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鲍扑主持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蔡文彬主编的《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鲍彤作序，开篇四句话，文采飞扬，一语中的：”眼前这五十多篇，不是词章家的笔墨，不是旁观者的咏叹，都是过来人的心血。
今年解放军入藏60周年，拉萨街头布满军警
其中主编蔡文彬对杨岭多吉的采访《一个民族干部心中的赵紫阳》，给我极大的触动。杨岭多吉是四川巴塘藏人，曾任四川省副省长，后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政协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75年10月赵紫阳履新四川，1976年1月杨岭多吉调任中共阿坝自治州委书记。
文革阿坝”新叛”源于”支左”杀人太多
杨岭多吉在阿坝州上任后，到马尔康、理县、汶川、黑水、松潘等地了解民情，一路问老百姓”你家里有多少人？是什么人？”他们的回答，不是说自己哥哥叛乱，就说自己父亲或者舅舅叛乱了，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说自己家里有叛乱分子。杨岭多吉惊讶怎么到处都是叛乱分子？就組織州委成立工作組，亲自担任组长，着手调查。
所谓的”叛乱”发生在1968年，涉及到四个县：阿坝、红原、若尔盖、壤塘，还有松潘的一个藏区毛尔盖区，总人口涉及十五六万，”叛乱分子”达到三万。起因是阿坝地区两派群众在念经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和冲突。当时支左部队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在一个小山坡上架起机枪，被打击的一派心怀不满，就组织一百多人的马队冲击山坡，部队竟然用机枪扫射。按老百姓的说法当场打死了六十一个人，省里政法部門调查确定打死了四十五个人，打伤的就更多了。向上级汇报后，因为死人太多，无法交账，就定性为”叛乱”，经过层层上报，居然得到中央軍委、国务院批准为”新叛”，与 五九年”老叛”加以区别，实行平叛。
调查之后，杨岭多吉把结果憋在心里两年没敢说，只是进行思考。
內地武斗是造反，民族地区武斗就定叛乱？
1978 年10 月四川省委召开民族工作會议，赵紫阳第一个点杨岭多吉发言。杨岭多吉就谈到1968年阿坝地区的”新叛”，他以个人名义提出：”这是人民內部矛盾，应该平反。”
赵紫阳听后很激动，马上指着台下坐着的省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书记郜志远說：”这些问题你以前怎么没说？”郜1972 -1977 年任中共阿坝州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此前到阿坝视察半个月，都由郜陪同，郜没有向赵紫阳汇报”新叛”这件事，赵紫阳从没听说过，因此很生气。杨岭多吉只能帮助自己的这位前任解围，说：”以前思想没解放，也不敢说。”赵紫阳不接杨岭多吉的话，还是指责郜志远。郜志远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已经解决了。”杨岭多吉反驳：”这个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解决的只是’扩大化’ 的问题。这个要平反，这不是’叛乱’，为什么内地武斗就是造反，民族地区武斗就定成了叛乱？”
那天会上，赵紫阳还说了一些更激烈的话批评郜志远，其中有一句：”这样看来，你们民委的工作成问题！”接着又问省里的其他领导知不知道这件事，大家都说不知道。当时不止民委，就是省委也没有人敢提出为”新叛”平反。
这次民族工作会议结束时，赵紫阳在做总结报告时说：「看来这不是叛乱，应该平反。」1979 年又派省里三家政法部门到阿坝调查，写出”平反”的调查报告。
赵紫阳支持批判”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
1979 年10 月中共四川省委再次召开民族工作会议，杨岭多吉在阿坝小組會上提出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他准备了5千字的发言稿，希望发在简报上。10 月28日杨岭多吉发言刊登出来。大家都知道如果赵紫阳不看，绝对没有任何人敢表态同意发表。赵紫阳在其他场合上说：”我们这些民族干部真是不简单，他们不仅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还在考虑国家大事。”
大会总结会上，赵紫阳再一次支持杨岭多吉，同时做了补充，提出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80 年赵紫阳到中央任职，同年3 月胡耀邦主持召开首次西藏工作座談會，4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里，正式批判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並阐述了理由。《人民日報》发表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錯誤理論》。说明中央的民族工作方针已经发生了转变。
胡赵时代确定了达赖喇嘛回归日期
赵紫阳离开四川之前，已经提升杨岭多吉担任副省长，后来又把他调到西藏担任领导。赵紫阳对杨岭多吉说过：经历了文革，大彻大悟。就是要改变我们过去的那种执政方式，动则整人的方式。
作为一个民族干部，杨岭多吉亲身体会到胡赵时代是实现民族和解的最好时期，开始把人心凝聚起来。1980年12月至1985年6月，杨岭多吉在西藏担任自治区领导，他说：”那段時间，中央有五条對达赖喇嘛的政策，那是爭取达賴回归，而不是不要他，当時谈得具体，回归时间都确定了，关系非常缓和，藏区也比较平静。”
89之后民族政策大逆转
198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33号文件《关于四川藏区反分裂的通知》，说藏区要叛乱。已经回到四川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杨岭多吉就到阿坝去看，他说：”哪里有分裂？哪里有叛乱？他們先說是寺庙，我就专门在兩個不同的寺庙裏睡了兩个晚上，安靜得很！怎麼會有叛乱？為什麼要叛乱？我怎么看不出一点要叛乱的情绪？我一直解释到中央，幸好楊汝岱同志發揚民主，採納了我的汇报意見，才沒出大問题。”
但是到了2007 年8 月，情况就不同了。时任省委书记的杜青林就开了三次会议分析藏区，认为”全国藏区分裂问题上隐蔽活动最严重、公开破坏最突出、分裂案件最多。”2007 年10 月25 日杨岭多吉针对”三最”，給杜青林寫了信：”你把反分裂斗争扩大大化、絕对化、普遍化了，你还要警惕有些人給你帮倒忙，把事情夸大。”但是杜青林听不进杨岭多吉的意见，依靠”三最”直升政协副主席，到北京当中央统战部部长去了。
阿坝和甘孜正在发生着残酷的镇压和惨烈的抗争。杨岭多吉说：”如果這兩年也能採納我的意見，也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跟少数民族的关系也会好得很了。這兩年发生的這些事恐怕要花很多年的時间才能再把人心凝聚起來了。”
作者:高瑜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