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贫贱夫妻百事哀（Ⅰ）
一
1964年4月23日下午，潘雪媛带着青青到监狱给我送行李并悲戚地会面之后，当天晚上回到家仍然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她只给青青把中午的汤热了热，烤了一个馒头，坐在一旁看着青青吃。她的魂似乎还留在那布满了电网铁丝网的两道高墙之间的平场子上，脑际浮现着我提着脸盆餐具小网兜闪进里院大铁门的背影。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将如何熬度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之后的又一个“两年”-而且是加重惩罚的两年。
晚饭后，她回到文昌胡同老外婆的身边，一句话也说不出，哭了，哭得很伤心。外婆问：“怎么啦？”她说：“戴煌被抓去了！”外婆一听也木了，两人默默地坐着。坐了一会儿，雪媛觉得不舒服，就蹲在地上。外婆终于说：“那生孩子就到这边来吧，我来照顾你，青青也到这边吃饭。”得了外婆的这句话，雪媛当晚就和青青把家中积存下来准备她坐月于用的大米、面粉、豆油、蜂窝煤等等，都搬到了外婆和姨父姨母家。
哀苦劳顿了一整天，当晚临睡觉时她觉得肚子疼，连忙把青青安顿好，自己去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宿，又不疼了。她自己对自己说：“离产期还有一个多月，住这儿干嘛？”医生虽觉得产床紧张，但看她的脸色不放心，想挽留她多住几天，“观察观察”。
“谢谢您的好心。”潘雪媛说，“一天的床位几块钱，我交不起，我还是回去吧……”她离开了医院。
从医院回来第二天的一大早，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就带着社机关行政处行政科房管组的同仁焦女士来下逐客令。
“戴煌已被单位开除了，不是新华社的人了！”焦女士坐在椅子上说，“他就是被解除劳教，也不能再回新华社了。新华社是个大机关，保密性很强，像你这样的人不能住在这儿。你应该住到你们自己的单位去！”潘雪媛说：“我们是街道小工厂，根本没有宿舍；如果有宿舍，我会主动搬到那儿去的，就不要你们劳神了。”焦女士与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只得走了。可是过了一夜，他们又来找潘雪媛。
“我们已找过你们的单位了。”还是焦女士先开口，“你自己也找找。”“你们的房子多，”潘雪媛说，“只要找一个小房间，把戴煌的这些书籍资料堆在一个地方，再搁下一张小床，我们就满足了。”“我们也没有请你来，干嘛要给你一个小房间？”
“你们虽然没有请我来，但我已经与戴煌结了婚住到这儿来了，当时你们为什么不阻止？”
“反正当初我们没有请你来！”潘雪媛没有立即反驳。她脑子里急速闪过当时许多影院正在上映的外国电影《房客》的一些镜头：房租特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租价很便宜的地方，没走几步，楼梯就坍塌了；一拉门，门扇掉下来了；一推窗户，窗扇也脱落了；最后一家人只好把所有的行李和大包小包都堆在马路边上，住在露天下……
“那你们就像电影《房客》那样，把我们的东西随便扔到哪一处大街上，我和孩子就住在大街上好了。”潘雪媛说。
这一下，焦女士和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都愣住了。愣了好一会，焦女士说：“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就和那位同仁走出了房间。
过了两天，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一个人转了回来，对潘雪媛说：“我们领导说了，关于房子的事，等你生完孩子再说。”这样，潘雪媛和青青才暂时没有去做社会主义中国的“房客”。
二
1964年4月28日下午，是我被关进监狱的第五天，潘雪媛觉得肚子老疼，老去上茅房。每次去，都要用一把手纸擦掉不少血。老外婆明白，经过这一番打击与折磨，她这个外孙女儿可能要早产了！她立即给她的小女儿-潘雪媛的姨娘-打电话，要她赶快回来送雪媛去医院。
姨娘从机关回到家时，雪媛已经走不了路，只得叫了一部出租车，直开阜成门外的产科医院。一到了医院，医院的几位护士就把她抬到了待产病床上。一位女大夫一检查，有些生气地说：“都开到二指了，你们才来，多危险啊！”潘雪媛躺着的待产病房有一大溜病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快要生孩子的青年妇女。她们有的疼得叫爹叫娘，有的骂自己的丈夫，有的还边骂边叫边捶床。她们都有自己的亲属-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忙得跑来跑去。惟有潘雪媛的床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她的姨妈把她送到了医院就走人了。她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躺在病床上，既不喊，也不叫，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烈的疼痛。
到了晚九点，她觉得不行了。也许产妇太多，护士们忙不过来，她自己提着裤子，步履蹒跚地走到产房去。一位年纪大的女大夫和一位年轻的女大夫正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闲聊天。她喊了一声“大夫”，自己就往一张产床上迈上去一条腿，接着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另一条腿挪了上去。
年轻的大夫问：“干嘛呀？”
“大夫，我可能快生了！”“早干嘛啦？家属呢？”
“……”潘雪媛本来就疼得说不出话来，一听“家属”二字更忍不住要流泪，接着就一阵晕眩，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醒来睁开眼，只见产床两边围了一大帮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原来都是北京医学院的实习生。孩子已经出来了，是一个早产一个半月的极度瘦弱的女孩子。但衣胞还没有下来。好几位大夫说：“帮她往下推推。”一位实习生连忙按着她的胸口往下推。当她的双手推按到肚脐眼一带，只听到气球突然爆破了似地“噗”的一声，衣胞下来了，但雪媛同时觉得下身一阵热，并听到一位大夫惊叫一声：“哎呀！你们看：都喷到墙上了！快！”雪媛向前一看，产床对面两米多远的白墙上已被喷射了一片鲜血的红点儿。两三位实习生赶快就用盖在她身上的白布在她的下身擦血。她们一团一团的血布向外扔，但始终没有擦干净。
“一定是哪儿的血管断裂了！”一位实习生说。
“快！把她的手脚固定起来！”那位年长的大夫指挥着。
潘雪媛就觉得自己的双腿和双手都被绑在了产床两边的扶手上，接着又听到年长的大夫对举着蓝色针管站在一边的护士说：“你快打呀，还愣在那儿于嘛？”
“我怕她上下进攻受不了！”“没啥，快！”于是雪媛觉得右臂被扎了一针。
打完了针，年长的大夫大概认为没事了，就上楼去了。但实习生和护士们忙了一个多小时，血仍不断往外流，一团一团的血布扔满一地。
原来是子宫颈的血管在挤压衣胞时被挤压得断裂了。实习生们没有实践经验，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断头。雪媛只听她们说：“快快快，快去楼上把×大夫请来！”不一会儿又听说：“来了，来了！”这时，失血太多的潘雪媛已经晕晕糊糊了。她感到一位大夫来了。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断头并接了起来，血就不再大量地流淌了。
这会儿已是深夜一点多钟，外面下着大雷雨。有经验的大夫和多数实习生都去休息了。留下的实习生和护士让潘雪媛在产床上又躺了一会，才把她推回病房。跟着，她们也都离开了，让潘雪媛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这病床紧挨着窗户，窗户又大敞开着，外面的大雷雨还在下着，凉气直往屋里灌。如果有亲人在一旁照料，就会及时关好窗户，就会减少月子里的一些后遗症。可是大出血的雪媛此刻只有孤苦一人，不但不能关好窗户，就连想把盖在自己身上的毛毯拉拉严的力气也没有，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任凭瓢泼大雨带来的凉气直往她的身上吹，直凉得她心窝打哆嗦就哆嗦醒了。产后受风着凉，历来都是一大禁忌。
那几天，也许是“春季高产”期吧，产妇来得特多。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连楼梯口、走廊里都安排了许多临时床位。有些产妇生完了孩子第三天就被催着出院了，好把床位赶快腾出来。但对潘雪媛，医院却另眼看待，因为她的白血球老是居高不下，大包大包地吃药也不顶事。
然而她自己知道：多住一天医院就要多花几块钱，既没法报销，自己又掏不起，因此她自己要求早出院，找了大夫好几次，大夫都没有答应。
“不行，你有炎症！”大夫说。
她只好在病床上躺着，不时地给孩子喂喂奶。
别的产妇都有亲人、同事、邻居等来探视，有说有笑，她什么也没有。
北京虽然也有老外婆和姨父姨母，但老外婆是个缠过小脚的老人，走不了路；姨父姨母在我受到“再批判”又突然被关进监狱之后，好像有点怕沾嫌疑，有顾虑。
她只能躺在病床上冥思默想。她想到了自己今后带着孩子们怎么过，更想到我在那高墙大院里吃的是什么饭？
能不能睡好觉？周围的人会对我怎么样？那些看管我们的人，会不会像北大荒农场里的一些队长、指导员那样，把我们当作奴隶……？
她越想越不放心，很想给我写封信，说自己早产了，生了个女孩，“一切平安”，要我放心；但又不知道那高墙大院叫什么单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路什么号，不免有些焦急。
她在病床上躺了12天，再也躺不下去了。她向大夫恳切地说：“大夫，我家里有事，还有一个大孩子在上学，我不能再往下去了。”“你爱人呢？他不能照顾上学的孩子？”
一听这，她差点流出了泪。但她忍住了，只是说：“他出远门了！”“是这样！不过我们得说明，按照你的健康状况，你是不应该出院的。现在既然你再三要求出院，我们也只好同意。你爱人不在家，有亲戚吗？”
“有！”“那好，你可以让你的亲戚来接你回去。”潘雪媛转身给姨妈打电话。姨妈说：“我很忙，你自己不能回来吗？”
“我还发着烧，实在走不了，没有家属来接，大夫不让走。”“但我现在不好请假，等星期日吧！”“大夫说，星期日不办出院手续，星期六可以办。”“那好吧，你等着吧！”潘雪媛又等了一天，在星期六下午才被接回家。
临出院时，一位主治大夫又给潘雪媛开了一大包药，并很不放心地问她：“家里有人侍候你吗？”
姨父姨母的态度是明摆着的，但她回答说：“有！”“有人帮你买东西吗？”
“有！”“要经常多吃猪肝、菠菜、鸡汤、鱼汤……会做吗？”
“会！”“好！药要按时吃，隔一个星期来复查。”“行！”其实雪媛心中很清楚，她所答应的一切什么也不会有。她抱着孩子回到姨父姨母家，没过两天就被赶出来了，老外婆伤心得直掉泪。由于准备坐月子用的粮食、豆油和蜂窝煤都已搬到姨父姨母家了，回到新华社院内五号楼底层自己的家时，屋内冷冷清清，洗尿布都得用凉水，口渴了也得喝凉水。她少生一块心病的是，青青还能硬着头皮在姨父姨母家吃饭，上学可以不受影响。
三
北京劳动教养所规定，每月15日，是被劳教人员与其亲属的接见日。
5月13日，劳教所的队长下达指示，叫所有被劳教的人往家中写信。当时我还不知道雪媛已经早产了，所以也给她写了信，是请她姨父转交的。
这些信，可能都由公安部门盖上了特别的印记，让邮局必须提前一天送到，并注明了到达土城监狱的乘车路线，等等。
姨父接到了这封信，就通知潘雪媛到他那儿去一趟，说“有事”。雪媛匆匆赶到他那里，一进门，姨父就把信往她脚底下一扔，没好气地说：“这种信还往我这里寄！以后可别再往这里寄！”雪媛弯下腰拾到信一看，是我寄来的，如获至室，对姨父的没好气根本就没往心里去。第二天一早，她顾不得自己还在产期中而且离开产科医院才几天，也顾不得当天刮着大风和产妇不能受风的忠告，在家给我炒了面，放了糖，向别人要了烟票给我买了几盒烟，就带着青青倒了几回车，按照那封信所附路线图指定的车站下了车。
在这个车站下车的人不少。雪媛想：“大概都是去探监的吧？”她背着挂包，戴了顶宽边大草帽，一手拉着青青，下了马路，顶着大风，越过一些稻田和坟地，走了好长一段路，才见到前面有铁丝网，与4月23日下午她和青青给我送行李时所走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她正在疑惑中，有人说，“前头就是”。雪媛想：“这人大概是来探过监的。”果然，没走多远，就见前面有很多人又排了长队，还有人站在高高的地方喊：“排着队都到这儿来，把信封交上来！我点谁的名，谁就到我这边来-”雪媛带着青青也排着队走了过去。刚走到这个个头不高的人眼前，并交了信封，他就喊：“戴煌的家属也跟我来-”雪媛和青青跟他来到了一个地方，有人手里拿着本子在登记，然后给了雪媛一根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大竹签，上面大写着“壹人”的红字。雪媛吓得出了一身汗，心想：“这不是死囚犯背后插的那种牌子吗？难道这地方是要杀人的吗？”她想着想着不禁心窝哆嗦起来。
“竹牌儿不要丢了，丢了就进不了大门，就见不到自己家的人……”那登记发竹牌儿的人说。
雪媛这才宽了心，连忙说：“我是两个人。”“小孩不要牌子，只要跟着大人就行了。”那人说。
一会儿，到了一个大铁门，铁门的两边是石柱。进了大铁门，就是一个大广场。又有一个穿着便衣的人站在一个高处大声喊，每句话也都拖着长音：“大家跟我来——，不要乱-”到了广场的东边，只见已摆好一长溜两屉桌。两屉桌里外离桌三四米的地方，都有一个一个的便衣岗哨。他们让雪媛、青青和许多人挨着桌子的一边站好，把带来的东西全从包里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由附近的便衣一一检查。检查到雪媛的时候，问：“这布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一点儿炒面。”“带炒面来干什么？拿回去，这里什么都不缺！”“我第一次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下次来保证不带。这一次，就请原谅吧，我从大老远背来的，家住得离这儿很远……”雪媛说着说着要流泪。
这位检查人员看了看雪媛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又望了望那一小袋炒面，这才说：“下次不要再这样啦！”雪媛他们在桌子那儿站着，听到里边一些屋子后面有人声。雪媛以为那是另一路探监的人。不一会儿，有便衣人员押着单人行的一队人过来。她老远就看到我穿着破呢子衣服，也走在这个队伍中。她很想大声叫-“这边来，我在这儿”，但没敢喊出声。恰巧这时我也看到雪媛带着青青排在桌子长列接近中间的那一段。我想快点走过去，押着我们的队长不让，说了声“按次序”。所谓“按次序”，就是让队前的第一人站到桌子长列里边的第一个位置上，其余的人跟着往下排，排到我是第17个，正好和雪媛青青隔着桌子面对面。怪不得说要“按次序”，原来他们是按照家属队的次序来安排我们排列的次序的。
面对面地仔细一看，我才发现雪媛的大肚子没了，人也瘦了，脸色更青黄了，吃惊地问：“怎么？你早产了？”
雪媛这时正有满肚子话要向我倾吐又不知从何说起，就连忙说道：“是的，是个女孩。”“哪一天？”
“在你走后的第五天。名字也起好了，叫\’为伟\’，希望她将来有些出息。”雪媛边说边掏孩子的出生证给我看，被旁边的一位队长注意到了，急忙抢了过去，并问：“这是什么？”一看是张出生证，这才让我看了个仔细。
“苦了你了！我很对不起你，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你的身边。”“不能这么说。你这又是为了谁，我心里很清楚。望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别东想西想。我和孩子等着你平安回来！我一定会带好两个孩子，你放心！”“青青，”我对青青说：“你要听妈妈的话，帮妈妈带好小妹妹，还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青青点点头。
“接见时间到-”一位队长站在高处大声喊。我估计接见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雪媛、青青和其他家属恋恋不舍地离开桌子向后退，退了好多步转身往外走时还一步一回头地朝桌子这边看，总想多看几眼自己的亲人。
这时我们也按着来时的队形往里面走。我也几乎一步一回头地望着雪媛她们的身影。只见她背着那顶宽边大草帽，搀着青青一步一回头地望着我，好像是位下乡教书的女大学生拉着自己一个学生。我多么想跟她们一道回去啊……
四
6月15日接见后的一天上午，一个值班人员奉队长之命，把我带到刚进监狱时受到盘问检查登记的那间小平房。原来是一位稍稍有点胖的中年女同志在等我谈话。她自我介绍，是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法官。从她口中得知，我的前妻接到新华社的信后，到北京来了。她不愿意每月给青青寄来20元生活费，而宁肯把青青接走。但雪媛坚决不同意。“青青是离婚调解书规定给戴煌的。”雪媛对我的前妻说，“我现在是戴煌的妻子，也就是青青的母亲。现在戴煌虽然走了，但我还在。我日后就是讨饭，也一定会把青青和她的小妹妹拉扯大。让青青跟我在一起受点苦，这对她长大成人也有好处……”但是我的前妻，执意要把青青接走。她觉得与雪媛没法说得拢，就通过监狱所在地朝阳区法院的同志向我说一说。
“从法律上讲，青青是你和潘雪媛同志的孩子，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这位女法官对我说，“严格管教孩子，希望孩子德智体都有进步，这也谈不上\’虐待\’.但是你和潘雪媛同志目前的处境如此艰难，潘同志的收入又这么少，她自己又刚生了个孩子，她每月24元的工资显然维持不了三口之家的。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建议最好还是先把青青让她的生母带走，等你两年后出来时，再把青青接回来，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冷静地考虑了又考虑，觉得这位女法官的建议入情入理，遂说：“这个建议很好。”“那就请你给潘雪媛同志写张条子，让她把青青给她的生母先带走。这条子由我们转交给潘雪媛同志。”我当即掏出笔，给雪媛写了这样一张字条：雪媛：朝阳区法院的同志来找我了，我接受了她们的建议。在我们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先忍痛把青青让她的生母带走，两年后等我出狱时再把她接回来。我知道你舍不得让青青走，但这只是眼前的通融办法，望你想得开。
戴煌雪媛见了我的字条很不高兴，专门赶到监狱要求管教人员让她见我。她见了我劈头就问：“你怎么同意让青青跟她妈去呢？”“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说，“我也不愿意让青青跟她生母走。好在时间不长，只有两年。两年后等我回来时，我们再把青青接回来……”在我如此这般的劝慰下，雪媛最后勉勉强强地听从了我的意见。
“那也只能这样了！”她说，“但我要把青青领到照相馆合个影再让她走，还要保持通信联系。”“那当然更好。”我说。
五
56天的产假期满了。在整个产假期中，雪媛所吃的惟一营养品，只有她姨母家的大儿子送的六个鸡蛋。乳汁如稀汤薄水。早产的孩子-为伟-瘦得皮包骨，而且常闹病。
一天，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与行政处行政科房管组的那位同仁焦女士又登门了，仍然要雪媛搬家，但没有再厉声厉色。
“我们的领导为你着想，”焦女士说，“让你搬到石驸马大街28号的四合院去，那里也是新华社宿舍，你认为怎么样？”
雪媛一听喜出望外，组织不是死活不管地赶她走，而是给她安排了住处。她颇为感激地说：“只要不让我们娘儿俩住在大街上，给我们一间再小的屋子我们也高兴！”于是雪媛和孩子，搬到了石驸马大街女八中斜对面的属于新华社的一座小四合院内。这个院子坐南朝北四间房，住着两户人家；坐西朝东三间房，也住着两户人家；坐北朝南四间房，住着三户人家；坐东朝西两间房，北边的是水房和有些人家生炉子做饭的地方，南边是九平方米的房间。让雪媛母女住的就是这个太阳当西晒的小房间。没有床，雪媛就用砖头支撑起几块长木板，铺好被褥，感到很满足。
“做一个干净人，一个心安理得的人，比什么都强！”她想。
32 贫贱夫妻百事哀（Ⅱ）
一
1964年盛夏，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搬到安定门外原少管所的电网铁丝网大院。在7月15日的接见之后，劳教所的队长竟让我跟着潘雪媛回家看孩子，叫第二天下午回所，这是我和雪媛所没有料到的。在欣喜之余，我从家里回所时带了一些炒面，与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等人分而食之。这被“积极分子”悄悄地汇报给队长。队长说“这是搞\’拉拢\’，是违反劳教所所规的行为”，不但不准我再回家，连每月15日的接见，也只收下雪媛送来的鞋袜，而不让我和她见面，“以示惩戒”。雪媛只得非常失望地踽踽而归。
这样，我与雪媛相隔十个月才见了面，那是我突患急性胰腺炎的那一次，我躺在东城区沙滩附近公安医院的那间小平房里-雪媛接到了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告急电话，第二天上午就到医院来了。她来时，护士同志正在继续给我向外引流胆汁，鼻孔里插着黄色塑料软管，胳膊上还打着吊针。徐干事在门口对雪媛说：“只能来看看，不能说话。”我一见青黄枯瘦的雪媛就要坐起来，还有一股热泪要往外涌。护士同志连忙阻止了我：“你不能动，也不要说话。”但我仍然拉住了雪媛的一只手，千言万语并成了一句话：“为伟会走了吗？”
“会走了，”雪媛似乎也强忍着泪说，“也会叫\’妈妈\’了。我们都很好。你放心！安心养病，有了好身体，才会有一切……”大约过了十分钟，徐干事说：“可以了。时间长了，会增加戴煌的疲劳，不利于治疗。”雪媛听罢就立起身。但她不是转身向门外走，而是像第一次接见结束时那样，缓缓地后退着离开了病床。退到房门口，她又站在那儿向病床上的我凝望了大约半分钟才转身离开了房门，而且转过身时才抬起一只手背，好像在擦眼泪……
二
病房一见相隔四个月，我才又和雪媛见了面。那是1965年夏天，劳教所从安定门外搬到“良乡机械厂”，我正式参加劳动之后。9月15日，一些劳教人员与亲属接见时，劳教所的队长让我和一些家在城中的人回家探望，跟着进城拉东西的卡车进城，第二天下午回所。我高兴得了不得。
当天吃罢早饭，我们在“良乡机械厂”大门口，被管教队长按准予回家的名单一一查验了姓名，才让卡车出门。卡车上了公路开得相当快，而我仍嫌开得慢，因为自从与雪媛在公安医院短暂的会面之后，不知道她与孩子这几个月究竟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在西单下了车，我直奔西单南面不远处的石驸马大街东口，由这东口向西走了100来米，向南拐进一条半截胡同，胡同底就是28号。我跨进28号小院，院内邻居家的一位老太太一见是我，笑嘻嘻地忙说：“为伟她妈和为伟都在家。”我抬头一看，只见门帘和窗帘都拉着。我连忙大声喊：“雪媛，我回来了！”一推门，只见雪媛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地躺在木板床上，孩子也瞪着小眼平躺着，呼吸很缓弱。我赶忙抓起雪媛扬起的一只手，急切地问：“怎么啦？你和孩子怎么啦？”
雪媛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欣喜得淡淡地微笑着，眼里溢出了泪。
原来上个月为伟生了几场病，雪媛陆续请了十几天假。请假要扣工资，为伟打针吃药又花了一些钱，这些钱都是向工厂的同事临时借来的，所以上个月雪媛只领到十天的工资，再还去向同事们的借款，再交新华社的一元零八分钱的房租和水电费，只剩下一块六角二分钱了。靠这一块六角二分钱，母女俩苦度了半个月。为了让为伟每天还能喝饱棒子面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厂食堂光喝那不要钱的米汤或面汤。这期间，她每天早晚抱着孩子上班和下班，明明走在铺着水泥砖的坚硬的人行道上，也觉得好像高一脚低一脚踩在棉花包上，而且两眼常常闪火花，双腿好像有许多小蚂蚁在爬。
她明白，这是营养极度匮乏、身体极端虚弱的征兆。虽然她很要强，“我和孩子都要活得像个人样，决不让贫穷压垮，决不给戴煌丢脸”，但她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两天前就双腿打软，再也抱不动孩子走不动路了。而家里又空徒四壁，没有一粒粮，她只得带着孩子掩着门，放下门帘和窗帘，在家静静地躺着，以节省体中仅有的能量。院里的一位老太太心细，见她几顿饭都没动烟火，敲敲门问：“为伟她妈，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为伟病了，在家歇着。”雪媛在屋内应着。
“那为什么不做饭？”
“吃饼干，喝开水，省点事。”其实“喝开水”是真的，“饼干”却一片也没有。她始终没向院内任何邻居说一声已两天未进粮食。这是她从小在家过苦日子养成的一大秉性：再穷再苦，也不向别人讨要一分钱一粒粮！
我听罢雪媛的缓慢叙说，一腔苦泪夺眶而去。幸亏我及时回了家，又幸亏我参加了三个多月的劳动，身上带有扣除了伙食费的70多元劳动所得。我热切地安慰雪媛说：“不要紧，我们有钱了！”说罢，我端起家里的一个带着盖儿的黄色搪瓷大茶缸，疾步走向石驸马大街东口对面绒线胡同口的四川饭店小卖部，买了一碗馄饨和一碗担担面-因为我知道雪媛喜欢吃点辣，又疾步回家放在床前的小凳子上，拿了把调羹。
“快吃吧，趁热！”我说。
雪媛这才坐起身，显得很兴奋。她随之也扶着为伟坐了起来，娘儿俩一人一口地吃起来，吃得很香。我坐在床边看她们吃着，高兴得掉着泪，边掉泪边想：富兰克林所说的“两个口袋空空的人，他的腰板是不会直的”这条定律，只适用于那些得了“软骨病”的人，而对雪媛这样的人一丝也不适用的。因为这种人正如贝多芬所说，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我这次在家休息了一天半，给雪媛娘儿俩买了粮，打了油，也买了少许鸡蛋和鱼肉。雪媛经过这一天半的调养，气色略有好转，精神也好多了。她抱着为伟，乘2路无轨电车，把我送到永定门火车站。我将从那儿坐车到良乡窦店下车，再步行到数里之外的“良乡机械厂”戒备森严的大院。当列车启动时，在月台上的雪媛抱着为伟快步跟着列车向前走。叫为伟向探头窗外的我招手并教为伟喊：“爸爸，下次再回来！爸爸，下次再回来！”当列车加速后，我看到她仍然抱着孩子站在月台的最西头，向离得很远的列车凝望着，好像她的心也在跟着列车一道向前奔驰呼啸着……
三
这次探家，我虽然把所带的70多元钱全部交给了雪媛，使她由此可以大缓一口气，但毕竟杯水车薪，难以改观她的远非一朝一夕的困境。尽管如此，在快到1965年的中秋节时，她和1964年的中秋节前一样，给我苏北的老母寄去了十块钱，以尽从未见过她老人家一面的做儿媳的双重孝心：第一，中秋节是我母亲的生日，这十块钱可以让她老人家度过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佳节；第二，我被送进监狱之后，为了不增添她老人家的焦急和愁苦，一直对苏北全家老少隐瞒着，只说“到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主要由雪媛与老家保持通信联系。因此她一直尽其所能地保持着往常重大节日我给老家寄点钱的惯例，以表示我们这边都“平安无事”，“请全家放心”。而且，为了使全家老少更加放心，丝毫觉察不到我们这边发生了重大变故，她每次给我的老母或兄长去信，都请工厂里毛笔字写得好的老师傅代笔，每一个字都写得规规整整，多少封信都如出一辙。试问：天下能有多少这样的儿媳与弟媳？
1965年冬天，我被调到团河农场三余庄“右派”劳教队，每月在队里休息两天，回家休息两天；1966年6月初被解除了劳教，每两个星期都可以回家休息两天。每次回家，我都先在街上给孩子买六分钱一两造型各异的动物饼干半斤、桃酥或鸡蛋糕半斤，回到家再把自己所带的十几元钱全部交给雪媛。每一次，雪媛都为这不算太小的改善而高高兴兴。
但是不久，要命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四
雪媛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先从石驸马大街28号她所住的新华社那个小四合院开始。因为“党和国家喉舌”的新华社往往都是得“风气之先”的。而且这个小四合院，就住有包括我在内的两名“右派”和一名早把过去的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的“历史反革命”。
一天夜晚，都快睡觉了，新华社机关的一伙男女“造反派”到这个小院来“造反”。他们先喝令那个“历史反革命”站到院中央，说他的家里藏有小金人和地契，准备“反攻倒算”。他们一边狠斗这个“历史反革命”，一边向整个院子的人大声叫嚷：“这个院子里的所有地富反坏右都不准睡觉，每家每户都要严密搜查！如果自己有什么妄想变天的东西，最好自己主动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免得我们动手，罪加一等！”这时，雪媛在那小屋里亮着灯，开着门帘和窗帘，抱着为伟不敢睡。她极为担心：家里有我写的几千张都列有“罪犯”二字的卡片，是我积累的准备写小说的素材和构思，还有从抗日战争后我参加革命起直到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积累的大量写作资料。如果“造反派”从这些文字中鸡蛋里挑骨头，“那可是有口难辩的呀！”她想着想着不禁捏把汗。
“咔嚓-”一个大响雷，跟着就是一阵大风吹来了大雷雨。那些“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造反派”只得仓皇撤退了！他们撤退时，当然没有忘记甩下这样的话：“今儿个先告一段落，以后我们还要再来的！”说完，就都拨脚走了。
雪媛这才一块石头落下地。她急忙把那些“罪犯”卡片都在炉子里烧了，又把许多最珍贵的资料收拾到一个铁皮箱里，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然后才哄着为伟睡觉。
第二天大清早，对面女八中（后改称鲁迅中学）的初中班的一些“红卫兵”，又来到这个小院把着门口，说是要批斗地富反坏右，不让这些人出院子。雪媛明知自己不属于这“黑五类”之列，但毕竟与其中的“右”类有脱不清的关系，生怕这些孩子不懂事对她胡来一气，不准她离开院门去上班。而事先不打招呼就不到班，就算“旷工”。而“旷工”，可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恰巧，她看到院子里邻居家的一个男孩就在这群“红卫兵”中，而且还跨着一条腿拦着院门口。说不定这群孩子就是他召唤来的。而在“文化大革命”风起前，这个男孩和院子里的其他一些孩子，常常挤在我们家的那间小屋里，“请潘阿姨讲故事”，《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东郭先生》、《孔明借箭》等等，听得这些孩子都忘了吃饭。
“就凭这，这孩子也得让我出院子。”雪媛这么琢磨着。
于是她穿好工作服，挎好布袋，抱起为伟，到了院门口主动叫了一声这男孩的名字，并没话找话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啊？”这男孩一愣神，雪媛已迈出了院门。别的孩子忙问这男孩：“这是不是地富反坏右？”这男孩只得摇了摇头。雪媛这才脱了身，长吁了一口气。
可是，在劫难逃的潘雪媛躲得了小院子却躲不过工厂。在所谓“深入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时，雪媛所在的西城区二龙路喷漆厂，八杆子打不着地把她列为“工厂\’三家村\’”的第一名。在全厂平时开大会的最大一个车间的主席台墙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黄纸只写有一行字的大标语：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右派家属潘京荣：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潘雪媛明白，这大字标语是工厂出纳员写的。而在1963年秋天，当雪媛坚决与我成了家，工厂迫于新华社的压力，将要把潘雪媛从会计室赶下车间“监督劳动”的时候，正是潘雪媛把将要接替她的连算盘也打不好的这位出纳员等人，教会了打算盘和统计、出纳工作的技能，整整教了两个月。等她们初步学会了之后，雪媛才离开会计室下了车间。现在，这个徒弟“很革命”，要六亲不认了。然而雪媛生性很倔强，她很快回了这个徒弟一张大字报：×××同志：如果你是党员，是厂领导，你叫我“不乱说乱动”，我就不乱说乱动！
潘京荣这张大字报一出，工厂领导立即发动厂内的许多群众写出大字报围攻潘雪媛：潘京荣：你说过你爱人是冤枉的，这算什么话？
×××××
潘京荣：你说过，说到哪也不怕，他是他，你是你。
×××××潘京荣：你说你没有罪，你真没罪吗？
王大明看了这些大字报，潘雪媛觉得工厂领导很可笑，因为他们要发动对她的围攻，实在是很难发动的。王大明这个连阿拉伯字码也认不清的傻乎乎的人，也算做他们的一名群众了。平时快吃午饭时有人叫一声：“大明，看看墙上的电表还有多长时间到12点。”他慢慢吞吞地走了过去，说不清大针在11、小针在12究竟该算做几点几分，就擅着一个食指和一个小姆指回来说：“还差这一点点。”这样的人，居然也成了工厂领导眼中的“积极分子”，也叫他让别人代写了一张大字报。
不久，工厂就开始“揪黑帮”了。一位老师傅，一位丈夫在劳改农场的女工，都被揪成了“黑帮”，说他们反对厂长白某。
白某不怎么识字，说话一急就打磕巴。他在批斗这些“黑帮”的大会上说：“你们反……反……反对我，就是反……反……反对共……共……共产党！”他让一个地主的儿子用皮带扣猛打这位老师傅和那位女工，一打就是一个血印。
潘雪媛实在看不下去，会后不顾自身的安危，贴了一张大字报：白××厂长：党号召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什么在批斗人的时候叫人搞武斗？你还口口声声说你“代表党”，你代表的是哪门子党？我看，你只能代表你个人！
潘京荣白某一见这大字报，暴跳如雷：“这大……大……大右派家……家……家属，翻……翻……翻天了！”他要人揪斗潘雪媛，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号召”，因为潘雪媛出身贫苦，历史清白，她本人又不是“右派”，怎么“揪”？结果白某亲自出马，把潘雪媛也划入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和有些男女关系问题的“黑帮队”，每天早请罪、晚清罪，在工厂内小广场的烈日下翻滚汽油桶打锈。因为家里有孩子，才准许她每天晚上回家，否则就会和其他“黑帮”分子一样，夜晚也在厂里呆着。
五
至此，很多人好像一夜之间都变了，变成了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凶神恶煞。无数的男女大学生、中学生都以穿着草绿色的上衣为荣，腰间扎着随时可以解下打人的宽皮带，手里拿着“红宝书”，张口闭口“操他妈”。被“勒令”遣返回老家的“历史反革命”和“地主公”、“地主婆”们成群结队，身上贴着或挂着标明他们“罪恶身份”的纸条或牌子，有些“地主婆”还被迫穿着往昔穿过的花花绿绿的旗袍，头上被剃成“鸳鸯头”，地上拖着她们没法提得动的大包袱，身边走着押送他们的手执皮鞭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常常在某一条街或某一个胡同打死男男女女多少人，制造红色恐怖！
善良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幽默没有了，玩笑话也没有了。用一张旧报纸包了鞋，也能被揪出来批斗，因为报纸上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急着上茅房随手撕一张废报纸当手纸，也能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罪名是“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擦屁股”……
在这天下大乱、玉石难分的日子里，潘雪媛的心整天都提到嗓子眼。上班走在路上或身在工厂里，时时刻刻都担心被人揪斗，回到家里又时刻提防着有人来抄家。每日每夜，她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很紧。她的那根乌亮粗实的大辫子，也请院子里的一位老太太绞去了；家里珍藏的一幅齐白石的《海棠图》，也由她接受了院子里好心而无知的孩子的劝说烧掉了，说是“反四旧”，免得让外面来抄家的人乱扣罪名。
一天，她去文昌胡同的姨父姨母家看望老外婆，胡同口有一队“红卫兵”把守，不准进去。不一会，就有一辆拖着死人的卡车向外走，车上装着八个死人，其中有的还没有死，伸出车帮的手还在痉挛着。她连忙用手遮住为伟的眼睛，不让这恐怖景象刺激孩子的稚嫩心灵。
一天，西城区二龙路所有街道工厂的人员，都集中到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后面的35中学操场上开大会。开会前，雪媛所在的二龙路喷漆厂一位女同事的丈夫，还在主席台上忙着贴标语，摆麦克风，搬椅子凳子。等正式开会时，会议主持者一声喝令：“把xXX三反分子抓上来！”几个早就准备好的打手立即上前，抓的正是这位女同事的丈夫！他当即被扒光了上身，挨了一阵皮鞭，打得满身血痕。这时，雪媛和“黑帮”队的一些人，也都被身边的一些打手严密监视着。只要主席台上一声喝令，他们随时都有被抓上台去的危险。可是还好，直到散会，主席台上始终没有发出这样的喝令。尽管如此，精神高度紧张的雪媛觉得这一个多小时比一天还长。而且这样的大会接连不断，说不定哪个人只为了一句话、一件事，就被突然揪到台上去……
六
在这恐怖贫病交迫的岁月，为数寥寥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的堂侄戴倜和我的老战友苑春林-的关怀与探望，使我这位终日担惊受怕的妻子没齿难忘！
戴倜，我大伯父的长孙，只比我小两岁。我们从光屁股年代起，就整天在一起玩。抗日战争第二年的春天，日寇侵占了我们的苏北故乡，我们都逃往他乡，见面的时候就少了。1944年我参加了新四军后，则更天各一方，那时我才16岁，他14岁。后来他的父母因贫病交困相继去世，他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勤苦种地度日。全国解放后，他流落到苏南常州当船工，后又进了工厂做工。“文化大革命”中，常州的“保皇派”与“造反派”也发生了武斗，久久不能平息。他作为“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奉周总理的召唤，与“造反派”的一些头头一起，到北京开会调解。这时我们都已是快40岁的人，相隔20多年没见面了，但他并没有忘记我这个在十年前就被打成“右派”的叔叔。
一天开会之余，他特地走访新华社要见我。新华社传达室的人员十分警觉地问他：“戴煌是你什么人？”
“是我叔叔。”“他早被划为”右派“，后来又劳改去了！”“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那么我的婶母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戴倜生气了：“就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他和他的家属也总该有个去处吧？”
属于保卫系统的传达室的人，本来就自以为比一般人高三头，岂能忍受外来的平头百姓这样的责问？遂大声喝问：“你是什么人？！”戴倜也大声回答：“我是周总理叫来开会调解武斗的！！”一听这话，传达室的人感到莫测高深，态度软下来了，连忙说：“好，我们给你问问。”他关起小窗，拿起电话，向不知何处打起了电话。一会儿放下听筒，打开小窗，对戴倜说：“戴煌爱人的老外婆家，住在文昌胡同8号，你到那儿再打听去。”这样戴倜才找到了文昌胡同8号。老外婆一听说是我的侄儿来访，高兴得连忙给雪媛的工厂打电话。雪媛从未见过我们戴家老家的人，她立即向工厂请了假，抱着为伟赶了回来。戴倜一见到潘雪媛，尽管他比雪媛整整年长十岁，开口就是“六妈，我终于见到您了！”握住了雪媛的手。接着又抱起三岁的小为伟，连着声叫“妹妹”，尽管为伟比他自己的孩子还小几岁。接着他又解下身上的挂包，从包里拿出常州特产的一大包大芝麻烧饼和酥糖，并拿了一些塞到为伟手里：“妹妹快吃，快吃！”眼前的这种情景，激动得雪媛眼里噙着泪花。自从我被关进那高墙大院之后，三年了，除了老外婆之外，从未有人对她如此热切地关心过。“毕竟是我们戴家的人啊！”她想。
她把戴倜领到石驸马大街28号自己的那间小屋子，向戴倜诉说我被抓进监狱的经过。戴凋听得直掉泪，把小为伟搂得更紧。临别时，雪媛打开小铁箱，把几次上街想卖而一直没舍得卖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赠给我的一支金星钢笔，送给戴凋做个纪念：“收下吧，这样你会老记着你叔叔的……”苑春林，北京市政府汽车队的队长和党支部书记。抗美援朝时，他在我们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做司机，曾常常在风雪中。炮火下为我开车。朝鲜停战，他回到北京市政府车队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被打成“右派”又去北大荒劳动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见面了。
1967年初秋，我从清河农场请假回京照料多病的雪媛和孩子，到石驸马大街副食店去买酱油和盐，突然有人从背后拍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原来是苑春林！ 他没有因为我这个老战友成了“大右派”而躲避我，而是从后面老远老远的地方就认出了我的背影，并急忙地赶上前来。他拉着我的手，跟我回到我的家，坚决要拉我和雪媛带着为伟到他家去吃午饭，说是“老战友多年不见面了，聚会聚会”。
雪媛正发着烧，不能去。他就抱起为伟，拉着我去了西单背后一条胡同他的家，让他爱人给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饺子，又买了些猪头肉、叉烧肉和啤酒，美美地招待我们父女俩一顿。
临末了，他又提着满满的一军用饭盒的饺子，外加一布兜香蕉、苹果和奶糖，把我们父女俩一直送回家，把他手中的这些东西轻轻地放在卧病在床的雪媛面前。
雪媛连声说：“您太费心了，太谢谢了！”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些饺子、水果、奶糖，远胜于山珍海味的礼品，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情意。
“真是雪中送炭啊！”在苑春林同志告辞后，雪媛对我感叹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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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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