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年。五十年前打右派的人，官方公布为55万余人，当时最老的85岁，最小的16岁，如今不是死了，也垂垂老矣。但是，苟活于世的几个老不死的东西，这两年来，“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王绍光语），而且“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孔庆东语）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两位知名的大教授于是对右派分子们妄加责难。
诚然，王绍光教授和孔庆东教授的判断是正确的。老右们确实是“疯狂地”向党中央要求彻底平反反右大冤案，要求补发工资，赔偿精神和物质的损失，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特别是要推倒所谓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错误只在扩大化方面的结论。老右们认为这是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为了文过饰非、推脱毛泽东和自己的责任，对反右运动做出的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结论。华国锋搞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不对，今天搞邓小平的“两个凡是”就对吗？面对历史和良知，不能再搞为尊者讳。
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孔教授也不必大动肝火，说什么“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对于几个老右派何必使用如此强烈的曾经风行一时的阶级斗争语言，予以痛斥！今天中国的舆论环境之所以大为宽松，知识分子之所以上到“九天九”的高台，你们这些得意忘形的教授之所以能够自由说话，在某种意义上，还不是因为当年右派的牺牲打开的通路！你不感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而起哄，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没有一点同情之态，没有一点悲悯之意，实在是丧失了知识分子起码应当具备的良知！
至于所谓“疯狂”，所谓“凶恶”，是因为两位教授实在是出于无知。你们一个出生在１９５４年，一个出生在１９６４年，没有经历过反右。那时，反右运动，全国哪个单位不“疯狂”，不“凶恶”？相比之下，今天几个垂垂老矣的老右派签名、开会、写文章，实在是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就怕触到地雷。就是这样，单位还要谈话，公安还要监视，电话电邮全都被窃听窃取。有哪一个敢有百分之一“疯狂”、百分之一的“凶恶”啊！不敢，一点一滴也不敢！教授阁下，请笔下留情，不要瞎说。我们实在是承担不起这样的指责，我们七老八十了，坐不起班房啊！
正当我们这些老不死的东西，上书中央的时候，这位1954年出生，在美国镀了金，获得硕士、博士头衔，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政治学教授王绍光先生，在香港《南风窗》发表答记者问，对于反右历史发表了一派胡言妄语。他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这位工农干部的代言人说：“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那些鸣放的人，“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他认为毛泽东发动反右，是迫于群众的压力的结果。他说：“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身为政治学教授的王绍光先生，一来可能是一位根正苗红的后代，二来顺着当时的报纸来读报，很难不受到迷惑。大家知道，在毛泽东鼓动下开始“大鸣大放”之后，当时毛泽东就是依靠报纸作为“引蛇出洞”的工具。一个没有当时现场生活阅历的人，一个不了解究里的人，今天仅仅根据当时的报纸来分析判断历史，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因此，王绍光教授说明反右不是毛泽东的预谋，阴谋，或阳谋，而是被迫采取的反击措施，右派自然是知识分子中妄图夺权，从工农干部从共产党手中夺权的野心家就不奇怪了。毛泽东地下有知，大概也要赶快声明道：非也，非也，反右是我的杰作，进入中南海后最大的杰作，我搞的就是阳谋，我早就承认了，你王绍光小子干什么要替我辩解？
我作为打过右派的过来人，作为现在对反右历史有一些研究的人，特别是最近翻阅过１９５７年报纸的人，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要研究反右史，不能不读当年的《人民日报》等党报，但是也不能只读这些报纸。谁假若仅仅依靠这些报纸说事，那么，结论很可能就和政治学教授王绍光一样掉进陷阱而不自知。当时的报纸绝对不是真实的历史，绝对不是真实的反右运动历史，但要研究反右运动离开了这些报纸又不行！
我为王绍光先生感到可怜，因为他不是任何其它专业的教授，而是政治学教授。一位中国的政治学教授，虽然未必专门研究过反右史，但是对于反右史的知识水平却如此低下，与实际历史南辕北辙，我真难以相信他在政治学的领域到底凭了什么真才实学得到了那么多的头衔！如果王绍光是中共党校的政治学教授，我丝毫不产生怀疑，但他是香港和美国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学术观点却和历史事实唱反调。这样的政治学教授也能在海外立身吃饭，实在叫人难以理解。学者的立场固然要客观、中立，但是不能没有是非，更不能是非颠倒，本末倒置。假若王绍光是党校的政治学教授，就另当别论了。
另一位年龄比王绍光正好小了10岁的北大中文系的知名教授孔庆东，也是得出反右就是正确的结论，而且认为对右派处理得太仁慈，远不如斯大林那样斩尽杀绝。孔庆东说：“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反右也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你就是右派嘛，要推翻执政党，对政权构成威胁，不应该批评你？批评你是轻的，已经宽大了，你说错误，关键站在什么立场，”孔庆东认为“他们――指右派――天天说这个党不好。要斯大林那样的党，就枪毙，到斯大林那儿，全部要消灭。”对于今天老右们的要求彻底平反、赔偿损失要求，孔庆东极为反感。他说：“改革开放之后，都平反昭雪了，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
这两位和反右运动毫无关系的教授，好像和右派分子有不共戴天的仇雠，说起话来怎么这么气呼呼，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右派怎么得罪了你们啊？教授阁下！
我劝告孔教授：你可不可以读读当年你们北大的几个臭名远扬的右派的言论？他们的右派文章都收集在《原上草》中。他们都是你的学兄前辈，而且是学识学养优秀的学生。如果是处在一个正常的可以自由竞争的社会，他们获得的学术成就和声望绝对不会在你辈之下。在当时，他们敢于站在历史的前头，大声疾呼自由民主，号召“年轻人，放开嗓子唱，……快将火炬举起，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和你孔庆东为了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就呼天抢地地宣称“我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我错了”相比，他们是时代的巨子，你是历史的侏儒！
林昭死了，可是散居在国内的还有不少，比如沈泽宜、谭天荣、陈奉孝、燕遁符、姚仁杰、张元勋等等，在反右５０周年的时候，都露过面，你可以找他们当面交谈一下。先把历史事实弄明白，千万不要随心所欲，口出狂言。说历史不是靠了“北大大侠”的美名就可以拳打天下无敌手。文学的天庭固然可以天马行空，信马由缰，恣意想像，但是文学教授谈论历史可不容许依靠想像说事。藐视历史的人，最后也会被历史藐视！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孔庆东著作不少，粉丝很多，但是要在学术的殿堂获得一个席位恐怕还差强人意。你心目中的反右运动，就是把右派“全部消灭”。其实，你已经获得红色保护伞的保护，何必还要借助外力消灭竞争对手呢？中共建政５８年了，没有培养出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章的科学家，而在文学领域，没有创作出一部可以流芳百世的作品。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百花园中只许一花独放。
我们这些苟活至今的右派，照王绍光说，不但不知将恩图报，反而就是“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因此实在可恶！难道对于我们这些“改正右派”还要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吗？你可知道，我们至今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乱说乱动啊！
由于中共对反右的历史，一直采取严密封杀的政策，所以使如今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人，甚至于使政治学教授以及经历了反右运动全过程的人，也对反右运动的真实历史漠然无知。因此，对于孔庆东教授和王绍光教授的高论，我只好看做无知妄言。不过，他们两位是教授，毕竟不是普通的等闲之辈，而是著作累累、名声在外的著名教授，大教授，发表这样没根没底的妄言实在有点掉价。如果邓小平地下有知，发问你们：我何时何地说过“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的话？你们怎么回答？你们凭什么代圣贤立言？你们实在是给共产党添乱，帮倒忙。
我只是要对这两位教授进尽几句忠言。二位教授先生，你们不怕自己这样不负责任的话，会引起我们这些老右派们群起而攻吗？你们这样放肆叫我们是多么伤心啊！共产党不给我们彻底平反，你们这些后生小子也出来凑热闹，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你们可知道我们是一群野牛，一窝厉鬼，一山毒蛇，55万魔鬼，拿我们开涮不会有你们的好下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反右没有说过的话，你们大胆，敢说，真是了不起。烧香也要看看庙门。我们打右派的时候，你们一个还穿着开裆裤，一个还没有投胎。你们凭什么敢于这样放肆？我们虽然老了，但也不是好惹的。得罪我们容易，但留下耻辱的是你们。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沽名钓誉的机会还多得很，即使是要在右派头上动土，再等它十年八年，等到我们没有力气上网的时候，你们再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时我们就不会对你们说三道四了。
中国的头号右派章伯钧，就是你们敝屣不屑的大右派，他的女儿章诒和说：“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见于《往事并不如烟》，大陆版被删）另一个属于中央级“不予改正”的五名右派之一的彭文应的儿子彭志一说：这正是我们家族的光荣！你们两个小子能够体会到这种“自豪”、这种“光荣”意味着什么吗？
如今，中共官方极力想要躲避这些老不死的老右派，而年轻气盛的王绍光、孔庆东勇敢地站了出来，对反右运动说三道四，你们作为知名教授，我奉劝你们道：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最好不说，少说，说也要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要说绝，更不要给共产党添乱，帮倒忙。像王绍光先生那样，滔滔不绝地回答记者，像孔庆东那样随心所欲地回答学生，你们的话，马上就骑着互联网的骏马，跑遍了天涯海角，我们读了能够置之不理吗？古人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最后，我还有不得不说的话。孔庆东的文章题目是“章诒和家庭所属的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我，作为济南市的市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一个历史故事。济南市是１９４８年９月解放的。这个城市是解放军用攻坚战占领的第一个城市。当时济南市的城墙，高１４米，厚８米。要攻占这样一个设防坚固的城市并不容易，可是因为驻守济南西郊机场的吴化文军长，两年前就被周恩来策反。在这紧要关头，虽然蒋介石三次飞临济南上空视察，部署作战，准备空投数万援军，但是吴化文将军率部起义，临门一脚，打开了解放济南的大门。战后三野司令员陈毅说，因为吴化文起义，少牺牲了几万人。
那么，代表周恩来前去策反吴化文将军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也就是孔庆东说的“我们政权的敌人”！
（2007/4/19初稿，８／１９改稿于山东大学附中）
【注】
孔文见《章诒和家庭所属的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是他在北航西门乌有之乡书吧回答读者的提问。
王文见《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王绍光博士专访》载《南风窗》，记者阳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