建立军事互信”部分中明确提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但仅仅笼统提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访美期间,也以对等口气再次提到中美必须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不管是在亚洲或是在全球各国,中共党的“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全球各国都一直相冲突,且在未来还一直冲突到底。众说周知:中国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这样又有什么“国家利益”可言,全球各国哪一个党的军队能维护“国家利益”?这是全球各国与中国、中国党的根源不同。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6月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战略对话会议时,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将其归纳为三项:中国的国体政体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其中这三项中,有两项都事关执政党的。“大局稳定”,是执政党的大忌,绝不允许有执政党之外的任何丝微变动;其“基本保障”,也是围绕执政党的利益而全面展开——这些都与“法制国家”相根源阻抗。

面对近年来中国外交频频强调其“核心利益”,许多观察家、评论家将其解读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强烈自信、自我的表现;但也有资深研究者认为,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执政党的一些方面“危机感”;更重要的是:这种“危机”其本质是执政党而非对任何政府而言,因为任何国家都要有一个“合法”的政府来领导,而执政党却要通过“合法”的国家机制来达到“执政”,中国的这种机制60年以来一直残缺,形成了“一党独霸”一党“独霸天下”,没有任何“法制国家”的基础和来源,这是对外。而对内更是没有任何“和平发展”的基础可言,众所周知的中共“十数次路线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等,这是全球各国怎样的“和平发展”环境?一个国家的“和平发展”有外部、内部的“整体环境”,中国长期这样严重背离的社会、政治、独木行舟的国家环境,怎能撑起“和平发展”国际、国内大伞?

“中国想要保证其军事雄心”,这是法新社7日发自北京的一篇分析报道的题目。文章表示,为了消除外界对中国军费增长以及中国军队现代化可能 产生的担忧,中国在9月6日再次发表了继2005年之后的第二份《和平发展》白皮书。这一白皮书重点强调了中国防卫政策的“和平”与“防御”性质。在此之后,中国外交部又在9月7日周三就《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安排中共中央外事办政策研究局局长王亚军等人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做说明。王亚军周三在会上又宣布说,中国不会走“侵略、扩张和战争”的老路,中国不攻击别的国家,除非中国受到了攻击。
据介绍,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明确表述中国的核心利益。其内容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外界注意到,这是中国高官在国际外交场合多次提到中国核心利益后,首次做出归纳性的阐述。与先前的内容相比,有舆论注意到,中国最新发表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对中国核心利益做了延伸,扩大到了以《中国宪法》维持社会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范畴,但《中国宪法》在中国没有任何行使、实践,岂不自欺欺人?

台湾方面注意到,王亚军周三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奉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绝不容许分裂。王亚军还说,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此,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周三夜间回应说,大陆应放弃对台动武,否则两岸无法和平发展。中央社报道说,陆委会在周三深夜表示,当局已经掌握大陆日前发布“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内容,呼吁对岸珍惜三年多来协商互动的重要成果,大陆更必须彻底放弃对台军事威胁、恐吓,如果大陆仍一再坚持对台武力威胁,将徒增两岸关系的困扰和变数。一边“喊打喊杀”战火瞄准,一边又“和平发展”来蛊惑人心?

路透社在马尼拉注意到,就在中国发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同时,与中国存在海域纷争的菲律宾表示,将把从有争议区域收到的气田开采许可费用于防御所需的军费开支。菲律宾预算管理部长阿瓦德(Florencio Abad)说,马尼拉将购买直升机,并修建雷达站,以加强防御南中国海与中国存在争议区域附近的油气资源。阿瓦德表示,从位于巴拉望岛以东南中国海海域马兰帕亚气田(Malampaya)收取到近五十亿比索(即大约一亿一千七百万美元)的开采许可费将为菲律宾武装部队必要的领土防御需求提供资金,包括为马兰帕亚气田自身的发电项目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另外,这笔资金还将为菲律宾空军和海军购买多架新的搜救巡航直升机,保卫相关地区的其它油气资源。综上所述,中国最新发表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并未能立即消除周边国家和地区、用航空母舰开道的疑虑。

世界各国迄今还没有“一党专政”能长期“和平发展”的任何一个先例。

9月7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先锋媒体《环球时报》发表评述、提供了另一种“中国式”解读方式。该报社论指出“政治制度进入中国‘核心利益圈’”;并认为:“中国发白皮书明确国家核心利益 驳斥国强必霸”;“中国政府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最新表述,给社会增加共识至少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点。这种来自国家层面的明确态度,有助于消除社会上的一些困惑,打击那些不切实际的企图。中国社会共识的凝聚,离不开政府的坚决推动”。但中共强势、霸道的崛起,已经是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自由经济”力量、“市场经济地位”力量、“WTO缔约国”的力量等等的全面围剿……9月5日,世贸组织对中美“轮胎特保”案上诉在败诉就是一例,全球有30多个国家实施对中国轮胎出口关税,中国却一意孤行的认为自己对,连WTO的裁判也不服。其实,“轮胎特保”案是30多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抗争,不依WTO法则,还能用什么游戏规则来审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纠纷?

该报解读说:中国政府6日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重新界定了中国核心利益的范围。其中“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两项,首次被正式宣布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这种界定是对中国核心利益实事求是的总结。白皮书列出的其他四项核心利益涉及主权、领土、国家安全、统一等,和过去的相同。总体看,外界对另四项核心利益的挑战,中国已比较熟悉,应对的手段和资源比较充裕,但对于政治制度、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这些核心利益,如何在中国改革的动态中维护它们,我们的经验要少得多。

1949至今的60多年,中国《宪法》尚无法维护,连国家主席、国防部长、元帅都死活不保,中国宪法能“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宪法》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用《宪法》也无法改变中国非“法治国家”根源。

该报说:对改革将在什么程度上触动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内外一直都有议论,对改革是否应当牺牲一些社会稳定,同样存在争论。白皮书将它们明确列入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一次重要的澄清和宣示。改革不易,除了改革的过程难,还在于把握改革的方向难。我们需要同时知道应当做什么,和决不能做什么。设定一个改革的方向,和设定一个改革的禁区,都同样风险重重。对于社会稳定必要性的认识,需要大量不稳定的教训做积累。中国政府6日的表述,看似仅仅几句话,它的背后却是最近几十年全世界各种“改革”和“革命”的层层铺垫,是中国必须往前走的路。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不断推进,但政改的目标不是要颠覆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要使这个政治制度更加有效,丰富它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把“人民共和国”的理想不断展开,变成现实。由于政治制度的最初建立是粗糙的,并带着大量旧时代的影响,改革的内容浩大而复杂,它事实上在一刻不停地发生着。但中国的“公民社会”,依然相当薄弱,将“人民共和国”变成了执政党的“中国”。

该报评论说:鼓动轻率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中国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不负责任。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一种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或废弃,决不可能和平发生,社会大动荡是它无可避免的代价。在新中国用60多年时间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时候,对是否存在一个与中国更契合的政治制度没有把握,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失去和平来换取那个虚无缥缈的“政治天堂”,这对中国人民来说太冒险了。有尖锐的评论就此评论道,就是根源“暴力革命”起家、至今依然暴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变革?要不要对自己“革命”?

该文称:中国目前改革的外部环境不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好,由于中国与西方逐渐形成竞争,希望或促使中国通过“改革”垮掉,已是西方的一项公开政策。这对中国改革形成越来越多的干扰,中国面临根据自我需要加快改革,和防止被西方拉偏中国改革方向的双重权衡。在每个关键点上都作出准确甄别,娴熟调控改革的节奏和方向,不是容易的事。

此外,这部“白皮书”还重申了胡锦涛2011年早些时候提出的“亚洲精神”,将其归纳为“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开放包容、同舟共济”。2011年4月,胡锦涛在博鳌论坛2011年会上首次提出“亚洲精神”,主要包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但这个“亚洲精神”,不包括亚洲人口大国印度、印度西亚、日本、巴基斯坦等等国家“承认”这种精神,这是什么样的“亚洲精神”?还有人质疑其最后两句,“包容”与“同舟共济”,执政了一如62年年以来、在中国完全“独霸”的中国共产党能包容谁?与谁能“同舟共济”的同等“存在”??这种“亚洲精神”是完全虚无缥缈的,是自欺欺自、又自欺欺人一个花招而已。二次世界大战之后60多年,整个亚洲至今没有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没有对亚洲致富至关重要的“自由贸易区”,作为亚洲最大国家的中国也没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机制,难道这就是胡氏所说的“亚洲精神”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