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出自何人之手？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后，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1951年10月12日出版了第一卷，1952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二卷，1953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三卷，1960年10月1日出版了第四卷。
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一卷时，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书前冠有“本书出版说明”，说：“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也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的收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过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一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从这个出版说明，不难看出，整个《毛选》的定稿，是毛泽东亲自参与了的。既然如此，选集中的每一篇文章当然都是经毛泽东本人认定是自己的著作无疑了。
但是，四十四年后，1995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经审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有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有关班子。该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审核、考证、结果如下：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上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
《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1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5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28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作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他还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圆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93年8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另一份是《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前者披露：经过五年来的工作、访问、考查、翻阅、核实关于毛泽东生前四百七十多篇著作，包括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批示等，一共有二百五十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一百六十多篇报告、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毛泽东”三字。
历史是公正的。任何人为了美化毛泽东，维护他的形象，就把他描绘成一个文学家、诗人和理论家、等等，在历史面前都是徒劳的。
051、姚文元的回忆录披露了那些细节？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1.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著江青责骂道：“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的骗了。”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着，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2.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3.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
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4.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姚文元还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052“延安整风”整了那些人？
“延安整风” 运动对于中共的正面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在思想上，毛泽东思想被以整顿的方式强加于全党，象王明这一类不认同的都被边缘化了，在组织上再一次强调了集中制，把党内重要干部全部集中到毛泽东身边，高度凝聚了中共的力量，为以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对此中共官方已经讲得很多很多了。但是“延安整风”尤其是后期的“抢救运动”，为以后的中共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开启了毛泽东式的先例。对此，中共官方的材料或是不提，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毛泽东无疑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和最大受益人，但是，毛泽东一般不具体参与整人，只是在幕后作些安排，甚至还时不时地讲一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团结同志”之类的话，做一些救人于危难的事，例如对柯庆施和陶铸。所以，被整的人往往将怨恨转到他人。这点也很类似文化大革命，被整的人往往记恨于林彪、江青，或是红卫兵、造反派等等。整人最多、最狠的都说是康生。凡知情者提起康生，是无人不恨，而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庇护，康生直到死后才遭到清算。因为康生已被中共否定，所以如今痛斥康生的材料不少，此处亦不多说。
刘少奇因为最为积极地参与整风，最为积极地吹捧毛泽东，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跳到党的第二把手。这就有点类似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彭真的秘书曾回忆说：彭真聊天时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彭真在整风前不是中央委员，因为在整风中受到老毛赏识，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员。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彭真所谓的“道歉”和老毛的“行脱帽礼”一样，从来不是“认错”，只是承认“整过火了”、“整重了”。从来不承认“整错了”，尽管事实上是整了根本不该整的人。
说起被整的人，首先当然是国际派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凯丰这些人。此外，有名的案例是柯庆施和陶铸。柯庆施当时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曾经在北方局的工作中与刘少奇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这时候，老毛出来做好人，予以解脱。以后成为毛泽东的心腹，反刘少奇的一员干将。要不是死于文革前，文革中定有作为。陶铸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风受到无情打击。陶铸也是有赖于毛泽东亲自予以解脱，而与刘少奇结下冤仇。当时古大存负责党校一部的整风，将一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特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曾志当时是党校学员，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在无法查清落实的情况下，古大存就将曾志长期“挂起来”不给做结论。陶铸、曾志都非常有意见。后来在五十年代，古大存在陶铸手下任广东省副省长时，受到陶铸的打击，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其实，这种私心不少办案的人都有：整人的时候雷厉风行，澄清事实、平反甄别的时候往往推三阻四、一拖再拖。
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都在整风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周恩来因在中央苏区追随博古等人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被认为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反复检讨。彭德怀则因发动“百团大战”打击日本军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被围攻、批斗，被“骂了四十天的娘”，而罗瑞卿是积极的批斗者。陈毅也是被整的，以至于多年以后，陈毅还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叶剑英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被整，但是他当时的妻子被整得自杀，虽然获救但精神失常。
“延安整风”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同样也波及中下层。在基层更为残酷，由于整的人太多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就像川陕苏区的肃反“杀有文化的，杀带眼镜的，杀别钢笔的”那样, “延安整风”在基层重点整“来自白区的”、“青年学生出身”。著名的有“张克勤冤案”，因为是康生一手制造，所以不仅得到平反，而且成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王实味冤案”，则因为制造者是王震，迟迟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后，也是一再掩盖，不能正确报道真相。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老毛说的什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被处决的绝对不止王实味一个人。有些人也许会说，任何人处在负责整风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有些人身上还是更多地体现出人性。例如罗荣桓在山东，黄克诚在苏北都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任弼时和陈云都持慎重态度。
053、国民政府是真投降假抗战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史上空前的大血战，就是从日本侵华开始。纵观整个战争，61个国家遍地烽火，但只有4个国家政府坚持抗战，中国是其中之一（另三个是英国、美国和苏联）。当时，中日两国陆军军火装备之比是1：3，加上海空军，军事实力全面之比不下于1：10。抗战之初，全球舆论哗然，众口一词：中国必败。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军民不畏强敌，奋起拼搏。如果从1931年9.18算起，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史，全世界有口皆碑：中华民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大民族！中华民国政府是领导抗日的中央政府，蒋介石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军二十九军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7•7”事变爆发后，次日（7月8日）清晨5时30分，驻守宛平城的国民革命军29军副军长秦德纯将军厉声下令：“以宛平城和卢沟桥为我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让人！”几日后，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等50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7月28日、30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全面抗战开始。
蒋介石采纳陈诚的建议，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打持久战的战略大方针。为了避免在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地形抵消日军装备精良机动快速的优势，尽量分散敌军兵力，扩大战场，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介石主动在上海发起了“8.13”淞沪大会战。虽然由于实力悬殊第二次淞沪会战中方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歼敌5万多人，特别是在战略上成功地实现了预定目的，粉碎了战争罪犯“三个月征服支那”的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导致日军无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国民革命军3个月的奋勇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这一正确方针也使八路军新四军置于敌后，得以壮大。
八年全面抗战，国民政府坚持正面阻击强敌。先后共组织了22场大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28931次。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并且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一起最终打败了日本强盗。如果没有正面坚强有力的阻击，仅靠零敲碎打的游击战，中华民族必然亡国而无疑。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陆军死亡、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部覆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将军阵亡90余人（八路军1人——副参谋长左权）。不过，亦于大小会战中，击毙日军48万3708人，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将官死于与国军会战中。（中日战争中，共129名日本将官战亡，其中3名死于与八路军交战。）
另有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累计为2062万人，累计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结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 客观事实粉碎了毛泽东时代所谓 “蒋介石假抗日真投降，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一败涂地”、 “毛泽东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指导了整个抗日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等等无耻谎言——事实毕竟是事实，编造谎言、愚弄民众只能招人耻笑。
054、人所不知的抗战细节有那些？
60多年过去了，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 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八路军在所谓的平型关大捷中只不过是消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而且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还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74 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那场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炸药包20万个。
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向所有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而战斗过的人致敬!
055、中共军队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吗？
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守长春的是郑洞国将军，他拒绝投降。由于城里五十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郑将军要平民离城。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毛泽东自己没有怜悯之心，但他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样利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铁石心肠的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厂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十二万人。
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销。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
中国人民只知道抗战的时候，日本军队曾经在南京搞过大屠杀，又有几人知道，在国共战争中，故意被饿死中国人有这么多呢！国仇家恨，都是仇恨。
056、解放区人民是如何拥护解放军的？
历史上所谓的人民战争，大多数都是强制和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二夫一兵。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一百五十万。淮海战役中高达五百四十三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
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二亿二干五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在中共”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毛的”人民战争”。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中共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没错。但那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它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指着鼻子骂”，”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唤作”小地主土，打得头破血流。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毛泽东实际上要的是干部们鼓励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责为阻碍群众运动，被当作”石头””搬掉”。毛泽东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陕北佳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毛泽东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就这两种人，还不算康生新加上的斗争对象，起码一千六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
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在河北看到土改后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中共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一百二十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土，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057、四大地主的故事是否真实？
1949年之后出生的人，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感觉地主们就象宣传所说的那样坏。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只要一提到“地主”，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是我们心目中“地主”的化身。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
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1965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114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作品中塑造出来的刘文彩不是一回事。
1999年 11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着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作者在书中说：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其中的“水牢”。据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但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
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刘文彩真相》一书和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提供的诸多史实，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真实的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刘文彩为了家乡的教育,修建了学校－文彩中学。文彩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彩中学的教训中刘明确规定,校産是学校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如果说当年塑造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与真实的刘文彩完全是两回事，那么作为文学形象的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创作出来的虚假典型了。
黄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他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此后，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红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据说当年在“解放区”，有战士被戏中的故事激怒得差点开枪打中了演黄世仁的演员，足见其感染力之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白毛女》激发了几代人对“旧社会”地主阶级的仇恨。作为在《白毛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多年来大家几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我们的印象中，象《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一定多如牛毛。但是，历史已经证明，黄世仁根本就是为了政治宣传而杜撰出来的。
《红色娘子军》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的游击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落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但据海南视窗报道，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４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个镜头，又让老百姓到几里外的南门岭当演员，说是从南霸天家里的地道走到南门岭的。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曾告诉记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不仅熟悉张鸿猷，还见过张鸿猷的母亲。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这些说法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寻找英雄》一书相通。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在此书中这么述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
再说周扒皮。都记得《半夜鸡叫》中的这个恶霸地主。他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凶狠贪婪地残酷剥削雇工的故事让年少的读者们无不义愤填膺，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几代人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你就会明白， 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 “地主”这个辞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当然，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既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
058、朝鲜战争是一次正义的战争吗？
多年来，每提到朝鲜战争，中国大陆各种报刊经常引的一句话就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曾说那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错误的战争”，以此来说明中国军队在朝鲜取得了伟大胜利，连美国自己也认为那场战争是不该打的。但事实证明这段话原来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是有人断章取义、故意篡改以误导国人。
美国人布莱德利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指美国出兵朝鲜本身，而是另有所指。在美国出兵朝鲜，打得比较顺利，直抵鸭绿江边时，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少数军人主张轰炸中国东北，以切断志愿军的供应线，并摧毁新中国东北的重要工业基地。而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当政者的主流派坚决反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由于麦克阿瑟擅自发表与美国政府政策不同的言论（威胁可能打击中国本土），杜鲁门于1951年4月解除了他远东地区“盟军总司令”之职。布莱德利在5月15日的听证会上的证词中阐述了反对将朝鲜战争扩大 到中国的理由，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红色中国不是一个谋求统治全世界的强大国家，坦率地说，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这个战略（按：指麦克阿瑟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战略）将会把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错误的战争”。
关于朝鲜战争，其实被故意篡改的历史真相还有很多。中国的教科书一直教育人民，说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了战争，并且侵犯了中国东北，才有志愿军出兵朝鲜。战争的一方，是朝鲜和中国。朝鲜肯定说是韩国侵犯朝鲜。但是，前苏联解密资料已经证实，是北朝鲜金日成蓄意发动了战争，联合国派出的16国联军（多国部队）支援韩国，反击侵略。联合国开放式的资料馆里的记载：“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朝鲜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也没有宣战的情形下，乘机越过三八线进犯毫无准备的南韩。南韩军队虽然英勇 抵抗，但是事实证明12万韩军不是配备各种苏式重型武器和俄制t-3型坦克的20万北朝军队的对手。金日成偷袭成功了，到8月初就攻占了90%的韩国领 土，并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大邱附近的洛东江才被暂时控制住。大韩民国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联合国通过三项决议，谴责朝鲜共/产/党的侵略行为，要求北朝军队撤回三八线，并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给大韩民国以军事支援。美国军队首先抵达，随后共有21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参战，其中派战斗部队的有16个国家，支援医疗及设备的有5个国家。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在仁川出其不意成功登陆， 形成大包围一直把朝共军队赶出了南韩，拿下平壤，并把朝鲜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退到中国边境。”此后，中国志愿军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兵进朝鲜。
朝鲜战争历时3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伤残。前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军队死亡人数为100万。中国大陆方面的数字是，美韩及联合国军死了683079 ，伤了1167737；志愿军死亡114000，受伤383000，其中医治无效21600，算到前面去，也就是死了135600，另外29000人失踪，可以确定的是其中21000多是被俘了没回来，那另外8000估计是没找到，应该也算阵亡了。这样全部算下来伤亡了了390000。再算上朝鲜人民军的伤亡，总伤亡数差不多628000，也就是说，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不到对手的一个零头。但是，这可能吗？现代战争是国力与钢铁的比拼，中国志愿军何德何能就获得如此胜利？
美国的统计数据是美军阵亡33629人，其他原因死亡20600余人，负伤103248人，被俘后遣返3746人，另外尚有8142人失踪，共计损失169300余人。联合国军那些国家伤亡17200多，韩国方面共损失1312836人，其中阵亡415004人，伤残425868人，失踪459428人，被 俘12536人。但韩国方面却不同意这个数据，他们的统计是韩国军队损失984400余人，其中阵亡227800余人，负伤717100余人，失踪 43500余人。
至于那个数字比较准确呢，应该说美军自己宣布的美军阵亡数字靠谱些，美国人为阵亡士兵都竖了碑，名字全刻上面。因为美国太在意每一个公民的生命了，如果有大批美国阵亡士兵的名字没有刻上去，美国人早就抗议不止了。
抛开伤亡数字不谈，朝鲜战争开始与38线，终止于38线，从直观的角度看似乎谁都没有胜利，所以不得不坐下来和谈。但据说当时美国士兵认为“这不是战争，是屠杀。”所以，某些士兵曾经拒绝向敌军开枪。美国政府也担心国内会抗议军队杀人太多，所以只好同意与中朝侵略者谈判。然而，中国大陆人民在长期的宣传之下认为中国打赢了这一战，终于让美国佬坐在了谈判桌上，这种认识也许真的错了。关于朝鲜战争，中国人民还必须弄清楚几个事实：：1、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打到中国，因为它知道这样会跟苏联起直接冲突。2、从战略意义上，一条区区的鸭绿江防线比起中国漫长的海岸防线根本不值一提，所谓的缓冲区更加是无稽之谈，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可以选择在中国沿海任意一个地区登陆，根本就没必要用那么大代价去争夺一个所谓的进攻前沿；3、中国空军起码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什么空军强国。根据今年解密资料，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参战飞行员的确是苏联的；4、苏联提供的大部分装备不是无偿的，而是要中国人用物资和粮食换来的；5、和谈结果是美国的意图得到了全部实现，而中朝方面因急于结束战争做出了巨大让步。
朝鲜战争是一场中国子弟兵付出鲜血、中国人民付出汗泪的战争，结果是扶持了一个世界上最独裁的政权，从而使数千万北朝鲜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并导致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而联合国军的大量物资采购帮助了日本的经济腾飞。最重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得到了联合国授权、他们是在抗击金日成的侵略、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有正义之师的名衔；新中国则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背上了好战者、侵略者的骂名，不是国际地位提高，而是国际地位急剧降低、名誉扫地！一直到今天，中国还在品尝这颗苦果。
059、中越战争，谁胜谁负？
中越战争，在中国大陆又称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指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广义的中越战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包括1979年中越战争，1981年扣林山之战、法卡山之战，1984年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对越拔点作战，两山轮战等。
对于本次战争的起因，中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称：“越南政权三番四次挑起边界事端，严重地骚扰了中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方一再发出警告，越方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动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南实行惩罚。”而越南的河 内之声广播电台，则指责“北京扩张主义集团”，表示：“北寇（指位于越南北方的中国）妄图侵占邻邦的领土，以遂其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越南共产党）党中央和政府号召全体军民再次奋起反抗外族侵略。”
关于中越战争的真正起因，中国大陆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有一种意见认为当时的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内矛盾比较尖锐，人民的不满情绪在增加，就以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的关注。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邓小平为了剔除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权威，也为了全面控制军队，从而发动了中越战争。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在中共政权的指使和纵容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夺取政权，实施极度恐怖专政，四年间，屠杀了四分之一的柬埔寨民众，其中也包括中国侨民和越南侨民。越共政权为了保护其侨民，在苏联的支持下挥兵柬埔寨，意图推翻波尔布特政权。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国家只剩下波尔布特这一个朋友了，为了使波尔布特免遭灭顶之灾，也为了免遭外交孤立，中国大陆派军队出兵越南，战争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间接目的是为了报复越南的亲苏反华举动。
1979年2月17日，中国解放军动用20万人的兵力，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虽然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仅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2月20日，西线大军攻克老街，经朗多、封上，3月4日攻克沙巴，东线大军同日攻克谅山，越北各重镇为解放军控制。但中国军队没有将初期战果保持下去，与其说是出于限制冲突扩大的政治考虑，不如说是装备不足所致。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越军士兵当时普遍装备AK冲锋枪，而中国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空军方面，苏联援助的米格21和米格23歼击机已是越军制式装备，而同时期中国还在使用歼6，即米格19。军事专家杨达说：“技术上来说，1979年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方法还跟50年代差不多。中方没有出动空军，因为那时候的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没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白天可以作战，其它时候作战能力不强。现代化的战争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解放军不可能在越南有什么做为。”西方媒体在关于中越战争的报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试发动联合兵种进攻，但均未成功。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虽然个人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
倪创辉是参加过中越战争的军官，他在实地走访和研究考证后认为，1979年的中越战争首期出兵是二十万，但随着战争的需要中国军队不断补充兵员，实际用兵六十万，但六十万解放军同六万越军加六万民军作战，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中越战争，中国出兵甚多，但越军主力依然在柬埔寨作战，只有少部分非精锐部队应付中国，但中国士兵的伤亡远比越军要大得多。至于以后十年消耗战，中国往往以一个加强集团军对付越军一两个师，也没占了多少便宜。倪创辉认为中越战争是持续了十年的边境消耗战，违背“兵贵胜，不贵久”的孙子兵法。倪创辉还指出，邓小平发动中越战争没经“人大”讨论和人大常委会批准，可能犯历史性错误。他又指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对战争应该有知情及表态权。
总之，中越战争对中国来说弊大利小，越南没从柬埔寨撤军，波尔布特极权统治最终却以垮台告终；因为中越战争，中国外交和政治上多年孤立；同时，中国军队在越南实行了“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彻底破坏越南的工厂、水电、交通等公用设施，并把物资全部运回中国，这在现代战争史上是极不光彩的，使中国在世界上形象大受损害。
中国在阐述战争理由时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但是，看一看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就会了解到当时的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入侵越南，为数众多的民主国家也持同样观点，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苏联则更不用说。再看今天的国际政治，当年由越共扶持的柬埔寨政权依然当政，而中共支持的波尔布特政权早已经土崩瓦解，余党或自首或被擒，听候国际法庭的审判。这证明，那场中越战争，中方不仅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且在政治上输得精光，留下无法洗脱的历史败笔。九十年代之后，中共与越共重归于好，中越之间大部分有争议的土地都通过勘界条约划分给了越南，中国牺牲士兵的“英雄事迹”再也无人提及，而伤残士兵的救济工作也被搁置，无数中国年轻生命，白白充当了战争的炮灰。
060、中国大陆军队在越南的三光政策？
我们先看看越南教科书关于中越1979年战争的描述：
“1979年，为了转嫁他们的国内矛盾，中国公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侵越战争。然而，中国至今不愿承认这是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在他们的教科书上，这场战争基本 被完全的抹去，在他们的正统的历史书中，这场战争被描述成“对越自卫反击战”而一笔带过。他们还修筑了侵越战犯的陵园，至今还把这场战争的罪犯供奉为国家 英雄来祭典，全无虔悔之心，他们甚至拍摄许多电影明目张胆地美化这场侵略战争，比如《高山下的花环》，公然将侵略越南的战犯描绘成“烈士”。
在这场侵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军队狂妄的叫嚣要在半个月内扫平整个越南，占领胡志明市。然而，我们越南人民团结一致，全民动员，给中国侵略军队以沉痛的打击。
初始我正规军避免与庞大的侵越军正面交锋，把敌军引入山林中，然后开始反击，运用各种灵活战术，像游击战，丛林战，地道战，地雷战，对敌军迎头痛击，中国军队自以为能在短时间内占领整个越南，却最终陷入了我越南英雄儿女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不得不仓皇逃窜，狼狈逃出越南的领 土。
中国政府的狼狈失败，对其国内民众却声称“是为了教训一下越南,而不是要占领越南”，真实无耻到了极点。虽然中国的侵越战 争彻底地失败了，然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其越南占领区的每一处，无一例外地进行最大限度的掠夺与破坏，抢掠易搬运财物，然后焚烧摧毁工厂建筑房屋等不 动产，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中国军队在越南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给越南人民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凉山万人坑为铁证之一）。
我们已论述了越南贫穷落后正是由于中国的侵略与掠夺，（详见《中国的侵略与掠夺是越南贫穷的直接原因》）即使在战后，我国人民也不得不先着力于重建家 园，还要严防侵略者再次来犯，而不能全力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中国借此战争转移了国内矛盾，争取到了改革开放的宝贵时机，发达起来。根据国际法，中国对越 南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后，理所当然应该对越南的损失给予战争赔偿。然而，我们的政府却轻易就放弃了对中国的索偿权，希望通过“越中友好”来化解两国的仇恨。 但是如果中国人不能承认历史错误，正视历史事实，越中两国的矛盾永远不可能化解。越南人对中国的单方面友好，正被中国人当成越南人软弱可欺。从历史上看， 中国人在骨子里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的。”
中国大陆发动中越战争，但是在双方交战中，中方付出了远远高于越方的代价。关于中方军人伤亡数字，中方公布为：伤亡二万多；越方公布为：死二万多，伤四万多。在现代战争中，尤其在一个大国对付一个小国的短期战争中，中国大陆军队伤亡率之高，可谓惊人。战争失利后，1979年3月5日开始撤军。中国大陆各部队因为伤亡惨重，在撤军途中实行报复政策，一路实行焦土政策，能拿走的机器设备全部拿走，能破坏的公产全部破坏，部份伤亡惨重的部队撤退时拼命盲目扫射放炮，发泄愤懑。 事实上，中国军队在越南确实实行了“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据越南有关方面统计：
(一)被毁灭的市：总数四个中被毁灭四个，占百分之一百。 (二)被摧毁的乡：总数三百二十个中被摧毁了三百二十个，占百分之一百。 (三)城市里被摧毁的民房面积：六十万平方米。(四) 城市里失去住房的人数：十五万。 (五)农村中被摧毁的住房：四万五千座。 (六)农村中失去住房的人数：二十万。 (七)被摧毁的中、小学校：总数九百零四所中的七百三十五所遭摧毁，占百分之八十一。 (八)没有学校读书的学生人数：十八万。 (九)被破坏的幼儿园：总数六百九十一所全部被破坏， (十)失去学习场所的儿童人数：一万四千。 (十一)失去学校的教师人数：五千五百七十。 (十二)被破坏的医院和卫生站：总数四百三十所中的四百二十八所被摧毁，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其中；省级医院总数四所全部被破坏，占百分之一百；县级医院总数二十六所中的二十四所被摧毁，占百分之九十二；乡卫生站总数四百所全部被破坏，占百分之一百。 (十三)被破坏的林场：总数四十二个中的三十八个被破坏，占百分之九十。 (十四)被破坏的农场和农业站：四十一个。 (十五)被杀死或被抢走的牛：总数二十六万头中的十五万七千头被杀死或抢走，占百分之六十。 (十六)被杀死或抢走的猪：总数三十万五千头中的二十四万四千头被杀死或抢走，占百分之八十。
另据一些中国老兵讲。中国军队在中越战争中实施“三光”还是明文下达的命令。回国的时候连路上的电线杆都没给越南人留下。统统从中部炸倒、在回撤的火车最后的车尾安装上钢犁，把越南铺铁轨的枕木从中间全部割断……。有人说：越方公布的损失可能还是自己缩小的，因为共产党政权都喜欢夸大别人的损失，而隐匿自己的损失。也许有“爱国主义”的中国青年认为中国军队在越南的三光政策展示了中国的国威，但当代战争中大规模屠杀平民，确为国际文明社会所不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