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是中国最优秀的东欧问题专家。一九八九年东欧和苏联剧变前后，她亲临现场，写出了可以跟早期中共留苏派领袖瞿秋白的《饿乡记程》相媲美的《新饿乡记程》。等到前苏东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进入第十个年头，她再度实地访问，出版了《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思想变迁》一书。如今，二十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金雁再接再励，重走当年的东欧路，又写出了《从“东欧”到“新欧洲”：二十年转轨再回首》一书。这三本书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堪称二十年来观察和思考东欧变迁轨迹的最佳“三部曲”。不过，金雁选择东欧为研究对象，绝非无的放矢或兴之所至，而是以之为镜鉴来反思当下中国的现状。正如“豆瓣”网站上读者的评论，她的文章是“满纸的东欧，一心的中国”。
“东欧激进，中国渐进”是一个刻意的误会
苏东变局之后的几年，各国确实遭遇到诸多困难与挑战，於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大肆渲染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如何困难，社会秩序如何混乱，以此反证中国基本制度的“不变”比那些国家基本制度的“大变”要好。十年之后，东欧国家的转型基本完成，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多元，并相继加入欧盟，形成欧盟内部面目清新的“新欧洲”板块，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於是，中共的宣传机构无话可说，遂基本不报道有关这些国家的消息。二○○八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波及若干东欧国家，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受挫。在此一背景下，中国媒体又开始铺天盖地地报道东欧模式的缺陷与失败，以此来显示中国模式的成功。
在中共官方的描述里，东欧社会经济的改革是激进的，所以失败了；而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革是渐进的，所以成功了。金雁却指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她认为，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并非激进与渐进，而是以下三点：
第一，两者改革的背景不同。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所以，中国在“大乱”之后转向国家操纵的市场经济，比苏东国家由严密的计划经济转向真正的市场经济来，相对要容易得多。
第二，从表面上看，中国改革的成效比东欧显着，民众获得的实惠似乎更多。但实际上只能说明，两者原有的基础差异甚大。在东欧的旧体制下，即便是农民大都有很高的社会保障，比如波兰全国农民在一九七二年就实行了公费医疗，一九七八年又实行了退休制度。这样，改革之后，农民获得的好处并不太大。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农民一无所有；邓小平时代的“包产到户”，让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改革前后民众生活水平变化的大小，并不足以显示改革的成败。
第三，东欧无论渐进还是激进的国家经济无一例外都一度受挫。而在中国，无论仇和式的“休克疗法”还是南街村的那一套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增长，是因为中东欧国家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
在这个层面上，像江苏宿迁作风武断强硬的一把手仇和那样，以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公产包括学校、医院、幼儿园全卖光，这难道不是激进之举吗？相反，东欧在“民主分家”的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多方博弈、无穷谈判，耗费了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但在另一方面，却更多地保障了社会公正。这难道不是渐进的方式吗？所以，说东欧激进、中国渐进，激进不好、渐进好，乃是掩耳盗铃之说.
东欧“坏消息”和东欧人的“幸福度”
金雁认为，中国官方及代表官方立场的学者和媒体，之所以贬低乃至否定东欧模式，一是因为在民主化之后的新欧洲，报纸、电视和网络奉行新闻自由的原则，即便是意识形态上接近执政党的媒体，也倾向於报道“坏消息”，这样才能赢得读者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这些“坏消息”立即就被中国的媒体大量转载.这本身就是一个吊诡的事实，就像中国发佈的美国人权问题报告，引用的材料大都来自於美国媒体上公开的报道。这样的引用方式，反倒证明了美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让中国望尘莫及。
其次，中国和东欧对“幸福”和“成功”的理解迥然不同。中国是GDP至上，只要GDP数字高，即便付出环境破坏、能源浪费、腐败肆虐、道德沦丧的巨大代价，亦在所不惜；而东欧即便是最右的国家，亦以高福利和优异的公共服务为政府施政的前提。中国媒体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中国的GDP高於东欧，那么中国模式就优於东欧模式。与此同时，中国媒体极少报道东欧人真实的日常生活状况.金雁在一篇访谈中描述了她看到的东欧人的生活，这绝对让大部分中国人羡慕不已：“东欧老百姓的日子比我们更安逸、更和谐、更休闲，城乡差别也不大，社会分化也没有中国显着。老百姓过得优哉悠哉，节奏比较慢，透露着一股悠闲的劲头，到处都是露天歌剧场、晒日光浴的人，到处都是咖啡馆、啤酒馆，这个时候你去东欧，生意都没法做，人们都去休假了。整个夏天都是『追逐太阳』的季节，都是人们享受大自然的季节，没有去哪里度假，那就不叫过夏天，顶不济也要到自己乡下的别墅里接接地气。”
中国学习东欧为时不晚
金雁在书中重点分析了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几个东欧国家，它们的经济改革比俄罗斯和巴尔干国家要规范，比较注重交易的合法性和公平原则，不论是波兰的“内部人私有化”、捷克的“证券私有化”、匈牙利的“面向外资全部卖光”都比较顺利。波、捷、匈、斯等国都经历了六七次议会大选，四五次总统大选，各自两次左右轮流坐庄，在多次的轮回中，基本上都实现了平稳交权，没有出现倒过来“清算”的社会情绪，也罕有“仇富仇官”和“排外”的“向后看”浪潮，不满情绪大多通过法律程序释放。所以，他们的转型是成功的，正如金雁所指出的那样：“中东欧国家的转轨，与中国的转轨，为转轨国家提供了两种模式的选择。但目前，由於宪政民主制度，中东欧国家转轨后，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保障的提供等方面，明显要做得更好。”
那些对中国模式踌躇满志的掌权者和为中国模式摇旗呐喊的御用学者，绝对不会有向东欧模式学习的念头.但金雁认为，东欧已经解决了困扰国家转型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自由与公正，国家在未来一般不会再面临深刻的制度性危机.而中国的经济虽然持续高速发展，但若干深层次的问题正在层出不穷地暴露出来，“现在中国民间积累的怨气已经很大了，远远超过了『文革』时期所说的『修正主义的黑十七年』的『干群矛盾的激烈程度』。苏东经验表明，矛盾硬按是按不住的，只要权威减弱就会有反弹，而靠强力和金钱的『维稳』手段总会有走到尽头的一天”。所以，中国应当趁现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不妨向东欧“取经”。只是，中共统治集团内部还能找到具有这样的常识判断力的人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