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汶川大地震中究竟有多少师生死难？
汶川大地震中究竟倒塌了多少校舍？究竟死亡了多少师生？这个数字从地震发生后就一直是个机密，直至一年后的2009年5月7日，在舆论的追问下，四川官方才公布，地震中四川省遇难和失踪的学生共计5335名。但是，这一数字遭到民间人士的广泛质疑。众所周知，有一些民间独立调查人士对汶川大地震展开调查的时候，遭到当局的逮捕，黄琦和谭作人等为此长期坐牢。有其他民间人士不完全统计，5.12地震中遭受损失的校舍和死难的师生远超中共官方统计的数字，大略如下：
北川县北川中学两栋五层教学楼垮塌，1700多名师生死亡和失踪
北川县任家坪镇北川一中1000多名师生死亡和失踪
北川县曲山小学校舍全部倒塌，600多师生，仅10余人生还
北川县曲山幼儿园楼房倒塌，600多孩子无人逃生
北川县茅坝中学除20余名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幸免于难外，其余近500名学生被集体掩埋
北川县北川中心小学校舍被掩埋，700多人几乎无人逃脱
北川县擂鼓小学校舍受损严重，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北川县平安希望小学小学几乎被夷为平地。师生伤亡情况不详。
汶川县映秀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全部坍塌，师生500多人中幸存不足百人
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楼房下陷被埋 400多名学生被埋
汶川县映秀镇映秀幼儿园所有楼房全部坍塌，80多人只有3个孩子幸免
汶川县映秀镇漩口幼儿园楼房大部坍塌，300余娃娃被埋救出不足一半
什邡市蓥华镇仁和村小学几十间校舍全部坍塌，117名学生只有少数逃生
什邡市莹华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全部垮塌，400学生被埋救出不到100
什邡市莹华镇中心中学整座教学楼坍塌，300多学生仅16获救
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小学部3层教学楼震后已是一片废墟，中学部教学楼坍塌，500多名师生被埋，幸存只有几十人
什邡市洛水镇洛水中学，两栋五层教学楼垮塌，400名师生仅5名生还
什邡市洛水镇洛城小学校舍，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什邡市洛水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坍塌，230名小学生和20名老师遇难
什邡市龙居镇龙居小学教学楼坍塌有200人被埋，解救出来3人
什邡市师古小学（原师古镇云西中心小学）所有校舍建筑严重坍塌，师生伤亡10多人
什邡市湔底中学教学楼垮塌，70余名学生、1位老师遇难
什邡市金花乡中小学的楼层几乎是全部倒塌，师生伤亡人数不详
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教学楼坍塌，五百多名师生被埋，只有四五十人获救
都江堰新建小学教学楼坍塌，300多名小学生死亡
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震塌，500多名师生死亡
都江堰蒲阳中学教学楼部分倒塌，学生死亡2人，重伤4人
都江堰工商职院，楼房及所有围墙倒塌，死亡学生16人
都江堰向峨小学校舍垮塌，六十人余死伤
都江堰水利职院，一座教师宿舍倒塌，13名教职工及子女罹难
德阳市旌阳区孝泉中学3层教学楼化为废墟，几十人死亡
德阳市欢欢幼儿园楼层全部倒塌，师生伤亡人数不详
德阳市九龙中学教学楼坍塌，400多名师生死亡或失踪
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校舍受损严重，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德阳市九龙镇小学教学楼坍塌，200多名师生被埋，几十人获救
德阳市八角镇小学教学楼倒塌，死亡47人，失踪50人
青川县木鱼镇木鱼中学三层学生宿舍全部坍塌，300多名学生死亡或失踪
青川县青川初中校宿舍坍塌，70多名学生遇难
青川县姚渡镇平原小学校舍完全垮塌，90多名学生被埋
青川县凉水学校校舍垮塌，死亡4名学生，失踪1人
绵竹市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子弟中学校舍受损严重，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绵竹市汉旺镇武都小学、幼儿园2座教学楼成废墟，700多师生被埋，死亡过半
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教学楼倒塌，近400名师生遇难
绵竹市汉旺镇东汽技校教学楼倒塌，30人被埋
绵竹市富新镇富新二小校舍坍塌，死亡学生126人
绵竹市五福镇小学校舍坍塌，近300名小学生死亡
绵竹市广智学校校舍坍塌，200多名学生死亡
绵竹市遵道学校校舍坍塌，200多名学生死亡
绵竹市还有九龙中学教学楼垮塌，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绵竹市遵道幼儿园跨塌，86名幼儿和5名老师被掩埋，23人获救
绵竹市欢欢幼儿园校舍整体跨塌，50多名儿童和3名老师遇难（其中有用后背挡住垮塌水泥板而怀里护救了一名幼儿的瞿万容老师）
绵竹市清平乡学校校舍坍塌，50多名学生死亡
绵竹市广济学校校舍坍塌，18名学生和1名老师死亡
绵竹市广济镇第二小学教学楼坍塌，死76小学和幼儿园学生
绵阳市平武县南坝小学校舍完全垮塌，350多人死亡或失踪
绵阳市南坝中学校门垮塌，3名学生和2名教师死亡
绵阳市平武县平通中学初中校舍全部坍塌、公寓楼下陷，100多名学生和6名老师遇难
绵阳市平武县平通镇中心小学校舍楼垮塌，死亡200多人
绵阳高中教学楼倒塌，1000多名师生大半被埋，死亡700余人
绵阳市高新区双碑小学楼房倒塌，6名小学生死亡
绵阳市游仙区魏城中学楼房倒塌，100多名师生遇难
绵阳安县中小学校舍基本被夷为平地，师生伤亡数字不详。
彭州市通济中学教学楼部分倒塌，1学生死亡10余师生受伤
彭州市南城小学教学楼一角塌掉，当场砸死学生多名
彭州市龙门山小学未存留一间完好教室，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彭州市小渔洞乡中心小学未存留一间完好教室，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重庆梁平县文化镇中心小学校舍垮塌，5名学生死亡，19名师生失踪
重庆市梁平县礼让镇中心小学一幢5层教学楼严重损毁，22名学生受伤
崇州市怀远镇中学教学楼在40秒内垮塌，有3名学生和一名老师死亡
广元市下寺小学教学楼出现裂缝，1名学生因围墙倒塌死亡
通江县永安坝小学教学楼大面积垮塌，2名学生和1名教师死亡
江油市175所学校（其中村小94所）建筑物80%受损，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阿坝州学校受损及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陕西省汉中1120所学校受损严重，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甘肃省247所学校受损，其中陇南的文县全县392所中小学全部受损，受损校舍5543间，师生伤亡人数不祥
…………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大地震发生时和发生后的部分场景：“真是很惨啊，几百个娃娃说没就没了……”在什邡市洛水镇，一提起两所小学的遇难学生，该镇联合村一位周姓村民眼泪都出来。
2008年5月12日 中午发生的地震给洛城小学带来了灭顶之灾。该校几排教室瞬间倒塌，正在上课的数百学生和20名老师被掩埋在废墟里。由于房屋倒塌严重，该校仅几名学生幸免于难。据当地村民讲，该小学数百名学生和20名老师已在这次地震中遇难。据当地村民回忆，遇难的学生和老师的尸体被挖掘出来后，在教学楼前面的操场上摆了一排又一排，整个场地只听见孩子家长的痛哭声，场景让人痛心。“至少有400名遇难学生的尸体无人认领，这些学生都是镇上小学的遇难孩子。”村民周先生说，这些孩子将永远长眠在山腰上。
2008年5月12日 入夜十二点，绵竹市汉旺镇东汽小学的塑胶操场上，摆放着100多具尸体，上面的身份栏上分别标著者“初中生”、“高中生”字样。13日凌晨，一支救援队赶到这里，立即投入抢救的战斗。这支中国最优秀、装备最优良的地震救援队，这时却只能用最原始的双手在学校的废墟上刨挖，结果只救出两名学生。“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一位救援队员愤怒地说，“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这是一座建于1994年的建筑，后来者在其基础上拼接楼房，地震来袭，周遭楼房安然无事，而独独它轰然倒塌，十七个班的学生被埋其下。
在埋葬了500多名师生的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震塌现场，进行救援的国家地震局救援队指挥员气愤地说，从现场情况判断，这是一项典型的豆腐渣工程，偷工减料，否则死亡不会如此严重。他接连举了三个理由：一、聚源镇并不是震中，而且破坏是由余震造成的，按道理来说破坏不应这么严重，况且倒塌校舍周围的建筑物并没有倒塌，可见倒塌的校舍存在严重的施工质量问题。二、从倒塌的瓦砾可见，石屎中的钢筋不合标准，“这么细，根本不是钢筋，是铁丝”，明显是偷工减料。三、这座倒塌的校舍乃是由几个建筑物拼起来，在结构上早已出现问题。
091、5.12大地震中的死难师生因何而死？
1995年1月17日，日本神户地区发生了里氏7.2级强烈地震。拥有近200万人口的神户市，在20秒地震后遭受灭顶之灾，无数幢房屋倒塌，火灾四起，死亡人数达5300多人。但是，在神户地震中能够经受剧烈震动而傲然屹立的建筑却是学校的一座座教学楼，地震后神户临时的避难所也大多是学校。2007 年7月16 日，日本新泻县西南发生6.8级地震，地震造成灾区的公路和桥梁严重变形，沿着海岸线的地面上出现了一条近 一米 的长裂缝，整个海岸则向西北方向移动了16厘米，上千栋建筑坍塌毁坏。在地震中能够经受剧烈震动而傲然屹立的建筑又是学校的一座座教学楼！
人们在电视新闻中可以得知，发生地震后，世界各国的政府通常会把学校等公共场所当做临时避难场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的生命、健康和校舍的建筑质量是民主政府必须在意的，它不在意人民就拒绝把选票给他们。但是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校舍损毁数量是政府建筑损毁数量的四倍，而且校舍多为倒塌，政府建筑损毁程度远较校舍和民居为轻。为此，社会舆论对震区建筑质量问题提出质疑的同时，也在追问制度的问题，但是对于被质疑的“豆腐渣工程”，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大地震中校舍倒塌属于不可避免的天灾。
有建筑专家指出，这次四川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也许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的，如果使用已有的建筑设计标准或加装防震结构，可能会大大地减少死亡人数。例如附近就有这么一所学校的校舍，在这次大地震中屹立不倒，全校511名师生安然无恙。位于北川县曲山镇海光村的刘汉希望小学开始兴建于1998年次年10月交付使用，其造价仅400元/平方米，比当时国家拨款给公立学校的建房标准还低。
为什么处于震中地带的北川县曲山镇海光村的刘汉希望小学的校舍就能在地震中巍然屹立？为什么日本人要把学校的教学楼建得特别坚固？因为日本知道，学校中的孩子，就是日本民族的未来。反观我们中国，最无法得到质量保障的建筑物是什么？——是学校的教学楼；最不能承受风吹草动的建筑物是什么？是学校的教学楼！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这次汶川地震中，为什么学校的豆腐渣楼房瞬间就变成了埋葬孩子们的一座座巨大坟墓！上万名失去孩子的家长们，那些由悲哀转为愤怒的罹难学生家长们，在看到一片片倒塌的粉末状的教学楼，看到一座座夺去孩子鲜活生命的豆腐渣工程时，他们愤怒地指出，是政府官员和不法建筑商夺去了这些孩子们宝贵的生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孩子死得太冤了，无辜孩童的死是官商勾结，偷工减料下的结果，是人为因素造成了这么多的惨剧”。“地震导致都江堰的校舍基本全部倒塌，而处于同样地理条件的政府办公楼却比较耐震，为什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建筑师说，根据他们到灾区倒塌校舍的现场看，怀疑有些学校建筑根本连钢筋都省了，遇到强震毫无抗震力，马上就变成千人冢。
知情人士指出，教学楼的承建商在当地政府人脉很广，而且聚源中学和都江堰的中医院垮塌的住院部都是一个承建商。学生家长们去当地政府讨说法，他们一再推脱，对家长们提出的问题，官员们全部是避重就轻，提的尖锐的问题他们更是绕道而过。面对失去孩子的家长和社会各界民众排山倒海质疑“豆腐渣校舍”的质疑声浪，5月20日，绵阳市教育局党委委员、负责基建和财务的副局长姚定立场坚定地说：“说这些学校教学楼存在豆腐渣工程的说法，完全是没有依据的！”对记者提问的“新建的教学楼倒塌了，而旧的办公楼和教职工住宅楼却没有倒”的问题，姚副局长回答说是“这可能是因为教学楼窗户较多。”而记者就“汉龙希望小学在地震中为什么没有倒”反问姚副局长时，张口结舌的姚副局长对此拒绝回答。随后，四川省教育厅在其5月28日公布校舍倒塌的五点原因中，也根本否认了由于工程质量不佳导致楼塌人亡。远在北京的英明领导、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则要显得水平“高”得多，他狡猾地按照上级秘书们写好的内容说：“当前救灾的首要任务是抢险救人，对倒塌房屋的总体数量及构成等情况都还在进一步统计和分析过程中，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现在还说不太清楚。”不过他认为，四川省特别是临近震中的房屋，绝大部分都会倒塌。
学校的教学楼塌成了一片片的废墟，而政府的机关大楼却在震后傲然耸立。并且，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就在大地震后不久的5月15日，正当无数的生命还在废墟中呻吟待救，就在社会各界夜以继日般疯狂救援灾区人民的紧要关头，正当英勇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黄金72小时从死神手中抢夺一条条生命的时候，在一幅幅地震中教学楼倒塌学生和儿童罹难的图片让全国人民悲伤流泪的时候，我们的成都市委市政府却傲然乔迁花费12亿元巨资、由法国设计大师设计的新大楼群！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出，新大楼群确实巍峨壮观，环境优美，怎么样来赞美它都不过分。据成都市某高级领导私下说，四月初十（5月15日）是著名风水仙选的“黄道吉日”，怎么能改日子呢？若因为改日搬迁耽误了市领导的大好前途那可是最最不得了的！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口号，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喊了几十年，我们不知道这是一句有着固定格式和固定内容的陈述句，还是明知无法实现也不愿去实现的自欺欺人的嘲讽语。据调查，截至2006年底，中国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占全国危房总数的81％，尤其中西部为甚。都江堰聚源镇聚源中学的四层教学楼在地震的瞬间垮塌，有近千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只有极少数学生被救出，而附近的楼房却依然站立着，受损程度不大。附近的居民说，“包工头偷工减料，水泥少沙多，里面的钢筋也不够数。教学楼用的都是些伪劣建材。”
回想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内，七所中学、八所小学的学生和教师，正在向自治区教委和市里的领导作汇报演出，剧场内突发大火，浓烟中，教师们嘶哑地叫喊着，组织学生们逃生。但市教育局领导却一声断喝“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在这位市教育局领导的英明指挥下，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女)、市局副局长、市教委、局教育培训中心、市局总工会等20多名副处以上的干部（当然更包括他自己），以及场内工作人员迅速撤出火灾现场， 他们中只有个别人灼伤，而288名中小学生却在这场大火中葬身火海，遇难的多是独生子女，多是尖子学生！
2007年3月，又一则消息震惊了我们。安徽阜阳颖泉区人民政府耗资人民币三千万元，兴建了一座外形酷似美国白宫的欧陆式豪华政府办公楼，建筑费占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同时人民政府却把一所学校拆毁搬迁至危房上课，置师生们的人身安危于不顾，更为丢人现眼的是，当地人民政府乞求日本的国际组织捐助建校办教育。领导表示这叫进一步解放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指引下，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方针不动摇，深入理解世界一体化的深刻含义，加快与世界接轨的步伐！并且，阜阳花费数千老百姓血汗钱建造豪华政府办公大楼的决定，是在国务院领导人《政府工作报告》中“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切实规范公务接待行为”的要求话音刚刚落地之时做出的，并得到“一致通过的”！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2000年这一指标实际上只达到2.8％，中国行政管理费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高达惊人的25.7%，相比较之下德国为 2.7%，印度为6.3%。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政府系统官员们公款吃喝每年的费用是3000亿，出国旅游的费用也是3000亿，还有官员公车消费是4000亿，加起来每年超过1万亿。官员们每年花在吃喝玩乐上的1万亿是“工作需要”，是“万分必要的”，是“一分钱都不能再少的”，但同时，政府却没有钱给中小学建合格的校舍。
客观而论，当局对5.12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是中共建政以来做得最好的一次，但是，天灾是天灾，人祸是人祸，制度的问题不能就此一笔描过。
092、毒奶粉屡禁不绝的原因何在？
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是一起严重的中国食品污染事件。当2008年9月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爆发时，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认为已经触及到人之为人的底线。根据官方数字，全国喝下添加三聚氰胺有毒奶粉并造成身体伤害的“结石宝宝”多达30万人。在舆论鞭笞之下，三鹿集团前董事长田文华被捕受审，获无期徒刑；同案犯张玉军、耿金平获死刑；时任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卫生部率多个部门联合下文对受害患儿进行赔偿和治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专程到医院看望受害患儿，并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表示“十分痛心” ，郑重保证“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状况”。
这些措施让很多国人得到了安抚，惊魂未定之际又重新喝上了国产奶。他们相信经历此番丑闻洗礼之后，企业再也不敢放肆了，政府部门更会痛中思痛，强化监管。毒害婴儿的事情，在哪个国家可以一再上演呢？然而，人们低估了邪恶的力量。“结石宝宝”家长们发现，并非像为政府服务的专家们告知的那样，一旦结石从孩子们体内排出，就万事大吉了。各种并发症折磨着孩子们幼小的身体。甚至有孩子喝了三鹿奶粉并未长结石，也发生肾衰竭致生命垂危。然而，有关方面要么拒绝为他们做进一步的检查，要么检查了也是给个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更奇怪的是，一年多时间来他们向法院起诉困难重重，一再被敷衍、拖延，家长上访遭受严厉的打压。
而赵连海事件，更加令人目瞪口呆。去年11月13日，“结石宝宝之家”网站创办人、一直坚持维权的受害患儿家长赵连海，以“寻衅滋事”的涉案罪名被警方拘留，38天后正式被捕。他那受毒奶粉伤害的孩子，还在家中等待更多的治疗。紧接着，石家庄法院裁定三鹿集团破产程序终结，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这就意味着，通过这种司法游戏，“结石宝宝”们再也没有希望从三鹿得到民事赔偿了。
随后人们发现，因奶粉事件辞职的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重新履职，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 若无其事”地去江苏考察，还煞有介事地“作出重要指示”。在李长江担任质检总局局长的七八年时间里，在他作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指示”之后，食品安全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伤害了无数国人的生命和健康，让中国食品在海外臭名昭著。那么在有关部门眼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呢，竟然辞而不退，难舍难分？
作为呼应的是，人们赫然发现，“三聚氰胺”重出江湖。先是陕西金桥乳业公司，当初并未将查出的有毒奶粉销毁，而是当作宝贝保存下来，申请复检时竟然“合格”，重新包装之后，再次流入市场。无独有偶，上海熊猫乳品公司也被爆出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尽管这个案子被称“在8个月前就已展开调查”，公众悬疑仍多。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国内乳品产量累计高达1423万吨，同比增长3.42%。但奶粉内仍游荡着“ 三聚氰胺”的灵魂，这样的产量不降反升，如此“形势很好”，好得是不是让人脊背发凉？这些事件看似各自发生，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究竟是商家无德？还是政府失职？我们先回顾一下2008年中国政府在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是如何尴尬吧。路透惠灵顿2008年9月15日电：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周一表示，新西兰奶业巨头恒天然(Fonterra)做为三鹿集团的少数股东，它曾要求中国官员召回其中国伙伴三鹿集团生产的被污染奶粉，但是地方官员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克拉克说，她本月5日得知此事，三天后，她就下令纽西兰官员越过河北地方当局，知会北京有关部门。“你可以想象得到，新西兰政府向北京拉响警报后，地方当局就遭到重手对付了。”她说：“我想，地方官员最初是倾向于试图把问题掩盖起来静悄悄处理，避免公开回收。我们在新西兰绝不会这么做的。” 克拉克认为，恒天然在事件中的表现是负责任的，但它得跟一个地方官员倾向遮丑的政治体制打交道。
在中国发生的毒奶粉事件毒害的是中国孩子，为什么中国的地方官员企图要隐瞒？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打击维权家长们？为什么新西兰总理愿意站出来揭发？为什么在新西兰这样的民主国家没出“三聚氰胺奶粉”这样的举世震惊的事件？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官员的觉悟比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企业老板和党政官员的觉悟高？难道他们有比“三个代表”还高明的理论？对于这些问题，新西兰总理已经做了回答，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倾向遮丑的政治体制”。
093、上访群体的数量为何不断膨胀？
中国大陆是一个权力社会，中南海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核心，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没有什么是你所能完全自主的，都和中共中央驻地中南海有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以中南海为总司令部，以各级省委和权力部门为分区司令部。在这样一种统治体制下，任何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在上面，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案也都在上面，那么人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上访，希望通过上访和不断上访来解决下级政权解决不了的问题。
上访制度的根源，可追溯至封建时代的“清官情节”。宋时的包拯，被颂扬了千年，就是明证。历朝历代都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但通常不针对皇权和官僚，或者在法律制定上就已经对皇权和官僚网开一面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出现，但比所谓的“圣人”出现的机会还少，至于“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则根本不会出现，曹操做为宰相，犯了杀头大罪也不过割发代斩。因为没有法治，权利不平等，而权力高高在上，所以遇到问题就不得不上访。现代社会大规模上访现象的存在，是因为没有法治，而司法部门也不独立，而媒体不对民间开放，而人大代表也不能代表人民，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对民众的侵犯成为理所当然，人们没有办法，就找更高级别的政府。
从当前中国大陆的统治方式看，中共政权也不鼓励人们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更不鼓励人们通过媒体炒作，至于人大代表人们也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他们通常也不会为具体的人民服务。从制度设计来看，中共政权不喜欢人们去上访，但也只能开辟上访渠道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专门设置了中国的信访部门。政府部门有信访口，人大部门有信访口，司法部门有信访口，凡是权力集中的地带都设置了信访口。民主社会也有诸多社会问题，但这些社会问题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予以解决，比如政府要拆公民的房子，公民如果不同意，就可以诉讼，也可以诉诸媒体，也可以找自己选举的议员，这样一来，大凡都能解决。但是一党专政的专制社会不一样，司法不独立，媒体不独立，人大不独立，各种社会问题都需要上访，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尤其众多。中国大陆每年都有大量人奔波在上访的路上，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通过上访这样一个渠道，大部分的事情都得不到解决，只好来年再访。于是中国大陆就有了一个庞大的上访群体，有些访民自称为“中国的第五十七个民族”。
信访部门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各个部委下都设有信访部，用于接待涉及本部门的案件。这说明它不是一个有权力的机构，只是“通风报信”的窗口。“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不能不管，什么也都可以不管”，这是对该部门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信访实行“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群众反映一级国家机关的问题，最终还必须回到这一级国家机关去处理。上访反映的问题，最终由领导批复给案件的被告一级自己解决，并非履行正常的法律受理、审判程序，带有明显的人治痕迹。
《铡美案》毕竟只是一出民间戏剧，但清末时代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常常被当作中国告御状的经典案例，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上访的成功，不如说是现代媒体在中国的第一次胜利。在此案复审期间，新创刊的《申报》对该案进行了详细地全程追踪报道，3年间发表了70多篇相关文章，使得该案广为人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同情。正是在全社会广泛的舆论压力之下，此案才最后获得公正的审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的利益诉求逐渐多样化，人们遇到的问题也逐渐多样化，但明君不可能遍地都是，甚至可能一个都找不见。任何专制政权，它到了统治的后期就成了制造社会问题的机器，但又不能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于是，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上访群体也越来越多，中国的“第五十七个民族”也越来越壮大。
094、截访何以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
可以说，上访制度是一种丑恶的中国传统，它只是存在于民间传说中的一线光明，在现实中，上访制度却是吸引被蹂躏和被欺辱的民众像飞蛾一般投向一堆烈火。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秋菊被村长羞辱，秋菊开始倾家荡产地上访，背井离乡战战兢兢游走于各个森严的衙门口，这其实是政府对公民更大的羞辱。当秋菊终于用市长的权力压制了村长的权力时，秋菊胜利了么？不，这只是市长的胜利。这里与法律和正义没有任何关联。
中国共产党虽然冠冕堂皇地为民间开辟了上访制度，但上访制度的设计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现实中形成了引蛇出洞和自投罗网的局面。上访者之所以上访，大多是因为有下层的权力侵犯了他们，但上访之后问题还要回到原地解决，这就会使上访者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会面临权力更毒辣的复仇眼光。上访者和上访信往往落入另一当事人之手，而这一当事人基本都是官僚集团或权力部门，他可以人赃俱获地对上访者进行更严重的迫害。有些不屈的上访者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还有些被劳教，还有些进了地方上的监狱，它们叫学习班。河南漯河公民徐林东因为帮助同村残疾人张桂芝写申诉材料，2003年10月被当地政府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被关6年多时间，他“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今年4月25日，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徐林东被精神病院释放。
中国以忠孝治天下，在中国历史的帝国语境中，告御状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因此很难获得帝国实质的同情和支持。告御状一般都被当作“刁民”的典型特征。清顺治时代。朝廷“文件”就明确规定：凡告御状者一律先打40大板再说。到了康乾雍盛世，任何到北京告御状者一律收入刑部监狱，进行统一折磨。乾隆皇帝在一次讲话（圣旨）中说：“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乾隆对待上访者的办法是，你告的是谁，就把你交给谁来处理。因此乾隆时期，上访者一个比一个死得惨。当前中国大陆的上访制度挂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招牌，但是处理问题方式和满清皇帝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根据中国大陆政权的信访条例，你可以信访，但不能集体信访，也不能越级信访。中央政权把信访数量当作考察下级的硬性指标，哪里的信访者少，哪里的领导就会受到奖励，哪里的信访多，就说明哪里问题重重，就会有下级领导受到批评和制裁。现在一些基层政府，为了减少上访尤其是越级、进京上访的发生，对班子的考核指标中，将群众上访列为重要内容：如发生越级、进京上访，影响较大的，评优时实行一票否决制。专制政权的本性也在这里体现，任何下级都怕给上级送去麻烦，而访民就是一个麻烦。于是，各个地方都要限制访民上访，很多地方的官员甚至在民间埋了眼线，有时候还像打仗一样要埋伏到路边去拦截上访者。
在一些县城大街上、农村公路旁、甚至农家墙壁上，到处是白底红字新刷写的关于上访的标语，比如“坚决打击违法上访”，“越级上访就是犯罪”，“集体上访四人以下”，“聚众闹事法律不容”等。县里的官员说：“这是上级的要求，各村都要集中宣传一下”；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说得更具体：“每个村这样的标语最少要刷写5条”。
人们说上访制度是挂羊头卖狗肉，从这些标语也可见一斑。上访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让人上访的，不是截访的，否则可以称为截访制度。但上访制度在中国恰恰就变成了截访制度。没有民主才有大量的上访，因为其它的渲泄渠道大都被堵死，上访几乎就成了少有的几个渠道之一。稳定也是这个理，如果本来就稳定，谁还会提稳定?但是上访不能太多，太多了领导没面子，升官就受到影响，前途可能因此丢掉。所以上访得有，否则就证明上访没用，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证明领导无能。最后领导的选择是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上访都得数字标准化，都必须有上访名额，默许的上访人员要听话。如果上访的名额不是领导默许的上访者名单上的人，就要截访、堵访。
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简称安元鼎)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截访，俨然成了这家保安公司最为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不论是关押还是遣送访民，安元鼎都要向地方政府收费。《财经》记者的调查发现，安元鼎近几年业务发展迅速，2007年全年营业收入仅为861.93万元，2008年这一数字变为2100.42万元。其主要业务之一即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访者，业务范围甚至已进入上海、成都等地。但吊诡的是，截至2009年5月，安元鼎的许可经营项目仍然为“无”。(南都周刊，2010年第37—38期)
095、先解决人的问题才能解决制度问题？
中国大陆的种种社会问题，其根源主要应归结到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但是，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理由是：制度也是人设计的；有什么样的国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国人，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没错，我们看鲁迅的书就可以比较得知，目前的中国人大多没有摆脱鲁迅所描绘的那种病态，中国大多数人的社会性格和文化品味都是有问题的。在二十世纪初，当皇权被打倒了，共和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了，很多民众却对新生的民选政府过度苛责，并视国会论争为“一派乱象”，以为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才显得“井井有条”和“行礼如仪”。这些民众的保守心态和浅薄见识，也成为专制制度得以复辟的原因之一。在当今中国，广大国人对专制的配合与纵容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撑着一党专制的政权。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胡闹，全中国很多人也跟着胡闹，虽然有一部分人是迫不得已，但当时大部分人愿意为毛泽东捧场，这是事实。但是，我们知道，北欧曾经海盗横行，但实现了民主以后就成了全世界最美好的人文地带，所以人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主要障碍。
也有人说是中国文化问题。没错，中国文化当然有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确实是以专制为主流的，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糟粕，与民主制度无缘。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五花八门，各种价值倾向都有。比如，“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就缺少了博爱精神，但是中国文化讲究“仁”，仁者爱人，这就是另一种境界。任何专制的国家都能变成民主的国家，而且最终都要变成民主的国家，美国、日本、印度等，文化宗教背景都不相同，但都是先进的民主国家，中国台湾也是主权在民，这就说明中国文化并不构成中国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中国的人有问题，但是制度更有问题，因为制度决定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是塑造人类社会性格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文化也有问题，但制度更有问题，因为制度是文化的核心。好的制度能够使人性中恶的部分遭到最大的抑制，而使善的部分得到最大的弘扬。西方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对人性弱点的防范上，而着重监督与制衡，是人的优点最大发挥出来。中国的一党专制制度，不受监督，不负责任，放大乃至纵容人性的阴暗面，以至于官场腐败横行，带动了民间道德沦丧。这是问题的根本。比如针对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指责房地产商人没有道德血液，这就是本末倒置。先有特权集团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取走了大部分利润，先有地方政府还要靠卖地才能运行下去的国情，然后才有企业家在中国房地产二级市场上纵横博弈。把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罪于社会，而不是制度，这是一国总理自欺欺人而已。
借口中国人素质不高，拒绝立即实行民主法治，这是特权集团一贯的手法。君不见，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学校里都有公民课程，告诉人们权利与义务的问题，也告诉人们权力与责任的问题，但是在民间呼吁多年的情况下，中共政府拒绝在中小学开设公民课。至今，中共政府在全国的中小学依然开设着所谓的政治课，不断教导人们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至于如何培养独立的公民人格，这不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事业中。可以断定，如果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下，人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根本无从解决。制度与人，相辅相成。好的制度，培育好人；坏的制度，滋生坏人。人的问题和文化问题，都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但改革制度，却可以立即着手。当一个彼此制衡、有效监督、公开选举的制度建立并巩固之后，人的问题和文化问题，都将获得有效改善的基础和捷径。就此而言，解决制度问题，最为紧迫。
096、“维稳”何以变态？
在毛泽东时代，国内政治讲的是阶级斗争，后来中国共产党发现阶级斗争不能“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于是在邓小平时代，国内政治讲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运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以及西藏、台湾、新疆、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部分，都被划为“敌对势力”。甚至于，用中国共产党自订的“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人士”，也被划为“敌对势力”。但是，把这些人定性为敌对势力只能是内部的，对外不能公开说，因为对外这样说是不太符合法律精神的，而且也不能为这些“敌对势力”张扬声势啊。于是，在邓小平身后，公开讲的是“各种不稳定因素”，所谓“维稳”就是控制和压制各种“不稳定因素”的。
维稳是个新兴词汇，出现至今还不到10年，如今的使用频率却越来越高。如何维稳，已成为当今中共各级党政领导的一门必修课。各级政府在上级“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下，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地方政府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这种维稳模式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投入。维稳快超军费，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再度由5月27日的《社会科学报》公布的数据，将其坐实而已。该报提到，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5140亿，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已逼近军费开支。
不少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透露，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一些地方为什么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地方官员有哪些维稳烦恼?如何跳出维稳怪圈？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深入调查。在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推出网络问卷，参与调查人数8756人；采访、书面调查地方党政干部478人；总计调查人数9234位。调查结果：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选项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
关于维稳，中国人已经百听不厌了，按照字面上理解，维稳应该是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应该说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在谋求社会稳定，都在维稳，可是，中国式维稳常常是另一番景象。比如说，哪里有放射污染了，百姓们都听信谣言离家逃难了，都不出来说明真相，这叫“维稳”；比如说，三鹿奶粉早就发现有问题，可是地方官员捂得严严实实的，这叫“维稳”；金浩茶油含致癌物严重超标，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官员们知道，可官员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不让我们的不知道变成知道，这叫“维稳”；毒虫咬人威胁人们的生命，地方官员不公开，还是为了“维稳”……事实证明，这些想让民众生活在真空里的维稳努力，短则三五天，长则三五月，均告失效。“维稳”失败了，后果很严重。百姓们恐慌了，害怕了，愤怒了。为了所谓的“维稳”，就能够牺牲百姓的知情权？就让百姓继续“无知”地和那些对他们有害的食品打交道？这维的究竟是哪门子稳？
如果我们政府官员的工作只是为了这种“维稳”，那么这样的追求未免太流于表面、太脱离民众了。更可怕的是，在目标设定上的偏离，往往会让政府的行动走上歧路。四川抓调查地震真相的谭作人，陕西的警方进京抓作家谢朝平，北京抓为冤狱人士送钱的王荔葒，这些怪事的目的都是为了维稳。维稳的真谛所在，就是为了维护中共各级政府的面子，就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谁说人家这里有毒奶粉，有毒茶油，为修水电站让村民迁徙有很多问题？对不起，请允许人家来维一下稳。但是这样一维稳，人心还能稳定吗？
在任何现代文明国家，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各种政府机构本身天然地起着维护民众利益的责任，不需要在这些政府机构之外，另设什么维稳办、综治办等叠床架屋的机构来维持社会运营。本来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政府的运营就是党政两套班子，也就是说，民众天然地养了两个叠床架屋的政府，这本身就是对民众的巨大盘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民众权利意识的高涨，在叠床架屋的党政系统之外，再增设许多机构来维护社会稳定，其对民众的盘剥只会有增无减，在此等情况下，要想靠所谓的维稳来维护社会稳定，无异于缘木求鱼。
097、“严打”符合法治精神吗？
在毛泽东时代，国内政治讲的是阶级斗争，后来中国共产党发现阶级斗争不能“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于是在邓小平时代，国内政治讲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邓小平身后，中共政权公开讲的是“各种不稳定因素”，所谓“维稳”就是控制和压制各种“不稳定因素”的。从阶级斗争到维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对少数人进行控制、压制、管制。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就是对几十万文化人进行维稳，邓小平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就是对千百万人进行维稳，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就就是对这个独立信仰群体进行维稳，后来的维稳就更多如牛毛了。
所有的维稳都伴随着“严打”，只是有些“严打”以政治运动的名义进行，而不公开叫做“严打”。严打， 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一连串严厉打击运动的简称，发起者是邓小平。公开叫做“严打”的运动共有三次：1983年严打、1996年严打和2001年4月开始的“新世纪严打”。官方定义为“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轻刑化”政策，刑罚又要总体重于西方，要有节制的从严、从重”。所以中共的严打被“西方”国家以及人权组织看来打击的刑罚过重了。原来主要是针对于偷抢以及对“流氓罪”的严打，近年来变成了“扫黄打非（非法）”活动。但是，各种严打运动无论是否以“严打”命名，它从来没有忘记那些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有不同看法的人，尤其是对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
尽管也有频频发生的各种恶性案件足以成为公安部门进行严打的理由，但是在网民中却传出了“严打应该先打公安”的尴尬话语。于是，一方面是全国公安部门的高调宣传与频频动作，另一方面却是民众对于严打行动的质疑连连，乃至于明确表示对公安部门的不完全信任。这种不信任，实际上已经暴露了各种“严打”背后的问题之根源，人们已经意识到，制造各种社会问题的恰恰是警察背后的那个体制。
严打显然是一种违背法治精神的政治行为。每次严打的宣传文书上都会有“依法从严”等措词，尤其遭人诟病：“依法”是个被动的行为，而“从严”却是主观能动的，“依法”是法治，而“从严”却是人治；既要“依法”，又要“从严”，显然自相矛盾。律师周立太表示：政府不守法、百姓不信法、法律人在玩弄法，已经构成了当今社会的法律图景，“就现实情况而言，公安执法的责任远远大于政府管理的责任，所以老百姓要求先打公安绝对不是无中生有”。一名来自基层法院的法官在论文中写道：“我国的‘严打’是建立在一种人治的基础上的，这种人治也许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因此，其对法治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和巨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得不偿失。”
单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来看，严打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83年首开先例之后，高层又于1996年和2000年组织了两次全国性“严打”。不过，1983年严打之后，刑事发案率下降的局面只维持了两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一直持续上升到1996年，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之后，1997年刑事案件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大幅度回升，直到2000年底又被迫开展第三次“严打”。公安部主办的《公安研究》在2004年第7期发表了时任云南省公安厅长江普生的文章：“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犯罪率大体上呈逐年上涨之势，至今仍不见回落，峰顶尚不能确定，湖南省一名基层公安局长因此认为“我国正处于第五次犯罪高峰期”。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公布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这就是几十年维稳和严打的结果，这种结果也反映了中共治国方面的无能。
重庆市的一名法律学者说得好：解决好民生问题，调整社会分配机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和表达机制，都应该是政府在严打同期进行的重要工作。而且严打不应该总是瞄准社会低层，事实上一些富裕、权势高层的问题和危害更为严重；惩治腐败及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
098、靠镇压才能维持社会稳定吗？
迄今为止，从阶级斗争，到针对“敌对势力”的斗争，再到维稳，中国大陆政权从未停止过镇压行动，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维持国家稳定”，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这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当然，也有人受了长期宣传的愚弄，居然认可这样的说法，理由是：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不镇压，怎么维持？何其相似也，毛泽东就说过：“八亿人，不斗怎么行？”可见专制流毒之深。
让我们回顾鲧和禹治水的典故。古时，水灾频仍。尧帝任用鲧治水，鲧用拦截和堵塞之法，治水九年，毫无功效，水灾依旧。舜帝继位，任用禹治水，禹用疏导之法，劈山凿壁，让洪水宣泄，水患终于平息。
人们常把民意比喻为水，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治水有两种办法，治国也有两种办法。文明国家，任民意抒发，集思广益，总体而言，国泰民安，国富民强；而一党专政之下，领导者独断专行，压制民意，封锁信息，积累天怒人怨，酿造社会冲突。人们因于恐惧，敢怒而不敢言，而一旦爆发，则如洪水滔天。
领导人的本事，岂在于镇压？真正有智慧有能力的领导人，靠竞选上台，依监督执政；在丛丛考验下，重德修身，励精图治。既能广开言路，又能维护社会安定；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焕新政治。只有无德无能的统治者，才既贪恋权力，又惧怕民意。镇压，表面上很威风，实际上就是惧怕民意。回顾1909年6月，载沣拟免去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顺德等汉族官员的职务，征求张之洞意见时，张说：“不可，舆情不属”。载沣坚持，张又说：“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曰：“有兵在，不怕”。能镇压，就能维持统治吗？大清王朝在载沣说“有兵在，不怕”之话后不久，即宣告灭亡。
099、六四事件中，究竟死了多少人？
六四事件，普遍使用的名称还有“天安门事件”。广义上是指从1989年的4月下旬开始，由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北京市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的一场抗议示威活动。随着事件发展，在全中国都发生了类似的学生抗议运动。最终，以北京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强行清场，镇压抗议示威人士而结束；在狭义上，六四事件指的是1989年6月3日晚—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一系列政府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清场过程被一些民运人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血洗京城”、“血洗北京”、“六四血案”、“六四屠城”等等。而“八九学运”、“八九民运”则统称由1989年4月至6月发生的整个学生运动，也称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运动”、“六四学潮”，等。中国大陆政府对此运动定调先后为“反革命暴乱”、“动乱”、 “六四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胡耀邦的逝世成为了这次抗议示威的导火线，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的悼念活动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在胡耀邦的追悼会当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有数万之多。尽管缺乏一致的目标和统一的领导，但抗议群众普遍反对政府中存在的权威主义并提出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学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亦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除报禁、增加教育拨款、并提出民主选举部分领导人等要求。除了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抗议人群，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了七周时间。中国政府为结束示威活动，动用了军队镇压人群并引发了军民冲突，造成包括平民和士兵的部份伤亡。根据《天安门文件》透露，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曾报告称有2600人死亡但数字在政府压力下迅速撤回。而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1人死亡（包括军队士兵及36名大学生），7000多人受伤。
镇压结束后，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打击活动，包括抓捕此次事件的相关人士，镇压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限制外国新闻社的采访活动，控制国内媒体的报道。很多曾公开对抗议群众表示理解和同情的党内人士遭到了批评，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一些中共高级官员遭到了软禁。同时，中国政府继续抓捕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士，包括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及与军队正面冲突的群众。大批民运人士开始流亡海外，至今都未能回国；一部分普通参与者被抓捕及监禁、判处死刑，主要是因为烧军车、装甲车、杀死解放军。由于各种信息亦真亦假，政府从此长期封锁有关信息，以免造成思想和政局上的混乱。但正由于长期的信息封锁，六四事件令一定数量的中国民众及国家对中共政府的负面形象日益加深，以致相当部分人对该政府甚为不满，处处与之为敌，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经常受示威人士抗议。至今，各方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没有取得根本性的一致，尖锐的争议仍然存在，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年年不断。
学潮初期，中共中央初期对处理学潮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引发学生极强烈回应，导致更多学生返回广场，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热情，舒缓学生的不满。5月13日学生发起绝食，学生情况广受报道，学运终于演变成全国各界大示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其下属温家宝的陪同下在5月17日探望学生，肯定学运是爱国的，呼吁同学停止绝食，并声言绝不“秋后算账”。其后其他中共高层虽然曾与学生领袖对话，不过两方分歧没有因为对话而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领导层的内部矛盾亦日益突显，在复杂的斗争过程结束后，赵紫阳及胡启立等而同情学生及反对武力的开明派领导人相继下台，赵紫阳被开除所有职务，其后更被软禁至2005年逝世。在中共内部强硬派的决策下，最终由杨尚昆和李鹏等人宣布在5月20日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局解放军出动集团军和坦克部队集结市郊。6月3日，解放军集结在天安门附近，包围群众，并准备在当晚清场。6月4日凌晨，解放军部队开始强行进入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有解放军向学生和市民以及旁观者开枪射击。
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与民众爆发严重流血冲突，抗议活动随镇压而结束，但余波未了。事后，全国展开大规模缉捕行动，赵紫阳所代表的开明派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受重挫，欧美多国向中国大陆实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国大陆改革陷入困局，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后才有所缓解，但终究未能消除派系矛盾，中国大陆短暂的自由气氛随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自此中央加强对传媒、以至后来的互联网管制；六四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发连串政治效应。学生领袖王丹等人事后被当局通缉，部份领袖流亡海外，所谓的幕后黑手们或流亡海外，或锒铛入狱。
大凡干了坏事的人，总会有一种冲动去伪造真相，或掩盖真相。而掌握专制权力的人干了坏事，则更会制造遗忘，抹杀历史。因此21年来，中国大陆官方对这段历史公案极尽遮掩、淡化、抹杀之能事，企图使真相随着岁月流逝而不断虚幻化，直至从民族的公共记忆中消失。而在中国民间有那么一群为了真相执着追求的人，他们义正词严地谴责官方对历史的篡改和抹杀，他们拒绝遗忘，他们说出真相，经过他们的努力已经形成和公布了部分的六四死难者档案。经过天安门母亲群体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民间已经为203名六四死难者建立了档案。但是，这离确认每一位死难者、完整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还有不小的差距。根据一位已故天安门母亲苏冰娴的证词，当年北大人民医院中至少有140名六四死难者，但至今只确认了其中4名，还有136名有待确认和铭记。据多名目击证人证实，当时复兴医院中有不下80名六四死难者，但目前只落实了18名，至少还有62名有待确认和铭记。由此可见，寻找六四真相的路是多么坎坷，虽然有人想拒绝遗忘，但更多的人确实是在选择遗忘。
六四事件已过去20多年了，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20多年里，中共政权对六四事件的话语定性不断扭曲和篡改，从最初的“反革命暴乱”、“天安门事件”、到“八九政治风波”，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共政权总是想要人们淡忘“六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局对当初定性的心虚之态。无论如何，可以断定的是，六四事件作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抹杀不掉的。 六四事件与“反右”、“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等历次事件一样，必将记录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100、中共当政是“人民的选择”吗？
毛泽东在1944年曾说：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废待兴，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发布元旦公告，蒋介石呼吁中共方面要维护国家统一，双方举行会议以政治方式解决争端。在政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统一国民党的民主主张，并且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方案，但是，当国民党要求“全国军队国家化，确保军政军令之统一”的时候，共产党强调必须先政治民主化，才能军队国家化。就是因为这一关键问题找不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导致了旧政协在不久后宣告破产，随后的五五宪法和宪政进程也遭到了国共内战的彻底破坏，中国的民主进程被完全打断。但是，战争的结果是中共胜利了，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一党专政的体制在中国大陆扎根结果。
无论中国共产党上台的方式是否符合民主原则，也无论是否符合人类文明的基本趋势，但符合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和其他因素，都促成了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胜利。通过历史形成的执政地位求得合法性方面的公众支持，这就是历史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经常告诫人民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这就是告诉人们它们具有历史合法性，不容置疑。斯大林曾对毛泽东说：“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句话就是历史合法性在现实政治中的注解。
但是，一个政党不能因为执政了，有了历史合法性，就说自己的政权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完整的资讯和自由的意志基础之上。如果一个政权封锁信息、控制舆论、剥夺民众选举权，人民的选择，又何从谈起？如果一个特权集团仅仅因为历史原因上台执政了，就断定自己是人民的选择，那么历史上的暴君都是人民的选择了，这岂不荒唐？既然历史选择了大明皇朝，满清为何又要推翻它？既然历史选择了大清皇朝，民国为何又要推翻它？可见，历史的选择不等于人民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必须经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必须通过一张张选票。
前苏联共产党也曾号称自己上台执政是苏联的历史选择，但是它也不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列宁发动十月革命夺权后，表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实行民主选举。但同时又通过种种手段限制新闻自由，打压宪政民主党。当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是社会革命党以明显的优势击败布尔什维克时，列宁立即翻脸不认人，他表示“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然后及其卑劣地于1918年1月5日解散了立宪会议，并逮捕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派的议员，重新建立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并用军队镇压了反对解散立宪会议的示威者，随后称“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此举虽然引起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宪政民主党等党派的激烈反对，但列宁更激烈地镇压了他们。从苏共成立之初对政治权力的霸占来看，各种共产党政权都难说自己是人民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