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重新看待民粹主义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低成本全球治理选择，与民粹主义（Populism，又称“平民主义”）有何种关系，这是一个远在对比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处境更为重要的事情。因为无政府主义现代构造基本上由“没有政府的治理”来表明，而民粹主义几乎被不同统治无一例外地贬义化。就连提供人类社会治理规则的欧洲也是如此，比方说，重要的政治学工具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根本就没〈民粹主义〉词条。还有，在哲学层面，无政府主义被哲学家如费耶阿本德[1]深入研究，以致产出著名的科学哲学概念“无政府主义认识论”[2]，而民粹主义远无此幸运。
就政治伦理的本质而言，民粹主义是一种急于改变现状、将统治权力向自治群体转移的政治愿望。如发展村庄政治的农村改革主张，甚至认为这是过渡到完善社会主义的不二途径[3]。由于它在产生地俄国及初期就具有蔑视工人运动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情绪，因此，在后来的列宁主义政党政治那里被极力贬斥，其遭遇批判的程度一点不比自由主义要低。当然，西方左翼政党如社会党国际仍然持反对民粹主义的态度，尽管当代民粹主义在宪法精神方面（如全民公决、人民创制权之提倡[4]）有较为可取的价值。
随着当代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成为影响各国“特色”政治学的重大因素，关于民粹主义的定义也复杂化起来。在中国，批判者仍秉持着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态度，尽管他们是由威权主义蜕变而来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也即在为改革提供合法性改进上，自身就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把新左派的广场动员及新自由主义的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均视为民粹主义，称之为“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之一”[5]。
一、治权：以再洗牌方式归于民众
既有的民主理论之基础是主权在民，民众对精英集团做出一定的让渡，从而形成治权体系。然而，由于全球治理成本畸高、单个国家治理成本同样如此，且没有任何降低的预期，因此，无论是标准民主国家还是“半民主”国家乃至于经典的独裁国家均陷入合法性与正当性双重缺失的泥潭。从理论上讲，或模拟一个治理方式，那就是采取重新公平的方式，将治权归还于民。——这个“民”的内涵里，也包括现有的统治阶层。其权力归还方式就是通俗讲的“再洗牌”。
于是，民粹主义的核心就被发现：治权，不能再由现行统治来行使，而其归宿就是“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换言之，民粹主义将是无政府主义全球复兴的组成部分。而从治权力归还于民即国家功能极大淡化（尽管不是完全消除）来看，民粹主义与“没有政府的治理”也是互为道德支撑的。不妨罗列后者的四个特征，来比较：
（一）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6]。既然如此，民粹主义作为治理方式之一（如村庄政治的更社会主义）不能被排除在外，治理作为规则体系理当比现有统治有更多的选择。
（二）治理依赖于主体间重要性的程度不亚于对正式颁布的宪法和宪章的依赖[7]。既然如此，民粹主义在当代所主张的宪法精神拓展如全民公决者，理当是许多统治自我完善的选项。
（三）没有政府的治理作为政治实践之可能，虽未被赋予正式权力，但在共活动领域内也能够有效发挥功能[8]。既然如此，民粹主义维护法制乃至法治无法帮助的人群的权利与权力，就成了道德之举。放诸中国语境，就维权高于维稳。因为之于程序、之于力量，弱势的权利与权力几无法律上追溯的可能，只能靠全民性道德博弈来达到确定性欠缺的结果。至少，受剥夺者有发出自己声音乃至“无声表达”的权力【见图3，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9月初，本市安顺街】。
（四）鉴于政府会执行有害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政府的治理比起善治的政府更为可取[9]。既然如此，民粹主义在不否定统治存在的情况下，自然会起到监督统治的作用，而不是由统治单方面独角戏式地进行道德宣示【图4，本文作者摄于2010年3月中旬，本市三井广场】，更何况此种宣示已由“被慈善”之类现实所粉碎呢！
仍从纯理论角度看问题，既然整个世界的治理出了大问题，寻求新模式（在已存共识与模式之外），至少是统治趋于善治的寻求，如俄罗斯知识精英的整体上焦虑[10]。从世界重要关系格局上来看，全球公民社会作为“没有政府的治理”最理想结果，它也是消解传统霸权的最好方式[11]。
二、愤怒：全球不满表达
在大马格里布地区（北非）发生一连串革命之后，全球的民粹主义情绪空前升腾，欧洲也出现了大规模抗议局面，以至于英国《金融时报》国际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说：“2011年正在变成‘全球愤怒年’。”[12]
在全球愤怒年里，美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美国所有这些愤怒情绪都通过媒体和投票箱得到了宣泄”[13]。然而，美国政坛的茶党化时代来临则意味着民粹主义有着美国特色的表现。媒体把茶党领袖、特拉华州共和党议员克里斯蒂娜•奥唐奈比做“叛军领袖”[14]，而奥唐奈的政治宣示即语录体道德标准则是：“如果人民害怕政府，便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15]
如此黑白分明的判定确实能激发民众情绪，也确实能达到“我们这些百姓”的声音被高级政治精英所听到的效果[16]。然而，就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论，惧怕人民的统治并不一定是自由制度，很可能是威权主义或半威权主义。在半威权体制中，开明专制者们（其中包括上指的中国新保守主义者）为了争取民意，采取对下级施压的办法来文饰出“惧怕人民”的虚假场态，如某种带有特定暗示的口号政治【图5，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8月初，北京丰台赵公口长途汽车站】。
然而，文饰与暗示并不能改变官民冲突的最后暴力本质，浮游于暴力本质之上的是民众愤怒情绪匿名化表达。中国处于摇摆性愤怒状态：一方面，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形成了网络民意的狂欢式表达，“激情宣泄本身似乎变成了一种享受，能够带来施虐的快感”[17]；另一方面，统治除了文饰与暗示之外，仍然习惯地暴力维稳，因此，“仇民式维稳”与“维稳恐怖化”呈现固态化、模式化[18]。由于以上两方面的矛盾态势，不可避免地为民粹主义在中国社会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可能。如同本研究报告上篇小结所云的“自愿行动”与“国家之外”是全球公民社会构成的因素一样，中国新兴的民粹主义也将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构成部分或曰基础资源。
三、悖论：中国新保守主义反伦理
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将一人一票的民主诉求（即最直接的治权归民）视为民粹主义之一翼，而其基本政治价值支撑是如其所言的“强调在保持共产党缔造的历史的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走向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19]。这种界定的诱惑力不在于共产党秩序（我们将之界定为“统治”即与“传统”平行的重要力量），而在于它可能导致公民社会的出现。
但是，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其反伦理特征：
（一）共产党秩序并没表明有一个宪法秩序可以使国家治理结构走向宪政，比方如其曾经的政治对手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之路。因此，改革到关键时刻陷入了无共识局面，而不仅仅是方法论的争论。
（二）江山主义已经是统治自我产出的新传统，“万年党”虽不尽拷贝“传诸万世”的历史，但已经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叫嚣。如一位党的理论高级学者公开说“指望任何一个执政党主动放弃权力是愚蠢的”这种发言被外媒解读为中共要永远执政[20]。正是万年党的固有心态，才出了极为普通的党员放雷人话语“反对我就是反党”那样的丑闻。而此类不绝于耳的丑闻却是社会阶层流动板结的反应，整个社会陷入“不公平的痛苦”。关于后一点，本研究报告下部分会有量化分析，此处不再展开。
（三）较之中国历史，民粹主义有着深厚的正面资源，从孟子的“诛一夫”到邓牧的“去有司、废县令”，不一而足。即便是较近的历史，如孙中山于上世纪国民党军政时期就提出了“在野论”（亦可称为“更迭论”）。
孙中山在国民党刚刚取得执政地位时（1913），就明言该党接受人民监督，如不合民意就下台在野，转为对执政党的监督力量[21]。此点也是台湾终于解严的政治伦理基点，更是国民党在两党轮换政治中应付裕如的逻辑支撑。
上项所指万年党论比之孙中山的在野论，显然是巨大的政治倒退。
之于当下现实，不仅美国茶党势力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而且印度新的抗议者（及其庞大的支持群体）同样具有民粹主义特征。安纳•哈扎雷不仅有广场情绪，而且还宣称以个人生命为代价[22]，以至英国媒体称其为新“甘地”[23]。也就是说，民粹绝不是民主的敌人。而以“越是集权制国家，越容易产生民粹主义”[24]之论来污名化民粹主义，至少是知性不足，甚或是学术良知的亏欠。
小结：被颠倒的主义与宪政关系
之于全球治理出现的巨大问题，我们宁愿相信中国主流学术良知没出问题，而是知性落后于社会现实。同时，即便是美国左翼思想巨头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担心茶党的民粹主义导致美国乃至世界现有秩序的突然崩溃，尽管他只用“幽灵”而未用“民粹”来形容茶党。在另一面，全球愤怒时代的到来也确实促使许多重要国家调整外交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内政暨人民的现实需求。对于这一点，维基战略网站首席分析师托马斯•巴尼特已有详尽论述。
在中国，我们没有看出上述的重大变化，并且民众尤其体制外知识精英所盼望的实质性政治改革即统治改善，几乎不可能。因此，才有了我们在本文中引做“案例”的新保守主义污名化民粹的理论表述。如此之类的表述从本质上颠倒了统治伦理（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关系！
仅仅是为了统治如万年党诉求而摒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又将宪政妾化为文饰话语系统。换言之，所谓的宪政社会主义仍然是体制内精英集团不同支系的分利借口，至少来说那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仍然是一种政治幻觉，它远没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民粹主义更具理性与推动力。当然，我们也能看得到：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中也悄然引进了当代民粹主义所主张的人民创制权[25]，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吊诡，尽管人民创制权不专属于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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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费耶阿本德（Paul K Feyerabend，1924-1994），奥地利人，1959年移居美国。
[2]其著作全名：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1979），汉译名《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参见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之〈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条目（P43-44）、〈费耶阿本德〉条目（P414-415）;葛著版本：求实出版社，1990。
[3]参见《简明政治学词典》编写组所著同名词典，P208，〈民粹主义〉条目；版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4]参见“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之〈什么是民粹主义〉条目，2006年3月28日答案。
[5]参见萧功秦：“中国转型的困境与出路”，载于《经济观察报》2011年8月29日，第54版〈观察家〉。
[6]&[7]、[8]、[9]其基本表述仍见于本研究报告（上）所使用文献《没有政府的治理》，P5，同（上）之注释[8]。
[10]参见《俄罗斯报》2011年7月20日，华盛顿世界安全研究所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尼古拉•兹洛宾文章：“奔向未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7月25日，第10版〈参考论坛〉，改编题目为：“世界寻求有吸引力的新模式”。
[11]参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2011年7月26日，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博士生哈维尔•桑切斯•塞古拉文章：“中国：龙向何处去？”，转引同[10]，2011年7月28日，第14版〈海外视角〉，改编题目为：“中国难成美式超级大国”。
[12]参见该报2011年8月30日文章：“2011年—全球愤怒年”，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9月1日，第10版〈参考论坛〉，译介题目未变。
[13]同[12]。
[14]&[15]、[16]参见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9月27日（提前出版）一期，迈克尔•谢勒文章：“茶党时刻：发动一场政治起义”，转引自《参考消息》2010年9月27日，第3版〈时事纵横〉。
[17]参见《凤凰周刊》2007年第35期，塞林文章：“权贵化与民粹化间的审慎魅力”。
[18]参见《南风窗》2010年第16期，何三畏文章：“暴力维稳是最为危险的维稳模式”。
[19]同[5]。
[20]参见路透社2011年6月9日，北京电：“中共领导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称羡的经济成功，没有理不会无限期地执政下去”，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6月10日，第14版〈海外视角〉，改编题目为：“中国建党九十年让中国自豪”。
[21]参见孙中山：“政党宜重党纲党德——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讲”，转引自孟庆鹏主编《孙中山文集》）（P259，两卷本，上册）；孟编版本：团结出版社，1997。
[22]法新社转引安纳•扎哈雷的原话为：“It would be my good fortune to die for the country。 My demands will not change. You com cut off my head but mot force me to bow down.”
[23]参见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1年8月17日报道：“新‘甘地’震动印度”，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8月19日，第3版〈时事纵横〉，改编题目为：“‘再世甘地’掀反腐运动震撼印度”。
[24]同[5]。
[25]参见华炳啸着《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P446-453；华菁版本：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低成本全球治理选择，与民粹主义（Populism，又称“平民主义”）有何种关系，这是一个远在对比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处境更为重要的事情。因为无政府主义现代构造基本上由“没有政府的治理”来表明，而民粹主义几乎被不同统治无一例外地贬义化。就连提供人类社会治理规则的欧洲也是如此，比方说，重要的政治学工具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根本就没〈民粹主义〉词条。还有，在哲学层面，无政府主义被哲学家如费耶阿本德[1]深入研究，以致产出著名的科学哲学概念“无政府主义认识论”[2]，而民粹主义远无此幸运。
就政治伦理的本质而言，民粹主义是一种急于改变现状、将统治权力向自治群体转移的政治愿望。如发展村庄政治的农村改革主张，甚至认为这是过渡到完善社会主义的不二途径[3]。由于它在产生地俄国及初期就具有蔑视工人运动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情绪，因此，在后来的列宁主义政党政治那里被极力贬斥，其遭遇批判的程度一点不比自由主义要低。当然，西方左翼政党如社会党国际仍然持反对民粹主义的态度，尽管当代民粹主义在宪法精神方面（如全民公决、人民创制权之提倡[4]）有较为可取的价值。
随着当代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成为影响各国“特色”政治学的重大因素，关于民粹主义的定义也复杂化起来。在中国，批判者仍秉持着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态度，尽管他们是由威权主义蜕变而来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也即在为改革提供合法性改进上，自身就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把新左派的广场动员及新自由主义的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均视为民粹主义，称之为“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之一”[5]。
一、治权：以再洗牌方式归于民众
既有的民主理论之基础是主权在民，民众对精英集团做出一定的让渡，从而形成治权体系。然而，由于全球治理成本畸高、单个国家治理成本同样如此，且没有任何降低的预期，因此，无论是标准民主国家还是“半民主”国家乃至于经典的独裁国家均陷入合法性与正当性双重缺失的泥潭。从理论上讲，或模拟一个治理方式，那就是采取重新公平的方式，将治权归还于民。——这个“民”的内涵里，也包括现有的统治阶层。其权力归还方式就是通俗讲的“再洗牌”。
于是，民粹主义的核心就被发现：治权，不能再由现行统治来行使，而其归宿就是“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换言之，民粹主义将是无政府主义全球复兴的组成部分。而从治权力归还于民即国家功能极大淡化（尽管不是完全消除）来看，民粹主义与“没有政府的治理”也是互为道德支撑的。不妨罗列后者的四个特征，来比较：
（一）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6]。既然如此，民粹主义作为治理方式之一（如村庄政治的更社会主义）不能被排除在外，治理作为规则体系理当比现有统治有更多的选择。
（二）治理依赖于主体间重要性的程度不亚于对正式颁布的宪法和宪章的依赖[7]。既然如此，民粹主义在当代所主张的宪法精神拓展如全民公决者，理当是许多统治自我完善的选项。
（三）没有政府的治理作为政治实践之可能，虽未被赋予正式权力，但在共活动领域内也能够有效发挥功能[8]。既然如此，民粹主义维护法制乃至法治无法帮助的人群的权利与权力，就成了道德之举。放诸中国语境，就维权高于维稳。因为之于程序、之于力量，弱势的权利与权力几无法律上追溯的可能，只能靠全民性道德博弈来达到确定性欠缺的结果。至少，受剥夺者有发出自己声音乃至“无声表达”的权力【见图3，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9月初，本市安顺街】。
（四）鉴于政府会执行有害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政府的治理比起善治的政府更为可取[9]。既然如此，民粹主义在不否定统治存在的情况下，自然会起到监督统治的作用，而不是由统治单方面独角戏式地进行道德宣示【图4，本文作者摄于2010年3月中旬，本市三井广场】，更何况此种宣示已由“被慈善”之类现实所粉碎呢！
仍从纯理论角度看问题，既然整个世界的治理出了大问题，寻求新模式（在已存共识与模式之外），至少是统治趋于善治的寻求，如俄罗斯知识精英的整体上焦虑[10]。从世界重要关系格局上来看，全球公民社会作为“没有政府的治理”最理想结果，它也是消解传统霸权的最好方式[11]。
二、愤怒：全球不满表达
在大马格里布地区（北非）发生一连串革命之后，全球的民粹主义情绪空前升腾，欧洲也出现了大规模抗议局面，以至于英国《金融时报》国际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说：“2011年正在变成‘全球愤怒年’。”[12]
在全球愤怒年里，美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美国所有这些愤怒情绪都通过媒体和投票箱得到了宣泄”[13]。然而，美国政坛的茶党化时代来临则意味着民粹主义有着美国特色的表现。媒体把茶党领袖、特拉华州共和党议员克里斯蒂娜•奥唐奈比做“叛军领袖”[14]，而奥唐奈的政治宣示即语录体道德标准则是：“如果人民害怕政府，便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15]
如此黑白分明的判定确实能激发民众情绪，也确实能达到“我们这些百姓”的声音被高级政治精英所听到的效果[16]。然而，就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论，惧怕人民的统治并不一定是自由制度，很可能是威权主义或半威权主义。在半威权体制中，开明专制者们（其中包括上指的中国新保守主义者）为了争取民意，采取对下级施压的办法来文饰出“惧怕人民”的虚假场态，如某种带有特定暗示的口号政治【图5，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8月初，北京丰台赵公口长途汽车站】。
然而，文饰与暗示并不能改变官民冲突的最后暴力本质，浮游于暴力本质之上的是民众愤怒情绪匿名化表达。中国处于摇摆性愤怒状态：一方面，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形成了网络民意的狂欢式表达，“激情宣泄本身似乎变成了一种享受，能够带来施虐的快感”[17]；另一方面，统治除了文饰与暗示之外，仍然习惯地暴力维稳，因此，“仇民式维稳”与“维稳恐怖化”呈现固态化、模式化[18]。由于以上两方面的矛盾态势，不可避免地为民粹主义在中国社会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可能。如同本研究报告上篇小结所云的“自愿行动”与“国家之外”是全球公民社会构成的因素一样，中国新兴的民粹主义也将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构成部分或曰基础资源。
三、悖论：中国新保守主义反伦理
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将一人一票的民主诉求（即最直接的治权归民）视为民粹主义之一翼，而其基本政治价值支撑是如其所言的“强调在保持共产党缔造的历史的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走向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19]。这种界定的诱惑力不在于共产党秩序（我们将之界定为“统治”即与“传统”平行的重要力量），而在于它可能导致公民社会的出现。
但是，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其反伦理特征：
（一）共产党秩序并没表明有一个宪法秩序可以使国家治理结构走向宪政，比方如其曾经的政治对手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之路。因此，改革到关键时刻陷入了无共识局面，而不仅仅是方法论的争论。
（二）江山主义已经是统治自我产出的新传统，“万年党”虽不尽拷贝“传诸万世”的历史，但已经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叫嚣。如一位党的理论高级学者公开说“指望任何一个执政党主动放弃权力是愚蠢的”这种发言被外媒解读为中共要永远执政[20]。正是万年党的固有心态，才出了极为普通的党员放雷人话语“反对我就是反党”那样的丑闻。而此类不绝于耳的丑闻却是社会阶层流动板结的反应，整个社会陷入“不公平的痛苦”。关于后一点，本研究报告下部分会有量化分析，此处不再展开。
（三）较之中国历史，民粹主义有着深厚的正面资源，从孟子的“诛一夫”到邓牧的“去有司、废县令”，不一而足。即便是较近的历史，如孙中山于上世纪国民党军政时期就提出了“在野论”（亦可称为“更迭论”）。
孙中山在国民党刚刚取得执政地位时（1913），就明言该党接受人民监督，如不合民意就下台在野，转为对执政党的监督力量[21]。此点也是台湾终于解严的政治伦理基点，更是国民党在两党轮换政治中应付裕如的逻辑支撑。
上项所指万年党论比之孙中山的在野论，显然是巨大的政治倒退。
之于当下现实，不仅美国茶党势力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而且印度新的抗议者（及其庞大的支持群体）同样具有民粹主义特征。安纳•哈扎雷不仅有广场情绪，而且还宣称以个人生命为代价[22]，以至英国媒体称其为新“甘地”[23]。也就是说，民粹绝不是民主的敌人。而以“越是集权制国家，越容易产生民粹主义”[24]之论来污名化民粹主义，至少是知性不足，甚或是学术良知的亏欠。
小结：被颠倒的主义与宪政关系
之于全球治理出现的巨大问题，我们宁愿相信中国主流学术良知没出问题，而是知性落后于社会现实。同时，即便是美国左翼思想巨头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担心茶党的民粹主义导致美国乃至世界现有秩序的突然崩溃，尽管他只用“幽灵”而未用“民粹”来形容茶党。在另一面，全球愤怒时代的到来也确实促使许多重要国家调整外交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内政暨人民的现实需求。对于这一点，维基战略网站首席分析师托马斯•巴尼特已有详尽论述。
在中国，我们没有看出上述的重大变化，并且民众尤其体制外知识精英所盼望的实质性政治改革即统治改善，几乎不可能。因此，才有了我们在本文中引做“案例”的新保守主义污名化民粹的理论表述。如此之类的表述从本质上颠倒了统治伦理（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关系！
仅仅是为了统治如万年党诉求而摒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又将宪政妾化为文饰话语系统。换言之，所谓的宪政社会主义仍然是体制内精英集团不同支系的分利借口，至少来说那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仍然是一种政治幻觉，它远没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民粹主义更具理性与推动力。当然，我们也能看得到：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中也悄然引进了当代民粹主义所主张的人民创制权[25]，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吊诡，尽管人民创制权不专属于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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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费耶阿本德（Paul K Feyerabend，1924-1994），奥地利人，1959年移居美国。
[2]其著作全名：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1979），汉译名《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参见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之〈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条目（P43-44）、〈费耶阿本德〉条目（P414-415）;葛著版本：求实出版社，1990。
[3]参见《简明政治学词典》编写组所著同名词典，P208，〈民粹主义〉条目；版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4]参见“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之〈什么是民粹主义〉条目，2006年3月28日答案。
[5]参见萧功秦：“中国转型的困境与出路”，载于《经济观察报》2011年8月29日，第54版〈观察家〉。
[6]&[7]、[8]、[9]其基本表述仍见于本研究报告（上）所使用文献《没有政府的治理》，P5，同（上）之注释[8]。
[10]参见《俄罗斯报》2011年7月20日，华盛顿世界安全研究所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尼古拉•兹洛宾文章：“奔向未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7月25日，第10版〈参考论坛〉，改编题目为：“世界寻求有吸引力的新模式”。
[11]参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2011年7月26日，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博士生哈维尔•桑切斯•塞古拉文章：“中国：龙向何处去？”，转引同[10]，2011年7月28日，第14版〈海外视角〉，改编题目为：“中国难成美式超级大国”。
[12]参见该报2011年8月30日文章：“2011年—全球愤怒年”，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9月1日，第10版〈参考论坛〉，译介题目未变。
[13]同[12]。
[14]&[15]、[16]参见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9月27日（提前出版）一期，迈克尔•谢勒文章：“茶党时刻：发动一场政治起义”，转引自《参考消息》2010年9月27日，第3版〈时事纵横〉。
[17]参见《凤凰周刊》2007年第35期，塞林文章：“权贵化与民粹化间的审慎魅力”。
[18]参见《南风窗》2010年第16期，何三畏文章：“暴力维稳是最为危险的维稳模式”。
[19]同[5]。
[20]参见路透社2011年6月9日，北京电：“中共领导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称羡的经济成功，没有理不会无限期地执政下去”，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6月10日，第14版〈海外视角〉，改编题目为：“中国建党九十年让中国自豪”。
[21]参见孙中山：“政党宜重党纲党德——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讲”，转引自孟庆鹏主编《孙中山文集》）（P259，两卷本，上册）；孟编版本：团结出版社，1997。
[22]法新社转引安纳•扎哈雷的原话为：“It would be my good fortune to die for the country。 My demands will not change. You com cut off my head but mot force me to bow down.”
[23]参见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1年8月17日报道：“新‘甘地’震动印度”，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8月19日，第3版〈时事纵横〉，改编题目为：“‘再世甘地’掀反腐运动震撼印度”。
[24]同[5]。
[25]参见华炳啸着《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P446-453；华菁版本：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