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考之中国近现代报业史，“时评中兴”必定与社会政治改良互为因果。19世纪末，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严复在天津主编的《国闻报》，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的《湘报》等20多家报刊，都是以刊登时评和杂文为主，利用言论空间鼓吹“变法”，推动了“百日维新”。20世纪上半叶，更有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一大批报刊，“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储安平语），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去实践“言论报国”。
在“言论报国”的壮烈故事中，有一张报纸创造了“230个字推翻清政府”的奇迹。清末的办报环境比现在好多了，1908年订立的《大清报律》允许民众办报。统治者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朝廷对于报纸的控制和管理手段很多，包括限制出版，防范于未然，禁令如毛，动辄以言入罪，迫害报人。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1911年的清朝政府摇摇欲坠，这时偏偏有些人不怕乱子大，要担当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群人就是以《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为代表的报人。
《大江报》是武汉地区颇有影响的革命派报刊，是文学社的机关报，文学社的社员都是新军的下级军官和社会各界的革命中坚。1911年7月17日，同盟会会员黄侃从北京回到湖北，詹大悲在报社为其设宴接风。席间，詹大悲针对当时一些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请黄侃为《大江报》写一篇时评，黄侃乘醉一挥而就，题目是《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全文只有230个字：“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形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篇短文，情绪从沉痛悲愤转而慷慨激昂，行文跌宕起伏，一气呵成，读来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次日，此文署名“奇谈”见报，震撼江城，清廷惶惧，很快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并将詹大悲及该报副主笔何海鸣逮捕入狱。由于詹大悲在狱中坚持说时评系自己所作，黄侃故得以脱险。这一著名时评，大大激发和鼓舞了革命新军及各地人民群众的士气和义愤，对于大清的统治是狠狠的一击，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当时的报人称赞说，“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梁启超说：“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从他的这段话看，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
继承报业先贤的论政传统，一直是有理想、有担当的新闻人的追求。1997年鄢烈山在《南方周末》主持《时事纵横》版，1999年李方在《中国青年报》主持《青年话题》版，都曾经在报纸评论中领风气之先。到本世纪初，以《南方都市报》首辟时事评论版、而且每天两个版的规模为发端，国内媒体竞相设立时评版，一时引爆第三次“时评热”。
目前，在严格的媒体管制下，大陆媒体的时评还停留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和以古非今的阶段，谁也不敢直接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即使你说了，编辑也会给你砍掉；即使编辑保留了，到了主任和主编那里也留不下。我曾给《中国青年报》投过七篇时评，只发表了一篇，我问编辑是不是我写的还不到位，他告诉我：“不是你写得不好，是因为你写的太深了，对于个案不要直接深入到政治体制，而是要尽可能还原和关注事实真相，要有建设性意见，不要先入为主地加入情绪和立场，这样容易撕裂社会情绪……”。时评写作的深浅很难把握，就像一个风流贪官在纪委接受调查时的表白一样：我刚插进去，一想到在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毅然拔了出来。党性能战胜人性？我在写时评时，既然插进去了，就什么也想不到了，是绝对不会拔出来的。尽管时评难写，但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辛勤耕耘，“插进去”的稿子被报纸编辑“拔出来”后，他们再插进自己的博客和论坛中，得到无数的转播。
与“时评热”相比，“杂文热”一直没有出现。我说的杂文，是指“纯杂文”，就是像鲁迅和韩寒写的那种杂文，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目前，刊登这种杂文的大陆媒体很少。以杂文命名的报刊只有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杂文报》与《杂文月刊》，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杂文选刊》。杂文属于文学类，但我国的文学杂志是宣传“做鬼也幸福”的，其杂文栏目只刊登游山玩水和游龙戏凤的随笔。我国的报纸基本取消了副刊，只有《三晋都市报》副刊、《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深圳特区报》等几家报纸还在刊登不痛不痒的杂文。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杂文。好的杂文，被誉为“匕首”或“投枪”，可以起到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作用。杂文很有市场，为什么韩寒的博客成为“中国第一博”？就因为他的博文是杂文体裁，很有“鲁迅味道”，胜过他自己的小说。对于这样的“笼子空间”，市场化媒体应该充分利用。如果杂文出了“导向问题”，媒体领导完全可以用“杂文是文学”来作为谢罪理由，何乐而不为呢。我预测，中国的杂文将迎来一个繁荣时期，其根据是，一个国家要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需要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它走了很多弯路、回头路，有桥不走，摸着石头过河，历经苦难、浩劫和悲剧重演；第二，至少要经过两代人的创作才能产生优秀作品，如果时间太短，人们来不及醒悟和深刻反思荒谬；第三，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已经看到黎明，因为身在黑暗之中，人的政治幽默感被压制，只有在刚走出黑暗之时才会爆发。第四，这个国家的政府害怕言论自由并想方设法地限制言论自由。因为如果人们对现行的政治体制、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并有独立司法和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人们的不满和抗议就会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表达，而用不着以政治幽默的方式表达。在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媒体可以使用的言说空间，远大于已经使用的言说空间。
考之中国近现代报业史，“时评中兴”必定与社会政治改良互为因果。19世纪末，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严复在天津主编的《国闻报》，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的《湘报》等20多家报刊，都是以刊登时评和杂文为主，利用言论空间鼓吹“变法”，推动了“百日维新”。20世纪上半叶，更有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一大批报刊，“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储安平语），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去实践“言论报国”。
在“言论报国”的壮烈故事中，有一张报纸创造了“230个字推翻清政府”的奇迹。清末的办报环境比现在好多了，1908年订立的《大清报律》允许民众办报。统治者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朝廷对于报纸的控制和管理手段很多，包括限制出版，防范于未然，禁令如毛，动辄以言入罪，迫害报人。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1911年的清朝政府摇摇欲坠，这时偏偏有些人不怕乱子大，要担当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群人就是以《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为代表的报人。
《大江报》是武汉地区颇有影响的革命派报刊，是文学社的机关报，文学社的社员都是新军的下级军官和社会各界的革命中坚。1911年7月17日，同盟会会员黄侃从北京回到湖北，詹大悲在报社为其设宴接风。席间，詹大悲针对当时一些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请黄侃为《大江报》写一篇时评，黄侃乘醉一挥而就，题目是《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全文只有230个字：“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形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篇短文，情绪从沉痛悲愤转而慷慨激昂，行文跌宕起伏，一气呵成，读来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次日，此文署名“奇谈”见报，震撼江城，清廷惶惧，很快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并将詹大悲及该报副主笔何海鸣逮捕入狱。由于詹大悲在狱中坚持说时评系自己所作，黄侃故得以脱险。这一著名时评，大大激发和鼓舞了革命新军及各地人民群众的士气和义愤，对于大清的统治是狠狠的一击，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当时的报人称赞说，“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梁启超说：“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从他的这段话看，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
继承报业先贤的论政传统，一直是有理想、有担当的新闻人的追求。1997年鄢烈山在《南方周末》主持《时事纵横》版，1999年李方在《中国青年报》主持《青年话题》版，都曾经在报纸评论中领风气之先。到本世纪初，以《南方都市报》首辟时事评论版、而且每天两个版的规模为发端，国内媒体竞相设立时评版，一时引爆第三次“时评热”。
目前，在严格的媒体管制下，大陆媒体的时评还停留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和以古非今的阶段，谁也不敢直接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即使你说了，编辑也会给你砍掉；即使编辑保留了，到了主任和主编那里也留不下。我曾给《中国青年报》投过七篇时评，只发表了一篇，我问编辑是不是我写的还不到位，他告诉我：“不是你写得不好，是因为你写的太深了，对于个案不要直接深入到政治体制，而是要尽可能还原和关注事实真相，要有建设性意见，不要先入为主地加入情绪和立场，这样容易撕裂社会情绪……”。时评写作的深浅很难把握，就像一个风流贪官在纪委接受调查时的表白一样：我刚插进去，一想到在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毅然拔了出来。党性能战胜人性？我在写时评时，既然插进去了，就什么也想不到了，是绝对不会拔出来的。尽管时评难写，但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辛勤耕耘，“插进去”的稿子被报纸编辑“拔出来”后，他们再插进自己的博客和论坛中，得到无数的转播。
与“时评热”相比，“杂文热”一直没有出现。我说的杂文，是指“纯杂文”，就是像鲁迅和韩寒写的那种杂文，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目前，刊登这种杂文的大陆媒体很少。以杂文命名的报刊只有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杂文报》与《杂文月刊》，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杂文选刊》。杂文属于文学类，但我国的文学杂志是宣传“做鬼也幸福”的，其杂文栏目只刊登游山玩水和游龙戏凤的随笔。我国的报纸基本取消了副刊，只有《三晋都市报》副刊、《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深圳特区报》等几家报纸还在刊登不痛不痒的杂文。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杂文。好的杂文，被誉为“匕首”或“投枪”，可以起到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作用。杂文很有市场，为什么韩寒的博客成为“中国第一博”？就因为他的博文是杂文体裁，很有“鲁迅味道”，胜过他自己的小说。对于这样的“笼子空间”，市场化媒体应该充分利用。如果杂文出了“导向问题”，媒体领导完全可以用“杂文是文学”来作为谢罪理由，何乐而不为呢。我预测，中国的杂文将迎来一个繁荣时期，其根据是，一个国家要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需要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它走了很多弯路、回头路，有桥不走，摸着石头过河，历经苦难、浩劫和悲剧重演；第二，至少要经过两代人的创作才能产生优秀作品，如果时间太短，人们来不及醒悟和深刻反思荒谬；第三，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已经看到黎明，因为身在黑暗之中，人的政治幽默感被压制，只有在刚走出黑暗之时才会爆发。第四，这个国家的政府害怕言论自由并想方设法地限制言论自由。因为如果人们对现行的政治体制、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并有独立司法和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人们的不满和抗议就会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表达，而用不着以政治幽默的方式表达。在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媒体可以使用的言说空间，远大于已经使用的言说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