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是举世公认的权威书籍。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版的GUINNESS WORLD RECORDS 2001，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2001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该书第185页有这么一段文字：
MOST PEOPLE KILLED IN A FAMINE
Between 1959 and 1961，approximately 40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in China.
把这段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
饿死人最多的一次饥荒
在1959年到1961年之间，在中国大约有4000万人死于饥饿。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廖盖隆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触机密资料的权力，他在《炎黄春秋》2000年第三期曾撰文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00万人。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教授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40万。”
刘少奇在大饥荒中的1961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过去的两年内已经有3000人非正常死亡。”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1959年起，持续至1961年，以1960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犹太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
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死亡斤979.3万。1961年和1962年，李井泉依然执行毛的要求，一直继续死人到1962年底，如果估算61和62两年的死亡人数，四川大约死亡1250万。1959年曾经宣布粮食要平均亩产万斤的富顺县，饿死10万余人，每七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巫山县，每六个半人中就饿死一个人。大邑县死亡率，每五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四川荣县60多万人口，有四分之一饿死在那场空前的大饥荒中。
安徽全省死亡约400至600万，安徽无为县 1957年人口982927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死亡32万370人，死亡率33%。安徽凤阳，安徽毫州，安徽宿州，淮北，泸州，死亡率都在20%附近。河南信阳死亡100多万，河南商丘死亡率也是惊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4000人。山东在1957年人口5500万，到1960年底，死亡500万 ，死亡率10%。贵州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占全县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全县死绝户2938户。遵义县仅仅在1960年内就死了71800多人。贵州全省死亡174.6万，占总人口的10%。
广西环县饿死5万多人，三个人中死一个，总人口16万多。山西新绛横桥公社亩产1139789斤“红薯卫星大王”——三年间饿死6万人左右。江苏江都县三年间饿死了38400人。宝应县就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的6.2%。江苏北面的高邮县，饿死了37000多人，其中17000多是儿童。江苏徐州市沛县1958年534528人，从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净减少了52521人。死亡率10%。江苏重灾区在徐州，扬州，通州，死亡率在5%至10%，基本是农村户口。湖北麻县三年死亡5万多人，陕西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
仅仅在1960年一年，全国就有至少33个县，死亡率超过10‰，也就是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死亡。 这些县的名单如下：
安徽 太和 无为 宣城 亳县 宿县 凤阳 阜阳 肥东 五河
河南 光山 商城 新蔡 息县 固始 正阳 上蔡 遂平
湖南 古丈
广西 环江
四川 石柱 涪陵 容县 资阳 秀山 酉阳 荥经 南溪 屏山
贵州 湄潭 赤水 金沙 桐梓
青海 民和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食人案件）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人相食案件，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这一场大饥荒被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火灾、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
其一是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着放卫星，19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导了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 斤的“卫星”；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卫星”时，已高达130,434斤了。农业部七月份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 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40亿斤。毛不管老百姓死活，就强行按照虚报的数字征粮。
其二是由于毛为筹措从苏联大规模进口武器的费用，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出口国。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四千万人每天提供840卡路里热量。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水果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毛的大跃进和出口粮食政策，中国连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毛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再看看毛在农村视察工作的情况：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问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毛主席到了徐水》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这里的水稻生长很好。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毛主席还询问了这个社妇女参加生产的情况。（《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1958年12月9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1957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1958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毛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着毛泽东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上千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MOST PEOPLE KILLED IN A FAMINE
Between 1959 and 1961，approximately 40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in China.
把这段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
饿死人最多的一次饥荒
在1959年到1961年之间，在中国大约有4000万人死于饥饿。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廖盖隆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触机密资料的权力，他在《炎黄春秋》2000年第三期曾撰文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00万人。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教授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40万。”
刘少奇在大饥荒中的1961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过去的两年内已经有3000人非正常死亡。”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1959年起，持续至1961年，以1960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犹太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
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死亡斤979.3万。1961年和1962年，李井泉依然执行毛的要求，一直继续死人到1962年底，如果估算61和62两年的死亡人数，四川大约死亡1250万。1959年曾经宣布粮食要平均亩产万斤的富顺县，饿死10万余人，每七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巫山县，每六个半人中就饿死一个人。大邑县死亡率，每五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四川荣县60多万人口，有四分之一饿死在那场空前的大饥荒中。
安徽全省死亡约400至600万，安徽无为县 1957年人口982927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死亡32万370人，死亡率33%。安徽凤阳，安徽毫州，安徽宿州，淮北，泸州，死亡率都在20%附近。河南信阳死亡100多万，河南商丘死亡率也是惊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4000人。山东在1957年人口5500万，到1960年底，死亡500万 ，死亡率10%。贵州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占全县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全县死绝户2938户。遵义县仅仅在1960年内就死了71800多人。贵州全省死亡174.6万，占总人口的10%。
广西环县饿死5万多人，三个人中死一个，总人口16万多。山西新绛横桥公社亩产1139789斤“红薯卫星大王”——三年间饿死6万人左右。江苏江都县三年间饿死了38400人。宝应县就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的6.2%。江苏北面的高邮县，饿死了37000多人，其中17000多是儿童。江苏徐州市沛县1958年534528人，从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净减少了52521人。死亡率10%。江苏重灾区在徐州，扬州，通州，死亡率在5%至10%，基本是农村户口。湖北麻县三年死亡5万多人，陕西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
仅仅在1960年一年，全国就有至少33个县，死亡率超过10‰，也就是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死亡。 这些县的名单如下：
安徽 太和 无为 宣城 亳县 宿县 凤阳 阜阳 肥东 五河
河南 光山 商城 新蔡 息县 固始 正阳 上蔡 遂平
湖南 古丈
广西 环江
四川 石柱 涪陵 容县 资阳 秀山 酉阳 荥经 南溪 屏山
贵州 湄潭 赤水 金沙 桐梓
青海 民和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食人案件）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人相食案件，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这一场大饥荒被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火灾、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
其一是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着放卫星，19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导了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 斤的“卫星”；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卫星”时，已高达130,434斤了。农业部七月份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 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40亿斤。毛不管老百姓死活，就强行按照虚报的数字征粮。
其二是由于毛为筹措从苏联大规模进口武器的费用，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出口国。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四千万人每天提供840卡路里热量。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水果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毛的大跃进和出口粮食政策，中国连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毛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再看看毛在农村视察工作的情况：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问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毛主席到了徐水》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这里的水稻生长很好。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毛主席还询问了这个社妇女参加生产的情况。（《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1958年12月9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1957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1958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毛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着毛泽东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上千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