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去前南斯拉夫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在贝尔格莱德游览，颇感不便，因为当地能用外语交流的人很少。但我运气太好，有一个很有风度的老人主动与我搭讪，并引领我走了半个贝尔格莱德。

老人家辛劳了半天，我得表示感谢。我请他随我到宾馆，邀请他到我的房间喝咖啡，但老人突然变得很恐惧，坚决不肯，而且左顾右盼，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大惑不解了好一阵，我猛然醒悟过来。我请老人等我一下，上楼去取了一把中国折扇，等我返回宾馆大门，却不见了他的踪影。最后，我好不容易在远离宾馆的一个角落找到他，赠送了礼品，分手时，我明显感到老人的高兴和恋恋不舍。

那一天余下的时间我一直陷入沉思，我感觉到了我久违了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恐惧，恐惧因为与外国人接触而受到警察的盘问和追究。顿时，我对这个美丽国度的好感大大降低了，对那位能讲外语，热情好心的老人充满同情和怜悯，我眼前不时浮现他接受我的礼物时既高兴又有点忧虑的表情。

其实，我对那种东西应该不陌生，我离开中国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才一年；其实，南斯拉夫当时还是我们改革开放学习的样板。这次遭遇使我树立了一个信念：一个国家，纵有千般好处，如果它使自己的人民有恐惧感，那人们很难尊敬它，对它爱得起来。

这次遭遇使我首次以外国人的角度打量一个国家：使人民恐惧或敬畏，也许是让统治者或警察舒服的事，但对国家是有害的，这会使很多人对它失去尊敬。

从那以后，尤其是学成归国后，我经常提醒自己，如果我表现得畏畏缩缩、连说话都不敢畅所欲言，连见人都要考虑再三，那我得到的是怜悯，我的祖国失去的是尊敬。我要求和鼓励自己，在人面前，包括在外国人面前，自然也包括面对媒体，我应该大方、自信，让人看不到恐惧的踪影。

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有一厢情愿的成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的表现和姿态。因为在我身上看不到恐惧而说恐惧不存在，是可笑的。

但另一方面，我坚信我的做法是有意义的。第一，从根本上说，克服恐惧确实是高度爱国的行为，而不是粉饰太平，如果我们在最本真的含义上理解“国家”这个概念的话；第二，恐惧固然并非产生于人们的恐惧心态，但人们不惧怕的心态绝对是消除恐惧的动因和前提。

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是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和建立爱国心的高尚职业。捍卫法律和公正的律师是一切守法的公民的一道安全屏障，使人们对国家的正义有信心。

（本文为《律师文摘》2007年第四辑“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