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被称为“红色江山”时代——从死人这个角度而言，这江山的确应该是红色的，因为死人太多。正如我在《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文所言：斯时，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这里边当然原因多多，但统治集团——尤其是统治集团中领导人的生命观当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妨来看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对生命的看法。
毛泽东据说是无私的，为了新中国牺牲了六位亲人。不过他早就有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在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在苏联时，他更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看到这些话，不难理解什么叫草菅人命；如果全世界要死一半人才能换来社会主义，人民是不需要这个主义的。既然全世界都可以死一半人，那六位亲人又算什么呢？
有了这样的观念，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政策和体制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毛泽东对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死亡灾难却心平气和得让人吃惊。大跃進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带孝”。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种上庄稼。
如前所述，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甚至，毛泽东对他他搞大跃進中国会死多少人都心中有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66年，刚刚吃饱饭没几年的中国人又将面临一场更大的灾难，这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著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裏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到了这一年冬天，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趋势发出最新最高指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73岁生日那天，用洪亮的声音说：“祝展开全面内战！”随之，暴力行为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由“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其理论支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军队支持的就是“左派”，是“革命组织”，不支持的当然就是“保守派”，是“反动组织”。康生、江青等人又提出“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
军队“支左”——给“左派”发武器“文攻武卫”。《中国“左”祸》列举了很多著名事件。其中：1967年1月新疆石河子事件，打死24人，打伤74人，事后双方又互抓对方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曝尸。1967年5月，广西两派组织武斗，仅“四.二二”一方就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名被捕，后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加上攻击方的损伤，总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8445人；烧毁房屋2820多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10000多户50000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以上。湖南道县还放出了杀人“卫星”。1967年8月到10月，历时66天，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杀死4193人，另有326人被迫自杀。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杀人“成绩”也可观，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826人，最小的仅出生10天。杀人的手段有：枪杀，刀砍，沉水，炸死，投消水洞，活埋，打死，勒死，烧死，摔死。
为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生命观叹息，更为中国有这样的领导人叹息。
毛泽东据说是无私的，为了新中国牺牲了六位亲人。不过他早就有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在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在苏联时，他更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看到这些话，不难理解什么叫草菅人命；如果全世界要死一半人才能换来社会主义，人民是不需要这个主义的。既然全世界都可以死一半人，那六位亲人又算什么呢？
有了这样的观念，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政策和体制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毛泽东对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死亡灾难却心平气和得让人吃惊。大跃進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带孝”。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种上庄稼。
如前所述，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甚至，毛泽东对他他搞大跃進中国会死多少人都心中有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66年，刚刚吃饱饭没几年的中国人又将面临一场更大的灾难，这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著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裏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到了这一年冬天，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趋势发出最新最高指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73岁生日那天，用洪亮的声音说：“祝展开全面内战！”随之，暴力行为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由“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其理论支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军队支持的就是“左派”，是“革命组织”，不支持的当然就是“保守派”，是“反动组织”。康生、江青等人又提出“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
军队“支左”——给“左派”发武器“文攻武卫”。《中国“左”祸》列举了很多著名事件。其中：1967年1月新疆石河子事件，打死24人，打伤74人，事后双方又互抓对方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曝尸。1967年5月，广西两派组织武斗，仅“四.二二”一方就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名被捕，后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加上攻击方的损伤，总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8445人；烧毁房屋2820多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10000多户50000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以上。湖南道县还放出了杀人“卫星”。1967年8月到10月，历时66天，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杀死4193人，另有326人被迫自杀。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杀人“成绩”也可观，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826人，最小的仅出生10天。杀人的手段有：枪杀，刀砍，沉水，炸死，投消水洞，活埋，打死，勒死，烧死，摔死。
为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生命观叹息，更为中国有这样的领导人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