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高调背后的风险

文革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规律可循，即新领导班子上台后，前两届全会重点在安排党内和政府人事，三中全会开始提出政治经济各项重要措施。正因如此，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被看作是习李体制上台后最正式的“政策性亮相”。

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是，法新社电稿称，这次三中全会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之为“历史性” 的，而在人民日报长篇政治抒情体造势文章——《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当中，却把这个名号归结到外国媒体头上，称后者“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归纳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于是官媒不妨顺水推舟予以承认。

同样，在洋溢着“三个自信”的政治抒情背后，是掩饰不住的底气不足，就连“中国梦”的意义，也需要“正如外国观察家敏锐指出”，来说明体现了中共“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

但是比政治抒情更有实质性挑战的，是这次三中全会前高层频繁放风。在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几周时间里，包括习近平、俞正声等常委都在不同场合下强调会议的意义，习近平称会议“将对全面深化改革做总体部署”， 俞正声称会议将推动“空前深化的改革”。

这些高调宣示，将国内外媒体的期待值提高到近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吊足了公众胃口，而在“起高楼、宴宾客”之后，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承诺，这其中实际隐含着巨大风险。

首先，尽管高层宣称会议将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但观察者倾向于认为，本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将偏重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而知识界普遍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还看不到明显迹象。相反，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再次发文，高调重申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的论述，也就是既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毛时期，也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后的邓时期。尽管在理论上饱受争议，但在会议前的敏感时期由党报出面背书，表明习近平在继续强化原有立场。

其次，尽管中国的体制被称为党政不分的“党国”模式，但是在重大会议问题上，“党”和“国”仍然有明显不同的运行模式。和人民代表大会事无巨细、全面报道、甚至琐碎到代表的着装打扮的方针不同，在党代会尤其是政策上高度敏感的场合，不仅没有公开性的政策辩论，而且连会议也是闭门举行的。尽管有媒体旁听，但发稿受到严格限制。不到最后一天发表会议公报，很难看清进程。这就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当领导层把公众胃口吊得很高，最终闭门会议的结果却无法兑现“空前深化改革”的许诺，或者虽然官方自我感觉良好，但公众舆论不领情，这将是对新任领导层权威的一个重大打击。

再次，正如很多观察家所指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意义，不仅取决于“怎么说”，而且更取决于“怎么做”。即便在纸面上形成了一整套改革方案，甚至实施某些具体步骤，但最终实际效果如何，要取决于不同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的博弈结果。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和运行，已经显示出从纸面设想到实际效果之间的一些落差。

特别是，三中全会前甚至官方媒体都乐于暗示，这次会议将触动“利益集团”的地位，而如果政策落实过程中受到各方掣肘，最后力不从心，重蹈胡温体制十年老路，那么也将是对习李政权合法性的损害，所不同的是，十年之后，无论是公众舆论还是内外安全，当年的有利条件显然都不复存在。官方媒体新华网上的一个半认真半戏谑的标题，或许折射了目前中国领导层的美好期待——《中共“拍苍蝇”不遗余力 积小胜为大胜》，但仅拍苍蝇能不能造就一场大胜，是件很值得怀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