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

政治从来都是复杂的，而生活在极权统治下，对政治的误读则是一种宿命。无论你对政治采取何种态度，极权体制都以预先设定的某种程序把人们对政治的偏好，评价，行为模式给格式化了。这种格式化的后果，是普遍的政治冷漠，偶尔爆发的政治狂热，是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共生共长，通用的政治词汇，尽是大而无当的口号，充满激情的大词，而选票、选举等最基本的现代政治要素，却成了最陌生的、最遥远的东西。

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极权政治之下，尽管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了，但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思维中仍然深刻地烙着极权政治的痕迹。

这种政治病状应该得到宽容，正如那些长期生活在沙漠里的人群，由于长期缺乏水源的生存，怎么能要求他们会游泳，熟悉水性呢?现代政治素质，政治文化的发育和成长，只能在一个走向开放、自由和民主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得到培育。反过来说，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也需要现代政治知识的传播，需要有对民主社会政治规则的理解和遵守。

表面上看这是个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社会的动态演变过程中，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鸡中有蛋，蛋中有鸡\”，他们以一种多元的、多维度的非线性的形态相互影响。在当今时代，有新，有旧，有好，有坏，但由极权到民主的政治变迁是无法阻挡的一个趋势，同样也是谁也无法描述清楚的一个过程。鸡和蛋的逻辑在这里显得太过苍白。

把过程留给过程，起码我们可以从政治原点进行一些梳理，即政治是什么，不是什么;政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种梳理，其实就是对政治ABC的恢复。这种政治常识的还原表面上是中性的，对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都不具有敌意。但是极权体制却与这种基本常识不兼容，极权体制使政治神秘化，政治成为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一个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社会交织共存。

泛政治化表现在政治似乎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都是政治事件，社区，单位，小团体都是政治载体，行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如言论，游行，示威，都可以是高度忌讳的政治表达，一些特定的社会经济政策，比如土地拆迁，计划生育都跟政权的合法性紧密相关，报纸的版面设计，新闻频道的出境率和谣言工厂，都是政治角斗的微妙的平台。官僚政客除了政治表演，已经不会说人话了。专制体制营造的这种\”政治\”，如同传播能力特强的病毒，弥漫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病毒的基本成分是谎言和恐惧。它持续不断的毒害着整个社会的肌体，毒害着社会的功能结构。

泛政治化社会的政治，必然是高风险的领域，也就必然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一种政治悖论——政治的无孔不入造成普通人对政治的畏惧和冷漠。也就是说，与这种泛政治化社会相对应的是一种去政治化社会。人们害怕政治，厌恶政治，不关心政治，不愿意讨论政治，不愿意跟政治沾边，人们逃离政治。政治斗争黑箱化，政治事件非政治化，政治诉求模糊化，政治人物演员化。一个被抽离了公众自愿参与的政治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公共生活的社会，就象一棵空心菜，精神和自我流离失所。

作为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状况的社会后果，就是对政治的正确认知成为不可能。政治被妖魔化，被认为是肮脏的游戏，政治先天的承载了许多的道德压力。人们倾向于从道德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来考量政治，来分析政治。对政治的鄙夷成为精英阶层的当然之选，政治制度建设失去了重心。另一方面，政治冷漠蔓延，公共参与精神低迷，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失去了价值维度的支撑。

所以，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疏理和还原政治。

首先要坚持\”是非\”。在通常情况下，政治仅仅是跟公共权力相关的一系列机制。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事件，都跟政治无关，而跟我们的权利，利益，自由有关系。在民主社会，这些内容并不是政治内容，是行为主体而不是政治规则决定如何行使权利。但在专制社会中，屏弃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正确\”意识，在真实中生活，象自由人那样行使权利，就是对极权主义去政治化的一种反制，对泛政治化的一种消解。辩清这些政治\”是非\”，回归我们的常识，可以使我们避免成为极权体制无意识的同谋。

其次，在观念层面，需要一系列的话语置换和在此基础上的观念竞争。没有话语置换，走不出原来专制话语的陷阱。没有观念竞争，将容易掉进新的陷阱。比如，与极权主义相对应的宪政主义，在方式上就是主张让政治回归政治，把四处蔓延的政治碎片收集起来，套上权力有限和权力制约的咒符，把公共权力这个魔鬼装回到宪政这个瓶子中。这种话语体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治疗泛政治化的药方。又如关于政治德行，我们必须在观念层面抛弃加载于政治之上的道德负重，恢复政治应有的德行，捍卫政治本身的正当性，政治作为天下公器，价值不证自明。而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保障自由，提供正义。是善和美德的庇护所。

作为信奉宪政民主理念的自由派群体，在还原政治的过程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不再犹抱琵琶，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面政治，亮出底牌，为政治而努力，因政治而精彩，这是珍视自由的群体的道义责任，又是把政治还原为政治的必要通道。

这种观念和价值的梳理，政治德行的重新确立，可以给志愿推动公共事务变革的人们提供必要的动力和自信。追求自由，参与政治，融入政治民主化的大潮中，不是不道德，相反那就是道德和善。而热爱政治，立志于推动政治民主化变革的群体开始出现，也就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开始孕育。政治变革时代的政治家无疑是最稀缺的资源，让我们用掌声来呼唤他们即将的登场。

政治家

常规政治，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正常运转，也许仅有聪明的政客就足够了。但大变革时代的政治，仅有政客是不够的，即便是聪明绝顶的政客也不够，而必须有伟大的政治家。那种具有现代政治观和价值观，也具有政治远见和政治魄力，更具有高超驾驭能力的政治人物。对于转型过程中的今日中国来说，现代政治家是最稀缺的资源—这个判断显然是有争议的。不同偏好的人，选择肯定是不同的。一个国家主义情结严重的军事迷，也许认为超级航母才是最稀缺的，因为有了它，就可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了。经济学家们也许认为今天最稀缺的资源是能源，是石油。而站在政治变迁的立场上，政治家稀缺的问题就凸显出来。

事实上，这种稀缺源于两个事实，一个是政治家角色的重要性。正如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一样，伟大的政治家是道义象征和政治资源配置的主体。在一个向民主化过度的社会，政治家是民主的助产婆。没有了政治家，民主化只能孕育却无法降生。另外一个事实是，在我们的公共视野里，几乎看不到现代政治家的身影。那些尖端的常规武器的存在可以让一个军事迷得到某种安慰，经济学家们也可以忙着研究各种替代性能源的作用，但是现代政治家是没有替代品的。在现代政治中，一个满怀父爱主义的独裁者，不过是腐朽政治的代表；一个精明的官僚，不过是投机主义的政客；他们都不可能称为政治家的有效替代品。而政治家缺席的直接后果，就是恐怖政治的肆虐，是政治僵局的延续，是腐朽制度的苟延残喘。

应该承认，1949年以后，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失去了太多东西。比如，有文字却没了文学家，有思想却没了思想家，有政治，也产生了政治狂人（毛泽东）和政治阉人（周恩来），却没有了政治家。原因其实也很直接，专制体制跟现代政治家是不兼容的。专制体制或者使政治人物变成暴政机器，或者用暴政机器把政治人物关入监狱。79年以后，政治松软，曾经出现过一些最接近现代意义的准政治家，但是后来暴政回潮，政治重新变得僵硬，政治人物流离失所，而公共舞台充斥着各色政治演员。

历史在继续，多少个春夏秋冬过后，我们发现今天的中国，极权主义已经退缩，自由的人性开展张扬，民主制度等待催生，这是个呼唤政治家的时代。

那么这些即将登场的政治家是什么样子呢?

在我看来，这些政治家首先是人，有人的味道，会说人话—这个最基本的要求自动排除了如今活跃在屏幕前面的那些职业演员，因为看上去他们不会象人那样正常的说话。既然是真实的人，他们就会犯错误，知识上的或者道德上的。面对这些错误，积极的反应也许是拍砖，而不是抡道德大棒。

其次，他们对政治的热爱将是发自内心的。对于政治，他们不再羞羞答答，他们将选择以政治为职业。当然，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他们也许不会把底牌全部亮出，但是在历史性的政治关头，他们将不会选择放弃政治或者退出游戏。

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将是另外一个必要条件。他们认同宪政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政治的要件和基本价值，他们必须对权力保持敬畏，对权力来源保持谦卑。陈胜，吴广式的政治人物将被淘汰出局。

他们还将拥有充分的政治运作技巧，积累和配置有限的政治资源，在特定的时候，以蛇吞象，向专制体制发出收购要约。

请原谅，我这里用了一种将来时态的文字描述。这种描述意味着游戏的一个开放状态。也就是说，成为政治家的通道是开放的。那种通过血缘传承，或者密室交割的政治游戏就显得过时了，而任何\”口含天宪\”式的自我加冕方式将沦为笑柄。

这种开放通道最大的特点就是竞争，为资源而竞争，为理念而竞争，为认同而竞争。吊诡的是，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原来掌握专制体系的那些庸俗政客，如果把握机会，脱胎换骨，完全有可能获得先机，转身成为现代政治家。在这里，游戏也向过去开放。国民党的蒋经国就是中共高官的最好榜样。

上面的描述当然还忽略了政治家的多样性。未来不仅产生成功的政治家，也产生失败的政治家—他们都将是政治变迁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未来不仅需要很多关注全国性事务的的政治家，还需要数量众多的以地方事务为主要取向的政治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大陆的图景也许并不那么黯淡，政治不再是铁板一块，大量的政治人物等待登场。而在中国基层选举的背景下，有一大批通过竞选，获得一张张选票而成功当选的村长们，看上去越来越有地方政治家的样子。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成昭示着未来政治家的必要路径，这是一条竞争和选票铺就的道路。

那些不愿放弃自由的人们，现在就开始上路吧!

2006年8月初稿，2007年8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