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专门承办行政案件的律师袁裕来近日撰文透露，他所代理的浙江省新昌县一起涉及200多村民的土地争议案最终以村民从县政府获得合理补偿，撤回诉讼而结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五致电袁裕来律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袁律师以不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为由，婉拒采访。不过，袁律师在自己发表的文章中说，他将这起土地争议案的解决归功于审理该案的法官“坚持了底线”，不是他的功劳。为此，黑龙江维权律师韦良玥表示：
“政府应该也是给法院施加了一定的压力。法院没有撤销这个案件。甚至没有驳回村民的起诉。它可能得出了一个法官坚持了他的底线。同时也不排除它会对法院施加一定的压力。要求不予立案或者要求驳回起诉。这个法官也顶住了政府的压力。或者是也没有按照政府的意见去办的话，可能会让律师得出一个结论，法官坚持了自己的底线。”
袁律师在发表的文章中透露，他在2007年代理这起土地争议案，其间，村民们经历了向有关部门投诉和上访的过程。办有“后改革思想网”的北京律师陈永苗表示，如果审理此案的法官不坚持底线，类似的案件大都不会被法院受理：
“中国的法院如果说就不坚持底线的话，民告官的案子连立案都很难立的。其实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尤其是年轻的法官，他还是想在追求法治上还是想有所作为的。在司法部门腐败比较严重的就是一个升不上去，快退休的50几岁的人，这些人是比较腐败，不坚守底线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司法伙伴不坚守底线的基本上是来自厅长或院长，行政干涉。有一些案子可能因为偶然性的因素，比如像袁律师的这个案子，他可能就扛住了，大部分的案子，法官还是扛不住。要么来自厅长、院长或者是市委书记的压力，要么可能市政府这边通过行贿的方式就把他给收买了。”
韦律师也认为，浙江新昌县的这起土地争议案最终以村民获得2000多万元经济补偿结束，走出了靠诉讼和上访解决争议的怪圈，在时下的中国的确不多，只能算作是个案：
“这个是例外在哪儿呢？就是可能是涉及到一个影响。他不是属于一个人、两个人的案件，这个影响可能是比较大的。甚至这个影响可能涉及到政府的相关人员追责的问题了。妥协的办法就是给存民解决问题，消除这种影响。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
浙江省新昌县的这起土地争议案，说到底还是一起民告官的案件。目前，一方面中国民告官环境不断恶化，另一方面民告官案件越来越多。那中国民告官案件的现状究竟如何？陈律师为此表示：
“一大半的案子是进不了这个法院的门的，不会受理的；第二个，即使到了法院真正的审理阶段，其实也有极少数才能够打赢。最后打赢了还有个执行的问题。我知道的现在的政府实际上它也不愿意到行政庭里面去打官司。被诉也是一个声誉上不好的事情。对它来说经过一定的程序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只能说慢慢的有所变化吧。如果说是一些经济补偿，一些数额不大的或者没有涉及到政治敏感的案子上面，我觉得赢的可能性还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