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危機背後更大的問題是政府控制的銀行自己在放高利貸，違背中央命令。政府銀行把存款利率壓得很低，通貨膨脹又很嚴重，所以，借錢來花很合算。但如今，政府有點控制不住，很多銀行職工把銀行低息的錢弄出來放高利貸。究竟有多少地方政府銀行在違反中央紀律偷放高利貸 ？這是比溫州高利貸崩盤更嚴重的問題。
溫州高利貸崩盤只是利率監控失敗前兆
長期倚賴民間資本的浙江溫州企業，在高利貸市場不斷擴張的情況下，終掀起風暴，企業、銀行、高利貸機構、政府官員均脫離不了干係。著名經濟學家羅小朋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溫州高利貸風暴背後的深層根源，是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限制私人資本的運用，私人資本只能另求出路，造就了高利貸的生存空間。
羅小朋於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取得經濟學碩士，為1980年代中國高層經濟改革政策研究設計的智囊人物，後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取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多年來一直關注中國問題，研究中央與地方關係中的經濟制度演變。曾任美國國際發展企業組織（IDE）研究員、IDE中國區代表、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特聘教授、貴州大學扶貧研究中心主任。羅小朋在《大事件》與明鏡網上發表的《重慶模式如成中國模式，是災難》長文，被中共高級官員稱“迄今為止，對薄熙來重慶所作所為剖析最為到位的 ”文章。
政府壓制私人資本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統計，2011年上半年的溫州民間借貸規模高達約1100億 人民幣，70%的溫州中小企業資金來自於民間，並有將近9成的家庭個人參予借貸；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沿海地區約有3萬億元銀行貸款流入高利貸市。這種近乎全民放貸的現象，反映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的驚人吸引力。
羅小朋在接受《外參》採訪時指出，浙江私人資本過剩，已是積累多年的問題，溫州企業也大量倚賴民間資本支持流動資金，主要原因是中共當局對私人資本的種種限制，導致這些私人資本一直在尋找各式各樣的出路，於是，出現炒房、炒煤礦、炒農產品等情況。
由於國有營行限制私人企業的貸款，因此，民間借貸本來就長期存在於溫州，只是，一開始這樣的借貸並不是高利貸；羅小朋表示，如今通貨膨脹，政治對信貸管制比較嚴，市場實際的利率在上升，私人資本於是出來圖利；另一方面，原本獲得暴利的炒房、炒煤礦，在房市崩盤、政府管制的情況下，獲利無法再償還高額的利息。
於是，每萬元人民幣月息可高達1000元的借貸，在債務越滾越大的情況下，終於爆了開口，由於同行之間互相擔保，危機如同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半年來，至少已有80家企業老闆逃跑、至少3宗老闆被追債而跳樓自殺的事件，其中由澳門被遣送回溫州的就有超過20人。
羅小朋認為，溫州高利貸事件背後的深層原因，還是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不給私人資本空間。“本來有如此大規模的私人資本，能做許多產業升級、出國創業的投資，也能進入許多高級產業鏈，但中共不希望私人資本有這麼大的能量 。”
2009年，9名溫州華商開始在意大利普拉托籌辦“意大利歐聯華人銀行”，同時預計於希腊、法國、西班牙設點，但羅小朋對《外參》說，隨後中央一道禁令下來，籌辦銀行之事便泡湯。廣東也遭遇同樣問題；這幾年一直聽聞廣東喊出“騰籠換鳥”、“產業升級”，但實際上，廣東產業升級困難，因為升級主要靠外資，這其中就牽涉到外國投資者來不來的問題。
羅小朋解釋，中共對私人資本在意，是因為產業升級了就會與國家的產業競爭，政府害怕私人資本力量太大，將威脅自己的權益，“浙江的吉利汽車，被壓制很多年，但最後沒壓住，殺出一條路，這是政府壓制失敗的例子，不過，大部分時候的壓制都是成功的。”
借高利貸做投機生意
溫州高利貸危機爆發後，許多媒體都揭露了企業老闆將利潤不高的主企業做抵押，另在其他地方投資房地產等“虛擬經濟”，問題產生後，導致主業資金更加緊張的情況。羅小朋對《外參》表示，借貸背後的問題是，溫州的高利貸實際上支持的是什麼？“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怎麼會借高利貸來做微利的製造業？這麼高的利息，一般不會做正經的生意。”
羅小朋指出，借高利貸無非是做包括賭博在內的投機生意，“在目前的心態下，估計賭博的人很多”，羅小朋說，在過去，借了錢多半不會不還，儘管私人老闆的製造業、加工業不怎麼賺錢，但土地這些年一直在升值，有土地在後頭做補償，算總帳的話仍是賺錢，因此，原本的私人老闆不願逃跑。
高利貸市場一般分為短期資金調度和長期融資，後者的風險更大，借貸者多半認為政府將放寬房地產或貨幣政策，之後變有能力償還借貸。以房地產這項暴利行業來看，雖然2010年政府收緊銀根、嚴厲限購，但借貸者預期房價很難下跌，政府調控也將鬆綁，屆時地價、房價都將反彈，因此仍押下賭注，民間借貸資金也大批流向房地産市場。
不過，如今土地財政處在崩潰的危險中，許多人不再抱著土地不放了。羅小朋對《外參》說：“前些年搞出口加工業的，私人老闆都能從政府那得到低價、甚至免費的土地，這些年支持他把很多生意做下來，地方政府也將地價抬得很高，所以，這些人每年算下來財富還增加。但現在已經有人考慮做不留後路的事。大家都認為房價要跌，可是土地不好賣，生意也做不下去，所以，很多人借高利貸跑了後，覺得後面還有一塊地在那頂帳，也是一種變相出手的辦法。”只是，高利貸崩盤動搖了整個信用基礎，等於把危機轉嫁給地方政府。
除了浙江外，內蒙古、江蘇、福建、山西等地也被分析人士指為高利貸風險區，羅小朋認為，浙江的情況在其他地區也發生，但規模沒這麼大，原因是浙江與其他地方的性質不太一樣：浙江的高利貸渠道非常通暢。
羅小朋對《外參》分析，浙江長期存在民間借貸市場，而政府考慮到地方財政和出口利益，多年來對民間借貸一直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造就了高利貸渠道通暢的情況，這裡又可分為兩個渠道，第一是民間的借貸擔保公司；銀行給私人企業放款，但銀行本身沒有足夠能力判斷借貸者的信用程度，因此委託民間借貸擔保公司協助判斷貸款客戶的償還能力，這種借貸擔保公司有一定的自由資本，等於將銀行的風險分散了，但這些公司實際上做的是高利貸生意，它們不但自己做，也與銀行勾結，把銀行存款拿出來放高利貸，規模雖大，但卻是相對“明”的渠道。
第二渠道則相對較“暗”，羅小朋指出，這個方式通過了政府官員。“政府官員有一個職務在，所以，放款和借款的人都認為政府官員不會輕易逃跑，特別是溫州有大量地方官員參與到高利貸的生意中，這在其他地方沒這麼嚴重。”
解決之道：提高利率
針對這場危機，溫州市銀監局已要求各銀行調低貸款利率，最高上浮不能超過30%，溫州市政府也已抽調25個工作組進駐市內各銀行，預計之後還將進駐全市縣級支行，防止銀行抽資，造成中小企業資金斷供。
羅小朋則對《外參》指出，要想解決問題，就必須利率市場化，一個選擇是提高中國政府所控制銀行的存款利率，讓老百姓更願意把錢放到銀行，第二是提高政府所控制銀行的貸款利率，讓存款和貸款利率都更靠近市場利率。
但利率市場化將對國有企業很不利，因為中國國有企業一直從銀行裡拿到相當便宜的資本和貸款來維持，由於利率提高，部分國有企業借不起，進而為經濟增長速度帶來很大的制約，因此羅小朋認為，政府解決高利貸的方向，應該一方面提高利率，另一方面放慢經濟增長的速度。
“現在中國政府也知道，經濟增長速度如果太快，風險很大，現在主要是害怕掉的速度太快，會帶來很多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但如果要解決溫州高利貸危機，政府恐怕沒有其他選擇。”羅小朋對《外參》說。
溫州高利貸事件爆發後，分析家注意到外資正飛快撤出中國市場，羅小朋則認為外資原本就四處遊走，不完全發生因為高利貸事件而飛快撤離的情況。“現在中國政府還支持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而且中國政府通過市場的操縱，外資是往美元上跑；另一方面，人民幣相比歐元和許多國家的貨幣，如果還給人升值的預期，持有人民幣也還是相對安全的選擇。”
羅小朋對《外參》指出，這場危機背後更大的問題是政府控制的銀行自己在放高利貸，違背中央命令，“政府銀行把存款利率壓得很低，現在通貨膨脹又很嚴重，所以借錢來花很合算，但如今政府有點控制不住，很多銀行職工把銀行低息的錢弄出來放高利貸；究竟有多少地方政府銀行在違反中央紀律偷放高利貸 ？這是比溫州高利貸崩盤更嚴重的問題。”羅小朋強調，溫州高利貸崩盤只是整個中國利率監控失敗的徵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