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电视台《百姓关注》栏目，在9月10日的“百姓话题”讨论的题目是“民族运动会来了，你想说点什么？”，看了这个题目，我还真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想说点什么？想说的可太多了！
“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在贵州贵阳举行，本来这样的一个盛会，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除了体育的价值之外，它并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可是在一个专制极权的国家，体育运动会的举行却成了打压异议人士的绝佳机会。
中国政府在2004年将人权问题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5年，贵州的仁人志士在经过多方协商后，10月，为了彰显《宪法》的尊严，体验《宪法》在对中国公民的实际运用中能否实质性的得到落实？！贵州首届人权研讨会应运而生。
从2005年至今，贵州人权研讨会人员一直是顶着现政权的重重压力，背负着社会沉重的使命感艰难地行进着。被软禁、被失踪、被旅游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而我们在遭受所有的这一切时，当局从未向我们出示过任何的法律依据。
特别是今年“茉莉花行动”以来，每天24小时的轮番监控我们，居然就成了常规。荒唐的是，这一次的民族运动会也成了要带走我们实施软禁的理由。
9月2日，这天是我们人权研讨会周五聚会的日子。下午2时，当我与丈夫廖双元出门去参加聚会时，一到楼下，监控我们的人就阻拦我们不准出门，我们要他们拿出相关的法律依据，否则他们没有任何权利阻拦我们！不理这些监控的人，在他们的跟随下，我们来到了聚会地点——河滨公园。在还未到场地之前，市国保支队人员黄羚就迎面走来，他一把抓住廖双元，就狠心地掐了老廖一下，老廖一生气就用力甩开了他的手，并大声地谴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使劲的掐我？！”黄羚恼羞成怒，就要动手打老廖，我一下子横在了两人中间，大声的抗议说：“你要想打就来打我，你可别每次都是用暴力来打老廖（今年6月7日国保5人围殴老廖的那天，此人也是其中之一）！”
边说边抓扯我们就来到了聚会的场地，在这时已有许多的国保警员一同跟进，他们二话不说就要我们离开。而当时到现场除了我们，还有杜和平先生，3个人明显不是20多个国保和公安及巡防人员的对手。一看我们的人少，国保就想动粗强行将我们带走，而我们却表示不配合，并强调今天我们人权研讨会的聚会是常例，要带走我们，请说出理由。僵持中，国保警员就先将杜和平先生强行带离了。
剩下我们夫妇后，部分国保警员就更加的张狂了，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国保，他们甚至想要对我们夫妇行凶。一些国保好说歹说地劝我们离开，在确定其它的人都无法到现场后，我们夫妇在派出所人员的尾随下离开了。
被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们才告知我们，今天就要把我们带到距离贵阳20多公里的“林城小碧度假村”去软禁起来。并说一会陈西也要同我们一齐去。当我们拒绝他们无理的要求，并希望派出所拿出相关的法律依据时，他们居然说：“反正我们与你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也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你们今天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即使是大家相互撕破脸，在今天晚上我们是抬也要将你们抬去的！”
就这样，在僵持与争执中，我们3人被派出所的人在当晚用车将我们拉到“林城小碧度假村”。9月4日，在我的要求下，派出所的人让我将母亲接到了度假村，就这样，母亲陪着我被软禁了17天，中秋节我们都是在度假村里度过的。失去自由的日子是非常难熬的，我们被限制不准打手机、不准与亲人联系、不准看电脑。
9月18日，民族运动会结束，可是我们却依然未获得自由。20日，我们3人商议要向看守我们的人表示要回家，软禁必须结束。谁知派出所的曾所长来了之后，他说我们还不能回家，因为贵阳市要搞全市创卫工作（卫生大检查），所以要到25日我们才能回家。一听所长这样说，我们大家就激烈的抗议，经过我们的抗争他们带我们去旅游了5天，于9月25日中午回到家里。
民族运动会被软禁、卫生大检查被软禁，任何一个理由，都能让我们失去自由。而我们并没有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却无端的被迫失去自由。这种公然践踏公民人权的非法行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为此，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表示强烈的抗议！
今年8月30日中共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且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其中修正草案第30条规定，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通知家属会“有碍侦查”，则可以不通知。如果此法真的能够通过，那么无疑是让当局在打压我们这些所谓维稳对象时，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的能够冠冕堂皇、并且“合法”地随意将我们带走，并且不通知家属。这种明显威胁公民人身安全的恶法，将会让侵犯和践踏公民人权的刽子手们“合法”化地伤害更多的老百姓！
在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治社会，法治对于执政者来说，是拿来约束老百姓的。纵观写进《宪法》里的公民权利，各项自由，如果能够真正的得到落实，我相信在《宪法》赋予的权利框架下倡导和关注人权，就不会遭受如此无法无天的打压和软禁了！
2011年9月27日
“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在贵州贵阳举行，本来这样的一个盛会，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除了体育的价值之外，它并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可是在一个专制极权的国家，体育运动会的举行却成了打压异议人士的绝佳机会。
中国政府在2004年将人权问题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5年，贵州的仁人志士在经过多方协商后，10月，为了彰显《宪法》的尊严，体验《宪法》在对中国公民的实际运用中能否实质性的得到落实？！贵州首届人权研讨会应运而生。
从2005年至今，贵州人权研讨会人员一直是顶着现政权的重重压力，背负着社会沉重的使命感艰难地行进着。被软禁、被失踪、被旅游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而我们在遭受所有的这一切时，当局从未向我们出示过任何的法律依据。
特别是今年“茉莉花行动”以来，每天24小时的轮番监控我们，居然就成了常规。荒唐的是，这一次的民族运动会也成了要带走我们实施软禁的理由。
9月2日，这天是我们人权研讨会周五聚会的日子。下午2时，当我与丈夫廖双元出门去参加聚会时，一到楼下，监控我们的人就阻拦我们不准出门，我们要他们拿出相关的法律依据，否则他们没有任何权利阻拦我们！不理这些监控的人，在他们的跟随下，我们来到了聚会地点——河滨公园。在还未到场地之前，市国保支队人员黄羚就迎面走来，他一把抓住廖双元，就狠心地掐了老廖一下，老廖一生气就用力甩开了他的手，并大声地谴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使劲的掐我？！”黄羚恼羞成怒，就要动手打老廖，我一下子横在了两人中间，大声的抗议说：“你要想打就来打我，你可别每次都是用暴力来打老廖（今年6月7日国保5人围殴老廖的那天，此人也是其中之一）！”
边说边抓扯我们就来到了聚会的场地，在这时已有许多的国保警员一同跟进，他们二话不说就要我们离开。而当时到现场除了我们，还有杜和平先生，3个人明显不是20多个国保和公安及巡防人员的对手。一看我们的人少，国保就想动粗强行将我们带走，而我们却表示不配合，并强调今天我们人权研讨会的聚会是常例，要带走我们，请说出理由。僵持中，国保警员就先将杜和平先生强行带离了。
剩下我们夫妇后，部分国保警员就更加的张狂了，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国保，他们甚至想要对我们夫妇行凶。一些国保好说歹说地劝我们离开，在确定其它的人都无法到现场后，我们夫妇在派出所人员的尾随下离开了。
被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们才告知我们，今天就要把我们带到距离贵阳20多公里的“林城小碧度假村”去软禁起来。并说一会陈西也要同我们一齐去。当我们拒绝他们无理的要求，并希望派出所拿出相关的法律依据时，他们居然说：“反正我们与你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也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你们今天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即使是大家相互撕破脸，在今天晚上我们是抬也要将你们抬去的！”
就这样，在僵持与争执中，我们3人被派出所的人在当晚用车将我们拉到“林城小碧度假村”。9月4日，在我的要求下，派出所的人让我将母亲接到了度假村，就这样，母亲陪着我被软禁了17天，中秋节我们都是在度假村里度过的。失去自由的日子是非常难熬的，我们被限制不准打手机、不准与亲人联系、不准看电脑。
9月18日，民族运动会结束，可是我们却依然未获得自由。20日，我们3人商议要向看守我们的人表示要回家，软禁必须结束。谁知派出所的曾所长来了之后，他说我们还不能回家，因为贵阳市要搞全市创卫工作（卫生大检查），所以要到25日我们才能回家。一听所长这样说，我们大家就激烈的抗议，经过我们的抗争他们带我们去旅游了5天，于9月25日中午回到家里。
民族运动会被软禁、卫生大检查被软禁，任何一个理由，都能让我们失去自由。而我们并没有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却无端的被迫失去自由。这种公然践踏公民人权的非法行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为此，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表示强烈的抗议！
今年8月30日中共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且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其中修正草案第30条规定，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通知家属会“有碍侦查”，则可以不通知。如果此法真的能够通过，那么无疑是让当局在打压我们这些所谓维稳对象时，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的能够冠冕堂皇、并且“合法”地随意将我们带走，并且不通知家属。这种明显威胁公民人身安全的恶法，将会让侵犯和践踏公民人权的刽子手们“合法”化地伤害更多的老百姓！
在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治社会，法治对于执政者来说，是拿来约束老百姓的。纵观写进《宪法》里的公民权利，各项自由，如果能够真正的得到落实，我相信在《宪法》赋予的权利框架下倡导和关注人权，就不会遭受如此无法无天的打压和软禁了！
2011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