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吗？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如此支持，对中国的贡献如此巨大，对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民生幸福如此的有益，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让我们简单回顾美国对中国的10大恩情！
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清政府已经濒临瓦解，清朝几近灭亡，中央政府的号令在各省已经失效，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做独立的准备，没有人愿意去勤王帮助清政府。那个时候的世界，没有什么国际法，是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大殖民时代，德国试图占领山东、俄国试图占领东北和西北、日本试图占领东北和台湾、英国试图占领福建、广东和西藏、法国试图占领云南和广西，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有被永久大分裂成若干国家和被殖民的危险。这个时候，美国还不很强大，但它提出尊重并保持清政府中央的存在、并倡导中国平等通商的“门户开放”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了瓜分中国的图谋，保证了中国的利益和统一，使中国没有沦为第二个英占印度和分裂的中东。当时的庚子赔款也如数还给中国兴办北大等教育，和支持留学生赴美学习。
民国初期，袁世凯复辟不成，中国陷入军阀割据，虽有中央政府，但事实上已是半殖民地的分裂状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政府，其后在国共合作下，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进行民主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在此一过程中，尤其是到达南京和上海时，遭到各个军阀的反抗，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这时候，美国率先承认南京政府，并支持中国的民主统一事业，最终让中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并让那些帝国主义列强停止敌视干涉政策，当时的“中美合作”非常顺利有效。
1932-1945年，刚刚复兴的中国又一次处在亡国的关键时刻。美国在美日交战前就派飞虎队飞机穿中国人衣服 直接与日本参战，将大量战争物资和急需贷款运到中国，不但自己对日本禁运，而且号召其他国家对日本禁运，在和日本的谈判中，将日本在中国立刻无条件撤军当作不可谈判的必要条件。在太平洋日美战争爆发后，更全力支持中国抗日。强大的美军是战胜日本的决定力量，这是无可质疑的。没有美国参战和支持，中国人民显然还需要进行更持久、牺牲更大的抗战。美国还将所有法西斯轴心国德国和意大利彻底击败，使中国第一次感到如此安全，并逼迫帝国主义各国全部废除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租借，中国首次成为亚洲最重要国家，联合国创始五大国之一，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清朝平疆名将左宗棠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也。苏联和中国有数不清的矛盾和边界纠纷，边疆割据之仇贯穿，分裂蒙古之恨在前，索要债务之耻，挑拨中国和各国的国际关系。苏联拥有核武器和巨大的战争资源，在新疆和东北，让中国人吃尽苦头，苏联人占尽了我们的便宜。1969 年竟然有大举入侵中国、并制定了使用核武器的罪恶战争计划。但是美国，虽然被毛泽东当作头号敌人，却以人类大义为重，以战争威胁苏联的战争。避免中国巨大的损失和又一次亡国危险，避免了 东欧“布拉格之春”和“匈牙利事件”的悲剧在中国上演。其后又在全球的与苏联对抗，最终和平瓦解了苏联，中国最大的威胁和隐患解除。
历史上的很多战争，其结果往往只有两个，一个是战争的一方彻底失败灭亡，如罗马灭其他国家，中国灭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另一个就是仇恨的循环往复，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俄罗斯、法国等相互战争。究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交战双方都不完全是正义的，或者战后战胜者纯粹靠武力说话，没有善待失败者。二战大战其实是一次大战的延续。而美国在世界上的战争则有本质的差别，那就是民主和正义，战争的结果，是双方受益，世界和平。美国战胜轴心国后，没有剥削虐待他们，而是帮助德国和日本度过饥荒，帮助他们建立真正的和平民主制度，结果德国日本超越战胜国英法苏中，成为收入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否则，即使日本被中美击败，苏联被美国演变，那么恢复元气的俄罗斯和日本依然会成为中国强大的威胁。当代世界，用民主自由的思想，改造并鼓励日本、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成功地在那里建立了和平先进的政治制度，建立民主神话，使中国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现在日本成为世界和平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印度、韩国、俄罗斯等对中国敌意也下降， 这是民主制度之功，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美国之功。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败国如此心悦诚服地赞美战胜国，而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安全。
美国当然有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政府也不是服务中国人民的政府，即便中国实现了民主制度也会与美国发生诸多摩擦和纠纷，但是，美国的价值观是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符合人类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许中国的特权集团不喜欢美国的制度，但是大批中国人为了摆脱特权集团的压榨而远走美国，这说明人性是想通的。即便是特权集团内部的人不是也挤破脑袋把子女亲人往美国送吗？
中美两个相隔遥远的国家，本来看上去应该和平友好相处，对双方都有益。为什么现在相互矛盾重重，尤其中国国内有一股巨大的反美舆论力量。拨开重重的阴霾，追寻历史的真相，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战略选择和价值判断显然失误更多。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专制统治者确实是多有谴责和制裁，但很少伤害中国人民。部分人中国人盲目反美完全错误且毫无意义，恰恰相反，中国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在各个领域，和美国等民主国家精诚协作，建立更安全的国际秩序，建设更繁荣的世界经济。
062、俄罗斯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吗？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唯前苏联马首是瞻，对斯大林言听计从。斯大林在世时，中国各地是斯大林像和毛泽东像并列，斯大林70寿辰的时候，毛泽东亲往祝寿，自称是斯大林的好学生。但是斯大林去世后，为了继承斯大林在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逐渐与前苏联翻脸成仇，最后几年把前苏联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当前苏联地区发生民主转型后，中国大陆政权又有兔死狐悲之感，开始宣传俄罗斯前苏联地区的种种乱象，似乎在说前苏联时代才是美好的和幸福的。在俄罗斯民主转型基本完成后，俄罗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护，而俄罗斯的经济也发展很好，中国大陆媒体上关于俄罗斯的声音又不多见了。斯大林、前苏联和俄罗斯，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呢？
历史上的沙皇俄国和清朝的多次战争中，大量屠杀灭绝中国东北地区人民，血债累累，比日本更甚。日本和满清一样，都是为了统治中国人民，所以虽有镇压和杀戮，但力行奴化教育，而不断中华血脉。如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和东北，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俄罗斯只要财产和土地，即“要地不要人”的政策，中国人被杀干净，所以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没有华人。江东六十四屯血案、海兰泡大屠杀、二战结束时苏联士兵在东北对妇女的强奸，数十万中国人被劫掠屠杀，穆拉维约夫卡，不叫穆拉维约夫，而叫黄山屯；格罗杰科沃不叫格罗杰科沃而叫博尔多屯；谢米多姆卡不叫谢米多姆卡而叫大泡子屯；沃尔科沃不叫沃尔科沃，而叫段山屯。还有布丁屯、老虎屯、蓝旗屯、桦木林屯、南窝棚屯，每个村庄名字的消失，就意味着有多少中华儿女被消灭干净。
在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各种人，怀揣银元，穿梭于北京、广州、上海、南京、长沙、武汉、香港等地，长期在中国实行合纵连横等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在民族危亡之际，直接指挥中国共产党搞暴力革命。据说西安事变，也有苏联人的身影。如果没有苏联的强行介入，国共数次内战有可能不会爆发，或者战争烈度和时间跨度都会降低。历史上的沙皇俄国曾侵占中国大量土地，使中国丧失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众所周知的；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是在前苏联的主张和促进下完成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而根据现在解密的部分资料，中国和日本早期的多次摩擦，也是俄国及苏联刻意制造的，是基于俄国当初被日本击败的报复，以及使日本与中国两败俱伤无暇进攻苏联的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苏联害怕日本德国夹击苏联，与日本狼狈为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了自己私利，取消一切对华援助，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使日本肆无忌惮，中国受到巨大伤害。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打到鸭绿江，就准备结束战争，回美国过圣诞节的，当时美国经历过二次大战，大多数士兵已经复员，紧急征召的士兵都不够。说美国威胁中国，是无根据的，但是，毛泽东希望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所作为，再加上斯大林和前苏联唆使，遂决断中国大陆参加了残酷的朝鲜战争，百万中华儿女血洒异国，并欠下了累累的债务。更严重的是，此后的中国大陆受到国际制裁，国际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阻绝，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也让中国大陆在孤立的深渊越掉越深。
中苏在斯大林死后，为了社会主义的正宗而翻脸反目，更发生了东北珍宝岛和西北新疆的局部冲突。据后来的解密资料，前苏联曾计划全面入侵中国，复制入侵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并且阴谋使用核武器来摧毁中国的核武器和反对力量。中国在获悉如此威胁之后，“备战、备荒、为人民”国策出炉，全民多年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国家正常经济生活被严重打乱，背上了沉重的战争包袱，结果是全民白忙一场，损失巨大，难以计算。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中国的最大威胁，竟然是同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而不是日本和美国，真是绝妙讽刺。
当前的俄罗斯民主转型基本完成，但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在外交政策和价值观上，俄罗斯与美国有异，这就促使中国大陆的政治领导人去讨好俄罗斯，希望能够联手制衡美国，但这显然是愚蠢的和没有远见的国策。看过新闻的人对这样的消息应该不会陌生，“中国巨资多少亿美元，购买多少俄罗斯武器”，“俄罗斯输油管道不经过中国”“俄罗斯禁止外国移民（主要是中国）在贸易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等等，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器贸易、能源贸易、边界谈判，总是吃亏，有苦难言，这是不争的事实。
专制的前苏联在和民主国家的竞争中解体，现在俄罗斯正逐步进入民主社会，基本停止对外扩张，这其实是中国的福音。一些中国青年一会把前苏联时代当作美好的回忆，一会把俄罗斯当作中国潜在的敌人，这都是一种冷战思维，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的误导。中国大陆应该认真实行民主制度，在规则上和价值观上与国际社会接轨，抛弃各种极端思想和意识形态，不要四处找敌人，吓人吓自己了。须知，中国人民真正的敌人就在国内，就是不合时宜的政治制度。
063、为什么中国人仇视当今的日本是错误的？
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满清政府先是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后是被动挨打，割地赔款。八国联军有日本，割占台湾是日本，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事以日本的胜利告终，随后又是日本大举侵华。仅抗日战争中国就伤亡3000军民之多，财物损失不计其数。这期间日本对满清的维新运动有所帮助，对后期的近代化变革也有所支持，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留学生，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鲁迅等著名人物，但总的来说，日本所欠中国甚多，历史不能对此轻描淡写。但是抗战胜利后的中日关系屡经坎坷，其原因只要在于中国大陆的政治领导人。
八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作为战胜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占领，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以德报怨的大度。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制定了世所独有的“和平宪法”，由此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几十年的友好交往，双方互惠很多。并于1951年9月4日，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签订对日和约。此后，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官方正式交往持续到1972年。在1972年之前，中共政府处于意识形态和反美斗争的需要，把日本这样一个和平国家列为敌人。
1972年，中国大陆的中共政府与日本政府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的主轴由台北转向了北京。其后，两国关系有了全面的发展，形势很好。中共政府延续国民政府的做法，先是释放了战犯，后是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日本则投桃报李，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承诺向中共政府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这些都为日后良好的中日关系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生的教科书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一度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后经过双方的努力，也没有影响双方的大局；从82年到90年代初中日之间经济和文化往来发展的很顺利。中国在1980年代是因为获得了日本的技术和资金援助才得以进行设备和行业的转型，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是在日本的资金支持下才得以快速建成，并对以后的经济发展形成有利的支撑。虽然八九年之后日本的援助一度减少甚至中断，但日本是最早恢复对中国援助的国家。可以说，在中共改革的有限成功里面，日本功不可没。
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后中日就发生了一些问题，包括对战争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日本方面有违反中日建交和和平友好条约上声明的问题，问题的发生的原因有来自日本的，也有来自中共政府的。为什么中日矛盾主要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年之后呢？这里面就有人权的问题和制度冲突的问题，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共政府方面出于意识形态方面对垒的需要，夸大其词，蓄意挑动民族情绪，以转嫁极权统治所带来的内部矛盾，为问题的复杂化添油加醋。就中共方面来讲，中日关系的恶化，第三代领导要承担主要责任。第三代领导下的外交官李肇星等人的无能在中日外交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外交语言的粗俗无礼，缺少一个大国高级官员的形象与气质，其外交成效也与个人的做秀水平形成了强烈反差。
中国经济通过削减民众福利，长期透支的能源环境，取得了相对的成效，但经济进入瓶颈阶段已成定局。瓶颈能否突破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合作实现技术和市场的大规模转型，保证内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中日之间一衣带水，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如能妥善解决与日本的关系，将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得益许多，反之，如果没有日本的合作，中国的继续发展将艰难许多。但是，如果要想和日本长期友好，需要双方都有反省的事情，尤其是中方。
意识形态问题，中日矛盾的发端大体始于八九年的镇压事件，这就说明国家利益背后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共媒体淡化意识形态的中日冲突，强化其他冲突，这是掩耳盗铃，目的是不想叫国人知道马列教化出了问题。好比孟母择邻而处，如果邻居家鸡犬不宁，骂了太太打孩子，那我就不愿意和邻居交往，甚至要制止邻居恶行。一个文明的国家也是一样，如果它的邻国搞独裁，欺压国民，那这个文明国家与邻国交往的时候就一定是谨言慎行，敬而远之。中共的外交政策不能在嘴上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必须切实以祖国利益为重，在实际中抛弃马列教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历史问题，也就是教科书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也是被中共夸大了的问题。日本的教科书不是有政府根据“洗脑”的需求统编，学校采用什么教科书也是自己选择，日本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学校采用了有问题的教科书，在日本国内这些学校也遭到了非议。这个问题通过长期的辩论和历史研究可以解决，不是中日问题的重中之重。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和中国是一样是具有“敬天法祖”传统的国度，一样提倡死者为大，这就使一些日本人和我们过清明一样，年年去靖国神社祭奠先灵，问题就在于靖国神社里有二战战犯的灵位。这个问题日本人和中国人看法不一样，可以继续争吵。1979年中越战争时，中国大陆军队在越南实行三光政策，每当中国人祭奠亡灵时，越南人也在争吵，只是中国大陆对此不报道罢了。关于日本极端势力的问题，显然被中共媒体夸大了。二战以后的日本国民，主流是反战反暴力的，是爱好和平的，只有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在缅怀过去的武功扩张，并没有形成势力。每次军国主义分子出来表演的时候，首先反对的都是广大日本国民，日本政府也在压制这些表演，中国人在日本旅游和工作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观中国大陆，很多人叫嚣从国家形态上消灭日本，甚至叫嚣从肉体上消灭日本人，来华的日本游客也经常被骚扰，那就可以反思一下，究竟是哪个国家存在更严重的极端势力的问题。
中国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日本说是日本的。其实世界上不存在自古以来就属于谁的土地，中国从唐朝就管制外兴安岭，现在外兴安岭归俄罗斯，没见有谁天天把这个挂在嘴上。钓鱼岛问题应该先求证协商，后求助于国际法就可以了，让国际法院来判决，如果还难办就是难在一些人缺少尊重法理的传统。邓小平说，搁置主权，留给后人解决，这是个狗屁主意。搁置问题，从来不是智慧。另外，中国根本不应该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本身就是二战产物，经历了冷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东欧极权统治的垮台，使联合国更具有最初的意义，也使世界更需要联合国。在人权事业和国际和平事业中愿意承担更大责任的国家理应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日本、德国和印度。
064、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哪里去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党，它的意识形态在数十年间不停地修正和摆动，而中国大陆由中国共产党执政，这就决定了中国大陆政权的内政外交都必然会出现大起大落，左右摇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时期只有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才是中国的朋友，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大多都成了中国的敌人。在前苏联全球争霸的时期，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前苏联及其盟国大多也成了中国的敌人，于是中国的外交处境及其悲惨，只能在主流国际的夹缝中展开外交活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费尽心力讨好阿尔巴尼亚一类的芝麻小国，还有亚非拉一些独裁专制的新兴民族国家。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大陆为了和台湾争锋，又花很大力气争取太平洋小国的支。等等，不一而足。
纵观中国大陆外交史，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国际政策就是国内政策的延续，谁认可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方式，谁就是朋友，反之，就是敌人，即便不是敌人也不是好朋友。比如，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波尔布特这类“人渣”因为支持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现在的中国大陆外交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和以前有了很大区别，但基本原则不变。比如在当今世界，谁要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谁就是“中国的敌人”，谁要支持中国的通知方式，认可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不理不问，谁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几十年来，在连篇累牍的宣传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很多。但是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大多是专制国家的领导人，而专制国家是不可能永远稳定的，他们的外交政策也往往变幻莫测，他们的领导人也常常死于非命。这就必然会给中国的利益带来损失，比如，中国大陆支持波尔布特政权，出钱出枪，劳民伤财，却终为国际社会耻笑；再比如，中国曾倾全国之力支持越共，最终却换来一场战争；再比如，中国大陆支持北朝鲜，却屡屡被北朝鲜耍弄。现在我们回头看看，那些老朋友都哪里去了？
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1989年12月25日，在人民起义中被处死；
前南斯拉夫总统米舍诺维奇：2006年3月11日，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其他罪行，死于牢狱中；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2006年12月30日，在伊拉克人民的欢呼声中被处绞刑；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1998年4月16日深夜11点15分，被叛变的部下长期软禁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原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1994年5月29日死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智利；
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1997年9月7日客死摩洛哥；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1986年2月22日出逃，1989年死亡；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1975年被秘密处死；
阿尔巴尼亚前领导人穆罕默得.谢胡：1981年12月18日“自杀身亡”；
尼泊尔国王前比兰德拉：2001年6月1日在著名的王室惨案中遇害；
前保加利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1990年1月被关押并审讯，1992年9月被判处7年监禁，1996年“无罪释放”，1998年8月5日病逝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2007年12月27日遭到袭击身亡
巴基斯坦前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1979年4月4日被处绞刑
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1988年8月17日死于空难
埃及前总统萨达特：1981年10月6日遇刺身亡
乌干达前总统阿明：2003年8月16日在沙特阿拉伯去世
索马里前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1991年1月被推翻，流亡国外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正在等待人民的正义审判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用飞机轰炸国内抗议人群，即将灭亡。
看来，谁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谁就很麻烦。但是，这些人真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中国共产党一时一地的“老朋友”。此一时彼一时，流氓和流氓之间，总是翻脸很快，受罪的是国内人民。
065、北朝鲜政权值得中国人民信赖吗？
1961年7月11日，中国与朝鲜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是中国建国后唯一仅存与外国订立的军事盟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遭受到一国或几国联合武装进攻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胡锦涛曾经多次宣扬北朝鲜的道路是正确的，而北朝鲜领导人访问中国，每每也得到最高规格的迎接，往往是九个政治局常委轮番陪同。
但是，北朝鲜政权不是中国可靠的朋友，它是当今世界最独裁、最流氓的一个政权。在朝鲜共产党的统治下，金日成传位给儿子金正日，金正日传位给儿子。共产党的专制在北朝鲜已经恢复成为世袭帝制，数千万北朝鲜人民成为现代社会的奴隶。中国共产党总是说“中朝友谊是鲜血凝成的”，但就从中朝友谊的历史看，北朝鲜也有负于中国大陆政权。在中朝关系中，当战争和危险来临的时候，中国只有付出的份，希望北朝鲜对中国友好，那就有点奢望了。
当年金日成在北朝鲜建立政权的时候，主要靠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给他几个精锐师团，当他的愚蠢致使美仁川登陆导致国破家亡逃往中国边境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出手帮他把美军打回38线订立和平协定，但是金日成并不满意这个结果，他责怪中国的停战主张，责怪中国不帮他解放朝鲜半岛。朝鲜战争结束后，北朝鲜金日成政权就开始在国内清除有中国背景的干部，把他们称为延安派，致使很多被怀疑为延安派的人和留朝的中方人员被杀害，有些逃亡到中国和苏联。
在“朝鲜战争纪念馆”中，中国的位置被排除，战争的功劳全是金家王朝的，志愿军烈士墓地多次遭到毁坏，自不必说。1972年后，中国大陆和日本，美国，韩国建交，北朝鲜曾一度把中国当作敌国看待，两国关系极度恶化，就差不撕毁条约了。这些事情在刻意隐瞒下，很多大陆人根本不知道。1989年，因为中国共产党镇压民主运动，全球制裁中国，朝鲜在联合国投弃权票，并没有投赞成票，所以，即便在中国共产党的角度上，北朝鲜政权也不是中国的朋友。
2000年第27届奥运会因此北朝鲜投票给澳大利亚悉尼，致使中国北京以45:43两票之差输给澳大利亚悉尼。在当今的中朝关系中，北朝鲜做任何重大事情之前也往往不通知中国，比如爆炸核武器。关于朝鲜问题六方会谈，北朝鲜为了直接和美国交往，又极力要使中方边缘化，多次使中国处于被动状态。但北朝鲜每次违反国际规则，惹了麻烦，或者国内缺了粮食和石油，就不得不又亲近中国。
总之，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虽然表面上被营造得极为亲近，但是这种亲近的关系是不可靠和蕴含危险的。
066、中国、美国，谁更孤立？
中国大陆媒体，热衷于反美宣传，一旦国际上有反美声浪，或大或小，必定有人借题发挥，大肆炒作，折腾得有声有色。天长日久之后，一些民众以为中共政权在国际上有头有脸，而美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事实上，在当今世界，拥有最多盟友的国家恰恰就是美国。且不说整个欧洲都是美国的盟友。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或以美国为盟邦，或与美国亲善。就连在反美色彩最浓厚的中东阿拉伯地区，亲美国家也越来越多，反美国家也越来越少。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将与美国的关系，视作其头号外交关系。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美国的强大，更在于：美国是民主的国家，是乐于助人的伙伴，是比较负责任的大国。是的，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往往受到指责，这种指责往往还来自美国内部，这一方面说明美国是自由的和民主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美国赋予了更多责任。比如美国干预伊拉克，国际社会非议很多，但如果美国不干预伊拉克，任由萨达姆欺压国内人民，那么国际社会的非议就会更多。美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上遭到的非议，大多也是类似的。这就是美国的责任，责任越多，非议越多，如同民主国家的政府一样。
细数中国大陆的铁杆盟友，为数寥寥，且都是“国际孤儿”。北朝鲜独裁政权，长期与国际社会为敌，典型的“亚洲孤儿”；缅甸军事独裁政权，不仅受到国际孤立和制裁，甚至在其所处的东南亚地区，也受到东盟国家集体孤立和制裁；古巴共产党政权，长期置身国际社会的封锁墙下；苏丹与津巴布韦也是中共政权的铁杆盟友，却为大多数国家、包括非洲国家所不齿；伊朗专制政权，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即便在中东地区，也被视为“狂人”国家而落单。同属专制独裁阵营，中共政权很容易与这些盟友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国际关系也差不多。这些铁杆盟友的国际处境，折射出中共政权本身的国际处境：拒绝自由民主，对抗普世价值，脱离主流国际，沦为边缘国家。当然，中共政权本身看起来还是很风光的，但这是因为中国如同前苏联一样是一个大国，才使中共政权免于落入同上述小国完全雷同的凄凉境地。
南亚国家抗灾，不敢邀请中国大陆参与，因为担心后者趁机搞“间谍活动”。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在俄罗斯之上，但因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而被排斥在八大工业国行列之外，反倒是民主的俄罗斯，被列入傲人的“G8”成员。即便在中共政权最津津乐道的“上海合作组织”里，也只有中国领导人未经民选，形象极为尴尬。加入该组织的其他国家，也从未把这个松散组织当一回事。中共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曾参加全球工会会议，遭到其他国家工会组织领导人的讥笑：“你们的工会为工人做过什么？”换言之，在国际上，中共政权几乎没有几个“靠得住”的盟友。因为对人权的漠视，因为拒绝民主改革，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的处境，即便不是绝对孤立，也肯定是相对孤立。身在台湾的马英九先生在2011元旦文告中也曾自豪地说：“我们的护照即将在九十六个国家与地区通行无阻；我们的创新能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我们的年轻人在世界舞台表现亮丽，充满自信。”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护照只有十几个免签国家，不值得亿万中国人民反思吗？
对于中国外交孤立的状态，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先生曾感叹道：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067、谁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阻力？
自从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任何民族都怀抱一个“强国梦”，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中国要强大，中国要崛起，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然而，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却面临丛丛险阻。那么，究竟谁是“中国崛起”的障碍呢？
有人说，是美国，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有人说，是日本，因为“中国崛起”危及日本在亚洲的领先地位；有人说，是欧洲，因为“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显然，这些论调，都来自中国大陆执政当局的宣传和暗示。把内部的问题推到外部，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会搞这一手，但专制政权对此更加得心应手。但是，即便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样的宣传也是自相矛盾的：一个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内因才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没有内因则任何外因都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与转变。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宣传口径就是别的国家都是别有用心的，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那么人们也可以反问，如果中国的制度是最符合人性的、最先进的，谁能演变得了？如果中国的制度存在问题，那么和平演变有什么不好？难道一定要等待暴力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急于扩张，对日本国民灌输狂热的民族主义，同时对周边国家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推销“亚洲价值观”，以此抗衡美国和西方，最终挑起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浩劫。如今，中国大陆政权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对极端民族主义进行纵容，以刺激国民，“枪口一致朝外”。为此，部份国人动辄仇视台湾、仇视美国、仇视西方，仇视普世价值，情绪每每升级，有时达到失控的程度，又被中共当局做恐慌。到后来，有保钓人士长期受到政府的压制，也有的甚至被捕，日本军国主义是真心喜欢民族情绪狂热化，但中共当局则是叶公好龙，人们要是真的为了抗议日本而走上街头，它们又怕得要命。毕竟嘛！“维稳”高于一切，“爱国主义”过了头，当局也难受。
战后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放弃拥有军队，军工转民用，将全部国家资源投入经济和教育。对内实行民主，对外与美国等民主国家亲善。日本因而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无数代日本人的“强国梦”，未曾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反而经由和平途径达成，真正实现了“和平崛起”。对比日本的发展与转型，中国人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因为今日的中国与战后的日本相比，几乎处处相反。对内拒绝实行民主制度，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对外坚持“反美路线”，与世界强国处于长期敌视和对峙状态，这样一种治国思路，即便是中国古代的皇帝们也是不屑一顾的。中国大陆政权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就大举与专制国家为伍，举凡北朝鲜、缅甸、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津巴布韦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权，都曾经是中共政权的亲密朋友。这种本末倒置的“外交路线”，不仅使中国大量失去来自民主国家的技术和援助，而且在中国本身自顾不暇的同时，还将大量资源，耗费于那些朝不保夕的流氓国家，由此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严重危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更不用说，1949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中共政权坚持激进的、空想的经济政策，人为破坏国民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严重削弱了中国国力；1979年以后，肿蚣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仅仅在经济体制上修修补补。所谓“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三十多年，中国仍然落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凡此种种，可以断定：专制制度才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阻力。
068、“不干涉内政”正确吗？
专制政权践踏人权，残害同胞，每每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与谴责。对此，专制政权一律斥之为“干涉内政”，每每疾言厉色，似乎“理直气壮”。但是仔细观察，人们可以发现，专制政权并没有足够的理直气壮的理由，因为当今世界有一个相对完备的国际法体系，国际法对人民的自然权利提出了很多的保护要求，只是专制政权做不到而已。《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大陆政权已经签署，但以种种借口拖延履行，这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使连反对酷刑的国际公约中国大陆政权也做不到，甚至反对强迫失踪的公约遭到中国大陆政权的拒绝，这些也都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连国际公约都约束不了的政权，能不被国际社会指责吗？
比方说，两户人家，互为邻里。其中一户人家闹内讧，设若仅仅是拌嘴吵架，隔壁人家自不必干涉，顶多劝谕两句；但如果这户人家中的丈夫持凶器威胁或伤害妻子，隔壁人家理当挺身而出，予以谴责、制止、乃至于将逞凶者送交警察。因为，事态发展至此，已经不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不是家庭“内政”，而是社会公理。同理，当一个国家发生内部纷争，如果仅仅是口舌笔墨之争，其他国家自不必多事；但如果该国内部，自相残杀，尤其政府迫害异己，残杀无辜，其他国家理当拍案而起，予以谴责、制止、乃至于将暴君送交国际法庭。
人类共处于一个蓝色星球，人性相通，如姐妹兄弟，岂能因国界相隔而纵容暴力与犯罪？曾经因为干涉不力，国际社会坐视柬埔寨共产党屠杀民众170万，卢旺达种族屠杀50万，苏丹政府屠杀民众30万。如今，这类大屠杀的主谋及其追随者，都正在或即将受到正义的审判。基于这类惨痛教训，国际干涉的决心和力度日益增强。针对种种人权灾难，适当的国际干涉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合乎国际法的，甚至于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进行武力干涉都是合乎国际道义的，也是合乎国际法的。
主权在民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于国家事务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是，从管理的角度看，主权不可能由所有公民共同行使，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大国，还是梵蒂冈这样的小国，都只能由公民中的一部分专门人才和专门机构来代行主权在民，即通过“授权”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公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依照正当程序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代表，由这些代表行使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人民享有国家主权的“所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罢免不称职的代表或其它政府官员，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在中国大陆，因为主权不在人民手里，所以共产党政权所说的中国“内政”，不仅国际社会不得干涉，就连中国人民自己也不得干涉。在中国民众中，有议论者或干涉者，轻则受到警告，重则投入监狱，甚至被杀人灭口，这已经屡见不鲜了。
专制制度下所谓的中国“内政”，其实就是共产党的“家政”而非中国人民的“内政”。正因为如此，中共政权视仗义执言的国际友人、国际社会、和文明国家为大敌。美国每年出台的中国人权报告都使中国大陆政权如坐针毡，除了暴跳如雷和恶言相向外，中共政权也象征性地出台一个美国人权报告，以示对抗。但是，细心人早已指出，中国出台的美国人权报告都是美国社会现象，并无美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事例，这些事例也都得到了美国媒体的报道，与此相反，美国出台的中国人权报告则是中国政府侵犯民众权利的事例，而这些事例都是被揭穿的，中国大陆媒体往往是捂着盖着。
中共政权自称“不干涉他国内政”，实际也处处干涉他国内政。区别只是，中共政权的干涉都是负面的和反动的，每每为专制势力撑腰。发生在柬埔寨和苏丹的大屠杀，都因中国大陆政府在背后怂恿或张目，大屠杀中使用的武器也大都来自中国大陆。中共政权对北朝鲜政权的支持自不必说，就是为了维护金家王朝对朝鲜人民的统治。柬埔寨人民获知真相以后，已经开始痛恨中国大陆政权，连带着连普通中国人都有所怨怼，将来的北朝鲜人民也一定有类似的心理。对此，中国大陆的现政权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可能需要数代中国人付出努力才能挽救。
069、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
也许有人困惑：究竟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答案并不复杂。人权本来就是先于主权和政权的，没有人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和政权。如果主权在民得以制度化实现，并浸透在人们的生活点滴中，那么人权和主权并无高下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结论就是如此。但是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并存，便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民主国家的公民们并不讨论人权更高还是主权更高的问题，因为主权在民已经制度化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过程，他们有权决定私人领域的一切事情，也有权依照正当程序决定并参与公共管理，在他们那里主权和人权通常不发生冲突。但是在专制国家，人们总能碰到人权更高还是主权更高的问题，人权和主权在这里经常发生冲突。
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并不完全属于人民，同时人们也缺少人权，这就使得主权和人权都不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而人们面对虚无缥缈的东西时最容易发生辩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各种侵犯人权的现象经常引起民主国家的批评，但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往往拒绝国际社会的批评，并美其名曰“事关主权，决不让步。”以主权为幌子，在国际上行骗，已经难以为继，但在国内，该骗术还有一定市场。高唱主权，贬低人权；以主权模糊人权，以主权代替人权；混淆视听，继续愚弄国人，这就就是专制政权所盘算的。
任何国家，都首先是由人民组成的，没有人民，如何成其为国家？换言之，主权在民，这是应该的，而主权被统治者独揽，则是不应该的。如果人民没有权利，所谓的国家主权其实就是专制统治者的主权和统治权。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一点，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多次说明白了。但说这么明白，在当今的文明时代，也够让人心寒的。如前所述，在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度下人权先于主权，但人权和主权并无高下之分，而在专制制度下，因为人民缺少权利，所以统治者的主权事实上就高于人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说主权高于人权呢？这就不言自明了。
人民缺少权利，当今中国大陆的主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权，这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另一方面来说，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多有批评和指责，这一般也仅仅是就事论事，并非每次批评和指责都是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但中国大陆政权总是怕人们联想到制度上去，所以美国每年出台的关于中国的人权报告都被互联网屏蔽，而不能被国内人民看到，国内“不明真相的群众”只能去学习中国出台的关于美国的人权报告。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