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张建，从天津出国，现在在美国的纽约，不久前发表一篇文章慷慨激昂的说：“民运界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主流观点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力在国内，所以海外民运只能当配角，做好服务，输送点信息和金钱就可以了。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经不住推敲。其一，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力在国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其灵魂、精英却大都在海外，从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89民运、98组党到如今，三十年来各个时期跟共产党做过艰苦卓绝斗争的民运精英除了秦永敏、陈西、何德普、陈树庆等少数几个还留在国内，大部分都被流放海外，王军涛、胡平、严家其、徐文立、魏京生、王有才、刘刚、刘国凯、刘青、王希哲、王天成、傅申奇、盛雪、杨建利、宋书元、吕京花、陈立群、唐柏桥、陈破空等等个个雄才伟略、心雄万夫，人人都能独挡一面。海外民运可谓群星璀璨、人才济济。这些民运精英一旦风云际会，杀回中国，都将是改天换地、创造历史奇迹的英雄人物。我们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自我作践，长共匪志气灭自家威风呢？笔者认为，海外民运应该以茉莉花革命为契机，走出沙龙，走上街头，渗透国内，建立通畅的联系管道，煽动、渗透、资助乃至直接在国内建立组织系统，以图大业。”
诚然，这是一幅令人激动的英雄画卷，况且鄙人不仅名列其中，而且被排在显赫地位，怎能不希望这是未来创造中国宪政大业英雄谱的真实写照？绝非妄自菲薄，可惜，理性使我对这位朋友的看法无法认同。在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中，我认真地研究了一些基本的政治学问题，也写了《政治资源概论》等几本研究性的小册子，深知事情绝非那么简单。
一般人往往看重政治高调，而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政治结果毕竟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力量对比则是由各方所占有的资源决定。没有足够的资源在手，诸葛亮也无计可施，楚霸王也只能自刎。所以，对政治资源占有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和平转型的领导力量何在，尽管资源占有状况变动不居，戏剧性变化时有发生。政治资源包括很多方面，所有可以用于政治博弈的筹码都可以包括在内。其中最主要的有：道义资源，声名资源，先机资源，时势资源，合法性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制度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人员资源，历史渊源资源，知识资源，管理能力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地位资源，等等。
每一个政治组织，每一个政治领袖，都必然或多或少的掌握这些资源中的几种，掌握得多，事业就可能做得大一些，掌握得少，事业就必然做的小一些，虽然资源掌握的多少会随形势变化而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能力胸怀抱负和努力，并且以少胜多的事也确实偶有发生，但无论什么人，都必然受所掌握的资源多少制约，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当前来说，也只有根据自己掌握资源的多少，掌握了哪些类型的资源，来制定战略战术，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把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包括鄙人，我们的这些海内外朋友们其实并没有掌握多少政治资源，尤其是没有掌握多少实质性的政治资源，我们能够获得声名资源，主要是作为尖兵有先机资源，并成功的运用过道义资源——民主人权事业的正义性，但在全民总动员的时代，道义资源已经为大家共享，也就仅剩下了一点声名资源，在组织和人员资源方面，我们拥有的也是虚多于实；在经济资源方面，国内人员几乎都一穷二白，海外的大多也强不到哪去，极少数几个财力雄厚的大都已经远离政治，也没有谁会为民主事业慷慨解囊；说到知识资源，我们太欠缺了；至于对今后极为重要的管理能力资源，我们更是乏善可陈。一无所有的我们固然都胸有大志腹有良谋，身怀绝技意志坚强，可惜的是纵有翻天覆地的功夫，奈何立锥无地掀天无把！从政治学角度看，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很难不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排斥在外。
固然，中共头目早就断言海外民运“不成气候不足为虑”是过于狂妄，我们自己恐怕也没有必要对自己的状况抱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只要实事求是的审时度势，就会发现毕竟形格势禁，若不突破常规思维断难有所作为！且不说我们这“个个雄才伟略、心雄万夫，人人都能独挡一面……群星璀璨、人才济济”的海外精英能否克服“单独一个一条龙，走到一起一群虫”的民族劣根，也就是不再致力内讧内斗而向法轮功学习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做大事，其实，很多最基本的条件局限也不是我们海外朋友靠空口大言能够突破的。
这里，我们先撇开政治资源问题，看看一般的形势。海外的问题，别的存而不论，从当前和看得到的将来来说，如何克服中共当局的封锁，切实的领导国内的民主运动就是头号难题。像张建说的“海外民运应该以茉莉花革命为契机，走出沙龙，走上街头，渗透国内，建立通畅的联系管道，煽动、渗透、资助乃至直接在国内建立组织系统，以图大业”，这些话道理是不错的，我们国内朋友也已经盼了二十来年，盼得大家一起白了头，似乎还没有任何头绪，当然，这里的原因“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而且太残忍太霸道，把国家控制得太死。可想而知，中共的封锁总有崩溃的一天，但问题是中共的封锁本身就需要人来打破，打破其封锁的会是什么人？到那一天国内果真还需要恭请当今中国的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吗？。
在看国内，从我自己来说，从国内的民运名人来说，甚至从国内绝大部分活跃人士来说，大家都可以清楚的感到自己的局限性，那就是被当局控制得很多事情都不能做。没有谁不是成天被大量熊猫（国保警察）全方位地盯着，门口有人守，出门有人跟，远出受限制，信件被邮检，手机电脑被监控，因此，稍有一点出格的想法和做法立即会引起当局的警觉，并采取各种毫无道理的措施，最起码的是隔绝我们和社会的联系。反过来说，组织和发动社会大众开展民主运动，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必须生活在民众中，和民众有共同的利害、愿望及要求，，从而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然而国内著名的民运人士连处于社会大众之中都不可能，何谈这些？当然，比起国外的朋友来我们可以克服困难做很多事情，但是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下一波的民主运动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新的高潮到来之时一开始我们难以发挥作用（否则立即再进去，也就还是发挥不了作用）。况且，就算我们“秦永敏、陈西、何德普、陈树庆等少数几个”老民运人士能做些什么，从目前的数量质量看，就算大家浑身是铁，又能打几个钉？
以上这些说法并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这些民运精英的理念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我们作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尖兵为中国的民主化打通了道路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继续一往无前的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战斗、献身。
但是，请我们海内外民运人士弄清楚，中国的民主事业是全中国人民的事业，绝不是几个民运精英的事情，光靠这几个民运精英是决不会有结果的，今日中国的这几个民运精英如果拿不出改天换地的本领来，中国人民也不会自动跟着他们去争民主要人权！进一步说，把海内外民运精英和中国民众隔绝起来，使我们成为脱离地面的安泰，这正是中共当局的战略意图，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也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
1979年我向文革时代的“北决扬”（因首创铲除中共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理论被毛泽东要求抓捕）的人物蔡万宝请教时，他告诉我，领袖是一，群众是零，二者离开了，领袖只是个体，群众什么也不是，只有领袖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多一个零就多十倍的力量。无论这种说法多么不“民主”，目前中国民运的现实不正是因为兵将分离而处于难有作为的状态？
以此观之，中共一党专政岂不真可以“红色江山万年长”“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其实，任何专制政权在垮台之前都貌似如此，其固若金汤只是假象。且让我们来重温一下明人方孝孺的《深虑论》：“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所不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宪政民主就是当今的天道，不结于此天道者必亡。
当局能全面戒备海内外的“民运分子”，却无法全面戒备全体中国人民，而引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领袖群体的主体部分也并不在当今海内外的“民运分子”之中，而在其之外！宪政民主是全中国人们的共同要求，专利权绝不掌握在“民运分子”手中，如前所述，其实今日中国举国上下，党内党外，体制内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要民主要自由。须知，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是全世界最后的专制国家之一，宪政民主已经不是阳春白雪，而是妇孺皆知的事情，当局要防的也不是几个“民运分子 ”，而是全国人民。
当年吴起和魏武侯坐船时，魏武侯感慨于自己的山河之固，吴起就告诉他 “山河之固在乎德，德政不修人尽敌”，目前当局的暴力刚性维稳，正是每年花比对付外敌（？）的军费还多的财政力量来与民为敌，其结果就如《孙子兵法》所云：“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今日中国当局无处不备，说白了，也就从反面证明今日中国民主事业的潜在领袖已经无所不在！从今开始，只要一有机会，民主领袖就会从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群体中，迅速的产生和发展并成熟起来！
因为在中国一党专政彻底剥夺了全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当局曾以泛政治化也就是“政治统帅一切”为荣，几十年来“你可以不问政治，但政治要问你”，然而，今天它该尝到全民被迫问政的另一头的滋味了。从其他国家来说也许绝对和争人权民主无关的社会角色，正因此不可避免的卷入了进来，并且必将成为瓦解一党专政的重要力量，也必将从中产生大量的政治领袖。
香港学者张三一言专门研究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案例：“达赖喇嘛原本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教主。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教主是一个极权者、敌视民主的主。但是，达赖给了人们一个反政治常识的答案。不论是达赖本人、他的社团、他的支持者都是鲜明且实质的民主创建者与实行者的。”这正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为什么会这样？对此张三一先生做了很科学的分析：“达赖喇嘛走向民主，是因为共产党把他的权力、权利、至尊至贵至圣地位彻底剥夺干净了，令他成了一个无权者。民主是无权者最强的软实力（最强大的抗争力量）、最宝贵的财富（道义的至高点）。无权者在政治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举民主之旗争取权力做主人；弃民主之求安心当奴隶。各有不同条件决定无权者争取作主人还是当奴隶。若存在抗争的空间，无权者多会进行抗争，争取权力作主人；达赖喇嘛走的就是这条路。只有极少数会自愿作奴隶。若生存空间被堵死，无权者大多会自愿或被迫当奴隶。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走了这条路。被迫作奴隶的并不是真奴隶，一有条件就会伺机造反……。”
现在的形势是，正因此，包括大量中共党人在内，举国上下的各类精英都开始了争民主的斗争。
此外还有同样重要的一面。在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中国各领域中这三十几年里都发生了“圈地运动”。本来毫无专业知识和专业经历的人，在中国重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纷纷借着没有行规，没有权威，没有有效管理的机会，仅仅凭着胆大、敢闯、当然还有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打拼，纷纷成了文化界、理论界、艺术界、科学界、企业界、金融界。法律界更不要说社会生活其他各界的领袖！
到今天，从现代国家看，中国的政治界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了，与此同时，政治又是一切社会行业中最重要最显赫也最不需要专门教养的行业。何况今日中国政治界充满滥竽充数尸位素餐之徒，颟顸愚昧贪得无厌之辈，尤其是充满千夫所指的全民公敌，政治运作则裙带以连贪贿以成，这种现实，怎不令社会上的贤达之士人人欲一展身手再功成身退，无德之人个个想作为混世魔王去捞上一把更光宗耀祖！在这种情况下，举国上下的社会精英甚至包括黑社会老大都盯着政治，一有机会就都来“跑马圈地”不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吗？
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民主是好人坏人只要是人都可以来凭选票获取权力的全民当家作主。尤其在一开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与其说是坏事不如说是好事，因为走上正轨之前乌鸦与凤凰齐飞、贤达和无赖竞选在所难免，不经过这个过程，民主政治是不会成熟的！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全民学会过民主生活，然后在民主生活中学会选举出德才兼备的人，况且，民主的监督机制决定了选出什么人都不怕，大不了出几个谢瓦尔德纳泽、陈水扁、埃斯特拉达，时间一到该下台的下台，该受审的受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能使政治逐渐清明起来。
再就今天来说，化解专制是当务之急，这样，任何有助于此的因素都应该欢迎，所以，正视目前举国上下都在产生政治力量和政治代表，并且必然由此产生中国和平转型的领导力量这一事实，既是客观的认识需要，也是我们制定自己的战略战术的基点。“虽有磁基，不如待时，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中，真正能发挥领导作用的力量，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民运队伍之外，我们只是先锋甚至只是尖兵，只有在处理好和当今中国的各路社会精英转化成的政治精英的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才可能发挥最大作用。
这么说并非推卸我们的责任，或者不敢承担领导重任，恰好相反，由于我们被边缘化是客观事实，认清这种形势后，才可能对症下药，做该做的事，尽可能的承担起领导转型的重任。
那么，今日中国已经出现的可能的领导转型的力量有哪些？
《孙子兵法》有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在中国今天的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力量必将开始“跑马圈地”，它们各能有多少胜算？换句话说，哪些方面会产生英雄群体和领袖人物？并最终会形成个什么格局的多元领导力量？
下面，我们不妨从政治资源学的角度考察一下。
其实，在前几篇文章中，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相当一部分指了出来，在这里不妨再简单的罗列一下：
上一论我已经提到过，一些律师事务所已经成为中国民间力量崛起的典型代表，大量律师已经和正在成长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栋梁。律师的优势是，首先通晓当今中国的法律，能最大限度的避免触碰到当局的底线，与此同时，在当局非法镇压时最容易获得海外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香港已经专门成立了“维权律师关注组”），加上他们通常有很强的个人经济基础，有所保护的民众的强烈支持和热情拥戴，有极大的国内社会活动能力和国际社会活动能力，因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开展合法斗争。与此同时，律师是法治的主要建设者之一，依法办事是它的立足之基，法治社会中它是最大的赢家，因此，它的天职就是把社会从刚性秩序导向法治秩序。从台湾经验看，律师在政治上的突破或者说崛起，标志着民主化转型的拐点到来，从美国现实看，律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是不争的事实。
民主法治是建设起来的，不是革命革出来的。革命充其量只能扫除专制制度。民主则需要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必须以法治为先导，律师和法律人正因此必然是民主制度的开拓者、创立者、规范者、指导者、实践者。中国的人权律师坐上直通车，从现在开始坚持奋斗下去，力争担负起和平转型的领导责任，直到成为宪政中国政治领袖的主要来源，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的出现，对中国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意义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应当说，在中国今日的民主化进程中，律师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多，他们同时享有有合法性资源和道义资源，享有知识和技能资源，享有名声和经济资源，还享有国际支持方面的资源，虽然比我们民运人士晚了二二三十年才站出来，相对于其他反专制群体而言，还是有先声资源，等等。
上一论也已经提到，一些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民间力量凝聚的中心，大量有高等学历、有民主豪情、有实践活动能力的人纷纷加入，像天则研究所、德先生研究所、传知行研究所都是典型。他们“为了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事业的继续前进，为了在中国建设一个合格的公民社会”，作为“一群理想主义者，一群关心社会进步、热心公益事业的中国公民，汇集在一起”。
他们的理论水平和行动起点之高，胸怀抱负和社会愿景之大，绝不在海内外知名民运人士之下，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脚踏实地，稳健理性，切切实实的在行动：“坚定地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为你呐喊为你呼吁为你维权；如果你是我们的朋友，请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为朋友做事，我们为梦想做事，我们为信念做事，我们为了改变可以一起做许多的事。”
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这些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有能力有扎根中国社会的基础条件和精神的一代新人和普通民众密切相连，关注民间疾苦，研究现实问题，他们胸怀远大，又能脚踏实地，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栋梁之材。
请看他们的声明：“我们应该做到，为改变，为权利，为了你，更为了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能够做很多很多，只要我们能站起来，站出来，说出来，做出来，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好起来，梦想将不会是梦想，现实将会是那么的美好，只要我们是善意的，正义的，积极的，有信心的，一切皆有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E ！我们的宗旨是：合情、合理、合法、敢想、敢说、敢做。”中国有了大量的这类致力宪政的研究所，何愁民主化转型没有领袖人才！
这些研究所掌握了知识资源，道义资源，国际支持资源，一定的合法性资源，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先声资源，如果他们不与时俱进，始终囿于研究所范围，当然不会有多大前景，但是，毫无疑问这类研究所只是因为形格势禁才具有目前这种形态，一旦条件成熟，他们要么立即摇身一变成为政治组织，要么和其他群体结合成为政治组织。
还有律师和研究所混合体的以“公盟”为代表的NGO。“公盟”是北京一批法律人响应江平号召“走向政治”的典型。中共一再要求其官员“讲政治”，他们讲的政治是和讲经济讲金钱对应的，实际是讲专制。江平呼吁法律人“讲政治”，是要求法律人不要忘了法律其实是有局限的，尤其是在“王下法”“党下法”的时代，法律只能是为专制服务的，法律人讲政治，就是要让法律成为最高权威，让一切个人和政党平等的遵守法律规则。江平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50年代曾奉派到苏联学习法律，当局将大量民国时代的学者“改造”成了一党专政的拥趸，却没想到，其全力培养出来的法学家江平会却成为“法要管党”的创导者！“公盟”是江平理念的感性显现，江平也是它的首席顾问。
如前所述，“公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10月28日由北京大学许志永、滕彪、俞江三博士和公益律师张星水共同在北京创立。公盟的口号是“为了公共利益”，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以期能够理性、建设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公盟可谓甫一产生就石破天惊，当年（2003）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人就孙志刚案向全国人大提出收容遣送制度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便迫使中共当局不得不废弃了1970年毛泽东搞“一打三反”“两清”时发明的这项非法剥夺了无数生命的罪恶制度，由此开始，他们参与代理了不少维权官司，撰写了若干有关中国当时热点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并开展了不少促进社会公正透明的公民参与项目。它的顾问队伍简直就是中国一流法学家和学者的大本营：其顾问除江平外还有茅于轼、贺卫方、张思之、姚监复、冯兰瑞、季卫东等法学界巨擘。它的理事和决策者以及具体事务负责人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学界勇于走上社会开展实践活动的学者，如张星水、俞江、林猛、王建勋、王利平、王功权、成晓霞、浦志强等等。
在近年的法制大倒退中，公盟首当其冲的受到了专制势力的“严打”，公盟日常决策委员会的成员许志永、滕彪、郭玉闪、李方平、张立辉、杨子云及行政主管田奇庄虽然都是事业有成的中青年学者，却几乎个个被当局抓进去关押恐吓过。不仅如此，由于公盟的巨大影响，当局居然抓住它被迫以企业方式注册这一点，对它开出了天价罚款，并采取种种手段以置其于死地。
然而，我却不能不感谢当局对公盟和其他这类合法组织尤其是它们的领导者、骨干人员的残酷打压。道理很简单，从中国来说，自古以来，政治家都是在残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多难兴邦，逆境铸人”，总之，尤其在中国目前条件下，搞政治的人如果没有经历风风雨雨，不经过艰难困苦的考验，轻易就取得重大成果，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们个人恐怕都是祸不是福。相反，如老子所说：“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无论公盟的人，还是其他方方面面的民主人权活动家，只有在这种打压中才可能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领军人物，成为未来民主中国的栋梁之材。
“公盟”这类NGO掌握的资源是律师和研究所的叠加，而且它们现在就有强烈的政治组织意味，只要能发展壮大，很快就会表现出一切政治组织的特征，并且有着不可估量的政治前景，这也正是它不见容于当局的原因。
前论还谈到，当今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必然会有一部分转化为政治组织，也会崛起一批政治领袖，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人们的政治结社需求必然要借普通社会组织来寄托，并且一有机会就极力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表现自己，并转变为政治组织。前述资料中，按中共要求登记注册的只有70万个，不理睬那一套的则至少多出三倍，表明绝大部分社会组织并不愿意注册，相当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且有他们的政治考量。说白了，就是毛泽东时代必然打成“反革命集团”的秘密政治团体，在今日中国已经能半合法的存在。所有这些社会组织无一例外的都讨厌当局和执政党的干预，许多还有直接反对一党专政的意义、目的、希望、要求，相当一部分必然要演化为政治组织，并相应的产生一批政治领袖。这些人的资源优势，是有一定的组织依托和人员基础。
前论尚谈到， 搞市场经济几年十几年后，中国就出现了大批“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众所周知，为了瞒天过海掩耳盗铃，理论上自打耳光进退失据的中共只好称他们为企业家，并且千方百计把他们拉入体制之内。然而，能突破当局的意识形态控制成为企业家的人，在自己成功的领域都是佼佼者，也必然自视不低，与此同时，中国官场人物则充斥国贼禄鬼，尸位素餐之辈，这样，弄得大批商人做梦都想做官。2011年，也就是今年，河南企业家曹天主动提出以一亿元人民币作为保证金去竞选郑州市长（居然为此被当局将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更说明今日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人士已经是多么迫不及待的要投身政治改造中国！当局虽然迅速封杀了曹天，也能一时阻止企业家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然而，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中共能长期阻挡市场经济的领导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显然只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从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态来说，这些资本家或者说企业家的资源优势在于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有高水平的管理能力，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必然会结成利益联盟。
前论还谈到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于2008年底问世，尽管当局在其问世之前就抓捕了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该宪章还是传播开来，无论当局怎么封锁打压，还是有一波又一波的人签署，并且赢得了广泛认同和支持，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也为此授予了刘晓波。这样，尽管中共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刘晓波重判了了十一年徒刑，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根变化。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软实力，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获奖根本的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它充分的表明，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已经从道义上对中共当局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是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员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势力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
以上是前文提到过的，下面再看其他方面。这里，我们再来谈谈政治资源学问题。从政治学来说，政治角力无非是政治资源的占有问题。政治资源的占有方式，则无非是垄断和竞争。专制就是垄断政治资源，民主就是可以开展政治资源竞争。
当然，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也是政治资源从垄断到竞争又从竞争到垄断的循环，垄断导致没有效率，导致邪恶丛生，导致统治者自己用胡作非为来加速统治的解体，导致官叛民反。古人把官叛叫瓦解，把民反叫土崩，统治的土崩瓦解也就是政治资源重新回到可竞争状态。可惜，在古代中国，政治资源的竞争和垄断永远走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怪圈，“神州板荡”“天下草昧”之时，“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其竞争的结果，总是以杀人如山血流成河为代价，再次打出个对政治资源的绝对垄断。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暂时的分裂割据，例如曹操、孙权、刘备因为各占“天时地利人和”，也就使汉朝一分为三，形成了鼎足而立的政治格局，为了和另两个政权竞争，它们都不得不收敛自己，尽可能的以善政来增强对三国民众的吸引力。虽然它和现代的政治多元化不同，在每个体系之内还是军政一体化的专制制度，但毕竟使这个时代的政治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在三国之间有了一些选择的余地。说来好笑，如同曹、孙、刘各占一点资源就都可以独霸一方一样，在当今的民主世界，任何人只要占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同样都可能成为一定层次的政治领袖。
如前所述，政治资源多种多样，它包括道义、声名、先机、时势、合法性、制度（民主时代制度不能成为资源，但客观上也起一点作用），组织，经济，人员，历史渊源，知识、管理能力、动员号召力、地位等等，总而言之，只要能用来影响社会，从而使一部分民众欢迎、支持、拥戴的那些因素，都可以视为政治资源，民主时代如此，走向民主化的时代同样如此，只有一元化专制统治下除外。
因为一元化专制统治下“唯辟作威，唯辟作福，唯辟美食”，除了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内部，任何个人、任何集团都不允许拥有政治资源，比如汉武帝时将富户迁徙茂陵，侠客郭解家贫不愿迁，负责的官吏因为有违政策又不敢不迁，大将军卫青调解说“郭解家不中徙”，汉武帝一得知马上说：“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显然，对汉武帝来说，一个平民的迁徙问题居然会有个大将军来为其说情，实在是太可怕了，至少说明这人有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对他垄断全部政治资源岂不是个绝对不能容忍的挑战？
时至今日，中国还在反复发生同类现象，人所共知，尤其在传播领域，前几十年谁听短波就是“收听敌台里通外国”，绝对垄断信息的接受，近几十年则极力垄断信息的传播，中宣部天天下达命令不准国内媒体报道大事小事的真相，只准用它的“通稿”，也就是只准人民听它的一面之词。顺便指出，这充分表明信息的传播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源。
虽然中国历史上有着漫长的绝对君主制，也就是绝对的垄断政治资源的历史，但是，“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政治资源又是没法绝对垄断的，也是根本不容垄断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政治资源变为可竞争性的对象是不可避免的。从前打破垄断以后通过竞争走向新的垄断的情况绝对不容再现，这就要求我们实现宪政民主制。
在今天，打破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因此对我们来说，一切有助于瓦解政治权力垄断的因素都是值得欢迎的，虽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范那些解构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极端主义，但在目前来说那还不是当务之急。
应该明白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资源竞争是恶性竞争，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竞争，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零和对局，我们今天要的则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机会均等、规则至上的和平竞争，是最终有利于全民福祉的竞争，是以确保普遍人权为基础的良性竞争。因此，中国和平转型的过程，就是绝对垄断的政治资源被中国社会各路精英在其所代表的民众拥戴下加以瓜分的过程！只要政治资源被瓜分了，还愁一党专政不被化解吗？所以，反对一党专政的胡行妄为只是扬汤止沸，致力壮大各种政治力量才是釜底抽薪。这也就是国内外学者为什么更看重市民社会崛起的原因。
市民社会不是别的，就是代表各阶层各集团占有一定政治资源的组织和精英的广泛产生发展和成熟，并且学会在正义的制度下共同生活，按公平的规则解决一切矛盾分歧。从这种角度说，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今日中国社会的一切正在崛起的势力，不管他们是左的还是右的，不管他们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不管他们是白的还是黑的。
应该明白，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后者在正常情况下必然毒草和香花共生，前者在正常情况下也邪恶和正义共存，因此，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必然多少会有一些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人物存在，正义力量只能遏制他们的膨胀，绝不可能杜绝和根除他们。一个没有黑社会的社会则必然是极其黑暗的社会！虽说今日中国黑社会恶性发展已经成了一大公害，但谁都明白，这种局面总比中共统治的前四十年即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没有黑社会的年代好得多。今日中国黑社会的崛起虽然不是好事，却是不可避免的事，无论谁当政，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照样如此。至于中国中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虽然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在民主国家不会发生，今后的民主中国也必须加以铲除，从今天来说，客观上这种现象也起着消解一党专政的作用，并且其中必然会产生一些将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物。
下面，我们就来对各种前面没能提及的政治领袖群体之源做一番探索。
1、基督教家庭教会和法轮功。现代商业文明在基督教国家兴起之后，挟坚船利炮之威征服了整个地球，十九世纪侵入中国之后，对华夏文化来说如何因对基督教文化就始终是个问题，而是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份“中华归主”的地图曾引起了中国文化人的极大恐慌，认为这是文化亡国的象征，中共建政后，则在极力消灭不成后开始改行控制加利用的政策。其实，在基督教国家本身早已奉行“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的政教分离政策，基督教只是个宗教问题，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和政治无关。但是，如前所述，中共的泛政治化是一切非政治性的社会因素都有了政治属性，这样，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打压也就使它被迫成为一种政治势力。于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就因为拥有数以千百万信众而不可避免的成为一大政治力量，比如，其民间领导人张明选，其知识界代表人范亚峰就都成了可能的政治领袖。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声名资源，时势资源，组织资源，人员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等等。应当指出的是，民国时代，基督教在中国势力再大也只是一个宗教团体，今日中国，由于当局长期的无情打压，它反而被锤炼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已经是既成事实。法轮功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这里点到为止不必多说。
2、学界名流。在中国，自古以来著名学者都秉承儒家的入世理念，同时都知道“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理，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就“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目前，中国又到了“礼崩乐坏”“大厦将倾”的时候，大量忧国忧民的学者已经开始从书斋走向社会，由于这些人特别敏感，在此没必要点他们的名字，不过，一个例外是年轻的言论界领袖韩寒，因为他不是书斋人物，本身就处于中国社会的风口浪尖，只要形势许可，从思想领袖转变成政治领袖必不可免。在古代，思想领袖转变成政治领袖的困难在于笔和枪的转换是智力和暴力的转换，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从学者、思想家变成社会活动家和政治领袖两者从本人而言都是依靠笔和智力，所以没有多少难以克服的障碍，唯一的问题是代价，民主时代这种转换没有代价，他们也就成了“两栖动物”，转型过程中代价会越来越小，他们当然就会陆续站出来。何况今日中国的许多学界名流本身就是宪政的鼓吹者，本身就是民主的倡导者，由于一直在社会前列引导舆论，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完全可以使他们在政治多元化-开放党禁的过程中顺势而上，成为拥有大量追随者的政治领袖。不消说，他们拥有的主要资源是道义资源、声名资源、先机资源、时势资源、人员资源、知识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以及地位资源等等。
3、独立候选人群体。从“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当局在立法上不能不规定区县级以下进行直接选举的法律规定，几十年来一直有人突破当局封锁，以个人名义参选人民代表。随着中国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党内改革派为“救党”而急于用民主选举突破“一元化领导”，体制内外的稳健改革派日益重视以参加人民代表甚至行政长官（曹天）的选举来为和平转型破局，大家都认定，只有真正开放基层选举,才能避免大动荡大混乱大流血。况且，民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人民只有在民主选举活动中才能学会过民主生活，才能巩固发展完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民主国家。这样，到2011年，也就是今年这个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年，独立候选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体。我的朋友，为接我出狱被当局无理关押十五天的姚立法，作为曾经赢得过选举并且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的老资格独立参选人，理所当然的成了今年选举的指导者，担负起了全国独立候选人的培训教育指导重任，尽管他为此被失踪一个多月至今下落不明（写完次日恰好听说他又被住地湖北潜江警察从北京抓捕回去），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母鸡效应，带出了一大批独立候选人。其中今年全国最早开展选举的江西新余市还是以下岗女工刘萍为首，她带出了李思华等多名男士跟进，从而标志着当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开始蔚为大观。中共党内资深学者于建荣等人在这次独立候选人大量涌现的时候也挺身而出，从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了指导，从行动上对他们给予了支持，甚者为他们的组织化做了大量工作。毫无疑问，今后的中国必将从独立候选人中产生不少政治领袖。独立候选人拥有道义资源、先机资源、时势资源、合法性资源、制度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是和平转型中一股不可小觑的领导力量。
4、艺术家。艺术和政治本来相距甚远，但在泛政治化的一元化专制下，酷爱自由的艺术家本能的站在了要求和平转型的第一线。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有艺术家就有强大的自由力量。很自然，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人中，艺术家就占很大比例。在历史转折关头，一些有影响有名望的艺术家挺身而出，利用他们的名望开展政治活动事有必至理有必然。这方面，大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就是典型。近年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鸟巢体育馆的设计者艾未未走向了维权第一线，频繁出现在各种矛盾最尖锐复杂的场合，包括收集公布汶川大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带着一批友人前往四川要求为审判的谭作人当证人，和大批艺术家一起走上街头抗议，前往刘晓波开庭的现场，以及发起反对“绿坝”活动等等，因此惹怒当局而将他无理抓捕关押，但慑于他的巨大声名，最后还是不得不把他放了。传言说，艾未未说他的国际名声比刘晓波、高智晟等数人加起来还大，不管这是否属实，至少证明对中国艺术家来说，把艺术声名迁移到政治领域为中国和平转型开路已经是一个自觉的选择。艾未未是否会成为政治领袖有待观察，艺术家借助声名转而从政，必定是举世难觅的“中国特色”，换言之，当今中国的艺术家群体中产生一些和平转型的政治领袖是不奇怪的。艺术家从政的主要资源是声名，就艾未未来说则还有强大的经济资源和历史渊源资源，因为其父艾青是中共的大诗人，也是饱受中国迫害的大右派。
5、社会名流。中国社会已经市民化，各行各业都有大量名人产生，每一个市民社会自发产生的名人，都是对中共一元化领导的一个否定，也增添了一个瓦解一元化领导的亮点。一元化领导和市民社会的不相容性，导致了社会名流必然成为瓦解一党专政的重要群体，虽然利害考虑使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通常不会走在民主队伍的前列，但墙倒众人推，一旦形势逆转，当局对局面的控制力削弱，他们就会成为雪崩效应的推波助澜者，其中一些人出于各种理由必然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登高一呼，把许多社会势力召唤到自己旗下。这些人的主要资源是声名，但个体的不同使他们个个还享有其他不同的资源。
6、罢工工运领袖。众所周知，几年来外资工厂罢工不断，由于和自身利益有着一定距离，当局破天荒一度采取开了中立立场，并且对罢工工人的某些诉求表示理解，从而使这些罢工很快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无论当局怎么把他们当作特案处理，这些成功的案例必然会激起中国工人更大的斗志。今日中国，当局把工人分为三六九等，凡涉及国家经济命脉而且利润丰厚的行业都由当局垄断，也给予工人极高的待遇以免他们造反，对那些利润微薄的竞争性行业则一概丢给社会，任凭不法厂商任意盘剥工人，在工人依法维权时，官府尚往往勾结厂商对工人任意打压，尤其是对所谓农民公的剥削压迫，可以说当今世界没有二例。但是，随着有文化有知识甚至在城市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农民工成为生产主力，随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的规定深入人心，以外资和私营企业职工打头阵的工人运动必定日益频繁，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到来、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大规模的罢工潮必然造就独立工会和工运领袖。虽然中国的工运不会太发达，中国的工运领袖不会有瓦文萨那样的作为，但也将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工运领袖的政治资源在于道义方面，也享有时势资源，组织资源，人员资源，在经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今日中国它不可能很强大，但也绝对不容忽视。
7、花瓶党。今日中国的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看起来只能唯中共马首是瞻；但是，请不要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他们都是为中国实现宪政而产生的，也不要忘了在89民运中它们都是表态支持民主运动的。固然，在中共高压下它们只能唯唯诺诺委曲求全，但是，一旦中共控制力削弱，它们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党是没有疑问的。今天，这些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已经开始挣脱控制大胆发言了，例如就在近日，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就有上佳表现。这些民主党派虽然因为长期追随中共而缺乏道义感召力，却有制度资源可以利用，有合法性可以凭借，有知识优势可以发挥（它们多半被中共规定向特定知识分子阶层招募党徒），有现成的组织体系可以依托，也都有几万几十万成员。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革”虽然只是中共的傀儡，却为退守台湾一花甲的国民党在日后回大陆发展提供了组织资源，其二者合流必然会令国民党中兴有日。
8、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共的外围组织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学联等等，这些组织在中共绝对控制中国时当然是中共的工具，但是，如同《共青团真理报》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力量一样，中共的这些外围组织今天已经出现了被一些有为之士控制，并用来作为发展自己势力的工具的趋势，就像今日中国由中共控制的报刊已经大量被自由派新闻工作者掌握了一样。利用中共外围组织发展起来的势力，其手中的资源主要有组织资源、制度资源、地位资源及相应的合法性资源，以及一定的人员资源等等。
9、中共的中基层组织。中共的一些（当然不是全部）中基层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成为瓦解一党专政的有力因素。目前中共号称有八千万党员，几百万个基层组织，可惜它不懂“边际”理论，仅从力学原理上就很容易明白，力量的传递是有条件的，阿基米德所谓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翘起来”是办不到的，中共的人员规模越大，其尾大不掉的现象就越严重，与其同床异梦的个人就越多，中基层组织不受它控制而另搞一套的也越多。当然，在它仍然强大仍然能够控制局面时，这些情况是隐而不彰的，一旦它虚弱不堪，正需要其帮忙时，就会发现不仅四面楚歌，而且众叛亲离!将由中共中基层组织“借壳上市”的势力在目前有制度资源、合法性资源、组织资源、地位资源，一些人也有管理能力。
10、少数中共的高层人物。从当代世界民主化进程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中没有少数高层人物在最后关头站到民主阵营一边来。可悲的是，这种人在统治者中的地位越高，站出来的时间就越晚，为什么会这样？一则地位越高越不愿失去现有的既得利益，二则更不愿去冒坐牢杀头的风险，三则尚希望由此获得更高的地位。这种情况咋一看叫人气愤，仔细一想也十分自然，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改革派阵营中，大体来说最激进（主张暴力）的总是最穷最无路可走的，相反，最稳健（主张和平渐进）的总是自我感觉日子过得不错的。正因此，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出场人物一直在从底层人士慢慢向高层过渡，民主墙人士都是中小学生；89民运大学生为主；又过了二十年《零八宪章》出台，领军人物才是博士、教授了。这样，到民主化进程有了阶段性成果，风险极小而成功在望时，少数中共高官慨然拍案而起投入民主洪流，很可能就是中国迈向宪政大门的标志,因为到这时雪崩效应也该发生了。这些人掌握的，主要是地位资源、声名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制度和合法性资源等等。
应该指出，以上四种蛰伏于体制内的势力都有一些体制外者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利用其合法性做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关于这种情况，了解一点“苏东波”的人都知道，它们在其中起到的瓦解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此外，民主化初期，由于只有它们具有社会的组织管理经验和能力，它们必将成为届时的主要获益者。
11、社会运动的弄潮儿。中国是一个大国，当局的控制规模也大，单凭某一项运动某一种力量摧毁专制的可能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目前的情况就已经表明，全国各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不断掀起的各种运动，则都在全方位的、持续的削弱它，与此同时，各种自发势力也都在这些不同的运动中成长、发展、成熟。显然，在下一波民主化运动高潮到来时，各种社会运动会此起彼伏，各种人物都会争相表现自己，所谓“时势造英雄”，在这些无法预计也无法计数的运动中，必然有一些底层精英会脱颖而出，这些人各有不同的资源、但必然都会借用这么一个资源，那就是时势资源。
12、灰、黑色组织。没有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必然其黑无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数量和规模的灰黑色组织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将在民主政治中有所表现，这是台湾香港和那些民主国家都可以见到的情况。笔者长期坐牢，碰到过各种社会边缘人物，深知今日中国大量社会财富资源在市场化过程中造就了一些什么经济动物，比方建筑行业，物流行业，更不要说娱乐行业，赌博行业，色情行业，到处是一些胆大妄为之徒在争抢利益。建筑行业本来是个正当行业，但为了争夺供应权利，砂石料商就都必须武装起来，否则在人家的威胁下只好退场，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只能说他是灰色行业。今日中国，灰、黑社会之猖獗比民主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掌握的资本常以亿计，其大头目一般已经用多重防火墙把自己保护了起来。而且，黑社会的“中国特色”尤其叫人发指，现如今，各地当局为了通过倒腾土地为地方财政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为自己个人谋取天文数字的不义之财，已经完全依靠黑社会度日，由出狱人员为主的打手在官商勾结强占农田和强拆民房方面扮演的角色无人不知，我本人就知道几个这样的帮伙。但是，黑社会组织虽然能为中共中基层政权所用，却也是中共政权的重要解构力量。黑社会组织和成员固然为了利益无所不为，它们和“四项基本原则”、和一党专政却毫无任何共同点，恰好相反，中共中基层政权和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非法利用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也可以非法打击他们，因此，在和中共中基层互相勾结的同时，他们也不能不对其充满了敌意和戒心。对他们来说，从自身利益出发，同样宁要自由民主制度不要一党专政。这样，随着民主化的进程，灰黑色组织也会成为瓦解一党专政的一个因素，并且完全可能趁专政瓦解的机会推出一些政治人物，或者说要在政治上借机表演一番。灰黑色组织的资源在于“黑金”，在于社会边缘人物，还在于不择手段，这是它有别于任何其他势力的地方，一定条件下，尚在于具有动员号召力。
人所共知，今天中国的形势和一百年前的局势有不少相似之处，貌似坚不可摧的满清王朝，为什么仅仅在发生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后就彻底灭亡？奥妙不在别的，清朝主要不是被革命暴力推翻的，而是被五种势力瓦解的，那五种势力就是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北洋军阀和地方官员，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这五种势力里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汉人，故在推翻满族统治上不难达成一致。今天，中国已经没有了少数民族统治这一因素，但在瓦解一党专政的共同需要上是没有多大分歧的，而且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五种势力，以上已经指出了一二十种，实际上还要多得多。
一言以蔽之，包括中共党内的绝大部分人都有要民主自由的需要，都希望实现宪政，无非是迄今还没有一个突破口而已。至于这个突破口，是新的辛亥革命还是其他因素，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讨论。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十几种可能对和平转型发挥重要作用的力量和可能产生领袖人物的方面，只要认真分析今日中国社会，不难再找出一些来。但是，数量的多少至此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上下包括中共党内绝大部分人已经无法忍受一党统治，这样，一有机会，所有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集团都会乘势而起，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块顽石瓦解。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势力在瓦解一党专政的过程中都会发生消长变化，都将重新分化组合，一方面更多的势力会在多元化进程中相继登台表演，另一方面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势力则会迅速互相结合，从而形成几个能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主要政治势力。
以此观之，我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声名资源，先机资源，道义资源，组织（品牌）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这都是些比较虚的东西，可以说迄今为止还得势不得分，我们需要的是扎实的得分，具体地说需要掌握经济资源，人员资源，组织（结构）资源，管理能力资源，我们的这些欠缺绝不可能靠自己去以小修小补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海内外的民运人士、现有的政治反对派力量、尤其是我们的CDP人士，基于这种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治力量格局，为自己制定战略战术是否就能有的放矢？在这种变化的格局面前，我们是否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不断挑选合适的对象加以整合，从而逆势而上，把我们的事业和团队做大做强以致无愧为中国民主化的主导力量？由于这是公开讨论文章，关于相应的思考就不必在此一一罗列了。
（未完待续）
2011年8月7日
诚然，这是一幅令人激动的英雄画卷，况且鄙人不仅名列其中，而且被排在显赫地位，怎能不希望这是未来创造中国宪政大业英雄谱的真实写照？绝非妄自菲薄，可惜，理性使我对这位朋友的看法无法认同。在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中，我认真地研究了一些基本的政治学问题，也写了《政治资源概论》等几本研究性的小册子，深知事情绝非那么简单。
一般人往往看重政治高调，而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政治结果毕竟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力量对比则是由各方所占有的资源决定。没有足够的资源在手，诸葛亮也无计可施，楚霸王也只能自刎。所以，对政治资源占有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和平转型的领导力量何在，尽管资源占有状况变动不居，戏剧性变化时有发生。政治资源包括很多方面，所有可以用于政治博弈的筹码都可以包括在内。其中最主要的有：道义资源，声名资源，先机资源，时势资源，合法性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制度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人员资源，历史渊源资源，知识资源，管理能力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地位资源，等等。
每一个政治组织，每一个政治领袖，都必然或多或少的掌握这些资源中的几种，掌握得多，事业就可能做得大一些，掌握得少，事业就必然做的小一些，虽然资源掌握的多少会随形势变化而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能力胸怀抱负和努力，并且以少胜多的事也确实偶有发生，但无论什么人，都必然受所掌握的资源多少制约，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当前来说，也只有根据自己掌握资源的多少，掌握了哪些类型的资源，来制定战略战术，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把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包括鄙人，我们的这些海内外朋友们其实并没有掌握多少政治资源，尤其是没有掌握多少实质性的政治资源，我们能够获得声名资源，主要是作为尖兵有先机资源，并成功的运用过道义资源——民主人权事业的正义性，但在全民总动员的时代，道义资源已经为大家共享，也就仅剩下了一点声名资源，在组织和人员资源方面，我们拥有的也是虚多于实；在经济资源方面，国内人员几乎都一穷二白，海外的大多也强不到哪去，极少数几个财力雄厚的大都已经远离政治，也没有谁会为民主事业慷慨解囊；说到知识资源，我们太欠缺了；至于对今后极为重要的管理能力资源，我们更是乏善可陈。一无所有的我们固然都胸有大志腹有良谋，身怀绝技意志坚强，可惜的是纵有翻天覆地的功夫，奈何立锥无地掀天无把！从政治学角度看，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很难不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排斥在外。
固然，中共头目早就断言海外民运“不成气候不足为虑”是过于狂妄，我们自己恐怕也没有必要对自己的状况抱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只要实事求是的审时度势，就会发现毕竟形格势禁，若不突破常规思维断难有所作为！且不说我们这“个个雄才伟略、心雄万夫，人人都能独挡一面……群星璀璨、人才济济”的海外精英能否克服“单独一个一条龙，走到一起一群虫”的民族劣根，也就是不再致力内讧内斗而向法轮功学习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做大事，其实，很多最基本的条件局限也不是我们海外朋友靠空口大言能够突破的。
这里，我们先撇开政治资源问题，看看一般的形势。海外的问题，别的存而不论，从当前和看得到的将来来说，如何克服中共当局的封锁，切实的领导国内的民主运动就是头号难题。像张建说的“海外民运应该以茉莉花革命为契机，走出沙龙，走上街头，渗透国内，建立通畅的联系管道，煽动、渗透、资助乃至直接在国内建立组织系统，以图大业”，这些话道理是不错的，我们国内朋友也已经盼了二十来年，盼得大家一起白了头，似乎还没有任何头绪，当然，这里的原因“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而且太残忍太霸道，把国家控制得太死。可想而知，中共的封锁总有崩溃的一天，但问题是中共的封锁本身就需要人来打破，打破其封锁的会是什么人？到那一天国内果真还需要恭请当今中国的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吗？。
在看国内，从我自己来说，从国内的民运名人来说，甚至从国内绝大部分活跃人士来说，大家都可以清楚的感到自己的局限性，那就是被当局控制得很多事情都不能做。没有谁不是成天被大量熊猫（国保警察）全方位地盯着，门口有人守，出门有人跟，远出受限制，信件被邮检，手机电脑被监控，因此，稍有一点出格的想法和做法立即会引起当局的警觉，并采取各种毫无道理的措施，最起码的是隔绝我们和社会的联系。反过来说，组织和发动社会大众开展民主运动，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必须生活在民众中，和民众有共同的利害、愿望及要求，，从而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然而国内著名的民运人士连处于社会大众之中都不可能，何谈这些？当然，比起国外的朋友来我们可以克服困难做很多事情，但是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下一波的民主运动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新的高潮到来之时一开始我们难以发挥作用（否则立即再进去，也就还是发挥不了作用）。况且，就算我们“秦永敏、陈西、何德普、陈树庆等少数几个”老民运人士能做些什么，从目前的数量质量看，就算大家浑身是铁，又能打几个钉？
以上这些说法并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这些民运精英的理念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我们作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尖兵为中国的民主化打通了道路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继续一往无前的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战斗、献身。
但是，请我们海内外民运人士弄清楚，中国的民主事业是全中国人民的事业，绝不是几个民运精英的事情，光靠这几个民运精英是决不会有结果的，今日中国的这几个民运精英如果拿不出改天换地的本领来，中国人民也不会自动跟着他们去争民主要人权！进一步说，把海内外民运精英和中国民众隔绝起来，使我们成为脱离地面的安泰，这正是中共当局的战略意图，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也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
1979年我向文革时代的“北决扬”（因首创铲除中共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理论被毛泽东要求抓捕）的人物蔡万宝请教时，他告诉我，领袖是一，群众是零，二者离开了，领袖只是个体，群众什么也不是，只有领袖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多一个零就多十倍的力量。无论这种说法多么不“民主”，目前中国民运的现实不正是因为兵将分离而处于难有作为的状态？
以此观之，中共一党专政岂不真可以“红色江山万年长”“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其实，任何专制政权在垮台之前都貌似如此，其固若金汤只是假象。且让我们来重温一下明人方孝孺的《深虑论》：“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所不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宪政民主就是当今的天道，不结于此天道者必亡。
当局能全面戒备海内外的“民运分子”，却无法全面戒备全体中国人民，而引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领袖群体的主体部分也并不在当今海内外的“民运分子”之中，而在其之外！宪政民主是全中国人们的共同要求，专利权绝不掌握在“民运分子”手中，如前所述，其实今日中国举国上下，党内党外，体制内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要民主要自由。须知，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是全世界最后的专制国家之一，宪政民主已经不是阳春白雪，而是妇孺皆知的事情，当局要防的也不是几个“民运分子 ”，而是全国人民。
当年吴起和魏武侯坐船时，魏武侯感慨于自己的山河之固，吴起就告诉他 “山河之固在乎德，德政不修人尽敌”，目前当局的暴力刚性维稳，正是每年花比对付外敌（？）的军费还多的财政力量来与民为敌，其结果就如《孙子兵法》所云：“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今日中国当局无处不备，说白了，也就从反面证明今日中国民主事业的潜在领袖已经无所不在！从今开始，只要一有机会，民主领袖就会从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群体中，迅速的产生和发展并成熟起来！
因为在中国一党专政彻底剥夺了全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当局曾以泛政治化也就是“政治统帅一切”为荣，几十年来“你可以不问政治，但政治要问你”，然而，今天它该尝到全民被迫问政的另一头的滋味了。从其他国家来说也许绝对和争人权民主无关的社会角色，正因此不可避免的卷入了进来，并且必将成为瓦解一党专政的重要力量，也必将从中产生大量的政治领袖。
香港学者张三一言专门研究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案例：“达赖喇嘛原本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教主。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教主是一个极权者、敌视民主的主。但是，达赖给了人们一个反政治常识的答案。不论是达赖本人、他的社团、他的支持者都是鲜明且实质的民主创建者与实行者的。”这正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为什么会这样？对此张三一先生做了很科学的分析：“达赖喇嘛走向民主，是因为共产党把他的权力、权利、至尊至贵至圣地位彻底剥夺干净了，令他成了一个无权者。民主是无权者最强的软实力（最强大的抗争力量）、最宝贵的财富（道义的至高点）。无权者在政治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举民主之旗争取权力做主人；弃民主之求安心当奴隶。各有不同条件决定无权者争取作主人还是当奴隶。若存在抗争的空间，无权者多会进行抗争，争取权力作主人；达赖喇嘛走的就是这条路。只有极少数会自愿作奴隶。若生存空间被堵死，无权者大多会自愿或被迫当奴隶。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走了这条路。被迫作奴隶的并不是真奴隶，一有条件就会伺机造反……。”
现在的形势是，正因此，包括大量中共党人在内，举国上下的各类精英都开始了争民主的斗争。
此外还有同样重要的一面。在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中国各领域中这三十几年里都发生了“圈地运动”。本来毫无专业知识和专业经历的人，在中国重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纷纷借着没有行规，没有权威，没有有效管理的机会，仅仅凭着胆大、敢闯、当然还有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打拼，纷纷成了文化界、理论界、艺术界、科学界、企业界、金融界。法律界更不要说社会生活其他各界的领袖！
到今天，从现代国家看，中国的政治界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了，与此同时，政治又是一切社会行业中最重要最显赫也最不需要专门教养的行业。何况今日中国政治界充满滥竽充数尸位素餐之徒，颟顸愚昧贪得无厌之辈，尤其是充满千夫所指的全民公敌，政治运作则裙带以连贪贿以成，这种现实，怎不令社会上的贤达之士人人欲一展身手再功成身退，无德之人个个想作为混世魔王去捞上一把更光宗耀祖！在这种情况下，举国上下的社会精英甚至包括黑社会老大都盯着政治，一有机会就都来“跑马圈地”不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吗？
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民主是好人坏人只要是人都可以来凭选票获取权力的全民当家作主。尤其在一开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与其说是坏事不如说是好事，因为走上正轨之前乌鸦与凤凰齐飞、贤达和无赖竞选在所难免，不经过这个过程，民主政治是不会成熟的！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全民学会过民主生活，然后在民主生活中学会选举出德才兼备的人，况且，民主的监督机制决定了选出什么人都不怕，大不了出几个谢瓦尔德纳泽、陈水扁、埃斯特拉达，时间一到该下台的下台，该受审的受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能使政治逐渐清明起来。
再就今天来说，化解专制是当务之急，这样，任何有助于此的因素都应该欢迎，所以，正视目前举国上下都在产生政治力量和政治代表，并且必然由此产生中国和平转型的领导力量这一事实，既是客观的认识需要，也是我们制定自己的战略战术的基点。“虽有磁基，不如待时，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中，真正能发挥领导作用的力量，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民运队伍之外，我们只是先锋甚至只是尖兵，只有在处理好和当今中国的各路社会精英转化成的政治精英的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才可能发挥最大作用。
这么说并非推卸我们的责任，或者不敢承担领导重任，恰好相反，由于我们被边缘化是客观事实，认清这种形势后，才可能对症下药，做该做的事，尽可能的承担起领导转型的重任。
那么，今日中国已经出现的可能的领导转型的力量有哪些？
《孙子兵法》有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在中国今天的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力量必将开始“跑马圈地”，它们各能有多少胜算？换句话说，哪些方面会产生英雄群体和领袖人物？并最终会形成个什么格局的多元领导力量？
下面，我们不妨从政治资源学的角度考察一下。
其实，在前几篇文章中，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相当一部分指了出来，在这里不妨再简单的罗列一下：
上一论我已经提到过，一些律师事务所已经成为中国民间力量崛起的典型代表，大量律师已经和正在成长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栋梁。律师的优势是，首先通晓当今中国的法律，能最大限度的避免触碰到当局的底线，与此同时，在当局非法镇压时最容易获得海外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香港已经专门成立了“维权律师关注组”），加上他们通常有很强的个人经济基础，有所保护的民众的强烈支持和热情拥戴，有极大的国内社会活动能力和国际社会活动能力，因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开展合法斗争。与此同时，律师是法治的主要建设者之一，依法办事是它的立足之基，法治社会中它是最大的赢家，因此，它的天职就是把社会从刚性秩序导向法治秩序。从台湾经验看，律师在政治上的突破或者说崛起，标志着民主化转型的拐点到来，从美国现实看，律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是不争的事实。
民主法治是建设起来的，不是革命革出来的。革命充其量只能扫除专制制度。民主则需要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必须以法治为先导，律师和法律人正因此必然是民主制度的开拓者、创立者、规范者、指导者、实践者。中国的人权律师坐上直通车，从现在开始坚持奋斗下去，力争担负起和平转型的领导责任，直到成为宪政中国政治领袖的主要来源，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的出现，对中国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意义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应当说，在中国今日的民主化进程中，律师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多，他们同时享有有合法性资源和道义资源，享有知识和技能资源，享有名声和经济资源，还享有国际支持方面的资源，虽然比我们民运人士晚了二二三十年才站出来，相对于其他反专制群体而言，还是有先声资源，等等。
上一论也已经提到，一些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民间力量凝聚的中心，大量有高等学历、有民主豪情、有实践活动能力的人纷纷加入，像天则研究所、德先生研究所、传知行研究所都是典型。他们“为了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事业的继续前进，为了在中国建设一个合格的公民社会”，作为“一群理想主义者，一群关心社会进步、热心公益事业的中国公民，汇集在一起”。
他们的理论水平和行动起点之高，胸怀抱负和社会愿景之大，绝不在海内外知名民运人士之下，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脚踏实地，稳健理性，切切实实的在行动：“坚定地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为你呐喊为你呼吁为你维权；如果你是我们的朋友，请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为朋友做事，我们为梦想做事，我们为信念做事，我们为了改变可以一起做许多的事。”
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这些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有能力有扎根中国社会的基础条件和精神的一代新人和普通民众密切相连，关注民间疾苦，研究现实问题，他们胸怀远大，又能脚踏实地，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栋梁之材。
请看他们的声明：“我们应该做到，为改变，为权利，为了你，更为了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能够做很多很多，只要我们能站起来，站出来，说出来，做出来，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好起来，梦想将不会是梦想，现实将会是那么的美好，只要我们是善意的，正义的，积极的，有信心的，一切皆有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E ！我们的宗旨是：合情、合理、合法、敢想、敢说、敢做。”中国有了大量的这类致力宪政的研究所，何愁民主化转型没有领袖人才！
这些研究所掌握了知识资源，道义资源，国际支持资源，一定的合法性资源，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先声资源，如果他们不与时俱进，始终囿于研究所范围，当然不会有多大前景，但是，毫无疑问这类研究所只是因为形格势禁才具有目前这种形态，一旦条件成熟，他们要么立即摇身一变成为政治组织，要么和其他群体结合成为政治组织。
还有律师和研究所混合体的以“公盟”为代表的NGO。“公盟”是北京一批法律人响应江平号召“走向政治”的典型。中共一再要求其官员“讲政治”，他们讲的政治是和讲经济讲金钱对应的，实际是讲专制。江平呼吁法律人“讲政治”，是要求法律人不要忘了法律其实是有局限的，尤其是在“王下法”“党下法”的时代，法律只能是为专制服务的，法律人讲政治，就是要让法律成为最高权威，让一切个人和政党平等的遵守法律规则。江平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50年代曾奉派到苏联学习法律，当局将大量民国时代的学者“改造”成了一党专政的拥趸，却没想到，其全力培养出来的法学家江平会却成为“法要管党”的创导者！“公盟”是江平理念的感性显现，江平也是它的首席顾问。
如前所述，“公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10月28日由北京大学许志永、滕彪、俞江三博士和公益律师张星水共同在北京创立。公盟的口号是“为了公共利益”，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以期能够理性、建设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公盟可谓甫一产生就石破天惊，当年（2003）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人就孙志刚案向全国人大提出收容遣送制度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便迫使中共当局不得不废弃了1970年毛泽东搞“一打三反”“两清”时发明的这项非法剥夺了无数生命的罪恶制度，由此开始，他们参与代理了不少维权官司，撰写了若干有关中国当时热点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并开展了不少促进社会公正透明的公民参与项目。它的顾问队伍简直就是中国一流法学家和学者的大本营：其顾问除江平外还有茅于轼、贺卫方、张思之、姚监复、冯兰瑞、季卫东等法学界巨擘。它的理事和决策者以及具体事务负责人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学界勇于走上社会开展实践活动的学者，如张星水、俞江、林猛、王建勋、王利平、王功权、成晓霞、浦志强等等。
在近年的法制大倒退中，公盟首当其冲的受到了专制势力的“严打”，公盟日常决策委员会的成员许志永、滕彪、郭玉闪、李方平、张立辉、杨子云及行政主管田奇庄虽然都是事业有成的中青年学者，却几乎个个被当局抓进去关押恐吓过。不仅如此，由于公盟的巨大影响，当局居然抓住它被迫以企业方式注册这一点，对它开出了天价罚款，并采取种种手段以置其于死地。
然而，我却不能不感谢当局对公盟和其他这类合法组织尤其是它们的领导者、骨干人员的残酷打压。道理很简单，从中国来说，自古以来，政治家都是在残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多难兴邦，逆境铸人”，总之，尤其在中国目前条件下，搞政治的人如果没有经历风风雨雨，不经过艰难困苦的考验，轻易就取得重大成果，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们个人恐怕都是祸不是福。相反，如老子所说：“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无论公盟的人，还是其他方方面面的民主人权活动家，只有在这种打压中才可能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领军人物，成为未来民主中国的栋梁之材。
“公盟”这类NGO掌握的资源是律师和研究所的叠加，而且它们现在就有强烈的政治组织意味，只要能发展壮大，很快就会表现出一切政治组织的特征，并且有着不可估量的政治前景，这也正是它不见容于当局的原因。
前论还谈到，当今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必然会有一部分转化为政治组织，也会崛起一批政治领袖，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人们的政治结社需求必然要借普通社会组织来寄托，并且一有机会就极力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表现自己，并转变为政治组织。前述资料中，按中共要求登记注册的只有70万个，不理睬那一套的则至少多出三倍，表明绝大部分社会组织并不愿意注册，相当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且有他们的政治考量。说白了，就是毛泽东时代必然打成“反革命集团”的秘密政治团体，在今日中国已经能半合法的存在。所有这些社会组织无一例外的都讨厌当局和执政党的干预，许多还有直接反对一党专政的意义、目的、希望、要求，相当一部分必然要演化为政治组织，并相应的产生一批政治领袖。这些人的资源优势，是有一定的组织依托和人员基础。
前论尚谈到， 搞市场经济几年十几年后，中国就出现了大批“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众所周知，为了瞒天过海掩耳盗铃，理论上自打耳光进退失据的中共只好称他们为企业家，并且千方百计把他们拉入体制之内。然而，能突破当局的意识形态控制成为企业家的人，在自己成功的领域都是佼佼者，也必然自视不低，与此同时，中国官场人物则充斥国贼禄鬼，尸位素餐之辈，这样，弄得大批商人做梦都想做官。2011年，也就是今年，河南企业家曹天主动提出以一亿元人民币作为保证金去竞选郑州市长（居然为此被当局将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更说明今日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人士已经是多么迫不及待的要投身政治改造中国！当局虽然迅速封杀了曹天，也能一时阻止企业家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然而，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中共能长期阻挡市场经济的领导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显然只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从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态来说，这些资本家或者说企业家的资源优势在于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有高水平的管理能力，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必然会结成利益联盟。
前论还谈到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于2008年底问世，尽管当局在其问世之前就抓捕了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该宪章还是传播开来，无论当局怎么封锁打压，还是有一波又一波的人签署，并且赢得了广泛认同和支持，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也为此授予了刘晓波。这样，尽管中共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刘晓波重判了了十一年徒刑，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根变化。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软实力，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获奖根本的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它充分的表明，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已经从道义上对中共当局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是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员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势力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
以上是前文提到过的，下面再看其他方面。这里，我们再来谈谈政治资源学问题。从政治学来说，政治角力无非是政治资源的占有问题。政治资源的占有方式，则无非是垄断和竞争。专制就是垄断政治资源，民主就是可以开展政治资源竞争。
当然，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也是政治资源从垄断到竞争又从竞争到垄断的循环，垄断导致没有效率，导致邪恶丛生，导致统治者自己用胡作非为来加速统治的解体，导致官叛民反。古人把官叛叫瓦解，把民反叫土崩，统治的土崩瓦解也就是政治资源重新回到可竞争状态。可惜，在古代中国，政治资源的竞争和垄断永远走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怪圈，“神州板荡”“天下草昧”之时，“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其竞争的结果，总是以杀人如山血流成河为代价，再次打出个对政治资源的绝对垄断。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暂时的分裂割据，例如曹操、孙权、刘备因为各占“天时地利人和”，也就使汉朝一分为三，形成了鼎足而立的政治格局，为了和另两个政权竞争，它们都不得不收敛自己，尽可能的以善政来增强对三国民众的吸引力。虽然它和现代的政治多元化不同，在每个体系之内还是军政一体化的专制制度，但毕竟使这个时代的政治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在三国之间有了一些选择的余地。说来好笑，如同曹、孙、刘各占一点资源就都可以独霸一方一样，在当今的民主世界，任何人只要占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同样都可能成为一定层次的政治领袖。
如前所述，政治资源多种多样，它包括道义、声名、先机、时势、合法性、制度（民主时代制度不能成为资源，但客观上也起一点作用），组织，经济，人员，历史渊源，知识、管理能力、动员号召力、地位等等，总而言之，只要能用来影响社会，从而使一部分民众欢迎、支持、拥戴的那些因素，都可以视为政治资源，民主时代如此，走向民主化的时代同样如此，只有一元化专制统治下除外。
因为一元化专制统治下“唯辟作威，唯辟作福，唯辟美食”，除了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内部，任何个人、任何集团都不允许拥有政治资源，比如汉武帝时将富户迁徙茂陵，侠客郭解家贫不愿迁，负责的官吏因为有违政策又不敢不迁，大将军卫青调解说“郭解家不中徙”，汉武帝一得知马上说：“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显然，对汉武帝来说，一个平民的迁徙问题居然会有个大将军来为其说情，实在是太可怕了，至少说明这人有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对他垄断全部政治资源岂不是个绝对不能容忍的挑战？
时至今日，中国还在反复发生同类现象，人所共知，尤其在传播领域，前几十年谁听短波就是“收听敌台里通外国”，绝对垄断信息的接受，近几十年则极力垄断信息的传播，中宣部天天下达命令不准国内媒体报道大事小事的真相，只准用它的“通稿”，也就是只准人民听它的一面之词。顺便指出，这充分表明信息的传播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源。
虽然中国历史上有着漫长的绝对君主制，也就是绝对的垄断政治资源的历史，但是，“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政治资源又是没法绝对垄断的，也是根本不容垄断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政治资源变为可竞争性的对象是不可避免的。从前打破垄断以后通过竞争走向新的垄断的情况绝对不容再现，这就要求我们实现宪政民主制。
在今天，打破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因此对我们来说，一切有助于瓦解政治权力垄断的因素都是值得欢迎的，虽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范那些解构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极端主义，但在目前来说那还不是当务之急。
应该明白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资源竞争是恶性竞争，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竞争，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零和对局，我们今天要的则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机会均等、规则至上的和平竞争，是最终有利于全民福祉的竞争，是以确保普遍人权为基础的良性竞争。因此，中国和平转型的过程，就是绝对垄断的政治资源被中国社会各路精英在其所代表的民众拥戴下加以瓜分的过程！只要政治资源被瓜分了，还愁一党专政不被化解吗？所以，反对一党专政的胡行妄为只是扬汤止沸，致力壮大各种政治力量才是釜底抽薪。这也就是国内外学者为什么更看重市民社会崛起的原因。
市民社会不是别的，就是代表各阶层各集团占有一定政治资源的组织和精英的广泛产生发展和成熟，并且学会在正义的制度下共同生活，按公平的规则解决一切矛盾分歧。从这种角度说，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今日中国社会的一切正在崛起的势力，不管他们是左的还是右的，不管他们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不管他们是白的还是黑的。
应该明白，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后者在正常情况下必然毒草和香花共生，前者在正常情况下也邪恶和正义共存，因此，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必然多少会有一些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人物存在，正义力量只能遏制他们的膨胀，绝不可能杜绝和根除他们。一个没有黑社会的社会则必然是极其黑暗的社会！虽说今日中国黑社会恶性发展已经成了一大公害，但谁都明白，这种局面总比中共统治的前四十年即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没有黑社会的年代好得多。今日中国黑社会的崛起虽然不是好事，却是不可避免的事，无论谁当政，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照样如此。至于中国中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虽然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在民主国家不会发生，今后的民主中国也必须加以铲除，从今天来说，客观上这种现象也起着消解一党专政的作用，并且其中必然会产生一些将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物。
下面，我们就来对各种前面没能提及的政治领袖群体之源做一番探索。
1、基督教家庭教会和法轮功。现代商业文明在基督教国家兴起之后，挟坚船利炮之威征服了整个地球，十九世纪侵入中国之后，对华夏文化来说如何因对基督教文化就始终是个问题，而是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份“中华归主”的地图曾引起了中国文化人的极大恐慌，认为这是文化亡国的象征，中共建政后，则在极力消灭不成后开始改行控制加利用的政策。其实，在基督教国家本身早已奉行“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的政教分离政策，基督教只是个宗教问题，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和政治无关。但是，如前所述，中共的泛政治化是一切非政治性的社会因素都有了政治属性，这样，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打压也就使它被迫成为一种政治势力。于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就因为拥有数以千百万信众而不可避免的成为一大政治力量，比如，其民间领导人张明选，其知识界代表人范亚峰就都成了可能的政治领袖。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声名资源，时势资源，组织资源，人员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等等。应当指出的是，民国时代，基督教在中国势力再大也只是一个宗教团体，今日中国，由于当局长期的无情打压，它反而被锤炼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已经是既成事实。法轮功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这里点到为止不必多说。
2、学界名流。在中国，自古以来著名学者都秉承儒家的入世理念，同时都知道“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理，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就“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目前，中国又到了“礼崩乐坏”“大厦将倾”的时候，大量忧国忧民的学者已经开始从书斋走向社会，由于这些人特别敏感，在此没必要点他们的名字，不过，一个例外是年轻的言论界领袖韩寒，因为他不是书斋人物，本身就处于中国社会的风口浪尖，只要形势许可，从思想领袖转变成政治领袖必不可免。在古代，思想领袖转变成政治领袖的困难在于笔和枪的转换是智力和暴力的转换，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从学者、思想家变成社会活动家和政治领袖两者从本人而言都是依靠笔和智力，所以没有多少难以克服的障碍，唯一的问题是代价，民主时代这种转换没有代价，他们也就成了“两栖动物”，转型过程中代价会越来越小，他们当然就会陆续站出来。何况今日中国的许多学界名流本身就是宪政的鼓吹者，本身就是民主的倡导者，由于一直在社会前列引导舆论，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完全可以使他们在政治多元化-开放党禁的过程中顺势而上，成为拥有大量追随者的政治领袖。不消说，他们拥有的主要资源是道义资源、声名资源、先机资源、时势资源、人员资源、知识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以及地位资源等等。
3、独立候选人群体。从“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当局在立法上不能不规定区县级以下进行直接选举的法律规定，几十年来一直有人突破当局封锁，以个人名义参选人民代表。随着中国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党内改革派为“救党”而急于用民主选举突破“一元化领导”，体制内外的稳健改革派日益重视以参加人民代表甚至行政长官（曹天）的选举来为和平转型破局，大家都认定，只有真正开放基层选举,才能避免大动荡大混乱大流血。况且，民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人民只有在民主选举活动中才能学会过民主生活，才能巩固发展完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民主国家。这样，到2011年，也就是今年这个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年，独立候选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体。我的朋友，为接我出狱被当局无理关押十五天的姚立法，作为曾经赢得过选举并且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的老资格独立参选人，理所当然的成了今年选举的指导者，担负起了全国独立候选人的培训教育指导重任，尽管他为此被失踪一个多月至今下落不明（写完次日恰好听说他又被住地湖北潜江警察从北京抓捕回去），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母鸡效应，带出了一大批独立候选人。其中今年全国最早开展选举的江西新余市还是以下岗女工刘萍为首，她带出了李思华等多名男士跟进，从而标志着当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开始蔚为大观。中共党内资深学者于建荣等人在这次独立候选人大量涌现的时候也挺身而出，从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了指导，从行动上对他们给予了支持，甚者为他们的组织化做了大量工作。毫无疑问，今后的中国必将从独立候选人中产生不少政治领袖。独立候选人拥有道义资源、先机资源、时势资源、合法性资源、制度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是和平转型中一股不可小觑的领导力量。
4、艺术家。艺术和政治本来相距甚远，但在泛政治化的一元化专制下，酷爱自由的艺术家本能的站在了要求和平转型的第一线。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有艺术家就有强大的自由力量。很自然，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人中，艺术家就占很大比例。在历史转折关头，一些有影响有名望的艺术家挺身而出，利用他们的名望开展政治活动事有必至理有必然。这方面，大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就是典型。近年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鸟巢体育馆的设计者艾未未走向了维权第一线，频繁出现在各种矛盾最尖锐复杂的场合，包括收集公布汶川大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带着一批友人前往四川要求为审判的谭作人当证人，和大批艺术家一起走上街头抗议，前往刘晓波开庭的现场，以及发起反对“绿坝”活动等等，因此惹怒当局而将他无理抓捕关押，但慑于他的巨大声名，最后还是不得不把他放了。传言说，艾未未说他的国际名声比刘晓波、高智晟等数人加起来还大，不管这是否属实，至少证明对中国艺术家来说，把艺术声名迁移到政治领域为中国和平转型开路已经是一个自觉的选择。艾未未是否会成为政治领袖有待观察，艺术家借助声名转而从政，必定是举世难觅的“中国特色”，换言之，当今中国的艺术家群体中产生一些和平转型的政治领袖是不奇怪的。艺术家从政的主要资源是声名，就艾未未来说则还有强大的经济资源和历史渊源资源，因为其父艾青是中共的大诗人，也是饱受中国迫害的大右派。
5、社会名流。中国社会已经市民化，各行各业都有大量名人产生，每一个市民社会自发产生的名人，都是对中共一元化领导的一个否定，也增添了一个瓦解一元化领导的亮点。一元化领导和市民社会的不相容性，导致了社会名流必然成为瓦解一党专政的重要群体，虽然利害考虑使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通常不会走在民主队伍的前列，但墙倒众人推，一旦形势逆转，当局对局面的控制力削弱，他们就会成为雪崩效应的推波助澜者，其中一些人出于各种理由必然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登高一呼，把许多社会势力召唤到自己旗下。这些人的主要资源是声名，但个体的不同使他们个个还享有其他不同的资源。
6、罢工工运领袖。众所周知，几年来外资工厂罢工不断，由于和自身利益有着一定距离，当局破天荒一度采取开了中立立场，并且对罢工工人的某些诉求表示理解，从而使这些罢工很快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无论当局怎么把他们当作特案处理，这些成功的案例必然会激起中国工人更大的斗志。今日中国，当局把工人分为三六九等，凡涉及国家经济命脉而且利润丰厚的行业都由当局垄断，也给予工人极高的待遇以免他们造反，对那些利润微薄的竞争性行业则一概丢给社会，任凭不法厂商任意盘剥工人，在工人依法维权时，官府尚往往勾结厂商对工人任意打压，尤其是对所谓农民公的剥削压迫，可以说当今世界没有二例。但是，随着有文化有知识甚至在城市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农民工成为生产主力，随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的规定深入人心，以外资和私营企业职工打头阵的工人运动必定日益频繁，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到来、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大规模的罢工潮必然造就独立工会和工运领袖。虽然中国的工运不会太发达，中国的工运领袖不会有瓦文萨那样的作为，但也将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工运领袖的政治资源在于道义方面，也享有时势资源，组织资源，人员资源，在经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今日中国它不可能很强大，但也绝对不容忽视。
7、花瓶党。今日中国的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看起来只能唯中共马首是瞻；但是，请不要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他们都是为中国实现宪政而产生的，也不要忘了在89民运中它们都是表态支持民主运动的。固然，在中共高压下它们只能唯唯诺诺委曲求全，但是，一旦中共控制力削弱，它们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党是没有疑问的。今天，这些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已经开始挣脱控制大胆发言了，例如就在近日，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就有上佳表现。这些民主党派虽然因为长期追随中共而缺乏道义感召力，却有制度资源可以利用，有合法性可以凭借，有知识优势可以发挥（它们多半被中共规定向特定知识分子阶层招募党徒），有现成的组织体系可以依托，也都有几万几十万成员。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革”虽然只是中共的傀儡，却为退守台湾一花甲的国民党在日后回大陆发展提供了组织资源，其二者合流必然会令国民党中兴有日。
8、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共的外围组织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学联等等，这些组织在中共绝对控制中国时当然是中共的工具，但是，如同《共青团真理报》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力量一样，中共的这些外围组织今天已经出现了被一些有为之士控制，并用来作为发展自己势力的工具的趋势，就像今日中国由中共控制的报刊已经大量被自由派新闻工作者掌握了一样。利用中共外围组织发展起来的势力，其手中的资源主要有组织资源、制度资源、地位资源及相应的合法性资源，以及一定的人员资源等等。
9、中共的中基层组织。中共的一些（当然不是全部）中基层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成为瓦解一党专政的有力因素。目前中共号称有八千万党员，几百万个基层组织，可惜它不懂“边际”理论，仅从力学原理上就很容易明白，力量的传递是有条件的，阿基米德所谓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翘起来”是办不到的，中共的人员规模越大，其尾大不掉的现象就越严重，与其同床异梦的个人就越多，中基层组织不受它控制而另搞一套的也越多。当然，在它仍然强大仍然能够控制局面时，这些情况是隐而不彰的，一旦它虚弱不堪，正需要其帮忙时，就会发现不仅四面楚歌，而且众叛亲离!将由中共中基层组织“借壳上市”的势力在目前有制度资源、合法性资源、组织资源、地位资源，一些人也有管理能力。
10、少数中共的高层人物。从当代世界民主化进程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中没有少数高层人物在最后关头站到民主阵营一边来。可悲的是，这种人在统治者中的地位越高，站出来的时间就越晚，为什么会这样？一则地位越高越不愿失去现有的既得利益，二则更不愿去冒坐牢杀头的风险，三则尚希望由此获得更高的地位。这种情况咋一看叫人气愤，仔细一想也十分自然，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改革派阵营中，大体来说最激进（主张暴力）的总是最穷最无路可走的，相反，最稳健（主张和平渐进）的总是自我感觉日子过得不错的。正因此，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出场人物一直在从底层人士慢慢向高层过渡，民主墙人士都是中小学生；89民运大学生为主；又过了二十年《零八宪章》出台，领军人物才是博士、教授了。这样，到民主化进程有了阶段性成果，风险极小而成功在望时，少数中共高官慨然拍案而起投入民主洪流，很可能就是中国迈向宪政大门的标志,因为到这时雪崩效应也该发生了。这些人掌握的，主要是地位资源、声名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制度和合法性资源等等。
应该指出，以上四种蛰伏于体制内的势力都有一些体制外者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利用其合法性做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关于这种情况，了解一点“苏东波”的人都知道，它们在其中起到的瓦解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此外，民主化初期，由于只有它们具有社会的组织管理经验和能力，它们必将成为届时的主要获益者。
11、社会运动的弄潮儿。中国是一个大国，当局的控制规模也大，单凭某一项运动某一种力量摧毁专制的可能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目前的情况就已经表明，全国各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不断掀起的各种运动，则都在全方位的、持续的削弱它，与此同时，各种自发势力也都在这些不同的运动中成长、发展、成熟。显然，在下一波民主化运动高潮到来时，各种社会运动会此起彼伏，各种人物都会争相表现自己，所谓“时势造英雄”，在这些无法预计也无法计数的运动中，必然有一些底层精英会脱颖而出，这些人各有不同的资源、但必然都会借用这么一个资源，那就是时势资源。
12、灰、黑色组织。没有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必然其黑无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数量和规模的灰黑色组织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将在民主政治中有所表现，这是台湾香港和那些民主国家都可以见到的情况。笔者长期坐牢，碰到过各种社会边缘人物，深知今日中国大量社会财富资源在市场化过程中造就了一些什么经济动物，比方建筑行业，物流行业，更不要说娱乐行业，赌博行业，色情行业，到处是一些胆大妄为之徒在争抢利益。建筑行业本来是个正当行业，但为了争夺供应权利，砂石料商就都必须武装起来，否则在人家的威胁下只好退场，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只能说他是灰色行业。今日中国，灰、黑社会之猖獗比民主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掌握的资本常以亿计，其大头目一般已经用多重防火墙把自己保护了起来。而且，黑社会的“中国特色”尤其叫人发指，现如今，各地当局为了通过倒腾土地为地方财政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为自己个人谋取天文数字的不义之财，已经完全依靠黑社会度日，由出狱人员为主的打手在官商勾结强占农田和强拆民房方面扮演的角色无人不知，我本人就知道几个这样的帮伙。但是，黑社会组织虽然能为中共中基层政权所用，却也是中共政权的重要解构力量。黑社会组织和成员固然为了利益无所不为，它们和“四项基本原则”、和一党专政却毫无任何共同点，恰好相反，中共中基层政权和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非法利用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也可以非法打击他们，因此，在和中共中基层互相勾结的同时，他们也不能不对其充满了敌意和戒心。对他们来说，从自身利益出发，同样宁要自由民主制度不要一党专政。这样，随着民主化的进程，灰黑色组织也会成为瓦解一党专政的一个因素，并且完全可能趁专政瓦解的机会推出一些政治人物，或者说要在政治上借机表演一番。灰黑色组织的资源在于“黑金”，在于社会边缘人物，还在于不择手段，这是它有别于任何其他势力的地方，一定条件下，尚在于具有动员号召力。
人所共知，今天中国的形势和一百年前的局势有不少相似之处，貌似坚不可摧的满清王朝，为什么仅仅在发生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后就彻底灭亡？奥妙不在别的，清朝主要不是被革命暴力推翻的，而是被五种势力瓦解的，那五种势力就是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北洋军阀和地方官员，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这五种势力里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汉人，故在推翻满族统治上不难达成一致。今天，中国已经没有了少数民族统治这一因素，但在瓦解一党专政的共同需要上是没有多大分歧的，而且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五种势力，以上已经指出了一二十种，实际上还要多得多。
一言以蔽之，包括中共党内的绝大部分人都有要民主自由的需要，都希望实现宪政，无非是迄今还没有一个突破口而已。至于这个突破口，是新的辛亥革命还是其他因素，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讨论。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十几种可能对和平转型发挥重要作用的力量和可能产生领袖人物的方面，只要认真分析今日中国社会，不难再找出一些来。但是，数量的多少至此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上下包括中共党内绝大部分人已经无法忍受一党统治，这样，一有机会，所有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集团都会乘势而起，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块顽石瓦解。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势力在瓦解一党专政的过程中都会发生消长变化，都将重新分化组合，一方面更多的势力会在多元化进程中相继登台表演，另一方面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势力则会迅速互相结合，从而形成几个能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主要政治势力。
以此观之，我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声名资源，先机资源，道义资源，组织（品牌）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这都是些比较虚的东西，可以说迄今为止还得势不得分，我们需要的是扎实的得分，具体地说需要掌握经济资源，人员资源，组织（结构）资源，管理能力资源，我们的这些欠缺绝不可能靠自己去以小修小补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海内外的民运人士、现有的政治反对派力量、尤其是我们的CDP人士，基于这种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治力量格局，为自己制定战略战术是否就能有的放矢？在这种变化的格局面前，我们是否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不断挑选合适的对象加以整合，从而逆势而上，把我们的事业和团队做大做强以致无愧为中国民主化的主导力量？由于这是公开讨论文章，关于相应的思考就不必在此一一罗列了。
（未完待续）
2011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