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路照片：习近平考察三峡大坝，李小鹏陪同受关注
一、习近平通过视察三峡工程给血债累累、腐败透顶的李鹏家属一张铁卷证书
2018年4月24日下午习近平在交通部长李小鹏的陪同下考察了三峡工程，期间习近平发表了一大通感言：今天到三峡大坝来看一看，感到很高兴、很激动。国家取得这么伟大的成绩，这也是你们作出的贡献。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复兴，必须靠我们自己砥砺奋进、不懈奋斗。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会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敲锣打鼓那么轻而易举就实现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要通过自力更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试想当年建设三峡工程，如果都是靠引进，靠别人给予，我们哪会有今天的引领能力呢。我们自己迎难克坚，不仅取得了三峡工程这样的成就，而且培养出一批人才，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能力感到自豪。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上下同心，13亿多中国人齐心合力共圆中国梦。
中国媒体对习近平视察三峡工程以及对习近平的讲话有许多注释。
笔者以为，习近平视察三峡工程，发表这番讲话，是做给不久人世的李鹏看的，是说给李鹏听的，给血债累累、腐败透顶的李鹏家属一张铁卷证书，即使李鹏死后也不会遭受清算。
李鹏这一辈子一共干过两件大坏事，一是动用坦克镇压六四学生运动，一是建造三峡工程导致长江生态危机。通过对六四学生运动的暴力镇压，李鹏得到建造三峡工程的尚方宝剑，作为出了大力而没能当上共产党总书记的补偿。习近平通过视察三峡工程向世人表明：只要他大权在握，是不会对六四事件重做评价的。
二、三峡工程与六四事件
在此之前，习近平没有参与三峡工程决策，作为省级领导或中共领导，也没有到过三峡工程工地或者视察过三峡工程。对于三峡工程，习近平是一张白纸。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所以，去视察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去视察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习近平选择了去视察三峡工程，而且还带上李鹏的大儿子李小鹏。
习近平与暴力镇压六四运动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通过带李小鹏去视察三峡工程表明了习近平的政治主张，他赞赏李鹏家族给予的鼎力支持，投之以“李”，报之以“逃”。李鹏暴力镇压六四运动的罪行，在习近平掌权期间，是不会得到追查清算的。有人还以此预测了李小鹏的政治前途，认为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晋升政治局委员或者政治局常委，成为副国级或者国家级的领导人。
2018年，习近平再一次把三峡工程与六四事件联系在一起。
1989年7月22日，六四事件不久，刚刚当上总书记的江泽民抛开身边千头万绪的事情，赶到三峡地区，用实际行动对三峡工程表态。7月25日江泽民回到北京，马上去医院探望正在闹情绪的李鹏。李鹏在三峡工程日记中记载：“他（江泽民）谈到去长江视察的印象，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他对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铮等一批老工程师多年忠心为国、热爱三峡事业的精神颇加赞赏。”习近平视察三峡工程也和江泽民一样，是一次政治表态。
李锐说，邓小平在晚年干了两件错事，一是“六四”，一是三峡工程。纵观邓小平在文革之后的决策过程，主要是依靠听取汇报来做决策的。三峡工程决策是这样，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的决策也是这样。由于邓小平的信息来源十分狭窄，不愿意听取多方的意见，本人又不具备评判和分析真假信息的能力，结果往往导致决策错误。而在这两件事情上，向邓小平提供错误信息的都是李鹏。在镇压六四学生运动中，李鹏冲在最前面，出力最大，但是六四事件之前李鹏是二把手，六四事件之后李鹏还是二把手，似乎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收益。
实际上，邓小平是有安排的，同意让李鹏去建设三峡工程作为回报。刚刚上台的江泽民通过第一次出访就视察三峡地区，对三峡工程表了态，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李鹏很清楚，在六四事件之前，三峡工程能不能上，都是悬而未决的事情。当时三峡工程主上派和三峡工程反对派的力量可以说是势均力敌，或者更准确地说，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气势更强，特别是全国政协是反对声一片。所以到了1992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泽民还担心三峡工程的议案在全国人大不能得到通过。
通过暴力镇压六四运动，李鹏得到建造三峡工程的尚方宝剑，能有机会实现他的梦想，应该说，李鹏是最大的受益者。特别是江泽民把建设三峡工程和忠心为国连在一起，让李鹏听了很舒服。这个闹情绪装病躲在医院里的李鹏的病也就好了，马上出院支持江泽民总书记工作了。
暴力镇压六四运动后，李鹏就把著名记者戴晴抓起来，关进秦城监狱，罪名是六四运动的幕后黑手。戴晴是叶剑英的养女，曾经和李鹏等一批高干子女一起留学苏联。把学妹以莫须有罪名关进中国最高级别的秦城监狱，是不仁不义。
1989年3月底，戴晴在北京举行了《长江长江》一书的发布会，《长江长江》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里面收集了三峡工程反对派中最主要成员的文章或采访。4月份胡耀邦逝世，便开启了学生运动，掩盖了《长江长江》一书的影响。
李鹏将《长江长江》一书当作〝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下令下架并予以销毁，销毁的册数在三万册以上，这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什么区别？《长江长江》一书中的作者和被采访者均被政治株连，罪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这些人中包括了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时的秘书、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田方及研究员林发棠。最后是由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亲自出面担保，才让田方和林发棠在政治上过关，而田方和林发棠做出保证，和戴晴等划清界限，不再对三峡工程说三道四。通过这样的办法让三峡工程反对派消声。
从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2年4月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国务院的兴建三峡工程议案，在中国媒体中，总共只发表过一篇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这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写的《海湾战争的启示》。钱伟长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教训出发，指出在和平还没有保障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的。之后钱伟长受到巨大压力，亲自到三峡坝址工地为文章道歉。
三峡工程投入运行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少中国老百姓就问，怎么这些问题在上马之前就没有研究过？其实，三峡工程目前出现的所有问题，在《长江长江》一书中均有论述。只是中国老百姓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前就没有系统地接触过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
概括而言，没有六四的武力镇压、没有六四后的〝焚书坑儒〞，没有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这两项罪名”来压制反对派，就没有1992年的三峡工程上马。
三、作为大国重器的三峡工程本是西方工业国家边缘化的技术
习近平在讲话中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看法是错误的。
第一，三峡工程并非什么高新技术，更不是什么引领技术，三峡工程本是西方工业国家边缘化的技术。什么是边缘化的技术？就是被发达国家放弃或淘汰的技术。
虽然古代中国是个水利技术十分发达的国家，但是不善于、也不推崇水库大坝的建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只有23座水库大坝，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在侵华期间建造的，如丰满水库大坝和水丰水库大坝。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工业发达国家建设水库大坝的黄金时代，标志性的工程是美国胡佛水库大坝工程。六十年代后，保护生态环境的运动在工业发达国家兴起，人们发现，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综合考虑，大型和超大型水库大坝工程是弊大于利，逐步就放弃了以水库大坝工程带动区域发展的模式。其经验教训总结在哥尔特斯密特与希尔德雅特1984年发表的《大型水坝工程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一书（Goldsmith, E.; Hildyard, N.：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large dams）中。可惜在习近平很长很长的书单中没有这本书名。工业发达国与当时的苏联把这项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埃及阿斯旺水库大坝工程的建设，则是一个大的转折点。阿斯旺水库大坝工程的教训使得发展中国家也对这样的项目敬而远之，而中国是唯一的例外。工业发达国家急于把这边缘化的技术卖给中国，争取最后再挣一大票。
第二，三峡工程并非通过自力更生，通过倒逼而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三峡工程的最主要技术就是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当年工业发达国家并没有要卡中国的脖子，也没有不肯把这边缘化的技术卖给中国。情况恰恰相反，美国、德国、法国和瑞士的公司都争先恐后地要把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卖给中国。以德国公司为例，他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帮助巴西的军人政府建造超大型水库大坝工程，在巴西建造了制造水轮发电机的工厂（巴西购买西方国家技术的先决条件）。后来军人政府倒台，水库大坝工程下马，制造水轮发电机的工厂闲置，此时正愁找不到下家呢。三峡工程26台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不包括地下电站6台)中的14台是从国外直接进口的，由德国、法国和瑞士的四家公司组成的两个联合体供给，具体制造地点就是巴西。德国政府还专门为向中国三峡工程出口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提供了财政担保（如果三峡工程不能如约支付购买水轮发电机的贷款，将由德国政府买单）。剩下的12台则是由这四家外国公司提供的技术、由中国公司制造的。三峡工程的另一项技术就是升船机。按照原计划，升船机应该在1997年大江截流之前制造完毕，以保证大江截流时长江航运的畅通。在1988年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汇报会议上提供的一张升船机示意图，完全是错误的。当时根本不知道湿式全平衡升船机是怎么回事，就吹牛可以自己制造，技术可行。1997年大江截流时，升船机根本没有动工，因为拿不出设计图来。后来朱镕基请求德国政府帮助，由联邦德国交通研究所完成升船机的设计，2016年9月18日进入试通航阶段。其核心技术还是人家外国的。
就三峡工程的大坝建造技术而言，也就是日本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东北地区建造的丰满大坝、水丰大坝的水平，尚不及苏联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帮助建设的黄河三门峡大坝的水平，根本没有什么好吹嘘的。
第三，三峡工程并非大国重器
习近平把三峡工程视为大国重器。建设三峡工程的目标是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和区域发展。其实三峡工程实现的目标只有发电一项。三峡工程是世界上发电机组容量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工程一共安装32台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外加2台5万千瓦，一共2250万千瓦（耗资372.3亿美元）。发电机组容量名列第二的是巴西伊泰普水库大坝工程（耗资183亿美元），安装20台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一共1400万千瓦。三峡工程的最高年发电量为2014年的988亿千瓦时，伊泰普工程的最高年发电量为2013年的986.30亿千瓦时。三峡工程用32台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去拼泰普工程的20台水轮发电机，三峡工程用372.3亿美元的造价去拼泰普工程的183亿美元的造价，最后的结果是，三峡工程最高年发电量比伊泰普工程多出1.70亿千瓦时。可见三峡工程经济效益之低下。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在于GDP的数量上，而在于经济效益上。经济效益高，就有市场竞争力，就要发展潜力。GDP数量大，经济效益差，结果只能是虚胖，是泡沫，是负债。
三峡工程一年的最高发电量988亿千瓦时尚不能可以满足北京市一年耗电量。2017年北京全社会用电量为1066.89亿千瓦时。大家思考一下，为了满足北京市的用电需求，强迫150万居民搬家挪坟，淹没6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交换值得吗？
自然河流的最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河流的自净能力。河流流速越大，自净能力越大。俗话说：流水不腐。建坝壅高水位而获取电力，本质是牺牲河流自净能力而获取河流的动能和位能。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长江三峡河段是中国水质最好的河段，II级水质，相当于现在中国最好的I类水。目前三峡水库的水质为III类，部分库区水质为IV类甚至V类，部分库区富营养化现象严重，出现蓝藻、水葫芦等。如果把流经三峡水库的水全部恢复到三峡大坝建造之前的水平，其费用将远远超过三峡工程每年的发电收益。这样的交换值得吗？
据说，长江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是把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现在，荆江河道的防洪能力已经达到百年一遇。为什么中国政府建造了三峡工程，同时又投巨资把荆江河道的防洪能力提高到百年一遇？这说明，长江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实际是欺骗民众的假话。
第四，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与一带一路理念相矛盾
据说，习近平发展经济有三大战略，一是长江经济带发展，一是京津冀协调发展，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利用中国的投资、中国技术、中国物资，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基础建设，包括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码头、水库大坝、能源设施、数字通讯设施等等的建设，其中水库大坝工程建设是一个主要项目。目前全世界的水库大坝工程建设，几乎都在发展中国家，其中的百分之七十是由中国援助建造的。所以现在有一个词叫做中国“坝占世界”。
如果三峡工程是中国的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水库大坝工程，必然是那个国家的大国重器，都必须掌握在那个国家人自己手里。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码头、能源设施、数字通讯设施等也都是大国重器。中国搞的一带一路建设，把别国的大国重器掌握在中国手中，按照“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原则，必然遭到别国的坚决反对。
缅甸停止了中国投资建设的水库大坝工程，巴基斯坦也停止了几个中国投资建设的水库大坝工程，尼泊尔刚刚又停止了西塞提水库大坝工程，是不是这些国家都认为，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呢？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笔者坚信，三峡大坝一定会被拆除，六四事件一定会被重新评价，李鹏家属一定会被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