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隅兮，事竟败于垂成，虏骑遍于道路兮，购吾头以千金。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负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门。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则欲完成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

这首诗为1904年11月10日宋教仁在华兴会举义失败逃亡路上舟过洞庭湖时所作。我们虽能被宋教仁的革命豪情感染，同时，我们也能深深体味到作为一个汉人，宋教仁面对异族统治所迸发出的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绪，毫无疑问，身为华兴会领袖之一的宋教仁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1882年4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香冲的宋教仁，无疑也身受当时反满排满的时代情绪的影响。早在桃源县城漳江书院读书期间，未及加冠的宋教仁在与同学纵论天下大势和古今用兵之道时，就曾感慨说道：中国苦满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轭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后，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少时的宋教仁就被同辈之人目为“狂生”。

走出桃源来到大都会武昌就读的宋教仁虽然眼界大开，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出现大的转变，他反清的意志却更加坚定。1903年，当遇上与自己志向相同的黄兴时，他断然放弃学业，与黄兴共组反清的革命组织华兴会，意在联络两湖反清志士，一举推翻满清政权。

宋教仁思想的转变起因于1904年10月华兴会反清的失败。华兴会成立后不久，就制定了1904年11月16日慈禧70大寿之时在两湖地区起义反清的计划。身为华兴会副会长的宋教仁负责湖南常德一路起义筹备相关事宜。在《宋教仁日记》的开篇，我们看到为了筹措起义经费，宋教仁曾打算变卖自己的家产，只因一时不能脱手，为了不耽误起义日期，10月30日，宋教仁决定赶赴省城长沙找黄兴等人商议，另谋筹款办法。因信息闭塞，当时的宋教仁并不知道起义的计划已泄露，黄兴等人还未来得及通知宋教仁就已逃亡。

其实从1904年10月30日起，宋教仁就走上了逃亡之路。他一路向东，于1904年12月13日以逃亡者身份踏上日本横滨，那时，正是日俄战争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身负一腔爱国热情的宋教仁，一脚踏上日本领土的同时，也踏上了一条充满变数与风险的职业政治家的不归路。

在现在能够收集到的宋教仁早年的文章当中，到日本之后，宋教仁思想意识里主要表现的还是民族主义的东西，这从他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的文章里就能看出。《二十世纪之支那》以倡导伦理的爱国观念国民教育为宗旨，第一期的文章差不多四分之一为宋教仁所写，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文章为《汉族侵害史》，在这些文章中，宋教仁对清王朝所表现出的是坚持彻底破坏排满革命的坚定态度。

在宋教仁日记里我们能够看到，从1905年1月至6月最初的半年里，宋教仁非常的忙碌，他不仅计划出版《二十世纪之支那》，加入秋谨等人组织的演说练习会和白话报，还参加了湖南同乡会的活动，并获选为桃源县的代议士。在这半年里，出席了四次代议士会议（三月十二日、四月二日、四月二十四日、五月十四日）。宋教仁还为潜伏在湖南、准备在洪江东山再起的会党首领马福益筹措军费，同时，与田桐计划筹款建设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铜像。如此等等。与在国内相比，宋教仁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出现在宋教仁日记中的中国人名也非常之多，总计在100人以上，其中至少有50人以后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与如此多的来自国内的精英人物的直接交往，自然极大的丰富了宋教仁的人生阅历，也增加了他对国内局势的了解。同时，宋教仁于1905年3月10日加入日本体育会，从事徒手及兵式体操，还练习骑马和射击。在这期间，宋教仁购买了49本书，订阅了9种杂志，且除了刘师培创办的《国粹学报》外，其他如《新佛教》、《地学界》、《太阳》等8种杂志，都是地道的日文杂志。由此可见这时的宋教仁求知欲非常旺盛，求知的范围也非常广阔。

初来日本的宋教仁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身上仍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在1905年7月9日的日记中，宋教仁比较详尽的记述了一件令自己非常悲愤的事情，从对这件事的处理中我们也能看到23岁的宋教仁所表现的不同常人的政治家气质。这天下午，宋教仁与胡瑛、郭之奇到和强乐堂观活动写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电影），因突然演支那妇人丑态，引起留日学生一片哗然，大家一轰而散。宋教仁本来也准备离去，但一想到这件事还需要有人善后，就与郭之奇站在乐堂门口，说明理由劝中国人不要进去观看，同时嘱咐一位朋友陕西人潘会文写一长条贴在门口，但该堂司事不许张贴，双方发生争执，最后，馆主出面请宋教仁等人进乐堂内喝茶，并向他们表示歉意，然后请他们不要张贴这样的告示。宋教仁却说：贵君演写真有自由权，虽如何出吾国丑，吾不能干涉之，则吾等禁戒吾国人不来看，亦有自由权，虽贵国政府亦不能干涉之云云。宋教仁这番话说的馆主哑口无言。

1905年6月12日，宋教仁正式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而在此前一日，宋教仁曾到清廷驻日本公使馆，请求参赞马廷亮想办法帮自己进入法政大学学习，同情革命党人的马廷亮答应了宋教仁的请求。宋教仁在其日记中如此记述：十二日
雨  已初，至申锦章寓，邀锦章偕至法政大学报名。至其会计室，彼言公使馆信已到。余遂写履历书，交与五月份学费八元，购听讲券。宋教仁就这样正式开始了其在日本法政大学的学习。很多年后，人们才看到宋教仁的这一选择对未来的中华民国有着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1905年是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年份之一，有近8000名中国的热血青年来到日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进入日本的军事院校学习军事。而在七、八年前，中国进入日本学习的人数不过几十人，不及此时的百分之一。1894年的甲午战争深深刺痛了中国读书人的自尊心，但此后，中国人的尚武热情也意外高涨起来。这种用枪杆子救国的爱国热情促使20世纪初大批青年精英走上了军人的道路。然而令人可悲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多事之秋，这些飘洋过海学习军事的年青人同进又自觉担负起拯救国家的政治使命，最终使他们在残酷的政治博杀中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历史角色。

宋教仁应该是这8000人中少有的例外，对于当时的革命党而言，宋又是唯一的例外。宋教仁进入法政大学不久，孙文来到日本，这个头脑简单但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把目光投向了人数众多的留日学生群，特别是两湖地区有着反清经历的华兴会成员。在宋教仁的日记里，对于孙文的到来宋教仁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奋之情，甚至连激动的文字也没有，宋教仁只是用惯常的冷静记录下了与孙文的会面。在宋教仁笔下，孙文应该是一个口若悬河但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人，从他当天的日记里足以看出这一点：逸仙之言，余尚多，不悉记。

而孙文的到来在留日的华兴会成员中却炸开了锅。在宋教仁与孙文见面的第二天，1905年7月29日，华兴会重要成员在陈天华寓所召开会议商讨与孙文合作一事，华兴会领袖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四人竟然是四种不同意见：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与孙文完全联合，黄兴主张形式上与孙文结盟而精神上保持独立，刘揆一则拒绝与孙文合作。宋教仁显然比他们想的更远，他觉得既然有人想入会，有人拒绝入会，那么就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华兴会中以后入会之人与不入会之人的关系，当天的会议因意见分歧过大而不了了之，这次的会议也预示着中国同盟会以后四分五裂局面的出现实属必然。实质上，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历史作用并不象以后国民党吹嘘的那样作用巨大，孙文也没有成为当时革命党人公认的革命领袖。华兴会领袖之一，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的陈天华在当年冬天投海自尽，在他的《绝命书》里，他与孙文的政治主张就有着明显的区别：近今革命之论，嚣嚣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也。而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观于鄙人所著各书自明。……然鄙人之于革命，有与人异其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
155-156页）

在宋教仁现存的16万多字的日记里，对孙文的记述文字也寥寥无几。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日记里显示出的对孙文的态度也越来越趋于冷淡。而对于黄兴，他们之间也出现了分歧。1906年9月17日，已是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业完成两个月之后，他接到黄兴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已于9月11日从中国返回东京。黄兴自1905年冬天潜回国内，并改名张守正，赴桂林游说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反正，失败后于1906年春转赴梧州、龙州、河内至新加坡，协助孙文在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分会和筹款。同年秋，经香港、上海等地，于9月11日抵达东京。9月25日夜，宋教仁来到黄兴寓所，见到了分别10个月之久的黄兴，经过这10个月，黄、宋二人思想上则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宋教仁日记有如下记述：八时，乃至黄庆午寓，坐视良久，庆午回，谈叙良久。问余以去岁为取缔规则风潮事，余悉言之，并言胡经武之为人，庆午言亦早知之。又谈及渠往南洋事，庆午言往西贡后，乃往广南各处，所事稍有头绪，又回香港往南洋，南洋无所获，乃回东京云。余听毕，觉其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欲稍劝之而不果。在宋教仁眼里，此时的黄兴已是一个十足的冒险之徒，宋教仁之所以对黄兴有如此的看法，并非黄兴有了改变，而是宋教仁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出现了变化。

宋教仁于1905年6月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其后，又于1906年元月底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宋教仁被编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壬班。当时，其他学生已开课三个多月，宋教仁不得不进行补习。从他日记中自己所列出的课表来看，加上体操、图画、唱歌等，他在早稻田大学的功课共有9门，其中，课时最多的是日语，一个星期竟有18个课时之多。同年7月20日，宋教仁在早稻田大学预科毕业。虽然他是中途入学，但是他的日语、普通科目、政法、理财等各科的毕业成绩，却都是班上第一名，在全部440名预科学生中，及格者366人，宋教仁以77．15分位列23名。

在一年多的大学学习中，宋教仁无疑打下了比较牢固的法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但宋教仁在中华民国建政时期表现出来的非凡宪政思想，恐与他1906年的一段特殊经历有关。1906年元月10日，程家柽为宋教仁送来《日本宪法》文稿，请宋教仁译出后交给他，然后托他翻译文稿的人支付一笔译金给宋教仁。谁知，这样一来宋教仁竟然收不住手了，有时受人之托，有时因为生活所逼，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宋教仁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制度要览》、《英国制度览》、《各国警察制度》、《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官制》等西方国家制度专著。从这份译著名单来看，当时西方主要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几乎全部在宋教仁笔下得以译出。而当时宋教仁不过24岁，正是人一生中思想趋于成熟的关键时期，通过翻译这些书籍，西方民主国家宪政民主法治的思想观念无疑潜移默化于宋教仁的大脑之中。

或许是由于过度的用功和运动，加之与留日学生频繁复杂的往来关系带来的身心疲劳，在初到日本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宋教仁曾两度患过神经衰弱症。1905年6月18日，宋教仁在神保医院被诊断为“脑病”开始吃药治疗。这种病大概是因为来日本这久因文化冲突而带来的精神疲劳或因远离故国而产生的轻微忧郁症，与宋教仁一样，大部分中国留日学生都未曾幸免。宋教仁日记中经常提到的黄尊三甚至在其日记中叹息说，来日本以后，没有一天不生病的。宋教仁的同乡好友李和卿甚至因为精神疾病而不得不放弃学业，最后离开日本。

而宋教仁显然没有大多数留日学生幸运。1906年8月，来日本近两年的宋教仁因神经衰弱症不得不住院治疗，在日本东京田端脑医院住院长达两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宋教仁一边继续翻译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专著，一边对自身作了深刻的自省，他有意识在道德上进行自律，以一个道德高尚的政治家标准要求自己，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革命党领袖人物，这里面当然包括黄兴跟孙文。

从1904年12月13日来到日本至1907年4月9日第一离开日本返回中国东北做马侠的工作，期间共约两年半的时间，在宋教仁日记里出现的关系亲密的女子有两人，一个是永井德子，一个是西村千代子。

宋教仁第一次见到永井德子的时间是1905年1月19日，在当天的日记里，宋教仁写道：酉正，至永井德子家，坐良久，言语不通，甚不便。戌初，回。虽然由于宋教仁初到日本，不会说日语，但他仍然在永井德子家坐了近两个小时。这之后的半年里，宋教仁与永井德子一共见面12次，其中1月19日至3月底的2个多月里，宋教仁与永井德子就见面8次。根据日记记述，宋教仁曾有两次给永井德子送过东西，一次是1月30日，宋教仁以《男女之绝叫》、《法律上结婚》两书赠予永井德子。另一次是3月31日，宋教仁到劝工场购买日本布一轴想送给永井德子。但一到永井家心又狂跳不已，最终没有送成。这之后，他到永井德子家去的次数逐渐少了。1905年6月，宋教仁患上脑病后，就几乎不再与永井德子来往。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日记里再次出现永井德子的名字，已是1906年9月19日。那天晚上，宋教仁从治病的医院出来散步回医院的路上偶然遇到永井德子，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将归时，忽遇见去岁余所识之永井德子。问其何来？则云游玩而来此者，且云将往米国去云云。余见其衣服容貌均与前较华美，想或已走坏路亦未可知矣。由此可见，此时的永井德子在宋教仁眼里已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了。

宋教仁与西村千代子的交往则遭到身边好友们的强烈反对。1906年1月7日，应是宋教仁与西村千代子的第一次见面。宋教仁邀千代子姐妹看电影，回寓所后，桃源同乡李和生大骂宋教仁不该与千代子来往，宋教仁听后非常愤怒，两人大吵一场。同年3月2日，宋教仁前往西村年一家，想邀他一起去王子观制纸会社，不料，西村年一不在家，而千代子因病在家卧床休息。她问明宋教仁来此的原因随后即带宋教仁前去。此后，宋教仁竟然爱上西村千代子。他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李和生之后，又遭李和生一顿臭骂。宋教仁虽然觉得自己对千代子的这种情感有违道德，但当3月14日晚千代子姐妹来找自己时，宋教仁却大喜过望，他在日记中写道：七时，西村千代子姊妹来访余，实出余意外，余大喜慰，坐良久，邀至聚丰园购茶点食之。食次，余思余此种行动果属如何，抑果无害道德乎？亦觉心中不安。既而思余既另有见地，则亦何妨，遂亦置之，与千代子姊妹笑语甚欢，但未及于狎亵也。九时，始辞去，余送之，良久始返。

因为与西村千代子的交往，宋教仁又遭到同乡好友且为漳江书院同窗、华兴会同志吴景鸿的责备与劝告。宋教仁始下决心断绝此种念头。他在日记中说：回寓后坐定，又反复思之，觉余一念之差，遂生出种种风波，非良友再三忠告，几陷于险。今而后誓当绝迹此念，以不负生平。

1906年的宋教仁差不多一直处于痛苦和病患之中，但这一年无疑也是宋教仁宪政民主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年份。由于思虑过多，当年的8月份，宋教仁不得不进入日本东京田端脑医院住院，且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因为治病，宋教仁与同盟会的成员们关系日渐疏远，这种疏远并不排除宋教仁借治病为名有意为之。宋教仁与孙文、同盟会关系的疏远，可从其日记所记以下之事看出：

一、以治病为由有意避开同盟会的相关活动：1906年8月20日，宋教仁正式住进日本东京田端脑医院。在这之前的19日，他致信桃源同乡吴景鸿、李星次，自己即将入院治病，今后与朋友断绝一切联系。在2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拟居院期间，决谢绝人事及往来应酬之事，以专一从事于此焉。9月1日，在致友人信中，他又说道：不可倚赖人太重，希望事太急，须以谨慎镇静谋天下事。对于团体，则谋蓄养其潜势力，对于个人，则谋预备其真本事。又：处人涉世之道，交人用人之方，亦须细心。学绝道丧，人心日坏，争名夺利，无所不至。我既入世，则不得不俯就曲从，学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法，尤不可以言貌及名誉取人，须观其品行，察其心术。故知人之明识及待人之善法，均不可不留心也。宋教仁信中所说“不可以言貌及名誉取人，须观其品行，察其心术。”应当意有所指。9月4日晚，有朋友前来看他，使宋教仁大为吃惊，他在日记里如是记述：夜间，李星次、田炳轩来，余骇然，询之，始知其于无意之中偶然寻得者也。遂留之，坐谈良久。余嘱其切勿告与他人以此处所。九时始去。是夜，余心中烦恼复发，寝不成寐。细思其故，盖因星次来，恐其转告他人致有多人来访余也。因为担心他们将自己行踪说出，第二天，宋教仁连写书信两封给李星次与田炳轩，恳求他们保守自己的秘密。

二、不认同孙文等人的政治理念及行事风格：1906年9月25日夜，宋教仁来到黄兴寓所，见到了分别10个月之久的黄兴，宋教仁日记有如下记述：八时，乃至黄庆午寓，坐视良久，庆午回，谈叙良久。问余以去岁为取缔规则风潮事，余悉言之，并言胡经武之为人，庆午言亦早知之。又谈及渠往南洋事，庆午言往西贡后，乃往广南各处，所事稍有头绪，又回香港往南洋，南洋无所获，乃回东京云。余听毕，觉其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欲稍劝之而不果。12月2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民报》周年纪念大会。而之前孙文即与黄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制作出了指导同盟会行动的纲领性文件《革命方略》。在其中的《军政府宣言》里，正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口号。在宋教仁的日记中，从未看到这样的文字，可见宋并未参与其中，从此也可以看出，宋教仁并不认同孙文的政治理念。《民报》周年大会还是日人宫崎寅藏告诉他并邀他前往。由此可见，即使是在离开医院很久之后，宋教仁也并没有积极参与同盟会的相关活动。对于当天会场内的情形，宋教仁有这样的描述：一时拍掌声，呼万岁声甚为烦杂，余几不堪。当天与会的留日学生有差不多6000人，宋教仁认为，同盟会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声势，主要在于《民报》的巨大影响力。在当天的日记中，宋教仁记述了自己当初倡导办报而无人支持的艰难历程：回思余初至东京，唱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前身），所共事者，仅田梓琴、李和卿、郭瑶皆、张步青等，赞成者甚寥寥，反对者到处皆是。以陈星台之热心，而亦畏避之。经几次之波折，几多之变换，始克出报。其艰难之境，及余之苦心造诣，实不堪感慨系之矣（余于去年邀黄庆午等办报，皆不赞成，孙逸仙至东京，亦向余言，君等办报，可邀宫崎氏册办之，亦无办报之意）。可见在办不办报之事上，宋教仁与同盟会主要领袖有着明显的分歧，这可能也影响到宋教仁对孙文等人的看法。在一次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宋教仁感叹道：今世固无英雄，其人才之匮绝，将犹有蛰隐未暴者耶？显然，宋教仁并不认同孙文，也从未把孙文看成当世能救中国的英雄。

三、一再辞去同盟会内的相关职务并要求改选总理一职：1907年1月4日，黄兴与宋教仁在《民报》社见面，黄兴告诉宋教仁，自己即将前往香港，因此将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交由宋教仁代理。宋教仁的日记有如下记述：余思余现在养病，既不能作他事，亦可任也，遂应之。下午四时，回。夜八时，至孙逸仙寓，庆午亦在。逸仙与余言代理庶务事，余问其一切事务如何？逸仙不多言及。从“逸仙不多言及”我们可以看出孙文对宋教仁代理庶务干事一职的态度，也可看出宋教仁对孙文的不满情绪。在宋教仁任代理庶务干事这段时间的日记里，宋与孙文并没有商议同盟会任何大事，宋与孙的交往也只是为一些琐碎会务。同年2月，黄兴自香港回到日本，2月27日，宋教仁即找到孙文，要求辞去代理庶务干事，而孙文竟要宋教仁与黄兴商量。第二天，宋教仁找到黄兴提出辞职，黄兴不同意，并说此前为国旗一事与孙文大闹一场。宋教仁对此事记述如下：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孙逸仙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孙文平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这与其说是黄兴对孙文的看法，不如说是宋教仁内心对孙文的看法。所以在当天的日记里宋教仁还写道：又思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3月1日上午，宋教仁即前往孙文处辞职，并将所有文件交给孙文。孙文起初不同意，宋教仁一再坚持，最终辞职成功。同年6月，宋教仁与章太炎、张继、谭人凤、白逾桓等人一起准备召开同盟会员大会，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因黄兴拒绝而作罢，此后，宋教仁即与孙文同盟会分道扬镳。1911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另组同盟会中部总会，此组织虽号称同盟会，但与孙文领导下的同盟会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四、多次与立宪派代表人物接触：1907年1月10日，宋教仁曾拜访湖南同乡、立宪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徐佛苏，他们两人在聊天中谈及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四时，至徐应奎寓，坐良久。谈及梁卓如，应奎言：梁卓如于《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则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乎？余答以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有复也。复坐谈至留晚餐。八时回。关于此事，宋教仁于第二天郑重其事的与孙文、胡汉民等人商量，但与梁启超双方握手言和的想法遭到孙文、胡汉民的明确拒绝，宋教仁不得已作罢。宋教仁日记如实记述了这件事：十一日 晴  八时，至神田一书店，购得《催眠学》书。十时回。与章枚叔言及昨日徐应奎所言之事，枚叔言，可以许其调和。余遂至孙逸仙寓，与逸仙及胡展堂言之，则皆不以为然。余遂已。下午三时回。2月1日，宋教仁接到徐佛苏书信一封，徐说他将与湖南同乡蒋观云同往梁启超处，并将劝说梁启超今后写文章时不要有时攻击革命党人。3月3日，宋教仁前往徐佛苏处拜访，但没有遇见徐佛苏。

1906年10月8日，在得知清政府预备立宪而内阁成员尽来自皇族的消息之后的日记中，宋教仁曾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有较长的评论。在日记的最后，他写道：盖此即政府讲真正专制主义之策，而不欲实行立宪之明证，以压制国民者也。噫，今而后吾乃盖知政府之不能开明专制与立宪矣！今而后吾乃盖知异族的政府虽能开明专制与立宪，亦吾国民之不利矣！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在这里，宋教仁明确提出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主张，而没有提孙文等人一贯主张的社会革命，可见在政治理念上宋教仁已与孙文一派有明显区别。

正如宋教仁在给朋友书信中所言，在日本期间，宋教仁对革命的态度是以谨慎镇静谋天下之事。因此，他认为对于革命团体而言，就应该谋蓄养其潜势力，对于革命者个人而言，则应该谋预备其真本事。在日六年，宋教仁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宪政知识，也把自己从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相对温和的宪政民主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