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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上图)去世后，孙中山在追悼会上送了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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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遇刺后的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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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秉钧交给应夔丞的手令，内有联络通讯密码

在民国初年的政争中，为什么和平的道路也好，革命的道路也好，都摸不着石头过不了河？缺乏现代文化意识是个根本问题。孙中山后来意识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大家都在想当官、当皇帝，一时间大家都当不了，才有了一个实行共和的机会，其实真正懂得民主、拥护共和的人很少

95年前，中国有一个起草宪章制度的高手，叫宋教仁（1882—1913），年龄不大，只有29岁。年长14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对他赞誉有加，认为他是总理人选。小小年纪，何以有如此声望？唉！说到底是中国人才缺乏，老一辈太保守，总以为典章制度、道德文章中国是最先进的，对西学没有人才储备，只好让新一代来闯世界了。可惜，他设计的宪法制度正待提交国会通过时，就在上海火车站遭人暗杀，时间是1913年3月20日晚22时，年仅30岁。

宋教仁死后，他的宪政思想，在1947年又被国民党统治区拿出来炒作一番，虽然作为立法精神写入了宪法，但一直没有能够实行。最近台北马英九还在重提多数党组阁一事，在中国首先设计这一体制的人，即是宋教仁。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宋教仁是很有贡献的。但当时参加革命的派系五花八门，有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有各种不同的小组织，有前清将校，有原来的立宪派人士等等。袁世凯重新出山，担任清王朝内阁总理后，指挥北洋系军队，很有战斗力。同盟会军事领袖黄兴到湖北指挥革命军作战，迭遭败绩。怎么来完成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大业呢？于是，革命党人就想到策反袁世凯。以反满为旗帜的革命派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汉人，他们愿意推选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参加了革命的原立宪派人士如张謇等人，就认为袁世凯很能干，训练北洋新军很有成绩，经济建设也很有成绩，政治上支持立宪运动，将来要把国家治理好，“非袁莫属”。他们希望国家尽快稳定，以便进行建设。于是，开始了南北和谈。

但一时间，革命派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毕竟袁世凯不是自己人，参加了革命的立宪派人士也不是自己人，革命党人当然希望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规划建立革命政府的过程中，章太炎就告诫同盟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只有天下为公，才能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如果你们组织一党的政府，人心就会解体。你们并没有战斗的能力，就不要以一党之私来妨碍革命的大局。他自己着手组织同盟会的反对党。

因应这样的政治局势，宋教仁就来对未来的国家制度进行设计。他看到中国社会上政治派系很多，将来难免出现政治风潮，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让总统作为国家的象征，维持政局的稳定，让内阁承担实际的行政责任，一旦发生政治风潮，由总理承担责任，撤换总理一职，元首不负责任，国家政治局面仍然是稳定的。而内阁总理一职应该由议会的多数党担任。这一设计既照顾到总统一职要让给袁世凯的可能，又照顾到同盟会实际控制政权的需要。理论运算起来，就成了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规划，在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中逐步固定下来。这一政治设计类似当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过，马英九的说法，则类似于现在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领袖，长期在国外流亡。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国外争取国际援助，但没有成功，迟至1911年12月25日才回国到达上海。革命党人迅速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

孙中山以满腔的热情回国领导革命，对章太炎、宋教仁的说法大为不满，认为都是些书呆子的想法。孙中山认为同盟会是有规划的，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应该实行军法统治，为向民主宪政时期过渡创造条件。章、宋都是知道的，怎么能违背这些原则？在革命和军政时期，权力当然要掌握在总统手里，怎么能让总统失去统一指挥的权力？而且，他认为这一切都只能由革命的同盟会来承担，才能实现革命的纲领和目标。责任内阁制只能在政局稳定的和平时期实行。也就是坚持1906年与黄兴、章太炎一起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实行“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从巩固新的革命政权到完成共和体制要有一段时间。宋教仁的制度设计没有被采纳，他在临时政府中也只担任了一个法制局局长的职务，实在是有点屈才。

孙中山一筹莫展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总统制，但孙中山一接手总统职务，就一筹莫展。他和袁世凯的谈判一度濒临破裂，他希望进行军事动员，但革命派四分五裂，他想指挥各地军政府，但临时政府没有财政支持，号令不能出府门。理想是理想，实际是实际。在这里讲道理没有用，讲的是实力。不妥协又该怎么办？与袁世凯妥协好歹完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任务。于是，在南北和谈中达成协议，袁世凯逼清帝和平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国家统一，完成了反满的革命任务。

孙中山放弃了自己革命的战斗计划，章太炎、宋教仁的规划得到落实。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3月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用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用内阁权力来架空袁世凯的总统权力，谋求同盟会未来的执政。在此前后，中国政坛上涌现了组织政党的热潮，当时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是属于拥护袁世凯的政治派系。同盟会的革命组织方式已经落后于形势，宋教仁积极谋求政党建设，谋求改变同盟会的秘密革命党的性质。1912年3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改组为进行议会运动的政党，落实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政治主张。但是，宋教仁原指望排除同盟会内的激进分子，由稳健派另行组党的设想没有成功，一些激烈反对袁世凯主张暴力的人也继续留在同盟会内。尽管如此，中国革命党人摸着石头，终于过了推倒满清政府的第一条河。

宋教仁走上前台

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政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别说这些年轻的当事人给时局弄糊涂了，我们现代的历史学者也至今理不清头绪。革命时期已经过去，国家建设正要开始，今后怎么办？该过哪一条河？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是《三民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排满）已完成，民权主义也已实现，两条河已经渡过，只有民生主义没有实现。同时，他自己已经辞职，袁世凯虽然已经效忠共和，也不可能按自己的理想去施政，既然自己在位时在政治上无能为力，也只能期望袁世凯维持一个小康的局面。于是，孙中山决心暂时脱离政治，在社会上为国家从事和平的建设事业，增强国家的实力，使国家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宋教仁的认识和孙中山不同，仍然在政治上雄心勃勃，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希望通过自己设计的制度来达到目的。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是些政治动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多数留学生学的是军事和政法，不搞政治，你让他搞什么？现代科学的、经济的、文化学术的工作，很少有人懂得。读过书的人，都集中到了政治和军事的领域。宋教仁认为当前的国家还不稳固，制度不健全，因此要进行政治建设，制定一部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法，依法治国。南北和平告成之后，宋教仁又走上了政治前台。7月21日，宋教仁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在孙中山、黄兴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宋教仁担任了实际的同盟会的政治总指挥。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由他的亲信部下，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唐绍仪担任第一任国务总理，4月间，政府和参议院也应袁世凯的要求迁到了北京。第一届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里，同盟会员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被任命为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各部总长，共和党和无党派人士也参加了政府。一个以西方为榜样的政治制度开始运行起来。

这个制度运行的结果，在内阁以及参议院中，政党恶斗，政见分歧，效率低下。南方的革命派和北方的拥袁派互不信任，谣言四起。帝国主义列强又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袁世凯告诉政界人士说，现在的政治体制，总统不负责任，难道国家灭亡了，当总统的也可以不负责任吗？事实上，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袁世凯没有参与讨论，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遵守？他从来不认为他的权力来自于南方革命党人的选举，他一直是作为军事领袖而获得政治地位的。

政府和议会北迁后，袁世凯不断地寻找机会，侵蚀内阁和议会的权力，破坏《临时约法》的体制。他拒绝按照体制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超越总理的副署权，违反临时约法，直接任命王为“督办南京整理军队事宜”。总理唐绍仪被迫弃职离京。随后，袁世凯任命了一个没有自己施政方针的陆徵祥担任国务总理，遭到参议院否决后，动用军警势力出面，迫使参议院接受其组阁。袁世凯根据黎元洪的请求，又不经过法律审判，以军令突然捕杀奉召进京的武昌起义领袖张振武、随员方维。张、方的同志连夜营救都来不及了。他和湖北都督、副总统黎元洪结成联盟，一步步地侵蚀革命派的地位和成果。每次政治风潮出现，他都要动用军警的力量，干涉政治。但他在得利之后，又安抚南方的革命派，信誓旦旦，效忠共和。

真共和还是假共和

这新生的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许多人心生疑惑。武昌起义骨干蔡济民作诗道：“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年轻的《民权报》主笔戴天仇（季陶），严词谴责袁世凯帝制自为，高度怀疑袁世凯对共和制的忠诚，甚至鼓吹“百万言之锦绣文章，不如一支毛瑟”，主张用武力反抗袁世凯。为了国家的稳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主张调和南北冲突，认为这是由误会而起，在袁世凯表示忠于共和的前提下，向袁世凯的挑衅让步。思维奇特的章太炎，更率先公开向现行制度挑战，认为前清的灭亡是由于预备立宪，而将来民国灭亡则是因为实行了共和制，他要求参议员们放弃自己的权力，由袁世凯实行独裁，提高行政效率，挽救国家危亡。

宋教仁的心地倒是很单纯，相信将来国家有了一部好宪法，政治就可以走上良性的轨道。眼下就是要把政党组织好，进行合法的竞争。袁世凯迫使唐绍仪弃职后，同盟会方面即表示，目前政治局面的混乱，是由于混合内阁、政见不一造成的，因此主张实行政党内阁制，即由议会多数党组阁，以便政府有统一的政策。但袁世凯主张人才内阁，认为中国缺乏人才，因此只要是优秀人才，就要提名请他入阁。同盟会为了贯彻自己的方针，拒绝参加新的内阁，作为在野党起监督政府的作用。可是，在这里有个问题被忽视了。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历史学者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说：“对于违宪的问题，竟好像‘熟视无睹’。可怜他们还在那里‘是丹非素’地争政党内阁呢！”在上述几次政治风潮中，在西方认为是违宪的大问题，在这里都可以逃过追究，那么，完善法律体系的努力，又怎能发生效力？

临时参议院到北京改组后，同盟会在参议院中的力量已经削弱。面对这样的局面，宋教仁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之后，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将同盟会改名重组，与其他几个政治见解接近的政党，合并组成一个新党——国民党。为此，他向其他政党作了妥协，放弃了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放弃了男女平等参政的主张。孙中山、黄兴都同意和接受了国民党的组成，但不负实际责任。国民党成了国内的第一大党，宋教仁十分兴奋，他认为，自此以后，国内政党惟我独大，共和党虽然专横，不会有力量和自己竞争了。

宋教仁在政治上很天真。从形式上说，同盟会—国民党的反对党是共和党，以梁启超为谋主，他们和袁世凯联合对付同盟会，同时也希望协助袁世凯建设现代国家。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基本政治立场一致，后来联合组成进步党，他们都是希望依托议会运动生存的党。但实际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真正拥有实力的政治势力，是袁世凯的北洋系军政集团，并没有采取和依靠政党的政治形态，他们才是与同盟会—国民党真正对立的政治集团。

真政党还是假政党

那么，那时政党纷扰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一个人说得比较明白，就是与章太炎一起组织政党的程德全，他是前清江苏巡抚，第一个反正参加了革命。他说，现在根本说不上有政党，不过是一些沽名钓誉的人在搞，一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在追随。说是政党，问他有什么政见，根本答不上来。我们国家没有5年、10年的准备，还是不要组织政党的好。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中国还没有这套政党政治的文化土壤，没有社会生活的基础。李剑农后来总结说，那时党员是跨党的，党义不过是空洞的招牌，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也就是说，组党的人其实都是些士大夫，究竟民主政治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皮毛，不知道内涵。后来，就形成了民国时期在台下讲民主，在台上搞独裁的政治局面。

当时的北洋军队，是袁世凯的军队，只服从袁世凯指挥。自从湘军建立之后，兵归将有，就成了中国军队的传统。军队是军事领袖私人的，兵和将不再是分离的，因而不是属于国家的。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就是因为北洋军队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借助了革命的冲击力，篡夺了清朝的政权，其实与曹操类似。他只是在政权稳固以前暂时容忍了议会政治形态的存在。

1912年8月25日，在孙中山到达北京与袁世凯会谈的第二天，国民党举行了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说后，即离开了会场。孙中山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并不愿意担任，勉强同意后，即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务。

孙中山以稳定政局、进行经济建设为目的，与袁世凯会谈，向外界担保袁世凯可靠，自己与袁世凯分工合作，从事铁路建设，希望十年内建成20万里铁路。黄兴也随后进京与袁世凯等会谈。孙中山和黄兴都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但袁世凯认为，自己入甲党则乙党不满意，入乙党则丙党不满意，所以什么党都不加入，采取“不党主义”。当时，国务总理陆徵祥在政界没有威信，称病辞职。袁世凯很谦虚地向黄兴征求总理人选，国民党方面有意请袁世凯提名宋教仁为国务总理，但正式国会选举即将举行，临时政府行将结束，此时出任总理一职，难以贯彻政党内阁的政策。黄兴权衡再三，请袁世凯任命他自己的人选，但建议总理和内阁人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组成政党内阁。袁世凯接受了黄兴的建议，任命他的亲信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多数内阁成员也同意加入国民党，于是，国民党员组成的政党内阁宣布成立。宋教仁也为赵内阁的成立出了力。这样的政治游戏，只是国民党自己忽悠自己而已。

权力要价下的搏杀

孙中山曾告诫宋教仁，这时候国家内外交困，单纯从政治上下手，只会越弄越乱。但宋教仁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在国家虽然实现了共和，但政治建设还没有走上轨道，内政、外交都没有良好的表现，只有国民党才能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他要进行坦荡荡的议会选举，进行所谓“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为国家制定一部良好的正式宪法，为国民党赢得中央政府的执政权。按照规定，1912年底到1913年初要进行正式国会议员的选举，由正式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宋教仁于1912年10月离京南下，一方面回湖南老家省亲，一方面部署议会选举。1913年1月，宋教仁离开湖南到武昌活动，然后到达上海。在此期间，消息传来，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成了多数党，虽然没有达到过半的绝对多数，但超过了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议员之和。

宋教仁对于选举的结果非常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在选举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宋教仁与反对派之间的政见辩论，而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却不断地抨击政府，而且他忘了当前的内阁是国民党内阁。看来，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毕竟西方的运动方式与当前中国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同。

现在，摆在宋教仁面前关键的问题是，国民党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并没有参与议会选举，他也没有党派，并不在乎谁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但很在乎总统选举。将来正式国会成立后，选举谁当总统，就成了宋教仁的一个大难题。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要袁世凯当一个无为的总统，实在不靠谱，将来的责任内阁制也很难落实。黄兴、宋教仁先后到武昌后，就秘密和黎元洪会谈，希望黎元洪出来与袁世凯竞选总统，国民党予以支持，将来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掌握行政实权。毕竟，黎元洪比较软弱，容易为国民党操控。但遭到黎元洪的拒绝，黎坚决支持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

国民党中的急进派也公开主张不选袁世凯为总统，并呼吁南方革命党人准备应付北洋军人的暴乱。孙中山担心总统问题引起政治风潮，特意从日本致电胡汉民，请他联络各省都督，支持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北洋军警和拥袁派的舆论，也一直强调总统非袁世凯莫属，甚至放言“非袁则乱”。国民党方面衡量再三，为了与袁世凯的势力相调和，也只好接受孙中山的主张，满足于以责任内阁制来分享国家行政权力。但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提高了对权力的要求，不再满足于做在野党。

在宋教仁提高了对权力要价的同时，袁世凯也提高了对权力的要价。1913年2月底，梁启超的弟子、云南都督蔡锷联合拥袁各省都督提出宪法要点：“（一）组织内阁无须得国会之同意；（二）大总统任期须定七年以上；（三）大总统有解散国会权；（四）大总统有不裁可法律案之权。”袁世凯本人也向老同盟会员谭人凤表示对《临时约法》束缚总统权力的不满，他表示，如果选举我任总统，我也要看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如果还是《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总统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不能有所作为，我也不会担任。当然，袁世凯说不担任总统其实是一句威胁性的话。大家要知道，袁世凯如果不出任总统，谁能来指挥北洋军队？天下岂不大乱？到时候害怕国家动乱的人，都会主动出来请袁世凯收拾残局了。袁世凯的手下也已经准备以武力应付政局的演变，陆军总长段祺瑞就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袁世凯的权力基础本来就是武力，宋教仁希望用和平的竞争，来取得战场上没有取得的成果，焉有可能？

双方在对政权的高要价面前，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妥协的余地。宋教仁的同志不断获得情报，告诉他有人尾随，企图行刺，要他注意安全。但宋教仁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摆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无所畏忌。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应袁世凯的邀请，到上海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商谈国事，当他在黄兴、廖仲恺等的陪同下，从休息室到检票口准备进站时，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演出了袁世凯政府收买上海流氓暗杀宋教仁的黑暗一幕。两天后宋教仁伤重不治而亡。去世前，他请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希望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终前，他痛苦地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他最终也没有弄明白这个复杂的社会，能不令人浩叹！

缺乏现代文化意识是个根本的问题

宋教仁去世后，孙中山在追悼会上送了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决心与袁世凯决裂，策动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做了一个独裁的总统，并且还要筹备做皇帝。但孙中山一直没有能够组织起革命的力量，没有找到通向民权主义的道路。

为什么和平的道路也好，革命的道路也好，都过不了河？从当事人到现代人都在反省。孙中山后来意识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大家都在想当官、当皇帝，一时间大家都当不了，才有了一个实行共和的机会，其实真正懂得民主、拥护共和的人很少。被我们骂得要死的吴稚晖在大革命时期说得更透彻：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成了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不能不让位给没有经验的乳臭分子，都是因为士大夫发酵变酸了。我们这些人想从井中救人，结果自己也回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还是18世纪的中国。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现代意识还很幼稚，士大夫意识还很浓重。20世纪初，西方学术已经很是精微，而我们国家连学术性的研究都还没有，只有匆匆忙忙的政治设计。孙中山当年在日本演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留学生听得如醉如痴，就因为孙中山对西方学说的了解，无人能及，虽然现在看来还是非常粗糙。宋教仁在日本也只是比别人多读了几本日本翻译的西方政治制度的书，他怎么可能理解这些制度背后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摸不到石头过不了河是很正常的历史现象。缺乏现代文化意识是个根本的问题。但他们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努力，作出了牺牲，作出了探索，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他们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渡过了一条条的河流，但肤浅的呐喊还没有引导我们达到最终的彼岸，社会前进需要一步步的深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