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导致高失业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大量美国公司把工作机会出口到了例如中国这样的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
只要有经济全球化，上述情况的发生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撇开对全球化的种种争议不谈，问题是，三十年前，中国穷，劳动力自然很低廉；为什么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三十年来，中国仍然能保持劳动力低廉这一优势？
中国不是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了吗？中国不是举办了史上最豪华的奥运和世博了吗？中国的很多地方的硬件设备不是已经胜过欧美了吗？中国官员们的富裕程度不是早就让西方的官员们瞠目结舌了吗？按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水涨船高，劳工的报酬和待遇自然也会相应地上升，为什么偏偏中国的劳工依然还是那么廉价？或者说，为什么中国劳工的收入增长得那么慢，远远赶不上GDP的增长？
原因很简单：中国政府的刻意打压。中国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压制劳工生活水平的提升，以保持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
这可不是异议人士的恶意诽谤，这是连体制内肯讲两句实话的人也承认的。不久前，《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改造我们的文化史观》一书的作者张木生，在接受《共识网》主编周志兴采访时就明确谈到这一点。
张木生说，在改革之初，中国没资金，没技术，由于穷，购买力低，也没有市场，唯一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便宜，只有走出口加工这条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这样就把经济搞上去了。但是，张木生说：“你在国内一开始你就不敢提高劳动者的待遇，今天可以说这个问题，那时候你没条件说这个问题，不敢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从低端开始接轨，解决民生问题，社保问题，劳动待遇问题，劳动保护问题从这方面接轨，你还有优势吗？”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早就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惊人竞争力来自于低人权优势。在中国，人民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结社的权利。劳工不准组建自己的工会，很难展开有效的集体行动，只得忍受政府与资方的无情盘剥。在中国，广大劳工还受到政策性的歧视，尤其是农民工。众所周知，今日中国劳工的主力就是所谓农民工，即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尽管他们早就离开了农村，脱离了农业劳动，进入城镇打工，但是由于“新中国”特有的城乡户口二元制，他们却无法获得城镇居民的身份，从而无法获得城镇居民应有的福利和其他社会保障。
我不认为福利是权利，但福利和权利却是紧密相关的。在中国，低人权导致低福利。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奇特的福利制度。一般国家的福利制度都是劫富济贫，中国的福利制度却是劫贫济富。在中国，收入高者福利也高，收入低者福利也低。在中国，穷人没钱看不起病，富人却享受公费医疗。特别是官员，中国的公共卫生开支，80%都用在官员、主要是高级官员身上；还有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以及以超低价格出售给官员的住房，如此等等。
正如秦晖所说：“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批评中国是“野蛮资本主义”固然不错，但其实还只说到了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中国也曾经是野蛮的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共产主义。中国政府曾经以最野蛮的方式消灭资本主义，如今又以最野蛮的方式实行资本主义。中国政府先是以革命的名义，凭借血腥的暴力，把所有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民的公产；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倚仗专制的铁腕，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官员自己的私产。两件相反的罪恶居然让同一个政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全做了——这样的政权该是何等地野蛮！这样野蛮的政权的崛起该是何等地危险！
占领华尔街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当人们为如何克服这一危机而争执不休时，不少人也想到了中国，想到所谓中国模式以及它和世界的相互关系。是时候了，再不想就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