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很多读者会对提摩西·赖贝克写的这本《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Hitler’s Private Library： The Books That Shaped His Life，周全译，时周文化事业，2011年9月）颇感兴趣。在中译本出版前就有读书人发表了很有意义的评论，如著名评论人梁文道说：“有些独裁者自己手不释卷，老从书里取灵感，干下了杀人无算的大业，偏偏又不让老百姓自由自在地读书，还要焚书坑儒，毁千古文明于一世。你说，读书对这种人来讲到底是好是坏？不，我指的还不是那个……而是希特勒。”（见本书“推荐序”，句中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是的，阅读者与独裁者、藏书与焚书，在人类的阅读史上没有比这更令读书人感到不寒而栗的事情了。这两种极端相反的形象是如何结合于一身的？书中的知识、理论、意识形态究竟是否应该为独裁者的思想与行为负责？在尼采、叔本华、费希特与希特勒之间究竟应该建立何种联系？思考这些问题当然远比知道在1915年一个德国士兵如何在前线阅读一本介绍柏林文化胜景的书和知道这个独裁者在其末日将至的时候还带着八十本书走进地堡要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对这个人与书发生关系的全部过程与细节有具体的了解，思考就会变得随意。

据该书附录中的一份写于1942年的报道，希特勒约一万六千多册的藏书大致分为军事历史、艺术和建筑、占星学与灵异理论、营养学和食谱知识、通俗畅销小说以及为数不少的反犹思想书籍等几大类，其中他最感兴趣的主题是军事与艺术。赖贝克这本书以最可贵的努力在“希特勒如何阅读”与“如何阅读希特勒”之间建立了坚实的联系，尽管他本人的思考在这两岸上都还存有各种不足。但是当他极为细心地阅读希特勒写下的眉批、研究所画下的铅笔线条以及各时期希特勒的言论与他所阅读之书的内在关系的时候，的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希特勒的心灵世界的有效途径。例如，在该书第五章“失落的哲学家”中，赖贝克力图通过希特勒阅读的细节澄清他与尼采、叔本华和费希特的关系：他认真阅读的是费希特，叔本华和尼采都只是在纳粹时代方便地使用口号，而只有费希特的以“德国独特论”为核心的德国模式民族主义论述才是深刻影响希特勒的思想来源。但是，对塑造希特勒世界观的黑暗核心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书籍，是由亲纳粹的出版人J· F·雷曼出版和赠送给希特勒的那批宣扬种族主义的著作：它们才是希特勒藏书的核心部分、希特勒知识世界的主要基石、第三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础（第161-164页）。对此，也有评论家正确地指出了赖贝克在这些问题存在的不足与某些武断之处，比如到底这些书籍是塑造了希特勒的思想或只是更加强化了他原有的思想，这些都值得继续探讨。

通过赖贝克细心的、几乎像侦探般的工作（例如在书页之间发现一根毛发，发现那本曾掀起“图书战争”的《国家社会主义之基础》的前十六页曾被仔细阅读而其他部分则紧紧地绷在一起），我们知道希特勒的确嗜书而且有自己的偏执、顽固但颇有实效的选择性读书法，同时我们更愿意思考的是书所传播的知识、思想与人类命运的复杂关系。在读书、藏书和焚书、迫害读书人之间，希特勒表明了书与人的命运既有关联，同时也有各自独立的命运；独裁、专制的意识形态虽然也会宣称从书本中吸取思想和灵感，但是那些书实际上往往无需为独裁者、专制者的反文化、反人类的恶行负责。可以肯定的是，独裁者的阅读研究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政治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

荷兰图书史专家H· L·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康慨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虽然篇幅较短，但是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图书生产、阅读、收藏的历史。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了早在古典世界中，今天的写作者和读书人所遇到的版权、发行专利、利润、畅销与真实价值等等困惑就已经存在，而涵盖一切的罗马法律唯独没有提供版权保护（第73页）；而暴发户以私人藏书装点门面的时尚也早就流行（第114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与编者不辞劳苦地增加了大量译注和编注，再加上原书配有五十幅精美的版画与摄影作为插图，这一切都使这本薄薄的小书读起来令人感到兴趣盎然。

关于焚书与思想专制，作者写道：“没有记载表明，在民主时期发生过国家侵犯文学自由之事，及至帝制时代，暴君们独揽专制大权，若以为作家和出版商此时谋杀更为不易，便实在过于轻描淡写了”（第79页）：“人们会看到，对富含思想的作品及其创作者，历朝历代的暴君总是充满仇恨，也总有些禽兽，披一件法制外衣，以图掩盖其暴行。”（第81页）由于我们早已无比熟知何谓“文字狱”或“思想罪”，因而出自古典学者的这种揭露与批判可能“至今已觉不新鲜”，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惩戒与恐惧恐怕还是死死地缠绕在所有诚实的纸媒与网络写作者的心头。

新出的《思想》第19期（思想编委会编，联经，2011年9月）以“香港：解殖与回归”为主题。正如编者所言，“今天的香港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思想的探索十分活跃，社会上也各种争论杂陈，其间所呈现的动力令人称羡”；如今人们需要思考的是那个使人类永恒困惑的命题：“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正像那歌里唱的，“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要回答这类问题，不能不去面对各种历史的积累、环境的给予、自身的想象，以及难有定论的种种向往与期待”。本辑收录的六篇专论围绕着“解殖与回归”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充满思想活力的研讨，部分地展现了香港知识界反思历史与面向未来的思想品格。

近二十多年来，从精英思维到社会心态、从制度安排到操作技巧、从本土经验到国际视野，香港意识经历了种种局促、困惑和焦虑。而到今天，仿佛是在“整夜未眠”之后，终于要让每一滴思考的泪珠“都说出你的尊严”。吕大乐教授在《终于需要面对未来》中提出“2047视野”，意即审视历史、寻求创新、面向未来；叶荫聪教授则重点论述了“香港新本土论述的自我批判意识”，重新审视了关于香港的“物化”的地缘想象、资本主义式投射和地缘政治框架，指出新本土论述的自我批判意识试图超越全球资本主义及国族主义对香港的地缘政治想象，反抗“物化”的定型。罗永生教授的《1960-70年代香港的回归论述》更带有社会思潮史的研究意味，认为不能把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思潮转折戏剧性地简化为一种历史的断裂和转折，而应该从中认识到在现实关怀、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等论述之间的复杂角力，并吸取面向未来的启示。

本辑的另一个讨论焦点是对葛兆光《宅兹中国》一书的评论。丘慧芬的《恪守与超越》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宅兹中国》呈现的中国论述，以及由此衍生倾向国族中心主义的问题；二、如何透过历史实例来理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复杂关系，以及纠缠其间的有关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问题。她特别强调假如无法重建真正的学术自由环境，多元探索和原创性研究以及与国际学术接轨，都是难以实现的。而姚新勇的《掷地有声还是高举轻放？》更是直陈“由于其思想深处对于官方言论界线的自觉遵守，对于所谓‘敏感问题’的自觉规避，再加之汉族中心主义的偏见，不仅导致了将问题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的结果，而且也导致了立场观点与‘政府一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可以说是内部批判性全无”，并指出此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与葛著同类的著述中。毫无疑问，正如编者所言，这些评议都没有把问题局限于单纯的史学争议，而是触及多元差异、学术自由等根本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