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移居柏林二十多年，却很少描写德国当下的生活，也不怎么参与德国社会热门话题的讨论。她来自罗马尼亚的德语区，德语是其母语，她不仅用德语写作，而去早已加入了德国国籍，但她在精神上仍然是一个罗马尼亚人。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人评论家，米勒的时空定格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她是一个“小众”的作家，一个“过去”的作家和一个“异域”的作家。但米勒自我辩解说：“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她认为，创作和卖鞋子不一样，不能一味追逐时尚，而要倾听内心的召唤。她内心最深处的召唤是，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
米勒在获奖后的记者会上说，齐奥塞斯库时代并没有成为永远不会重现的历史，在罗马尼亚的生活并非“生活在别处”，自己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目击者：“你可将纳粹政权、集中营、军事独裁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独裁算在内。很多人都遭他们迫害，许多生命都给毁掉。”她强调，自己是为被迫害而死的挚友，以及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米勒的每部作品最终都指向同一个词语，那就是“自由”。二零零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经在纽约国际文学节发表演讲，谈及作家与政治、表达与沉默、理想与内疚、只写美丽故事的小说家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如果另一房间中的另一个作家是不自由的，那么，便没有作家是自由的。”这也正是三年之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勒的心里话——她是那样牵挂从未谋面的中国作家刘晓波。米勒的长篇小说《心兽》与《那时狐狸已是猎人》、《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一起构成了荡气回肠的“罗马尼亚三部曲”，它们讲述的都是监视与被监视、恐吓与被恐吓、审讯与被审讯的故事。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处境下，人性的光辉与幽暗暴露无遗。
人一思考，就成了国家的敌人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八零年，年轻女孩萝拉离开贫穷偏僻的乡村，到城市念大学。然而，她发现，城市与乡村一样，也是一个没有爱、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的极端孤独的世界。她因贫穷和土气而备受歧视。无论是上教堂、入党，还是放纵肉体，都无法让她找到幸福。
突然有一天，萝拉在宿舍自杀身亡。她的几个同学为此感到震惊，开始思考萝拉自杀的原因，并试图找到事实真相。他们形成了一起读禁书，一起写诗歌，尝试记录罗马尼亚愚昧、麻木、腐败、残暴、孤独、压抑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他们走到了悬崖面前：在这个国家，人一思考，就成了国家的敌人。
小说中几个年轻大学生躲藏在一间小屋子里读书的场景，来自于米勒真切的生活体验：“书是偷运到国内来的。它们是用风会躺下睡觉的母语写的。不是此地使用的母语。但也不是乡村孩子的床边话。书里写着母语，不过那种禁止思考的、乡村式的沉寂，书里并没有。我们猜想，那里，书的来源地，人人都在思考。”这段描述让人想起金圣叹的名言：人生最大快乐是“雪天读禁书”。即便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质地。心灵的不自由，是从语言的不自由开始的；人性的恢复，也是从重新赋予语言以活力开始的。
有人批评米勒的作品政治性太强，米勒反驳说，她写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学。确实，米勒是一位语言大师，从这段话便可以看出，她的文字纤细而准确，不带过多的修辞和感情，在仿佛抽离的视角中，却又重重地拨动读者的心弦。有评论者指出：“二十世纪许多重量级德语作家，如里尔克、卡夫卡、策兰都来自边缘地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非常敏感细腻、对语言高度自觉。在人们不留意或者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往往能感知到生存的尴尬处境和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威胁。”米勒的短句就像是一颗颗棱角分明的石子，准确地击中人心中最脆弱的部分，正如米勒自己所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
这些年轻人迷恋上了诗歌，发现诗歌居然可以疗伤，可以对抗恐惧。米勒说过：“在东欧，对诗歌的热爱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它源自恐惧。”文学是人类失去家园后用语言重建的家园，在一个充满敌意和暴力的世界里，它是“内心的支柱”。米勒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德国文学评论家顾彬指出：“米勒和鲁迅很相似，她敢于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恐惧感。她曾说，恐惧是最好的美学，因为恐惧，所以写作。”写作之于伤痕累累的米勒，真是一种最好的药物。
很快，国家暴力像乌云一样降临到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身上：秘密警察头目皮埃勒上尉挨个审讯他们，第一轮之后是第二轮，骚扰永无休止。他们被发配到最糟糕的地方和最艰苦的工厂，遭到秘密警察唆使的工人的殴打，家人也受到威胁。皮埃勒上尉对他们说：“你们靠煽动和寄生生活。这全是违法的勾当。在这个国家，人人都可以看书写字。人人都可以写诗，无须敌视国家，结成犯罪组织。我们的艺术，人民自己会创造，我们的国家不需要一小撮反社会的人。你们写德文，就去德国嘛，或许在那边的烂泥潭里你们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已经声名狼藉的齐奥塞斯库政权，除了暴力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维持其统治合法性了。然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曼所指出的那样：“暴力的频繁使用是权力丧失的表现。”这个丑陋不堪的政权终因滥用暴力而崩溃。
一个人在成为国家的敌人之后，便被打上一个无法消除的贱民的烙印，不仅遭到整个社会的唾弃，包括家人和朋友的疏离，甚至他们自己的内心也悄悄发生了变化：“我们在周围的人眼里，是失败者。我们渐渐也自觉如此。虽然我们逐个检视过所有的原因，并问心无愧，但感觉还是这样。我们心力交瘁。”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诚如里尔克说：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你们没有秘密，包括信封口上的那根头发
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中，齐奥塞斯库政权一方面跟苏联保持相当的距离，有时甚至故意跟“老大哥”唱反调，以此赢得西方国家的青睐和经援；另一方面，齐奥塞斯库内心深处有着成为罗马尼亚的沙皇或斯大林的强烈愿望，他要将这个国家打造成比苏联还要苏联的“铁桶帝国”。用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话来说：“在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下，列宁时代那种控制、中央化以及对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计划的冲动已经不过瘾了，已经发展成了要与斯大林的野心一较高下、甚至要超过他的迷恋。”所以，他不顾国小民穷，也要与苏联老大哥拼一些风流人物的风采。
那么，党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比教堂还大。萝拉从小便上教堂，但教堂不足以给她安全感，她还务必向往那本红色的党证。“有人说，你可是去教堂的呀。萝拉说，别人也这么做啊。大家装作不认识罢了。有人说，上帝在上面关照你，党在下面关照你。”当时的罗马尼亚民众大都过着这样的人格分裂的双重生活。
然而，虽然入了党，党并没有“关照”萝拉。当萝拉悲惨地死去之后，校方在大礼堂召开大会，宣布将其开除出党、注销学籍。有人站在讲台后面说，她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她不配当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配当我们党的成员。全体鼓掌。米勒用一种东欧作家特有的黑色幽默的笔调描写这一场面，让人联想到《好兵帅克》中的那些情节：“没有人敢第一个停下来，人人边鼓掌边瞧旁人的手。有些个稍微停一下，一惊，又鼓起来。后来多数人想停下来，听得出室内掌声失去了节奏，可是由于少数人又开始拍将起来，重振节奏，多数人也就接着拍下去。”在最悲哀的时刻插入滑稽的笑声，则倍加其悲哀。
因为恐惧，他们鼓掌；因为恐惧，他们写诗；因为恐惧，他们约定，相互间通信的时候，在信封口上粘上一根各自的头发，他们都熟悉彼此头发的颜色，如果收件人看到那跟头发还在，就表明信件没有被拆开过。然而，秘密警察比他们高明得多：在审讯中，皮埃勒上尉拔下他们的头发备用，也用这样一个行动警告他们——你们的那点小伎俩我早已知道了。在这个国家，你们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恐惧摧毁了无数人的生活。米勒在《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中写道：“如果一个人只能够制造恐惧，为什么还希望制造自己的幸福呢。”这样的人只能成为恐惧的俘虏。米勒生动地描述了这几个年轻人绝望的处境：“为了在别人面前掩饰恐惧，我们没少笑。可是恐惧会脱轨乱跑。你管住了你的表情，它就溜到声音里去了。你成功地将表情和声音都死死控制住了，它甚至会离你的手指而去。它高卧在你的身外。无拘无束地盘踞在你的周围，你可以在近旁的物件上看见它。由于我们相识已久，我们看得见，谁的恐惧在什么地方。我们时常无法忍受对方，因为我们互相依赖。我们只能互相伤害。”而当这种无形的恐惧突然释放的时候，也就是齐奥塞斯库的末日来临之际。
不过，能够感受到恐惧，还说明人没有全然地麻木。而大部分国民早已麻木不仁了，米勒写到这样一个场景：“一辆敞开式卡车穿过十字路口，里面装的是绵羊。它们一个个挤在挂车里，车即便再摇晃，它们也不会倒下来。没有脑袋，没有肚子，只是黑白相间的羊毛。”这让我想起那个著名的“装满鹅的火车”的隐喻。无论列车里装的鹅，还是卡车里装的绵羊，等待它们的都是被宰割的命运。在这个国家，人与人的相似，如同鹅与鹅的相似，如同绵羊与绵羊的相似。
罪行发出的是臭气，还是香气？
在《心兽》一书中，有两个耐人寻味的意象：其一是反复大量出现的“心兽”，它始于萝拉靠出卖肉体从屠宰场的工人那里换来的动物内脏，萝拉将它们放在冰箱里，自己从来没有吃过，却每次都不翼而飞。其实，“心兽”更是影射“心中的野兽”，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头蠢蠢欲动的野兽，就此而言，人民与独裁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换言之，独裁者不是天外来客，而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
另一个就是“李子桶”。那些穿着不合身的制服的警察，清楚地知道他们辖区的李子树在哪里。李子树是他们巡逻的对象，即便是青涩的李子，也要先摘下来，一边吃一边装满口袋。他们都是“李子桶”。在罗马尼亚，“李子桶”是一个骂人的词儿，“人们这样称呼那些发迹者、见风使舵的软骨头、从一无所有中爬出来的没良知的东西以及踩着尸体走的恶魔。独裁者也被人们称之为李子桶”。
而大部分的“李子桶”本来是农民，农民并不都是纯朴善良的。穷人的恶与富人的恶，统治者的恶与被统治者的恶，一样的多。“就在一年以前，他们还穷得垂下眼睛，缩起脖子，就像在父亲挥动的手掌下”。但当他们一穿上制服，立即变得趾高气扬并充满了迫害欲望。米勒如同一名心理分析大师，准确地发掘出“李子桶”们与仇恨的共生关系：“他们需要这种仇恨，以便日复一日地完成一项血腥的工作。他们需要仇恨来下判断，以换取薪水。判决只能给敌人下。他们用敌人的数字来证明自己可靠。”
那些穿制服的和不穿制服的警察，那些被专制制度制造出来的仇恨所控制的卫兵，那些被自己的“心兽”所统治的屠夫，昨天杀猪，今天杀人，两者于他们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罄竹难书的罪行，发出的是臭气，还是香气？
在小说的最后一页，主人公，也就是那个曾经跟萝拉同屋的女孩，在德国收到了朋友库尔特写来的一封信。信还在路上的时候，库尔特就已经在寓所用一根绳子自杀身亡。库尔特是自杀还是被杀，米勒并没有清楚地告诉读者。不过，所有的死亡都指向一个结果——恐惧的终结。
在库尔特的信中，有一张他偷拍到的皮埃勒上尉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一只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盒子，另一只手牵着一个孩子。库尔特在照片背后写着：“祖父买蛋糕。”是啊，连希特勒都爱他的狼狗，连希姆莱都爱他的家人，而集中营中被屠杀的人对他们来说只是数字而已。
米勒通过主人公之口说：“我希望，皮埃尔上尉背负一只装着他名下所有死人的袋子。希望他坐着理发时，剪过的头发闻上去有一股新割过草的墓园的气味。希望他下班后跟孙子一起坐在桌边时，罪行发出阵阵臭气。希望这个孩子对递给他蛋糕的那些手指感到恶心。”但库尔特却说：“这些孩子已经是同谋了。晚上，当他们被父亲亲吻时，闻出父亲在屠宰场喝过血，不由心向往之。”
臭气就是臭气，臭气不是香气。这是米勒对人类历史的信念。她对被专制伤害的灵魂深怀悲悯，也对独裁者、秘密警察和线人充满愤怒。她要通过写作来“救救孩子”，更要通过写作来揭发恶魔。恶魔就是恶魔，即便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也不能被轻易放过。混淆善恶的界限，就是独裁在读肆虐的温床。因此，米勒曾投书媒体，严厉批评德国某文化机构邀请两名曾经为安全部门工作过的罗马尼亚作家访问德国，她的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米勒的称赞是恰如其分的：“米勒的作品是缘于极权、压迫、恐惧的生活经历的伟大文学，她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德国媒体将米勒称为是“独裁统治日常生活的女编年史作者”，对此，她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