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反对派的存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已经多年。在此文开篇我们必须先明确这样一个逻辑：只有不允许政治反对，或曰视政治反对为非法的国家，才可能存在反对派。如果一个社会允许其社会成员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为这些政治主张的实现提供合法平台，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反对派”。反对派的存在意味着这个社会是不文明的，却也同时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试图寻找文明。这是一个特殊的族群，某种意义上那些被称为“反对派”的人们，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因为将反对派们联结起来的，无外乎其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利益所求和利益所在及相互体恤的情感。但是，如果将反对派仅仅视为一股政治力量，却又失于偏颇或狭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族群，他们对社会的构建模式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建设性主张，在政治理念、宗教主张、文化倾向等诸多方面都与统治阶层格格不入，却又的大多数时候，不得不按照统治阶层为其治下民众设定的种种限制来规划自己的个人生活，甚至族群生活。这是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独特产物，他们以反对的面目出现，却又与现实的统治者并存于世，相互影响，甚至存在于统治阶层内部，或者存在于与这个社会毫不相干的其它社会之中。
观察世界各国反对派的历史，我们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总结。人类历史上那些可以被称为“反对派”的族群，无论其持有何种主张，其所反对的政权当局又持何种主张，其身处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形式与内容如何，其反对的政权当局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们，而其内在皆存在大同小异的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简而言之便是：政治反对运动的进程，同时也是反对派自我成长或曰自我演进的过程，这个进程同社会文明进程存在着表面上的同步，而究竟是反对派的成长导致着社会文明的前进，或是社会文明的前进催促着反对派的成长，抑或相互纠葛，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
反对派的演进，基本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在诞生之初，我们可以称其为萌芽阶段。这个阶段里，“反对派”一词仅仅意味着社会中一些独特个体的自我觉醒，一个反对派人士需要以社会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并存在，他的一举一动皆表现得与其生存环境格格不入。他所持有的理念仅仅可以视为他自己一个人的理念，他所做出的反对举动亦仅仅属于一种个体的反抗行为。他似乎代表不了任何人。
（此处所言之“代表”，非指法律意义上的“代表”，而是归纳意义上的“代表”。前者需要授权而后者不需要。譬如三个人持有同样的观点，前者适用的范畴是：当三人需要向公众表明自己观点时，其余两人授权其中一个代为表述，则一人表述其观点，等同于在表述三人的共同观点；当其余两人未有授权时，则一人表述之观点仅为其个人观点，而与另外两人无关，尽管三人观点相同，但任何一人皆无权在没有得到其他二人授权的情况下以共同观点的名义发言。然而在归纳意义上的“代表”一词，却要简单得多，如果外人想要了解三人的观点，只需考察其中一人即可。譬如人们可以通过考察莫奈、雷诺阿等人的作品，进而了解印象派绘画的概貌，由是莫奈、雷诺阿等人被称为印象派绘画之“代表”）
显然，在萌芽期，所谓的“反对派”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派别”。但这些以一人挑战全社会的叛逆者们，会以极大的热情和渴望，在社会上寻找同类，他们对认同的需求何其强烈，哪怕远在千里之外素昧平生，强大的相互吸引也会迟早将双方联结在一起，这种联结关系之紧密，有时甚至胜过手足骨肉之间。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再孤独，不再是一个个简单的个体，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在从一些简单个体结成一个群体之后，这个群体内部必然要不断地发生许多预料之中或者预料之外的事。这些事有一些带有积极含义，而另一些却是破坏性的。这个群体中一人遭受迫害，其他人会为之奔走呼吁，或捐款互助，这是结成群体之后一个巨大的积极意义。但结成群体之后，亦将面临诸如理念分歧、道德分布不均、个性冲突、利益等等诸多原因引发的种种纷争。
我们假设一下，假如有一个人，他拥有足够长久的政治异见履历，并因此屡遭迫害，他自己亦毫不掩饰地以一名反对派人士自居，因此，我们可以暂时称他为一名“资深的”的反对派人士。但是，这名资深的反对派人士，不知从何时起，开始热衷于批评同道，他总是在指责其他人做得不对、不好，或者道德低下、不负责任，诸如此类，以贬低同道作为抬高自己的手段。如果放任他不管，那么每当他人试图有所作为时，他便以一个拆台者的姿态出现；假如想要和他争辩，他会更加得意忘形，事态将变得越发难以收拾，令整个群体蒙受更大的损失。这种人存在于大多数群体中，专制力量或黑恶势力对待自身内部类似人等的手段，就是消灭他，让他肉体上消失，或者利用内部倾轧手段让他屈服闭嘴。而追求文明的群体却不能如此，他们会用文明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样的问题非常棘手。
是否具备解决群体自身内部问题的能力，是反对派从萌芽阶段演化到成长期的标志。只要这个群体一天没有具备此能力，那么这个群体一天就仍旧是幼稚的。一个群体缺乏内在的自我约束能力，缺乏自我协调的规则或惯例，那么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将他们视为敌对势力的统治者各个击破。就象一个幼崽非常容易被猛兽吃掉一样。当那些经历千锤百炼艰难成长起来的骨干们遭到重创之后，新生力量又必须重复他们的成长过程，然后再遭重创，这个群体会幼稚地一代代不停地重复着前人的错误，难以成长。
但是一旦他们形成了内部规则，状况将骤然改变。成长中的反对派将从内部纷争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他们将面临一个更艰巨的问题和挑战：他们将面对自己的人民。（此处请不喜欢“人民”一词的诸君们谅解，并暂时忍受这一词汇。无论我们的喜好如何，“人民/people”是现实存在的，不会因我们拒绝使用这一词汇而消失。并且伟大如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安德烈.萨哈罗夫、瓦茨拉夫.哈维尔，亦从不排斥使用这一词汇。）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反对派与人民之间关系这一问题。第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如是认为：反对派就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是人民意愿的最前沿的表现，身上肩负着这个社会最广大的诉求并从不离弃自己之所出身。但是，反对派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与社会主流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足以催生出另一些视角，即我们可以暂时将反对派这一族群视为一个独立于社会存在的群体看待，这种独立仅仅意味着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独立。因此，第二个角度，当反对派族群不再受困于内部纠纷，他们势必将精力转向为人民利益而努力的事务中来，同时试图以此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上一个角度是将反对派作为主体而人民作为客体，与之相对的角度，如果将人民作为主体而反对派作为客体，那么，第三个角度自然诞生：当人民对现实统治阶层失望，意识到统治阶层无法满足自己的诉求时，便会寻找新的诉求对象。在反对派群体受困于自己的内部纠纷时，人民不会信任他们，因为绝大部分正常人都不愿相信一群整日自己争执不休的人们，能够担负起他人之所托；而在反对派内部形成自律机制后，人民——至少那些对统治阶层失望的那一部分——就会自然而然想要寻找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或者简而言之，如果我们暂时将反对派看作独立于人民之外的话，在这种意义上，反对派与人民之间相互需要。一方面当反对派解除内部羁绊之后，自然要寻求人民的支持；人民也一直在寻找一个不同于执政当局的新力量，为自己的利益代言，当人民看到反对派有能力担负起此寄托时，便会自然倾向于他们，其评估标准便是看他们是否已经具备处理自身事务的能力。
因此，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当反对派进入自身成长演进的第二阶段——成长期——之后，他们的任务便从寻找同类并建立自律规则变成了如何扮演人民利益代言人这一角色。任务转变的基础，在于反对派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已不再简单依赖一批中坚活跃份子们的才智和努力，而是依赖一个成功的内部规则或优秀传统，这个按照规则或惯例来运转族群，自身已经能够抵抗来自统治当局的任何打击，一批人被捕之后，其余人或者新加入的人将按照既定的规则或传统继续努力，不必再担忧人才断档，力不从心。显然，人民利益代言人这一任务更加艰巨，他们将面临更多的考验和更大的挫折，并激发出更大的才智力量。直到有朝一日他们成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届时反对派的成长也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壮大期。
壮大期的反对派，已经不再是少数具有社会责任感、坚毅品质、高尚道德的人才可以担当的艰难负担，各色人等都可以持久地为其服务并发挥自己的才干。它已经可以被称为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此时社会变革之势已不可逆转（此处“社会变革”一词指社会构建模式的实质性变革而非指政权更迭，在很多时候，政权更迭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也并不完全需要仰仗政权更迭），人民已经基本认可了他们，而对统治当局熟视无睹，就如同一九八零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
但是，他们还有最后一项任务需要面对，那就是，成为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代表。
我们必须先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外交，究竟是谁的外交？在一个非文明而又掌握现代技术，从事现代生产的国家，尽管统治阶层在努力致力于外交，但这些外交行为仅仅是为了寻求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非一种国家行为。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外交，真正的动因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需要外交，人民需要在这个星球上的同类中寻找朋友和谋求利益，因此才会产生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行为。在很多时候，外交的职责由这个国家的政府来完成，但当政府不再为人民所信任，人民会把在国际事务中为自己谋利愿望寄托在新的力量身上。当反对派赢得人民信任之后，他们需要在国际事务去为自己的人民代言。这是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因为外交所需要独特的才干，它所遵循的规律与他们过去所积累的国内事务经验迥异。
我们假想一下，当一名政治反对派人士，譬如某位来自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接见。这时候，奥巴马和他的同事们会透过这个陌生的中国人，来评估中国反对派乃至整个中国国内人心的状况。奥巴马和任何一位美方官员都不是傻子，他们拥有足够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如果奥巴马仅仅看到了对面坐着是一位异国的反对派人士，哪怕这个人曾经经历过无数荣耀和磨难，那么此次会面对美方来说仅仅是一种礼仪和对中国国内反对派形式上的支持，无论中国方面对此心存多大的希望，美方也不会将这种接触当一回事，只不过是走一次试探性的过场而已；假如奥巴马看到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来自中国的反对派代表，他在美国总统面前努力展现着整个中国反对派的优秀传统并试图为整个反对派谋求利益，那么美方会认为这次会面是美国政府在同中国的某个特殊群体之间建立联系，就如同美国政府和一个来自中国的宗教团体、企业、学生代表接触类似，美方会试图在这种接触中寻求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同时他们亦明白这其中可以作为的，非常有限；假如美方从这个人身上感受到了来自中国人民的强烈诉求，这位反对派人士身后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那么，这次接见就具备了外交性质，它已经完全超出了美国政府和中国反对派的范畴，双方都会试图在这种接触中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这将是一次中美两国两个国家之间接触，这是真正的外交。
只有能够胜任上述范例中所提到的外交职责，一个反对派群体才能称得上进入了成熟期，就如同前些日子在北非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它并不是一个政府，但是它代表着利比亚人民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并为利比亚人民履行着外交职责。又譬如一九九零年代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那些年头里，他们才是南非人民真正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利益代言人，而南非白人政府，则被国际社会淘汰。
当政治反对派完全成熟之时，距离社会向文明变革的关键性转变时刻已经非常之近。届时，明智的统治者会谋求与反对派之间的和解，但并非所有的统治者都是明智的，那些死抱权力不肯撒手的统治者们将被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彻底唾弃，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
我们总结了一个国家中政治反对派的演进，即：萌芽-成长-壮大-成熟，这个逐渐成长的历程，在理论上，这四个阶段越往后，演进的速度越快。而此文最后，我们仍试图对当今中国的反对派稍事评估：在其成长演进中，究竟处于何种阶段？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反对派，仍旧处在从萌芽状态寻找同类并试图建立内部规则的阶段。诚然，笔者这种观点未必准确，亦欢迎不同观点的讨论。但从目前中国反对派内部的关系，及在中国，很多（有可能超过半数甚至三分之二）的反对派人士仍旧不敢以这个国家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为己任，更不敢以此为自己人生之根基这一状况来看，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确实仍旧处于萌芽状态。对他们，或曰“我们”（因为笔者自己同样也以反对派人士自居）而言，当前的任务，是找到一个有效的自律规则，或形成一个能促进自律的惯例。这一任务已经持续了三十余年，今日依旧。强行制定一个规则要求人们来接受它，那既没有现实的可能性，亦不符合文明之价值理念。在笔者智力范畴之内，唯一可以想到的，就是扩大自己的胸怀，形成广泛的相互认可。相互之间的认可，是形成规则或惯例的基石。要认可那些自己喜欢的人并不难，但要认可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人，却需要超乎常人的胸襟气度。因为只有自己去认可他人，才有可能得到他人的认可，最终相互之间的认可才有可能达成，当这种相互认可的范围和深刻程度达到某种水准时，我们的内部规律亦会在无声之中被建立。
愿吾国拥有一个文明而幸福的未来，而吾人所需努力之所在，俱吾人义不容辞之责任。先人虽逝，英灵犹在；国运沦落，河山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