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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中国的南方都市报近日刊载了回顾中国1958年到1962年期间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长篇纪实报道，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了那场曾经饿死几千万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绝人寰的灾难。 半个世纪过后，那段历史在中国大陆仍是少有人触及的敏感话题。
南方都市报9月28日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首席记者韩福东的长篇纪实报道《跃进过后是饥荒──川东三年“灾害”纪实》。韩福东在四川东部达州市找到了几位经历过大饥荒年代的人，请他们讲述目睹的历史。
* 自然灾害是人祸 *
70多岁的朱全森老人当年是乡里的一名教师，说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地出现的几十起人吃人的案例时，他颇感悲伤。朱全森后来参与了《达州市志》的编纂，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他对南都记者说，那场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更是一场人祸。他说，1959年到1961年，当地连续三年旱灾，但其实栽秧期间稻田里是有水的，在正常情况下根本饿不死人。
川东地区的村民对韩福东说，提到大饥荒就不得不说起大跃进。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和后来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大力推行，让农民离开土地去大搞工业。这所谓的“三面红旗”还剥夺了农民的自留地，虚报粮食产量的风气也在全国风行。这一切都为后来的大饥荒埋下了伏笔。
*大饥荒历史不能忘却*
1959年春大饥荒开始蔓延之际，18岁的杨继绳是湖北省的一名乡村教师。 4月里的一天，他被儿时的伙伴从学校叫回家中，因为父亲已经饿得不行了。杨继绳回到家中，发现父亲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饿得皮包骨，而家里一颗粮食也没有了。三天后，父亲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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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资料照片)杨继绳后来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在新华社当了35年记者。现在，他是政论历史刊物—《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2008年，他在香港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从90年代起，杨继绳花了10余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央和中国十几个省的档案馆，走访了大量的当事人，积累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完成了这样一部记录大饥荒的作品。而这个题材即便在那场灾难过去半个世纪后，在中国大陆也少有人碰触。
杨继绳说，父亲的去世和记者的责任感鞭策他完成了这本书。他说，大饥荒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样一场国家、民族的重大灾难必须要记录下来， 让后人不能忘却这段历史。
*集权制度是祸根*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指出，1958年底到1962年初全国的气候属正常年景，而这期间中国各地共饿死了3600万人，其中山东、湖南、四川、安徽、甘肃、青海等省份情况最为严重。
1961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考察后说，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要毛泽东公开检讨。 杨继绳则认为，大饥荒其实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他对美国之音说，大饥荒的祸根是集权制度。
杨继绳说：“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度集权的制度，剥夺了老百姓创造财富、增加财富的权利，让老百姓自己通过劳动来寻找食物的权利都没有了。政治的权力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大脑，控制着每一个人的肠胃。吃什么、吃多少，都是权力控制的。权力不给他就饿死。 ”
*解决危机必须改变制度*
杨继绳认为，从大饥荒到现在，中国在政治上虽然上宽松了很多，但基本的政治框架并没有变。他说，从大饥荒中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值得警示的教训。
杨继绳说： “中国当年面临的很多问题，社会不公平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 所以当年的社会危机比较严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要走出危机、缓和矛盾，也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变。”
*否认大饥荒是对历史的无知*
《墓碑》出版后受到了以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一些人的口诛笔伐。他们质疑这本书的历史真实性，认为饿死3600万人的说法毫无根据。一些人甚至指出，杨继绳的父亲并不是饿死的，而是患病死亡。
杨继绳说，批评他的这些人很多都没有看过他的书。他说，不少年轻人对今天的社会不公感到不满，以为过去比现在好。要是说毛泽东不好，他们就不高兴。杨继绳说，其实这种想法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
在《墓碑》的前言中，杨继绳写道，写这样一本书，除了是为父亲和3600万因饥饿而死去的中国人立碑外，也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当今中国发展的阶段，几年之内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应该很难再发生，不过在高度集权政治统治下的中国，出现其它灾难，乃至意想不到的灾难却是难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