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中国依然是产生新闻的大国，许多要闻难以一一列出，本文从中外媒体选择其中一些典型，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讯。本文分为10个专题：社情、官话、腐败、众议、人权、法治、传媒、教育、历史、人物。
在中国，职业病的危害非常严峻，官方的数据显示，全中国约有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受职业病危害的职工总数达2亿人，中国职业病种类50年间增加了7倍。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活动人士刘念春说：“受害的主要是农民工。”
深圳富士康接连发生员工坠楼事件。一名25岁的女员工于1月7号坠楼自杀。一名男性员工7月18号凌晨在宝安区龙华富士康北门百鸣园宿舍的6楼坠楼身亡。10月15日清晨2点18岁的李宝强跳楼身亡，他入职富士康还不到一个月。
郎咸平在《中国公务员 世界上最无耻的公务员》一文中评论：“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就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他们消耗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国民收入。……粗略估计一下，这种以寄生垄断为业的黑领在全国约有2000万以上。……黑领对白领的阻击和绞杀使构成未来社会主流的新兴中产阶级胎死腹中，建立宪政公民社会的启蒙运动被迫土崩瓦解。这种财阀与权贵的合力扼杀使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严重退化直至丧失。社会结构和信息结构进一步被凝固被肢解，青年一代被年迈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压制封堵在社会最底层。”
艾滋病成为内地最大的传染病杀手。卫生部2月16日公布去年的传染病数字，发现全国有 7,743人死于艾滋病，位居所有传染病之首。广东省的统计则发现，艾滋病的发病率比前年急升 13％，显示已进入高峰期。
《河南商报》2月报道：在河南郑州一家由民房改造成的求职公寓，不足 160平方米的四间房内，摆放了 30个床位，由于日租只要 15元，月租 300元，公寓虽简陋而拥挤，但因为租期灵活、价格低廉，成为了待业大学生的求职基地。“工作越来越不好找”。来自鹤壁农村的龚满（化名），毕业后失业一年半，晚上熄灯后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最后连租金也付不起惟有搬走。吴一鸣（化名）虽然刚在一家销售公司找到工作，但试用期月工资只有 800元，为了省钱一天只能吃一餐。
每年中共都不断的鼓吹其经济增长速度，声称其始终保持了8%以上的GDP增速，官方媒体称去年中国GDP总量达6.0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与这些数据相伴的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经济消耗了全球18%的能源，其能源消耗强度是美国的3 倍、日本的5倍。不到十年之间，中国的能源消耗位居世界第一。调查显示，保守估计目前中国有约10%的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大陆官方承认，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也将促使GDP高速增长的“经济神话”很快破灭。201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仅下降1.6%，氨氮排放量下降0.9%，氮氧化物排放量不降反升7.2%。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持久性有机物等持续增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
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预算数据中，公共安全预算开支为6,240亿人民币，超过预算为6,020亿人民币的国防开支，维稳经费比医疗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三方的预算加在一起的总合还要高。
中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3月发布报告显示，2008年金融业工资最高的是证券业，与工资最低的畜牧业相比，差距为15倍。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内地电力、电信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它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而实际收入差距达5-10倍。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引述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7，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2009年，城乡贫富差距达到历史最高位的3.6倍，但城镇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在2005年就达到了9.25倍。他引述国家发改委、统计局报告指，2004年中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层的10%家庭收入只占1.4%，相差32倍；到2009年，这个差距已扩大到40倍。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大陆城乡收入差距为3.23:1，是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广州日报》报导，到2009年年底，中国有318.4万研发人员、科技人员，人数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也居世界第一；但是这些论文平均引用率却排在世界的一百位之后。《长江日报》2010年报导，根据一项研究显示，包括非法期刊在内，买卖论文在大陆已形成产业，2009年规模达人民币十亿元。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和他的团队开展了三年多的买卖论文与非法学术期刊专题研究，用反剽窃软件查询，2007年的样本数据中，72%的文章是全文抄袭，24%的论文为部分抄袭，只有4%的文章不存在抄袭。
3月7日下午，记者展示了全国政协的响应：“去年政协全体会议费用为5900万元。此复。谢谢！”如果按政协委员的人数计，平均每个委员去年到北京应一次卯就花了公款 2.6万元，相当于五个农民的一年收入。
201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3月在纽约发布，全球共有1210人进入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富豪排行榜，其中有115名是中国大陆的富豪，比去年入选的64名相比，中国大陆十亿美元富豪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但中国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目前中国大陆有1.5亿人的日均消费只有50美分。4月公布的《201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96万名千万富豪，6万名亿万富豪，总数首次超过100万。富豪人数最多的是北京、广东和上海。不过，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认为，胡润财富报告只计算金融资产，而房地产等财富并不计算在内。胡润公布的中国富豪人数确实比真实的数字要少很多。中国目前是权贵资本主义，财富和权力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首都北京的富豪人数最多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3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近1/4, 并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之中。在中产阶层当中， 31%是党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和中高层专业技术人员，47%是普通的白领职员和低层专业技术人员。现在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对此评论说：“实际上如果去看民意调查，中国大部分人都不认为自己算中产阶级。”
《人民日报》和许多地方媒体发表系列文章，讨论有关现在中国的富二代和穷二代的问题，有文章题目为“二代现象不可怕，可怕的是底层上升机会少”。文章说，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公开表态不愿生育“穷三代”，理由是“穷二代”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注定要在艰难的环境下挣扎，改变世袭贫困命运难上加难。文章引述南开大学的郭大水教授的话说，中国现在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固化，底层社会成员改变地位、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等问题。
农村进城打工的53岁吴远碧家住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五一新村。1998年8月，西南医院消化科诊断为“布查氏综合症”。由于家庭实在凑不起手术需要的5万元，只能一拖再拖。2011年5月8日的凌晨，吴远碧趁着丈夫曹云辉外出，举起菜刀，划向自己的腹部，肚里50多斤黄水流了出来……最后终因抢救无效死亡。引发舆论关注。
史东《谈中国的“世界十大之最”》：外汇储备，一定要第一；执政党的先进性，一定要第一；政治良心犯，一定要是第一；环境污染，也是世界第一。有人总结说，中国有世界十大之最，也就是“读世界最贵的书，看世界最贵的病，住世界最贵的房，吃世界最毒的食品，干世界最长的工时，交世界最多的税，享受世界最少的权利，养世界最多的官，受世界最重的剥削，接受世界最离奇的死法”。正常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老百姓说，这个社会是“上学不收费，就业不求人，医生不卖药，食品不带毒，新闻不说谎，教授不白痴，当官不受贿，城管不打人，脱裤不走红，吹牛不出名，房子不强拆，百姓不怕官，环境不污染，领导不特权，官商不勾结，股市不造假。”
两名亿万富豪今年5月突然自杀身亡，引发关注。5月20号，浙江台州珠光集团董事长卢立强被发现沉尸在台州灵湖。两天后，刚刚上市的山东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跳楼自杀身亡。《山东商报》6月刊登报道说，最近八年内，中国最少有九名亿万富豪选择了自杀，其中包括：北京九芝堂的魏东，河南黄河集团的乔金岭，佛山利达玩具的张树鸿，山西鑫龙集团的赵恩龙，陕西金华集团的徐凯，哈工大高科技的赵庆斌，及安徽华源生物药业的裘祖贻等。除了自杀之外，被关进监狱的中国亿万富豪为数更多，以致每年为中国富豪排名的“胡润富豪榜”被许多人称为中国富豪的杀手榜，有不少上榜的富豪都犯事入狱。
根据中国招商银行和商业顾问公司贝恩公司6月的一项联合调查，在中国个人金融资产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人群中，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准备移民海外。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发表文章评论说，根据相关的调查结果，越是有钱的中国人，越是希望移民海外离开中国。文章引述资料表示，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富人已经办理了投资移民手续，另有百分之四十七的人，正在或者准备办理投资移民。另外，该文章透露说，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投资移民海外增长了一倍，而过去五年，中国富人投资移民美国的数量，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三。
美国金融公司美林集团和凯捷咨询公司6月24日联合发布2011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以美元计价中国百万富豪人数全球排名第四。2010年中国富豪总数达到53万5千人，与2009年相比增加了12%，多出5万8千个百万富翁。在全球1090万个百万富翁中，中国百万富翁占了几近5%。在中国出版《普通百姓致富之路》和《谁是下一个有钱人》两本书的段绍译认为：“在中国所谓的富人就我的感觉，第一多的富人是企业家，私人企业的老板；第二个是政府的贪官，其实政府官员很多的收入是很高的，一个正处级干部在中国的收入很高，如果他只贪一百万就算是个清官；另外才是一些歌星、影星、知名教授，电视节目的主持，还有一些其它的自由投资者。”
湖北省公安县纪委监察一室主任谢业新8月26日下午被发现死于办公室，脖子有刀伤。报复残害手段明显，谢或遭遇报复被杀。据了解，此前荆州市纪检部门正调查公安县某地产项目，包括一名县委副书记在内的多名官员被双规，27日晚，当地已有传闻称谢的死与该案有关。29日晚，公安县政府在官方网站发布了谢业新是自杀的新闻通稿。家属不满“自杀说”。
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有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大陆除县城以外的668个大中城市中，有2/3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全国城市垃圾堆存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中国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已达70亿吨，在城市的周边形成了一个个垃圾堆，甚至“垃圾山”。
8月，《人民日报》主办的《中国经济周刊》以“病坝之患：在全中国现有的8万7千座水库当中，中国的病险水库的数量已超过一半，达到4万多座。自1954年建立溃坝记录以来，全国水库中已发生溃坝的超过3500座，其中水库所占比例占99%。
《法制日报》报道说，为了举办亚运会，去年5月到11月，广东东莞警方部署了四次大规模的扫黄行动，使得当地色情行业大为衰落。不过报道说，2010年刚过几个月，东莞的色情行业已经开始重新蓬勃，各类色情场所公开拉客，而价格也比以前高出不少。该报道说，在广西和福建省，类似的情况也十分明显。广州市民阿冲表示，在广东所有的色情场所都有官方的背景。色情场所是各地公安机关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不可能自断财路。
中国各地6月纷纷举办宗教界齐唱红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系列活动，被批评为荒诞无比、亵渎宗教。6月28日，一段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华藏寺内唱红歌的视频被上传酷六网，其中众尼姑高唱《我把党来比母亲》更直呼共产党万岁：“党的光辉比母亲，党的光辉照我心。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场有围观群众摇旗，也有歌舞助兴。中国各地的基督教官方教会也在办红歌会。更有甚者，五大宗教同台献唱红歌。6月初四川省西昌市统战部、宗教管理局组织的红歌比赛，近百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人士身穿宗教服饰登台表演。各地宗教红歌会，据悉是中国宗教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开展的“同心同行”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除此以外，据中国新闻网报道，6月24日，大陆宗教界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授牌揭牌仪式在江苏句容茅山道院举行，相关基地共37处，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山东省枣庄市的网民无声听雷说；中国真的是信仰缺失，信仰错乱了。浙江省宁波市有网民评论道：乱世出妖孽！！！！身为基督徒的浙江杭州独立意见人士昝爱宗认为：“教堂里应该是荣耀上帝，把人当作神绝对不应该，是不对的，违背基本教义的。三自会是官方的，是受控制的，他们自己违背教义，我们感受也是教徒的悲哀，有人是作为看笑话的。这个国家太‘强大’了，共产党把自己当上帝，要别人都荣耀它、向它低头称臣，这是社会的悲哀，但没办法。”
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加上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后债务率为70.45%。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近些年来,大陆媒体曾经大量报道,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快出政绩、多出政绩,不惜大肆举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上届班子的政绩,下届班子的包袱”。大陆媒体认为，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已经严重透支了明天的幸福。
中国各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的问题是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各地方政府总负债金额达10万亿人民币以上，还债高峰即将到来。有分析认为，由于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中国恐发生新一轮的卖地潮。7月份中国房价出现松动的拐点，但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向市场推出或计划推出的土地也出现一个明显的高峰，总价值至少达1000亿元人民币。今年1-6月份，有些城市土地出让成交金额有所下降，但到7月份又有所回升。这显示地方政府正在通过大量卖地来缓解财政压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在两会报告时强调，「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中央政府力守这条底线的同时，地方政府却千方百计去打耕地的主意。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2010年粮食安全风险指数显示，中国被列为「中度风险」国家，排名96位。中国拥有世界22%的人口数量，而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7%。根据国土资源部今年初披露的资料，2010年国内土地出让金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增幅达70.4％。从1998年中国耕地面积达19.45亿亩，仅过7年就已降至18.31亿亩，非农建设占地成为罪魁祸首。据《南方周末》透露，将来全国永久基本农田仅能保持15.8亿亩，也就是18亿亩的80％以上了。
史东《谈中国大陆的种种怪事》：白领工人是这样子的：今天发薪水，还了贷款、交了房租、水电煤气费，买了油、米和面包，摸摸口袋、感慨一声：“这个月的工资又白领了！”蓝领说，工头说发工资了，一算自己的住宿费、伙食费、误工费、医疗费，还欠老板一百多块钱，也就懒得去领了，所以说这叫“蓝（懒）领。”老百姓说在中国“不吸烟的得肺癌，不工作的做老板，不爱国的当大官。真正的爱不能要，真正的事不能干，真正的人不能做。需要书的读不起，需要房的买不起，需要人的娶不起。有文化的留不了学，有能力的找不到活，有良知的赚不了钱。”
7月23日晚八点半，一列从浙江杭州开往福州的“和谐号”列车D3115，被另一列尾随的“和谐号”D301撞击，造成四节车厢坠落到三十米高的桥下，另有五节车厢脱轨。死亡40人，200多人受伤。调查报告在4个多月后迟迟未公布。据接近调查组的人士称，调查报告出不来，是高层对责任认定难以取舍。国务院12月28日公布了调查结果，认定「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认定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对该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铁道部、通信信号集团公司、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上海铁路局等单位54名责任人员将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责成铁道部和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分别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中国主要互联网媒体随即关闭了网民发言的功能。网民群起炮轰。有人调侃：「负主要责任的有两个在监狱一个在西天，看来咱们不可能采访到了！」也有人不满报告出炉太迟：「搞高铁是讲求速度，这是甚么办事效率？」
7月27日晚，一名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女性病人被送往河北安国市中医院急救，在认定她为流浪人员且有智力障碍后，值班副院长下令将其遗弃至邻县境内，该女子第二天被发现死亡。无独有偶，8月5日晚，打工仔小曾右手受伤，被工友送往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医治后，因为小曾所带现金不够支付医疗费用，医生竟当场将其手指上的石膏和缝线拆除。
7月，中国一项最新测算显示，中国在建高铁线路项目共需投资8491亿元，已投产的高铁总投入资金已近6000亿元。温州的列车追尾事故可能使中国高铁融资困难。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揭示，中国铁道部的债务两年间增加了两倍，达1.98万亿元人民币。财经日报10月报导，由于资金问题，中国大陆超过1万公里以上的铁路建设工程已经停工。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认为中国铁路基建面临「严重问题」需马上解决，他估计全国铁路建设约雇用600万农民工，单是中铁公司就发生2000多起农民工讨薪事件。
最新的一次世界空气污染十大城市排名中，北京名列冠军，亚军是新德里，接下来是智利的圣地亚哥、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蒙古乌兰巴托、埃及开罗；从第七名开始由中国包了三个，依次是重庆、广州和香港。最后第十名是阿富汗的喀布尔，那是由于战争和动乱，缺乏燃料，取暖甚至用塑料和旧轮胎。中国工人日报12月2日报道说，中国各城市衡量空气污染的标准远比国际标准低，如按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空气都不合格。报道引述专家称，数亿中国居民长期生活在PM2.5超标的空气环境中，相当于一个个「人肉吸尘器」和空气「过滤器」，身体所受危害要比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的辐射还严重，将引发大量肺癌、不育、神经受损等病例。然而，因当局空气污染指数标准设定低，公布的空气监测结果经常是「良好」。12月4日，北京市被大雾笼罩，能见度极差。美国驻华使馆当天发布的北京空气质量数值突破了污染物指数的上限，显示空气有严重毒害。然而，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数据却低得多，仅显示空气“不健康”。有网友把北京比喻为“中国的奥斯威辛”，一千多万人生活在这样的毒气环境中。
中国大陆官方学者坦承大陆社会普遍出现“焦虑情绪”。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7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调查指出，公务员、警察、教师、医生以及企业管理人员等都是抑郁症的高危人群，这些职业类别占忧郁症就诊人数的30%。
中国媒体8月报道，过去5年全国至少有17座大桥发生垮塌事故，共造成200多人伤亡。在垮塌的大桥中，有近6成的大桥寿命不到20年，其中有两座桥尚未建成就“夭折”。报道说，发生塌桥的原因以超载和人为因素居多，所占比例各接近3成。桥梁专家称，除了超载和缺乏养护等原因导致塌桥外，中国桥梁安全还有两大隐患：一是工程领域仍未能杜绝转包、围标等违规现象；二是设计、施工标准低。不少土木工程由当地领导拍板上马，工期多需在其较短任期内完成，这使得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从一开始就得不到保证。
自2003年推出发言人制度8年以来，中国首批75名部委新闻发言人中竟有19人从未以“新闻发言人”身份发过言，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南都报还调查发现，当年首批75名发言人中有26人获得提拔，大多数或任副部职领导、或任地方一把手，其中不乏“零发言”或少发言者。而那些发言较多、比较活跃、语言活泼、不拘小节的新闻发言人中，多数人的级别没有变化。
由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的《财富报告白皮书》8月24日正式上市，根据该报告发布的内容，目前中国大陆千万富豪(资产过千万)的人数已达96万人，其中包括6万个亿万富豪(资产过亿)，以及资产达到十亿级别的富豪4000人。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江苏有千万富豪68000人，有亿万富翁4600个。该白皮书称，这些千万富豪平均年龄39岁，出生于1972年；男女比例为7:3；亿万富豪人数平均年龄为43岁。主要分四种类型：“企业主”、“炒房者”、“职业股民”和“金领”（公务员）。
9月2号上午，88岁的李姓老人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有网友表示，大家不是不想帮，只是害怕不敢帮。被讹上的例子太多了，被冤枉的太多了。还有网友表示，这些都是彭宇等案法官们一手造成的，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9月7日报道，深圳市儿童医院对一名新生婴儿作出先天性巨结肠的诊断，并要求患者家长缴纳10万元手术费。但患儿家长去另一所医院复查，仅以8毛钱的药将婴儿治愈。
9月8日，在北京生活的69岁老汉付达信，在北京火车站执刀抢劫后，站在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自称抢劫是“为了反映生活困难问题”及“入狱养老”，付达信被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判处2年有期徒刑。宣判后，他非常不满，付老汉恳求法官重判自己，要求加到五年：“法官，您再好好审审吧，判得太轻了。”在监狱里，他吃到了两年来的第一顿肉。三个多月后，他足足胖了十斤。
9月10日是第九个世界预防自杀日。根据北京回龙观医院与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于2000年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有22.23人自杀，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中国人中的第五大死因，也是15岁到34岁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
公安部9月宣布破获一起特大地沟油案件，摧毁了涉及14个省的犯罪网，捣毁6个黑心工厂或公司，逮捕32名嫌犯。此案涉及浙江、山东、河南等14省。在中国每年流向各地餐厅的地沟油约有200万到300万吨。9月21日，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捣毁一处“地沟油”黑窝点，当场查获成品“地沟油”2600斤和已提炼好的猪油400余斤。10月，又出现“馊水油”。重庆九龙坡区警方联合行政执法部门，侦破一个横跨重庆、四川、云南、河南、湖南、贵州等多个省市的馊水油产销集团，其产量可使2600多个家庭受害一整年。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9月15日发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仇官、仇富、仇权”等五大矛盾突出，整体而言已进入典型的危机频发期。这五大矛盾包括：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深层次矛盾有激化趋势、治安形势严峻、仇富、仇官、仇权的社会心态日渐突出、非传统安全危机正成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另外，这份报告还说，当前有9类纠纷最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并很可能转化成社会风险。这9类纠纷包括：征地纠纷、拆迁纠纷、物业纠纷、改制纠纷等等。
9月19日上午，北京著名同仁医院约150位医生罕见地宣布停诊1小时，并在院内游行抗议。事件起因于该院咽喉科主任徐文被男性病患王宝洺连砍10多刀，造成右臂骨折，左下肢及前额都被砍伤，左臂肌腱甚至被砍断，有残废之虞。北京同仁医院与病人王宝洺之间的医疗纠纷已经持续了四五年。但法院一直不宣判，双方矛盾加剧，结果王宝洺挥刀酿成血案。
今年5月，温州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就警告，下半年可能将有40%的中小企业面临停产、甚至倒闭命运。9月，浙江温州最大眼镜生产商：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吸金人民币20多亿元，逃离中国。这是温州民间高利贷狂潮中又一公司老板逃逸事件。此后一个稍具名气的鞋业老板也跳楼死亡，今年初出现资金危机以来，已有90多名温州老板负债出走，以至于中国有评论冠之“温跑跑现象”。今年头九个月，浙江省共有两百多名老板逃逸，一万多名员工被拖欠工资。今年10月前后，面对企业资金链断裂和民间非法集资引发的问题，温州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控制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包括「坚决查处有债务危机的企业主和非法集资人员逃匿行为」等十项措施，随后又提出了「六必打」和「六必追」。截至12月8日，共查处了非法集资类案件（包括非法吸存、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57宗，刑拘63人；打击查处因借贷引发的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涉案人员142人。其中，查处恶意欠薪类案件7宗，处理恶意欠薪跑路的老板9人，涉及金额近千万元。
林保华《高利贷蔓延中国，官员争做黄世仁》：9月上半月，四大银行均出现存款大幅净流出，其中中行、农行存款大幅减少约1800亿元和1400亿元。而同期中国银行新增贷款不到10亿元，农业银行则在100亿元之内。流失的存款有许多转到高利贷市场。海南省日前侦破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非法经营地下钱庄案，涉案金额高达720多亿元。更诡谲的是，温州的债权人8成竟是国家干部，他们挪用公款放高利贷，自己从中获利，因此民企更加无法从正常渠道贷到款项，甚至借高利贷来还银行的贷款，有的干脆吸金潜逃。也由于债权人是国家干部，因此在出事以后都不敢声张，而是极力捂住盖子。……看来，旧社会所谓“驴打滚”、“利滚利”的情况在中国蔓延，官员争做黄世仁，全民将成杨白劳。
据《中国经济周刊》10月11日报道，目前在中国2亿9千万14岁以下儿童当中，贫困儿童达1500万。而偏远地区长期的儿童营养不良，与中国城乡差距拉大有关。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中国儿童的营养状况远低于世界水平；而与中国城市儿童相比，贫困地区儿童的低体重率达6%至12%，生长迟缓率是城市儿童的6倍，维生素A缺乏率则是城市儿童的4倍。
10月13日，广东佛山市一名两岁半的女童小悦悦在马路旁行走，先遭一辆小型货车撞倒，受伤不起，小型货车逃之夭夭。接着，第二辆经过的货车不理会小女孩躺卧马路上，直接辗过她的腿，然后开走。根据披露的录像，小女孩受伤期间，共有十八人途经她身旁，但无人理会，视若无睹。最后，小女孩被一名拾荒老妇救起，把她拖离马路。21日小悦悦身亡。事件经网络传播后也引起全民不满，最终迫使两名司机自首。大陆有网民对此感叹：「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网友陈秋霖 ：冷漠这固不对，但谁让我们害怕，让我们冷漠为常？是讹诈者之殇，害群之马不在少数；也是媒体之殇，吸引眼球力传阴暗；更是司法之殇，无法可依有法也不依；最是政府之殇，姑息养奸不伸张正义！网友超人彦儿 ：这个时代的青年，扶不起老人，赔不起官司。2011年10月19日，是中国作家鲁迅逝世75周年，一个叫“精彩历史”的网友把纪念鲁迅与广东佛山小悦悦被车碾压18个路人无反应事件联系在一起，发微博提醒人们鲁迅于1933年在作品《经验》中就曾说过的一段话：“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精彩历史”这位网友”把鲁迅的画像和救小悦悦的拾荒妇女陈贤妹的照片并列在一起，跟这个转述鲁迅语录的微博一同发出，成为网上一个被热门转发的帖子。
11月9日上午，吉林舒兰市公安一份紧急通知称，吉林第16集团军装甲团指9日凌晨约4时30分至6时，该团四名战士携带95式自动步枪一支、子弹795发（95式 460发、92式 300发、77式 35发）逃离部队。吉林市交通管理支队官方微博11月9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回复网友称：“刚刚接到市局通报，四名嫌疑人在辽宁营口被堵截民警发现，当场击毙三人，活捉一人。”目击者指，被捕逃兵伤重，已送院治疗。有传言称，三名士兵家中房屋被政府强拆，一人姐姐被人强奸，但消息未经证实。中共军人闹事最轰动例子当属1994年 9月 20日，北京卫戍区中尉连长田明健，因不满乡下妻子怀第二胎被强行流产，丧子妻垂危，自己也受处分。一怒之下，在事发当日他从军械库偷了一支 AK47半自动步枪和六匣子弹，利用早晨出操，将正在训话的团政委等军官打死，劫持一辆过路吉普车，直奔天安门。与追剿的军警驳火，造成 24死多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伊朗外交官及其9岁儿子。
中国官媒11月22日发文，2008年年底的中国，由向来仅负责任命高级官员的中组部牵头，启动了一项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在国家层面，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回到国内发展事业。据中国教育部统计，目前中国有20多万留学人员学成后留在海外工作，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取得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人才约有1.5万人。自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共计192万人，回国只有63 万人，回归率不足三分之一，而留美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等高质量人才的回国率仅为8%。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11月29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宣布中国新的扶贫标准。据财新网报道，按新的扶贫标准，凡是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人口，将被纳入贫困人口。专家预计，中国贫困人口可能增至一亿多人，同时财政扶贫投入也将大幅增加。批评人士指出，这个标准远低于世界银行每天收入1.25美金的贫困标准。一份「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11月透露，中国农民对贫富差距感受颇深，逾半受访者认为农民弱势，比其它人低一等。
吴学灿《谈现在中国大陆民众的沉重赋税负担》：《福布斯》双周刊发布的报告称，在全球调查的52个国家中，中国的税赋仅次于法国，位居世界第二。考虑到法国的透明和中国的不透明，实际上应该是中国第一，因为中国有很多难以调查、甚至无法调查的税种。如果把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即变相收税算进去，恐怕要把法国远远得甩到后头去。……与法国、瑞典、丹麦、新西兰这些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完全相反，中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这大概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据《北京晨报》报道，中国税收分为流转税、所得税、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五大类，但每一个大类分为多少种、具体有哪些税，五花八门，甚至连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网站上，也是各说各话。
北京一份党报附属报章公布11月调查指出，有近9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好东西」，6成多受访者认为，中国可能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该报章在明年中国政治面临换届之际提出这份数据，大谈民主，再度引发外界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87.2%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好东西」，77.2%认同「民主是大趋势」。
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坦白承认，今年个人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数额与往年相比大幅度减少。她认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今年自然灾害相对少，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郭美美网络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据中民慈善信息中心统计，6到8月慈善组织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达86%。由中国民政部主办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12月29日发布《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1）》，报告显示，只有8%的受调查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度表示满意。而这一比例与2010年的9%相比，还略有下降。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11月在2011年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公布一项调查研究报告。在2010年企业经营环境评价中，分数倒退最多的是「基础设施条件」，得分3.19，2008年得分为3.57。在「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方面，2010年得分3.1，2008年为3.24。此外，「人力资源供应」、「金融服务」、「政府行政管理」的得分也小幅下滑降。樊纲认为，中国政府要提高企业竞争力，就要松绑政策。
外媒引述非官方统计指，中国大陆基督教徒人数超过一亿、天主教徒逾 1,300万，比中共 8,000万党员更多，而无神论的共产党员信奉各种宗教人数也达 900万。这已比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秦丰称，至去年底中共有 8,027万党员的数目更多。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12月19日刊登文章，重申中共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评论人士表示，当局担心迅速增加的宗教信徒人数，将给中共带来威胁。
中共人口宣教中心、中共社科院12月发表了《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研报告》。报告称有70%的中国家庭觉得比较幸福。12月29日，记者采访了一些市民，结果没有一个人相信该结论，反而普遍认为房子、医疗、教育、食品安全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都让他们感到不满。还有一名民众表示不能告诉记者自己是否幸福，原因是说真话很危险。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最新的调查报告，对全球40个国家的公民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北欧国家丹麦的居民对生活最为满意，美国排名第12位，而中国在40个国家中排名最后一位。调查的范围包括收入、工作、住房、健康、教育、环境等11个方面。
无锡一名父亲途经码头时见到有小童掉进水中，以为是别人的孩子而选择冷漠离开，谁知落水的是自己儿子，儿子最终不治。他后来还起诉居委会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索偿47万元人民币，后被法院驳回。
中国证券网公布2011年十大「惨业」，因为工作环境比别人差，薪水增加速度比乌龟爬行还慢。1、生产线操作工。2、收银员。3、电话客服。4、酒店服务人员。5、文员。6、护士。7、行政助理。8、网络编辑。9、教师。10、出纳。
二、官话
1月，河南河道施工，一位抗议的女居民被车辆活活碾死，而在现场的公安、水利部门工作人员却视而不见，嬉皮笑脸。当地一个姓张的水利局长曾放言：“撞死一个我负责，撞死两个我负责，撞死十个八个，看他还敢拦？”民众讽刺说：“受乐清警方启发，河南官方成功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轧死一个百姓。”
1月10号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景源教授的访谈录，标题是“核心价值体系是立国之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目前在中国理论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李景源在访谈中说，中国学术界将这四个方面表述为“灵魂、支柱、精髓、基础”。
1月19日在胡锦涛与奥巴马的联合记者会开始时，谈到人权问题，胡锦涛说：“中国承认并且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同时我们也认为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的国情相结合。作为一个人口众多正处在改革进程当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讲，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发展人权事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安徽司法局长孙建新十年前关于“国保”工作的讲话2月24日在维权网曝光。其中有：“秘密力量是隐蔽斗争的核心和灵魂，是我们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秘密力量建设的水平决定了情报信息的貭量，决定了侦察工作的深度和力度。各地公安机关要牢固树立‘立足现实斗争，为长期斗争服务’的思想，抓好秘密力量建设，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逐步形成以特情为主体，以朋友、密干和信息员、联络员为辅助，多层次、多形式的秘密力量体系。要围绕重点对象、重点目标、复杂场所、应控阵地等，特别是要围绕‘法轮功’骨干分子及职业人员、非法组织、天主教地下势力、邪教、有害气功组织骨干和其它重点人员以及有复杂政治背景的‘三资’、民营企业和地位突出、影响大的高等院校为重点目标，积极物建秘密力量，填补空白点，使秘密力量队伍结构、布局更加合理，整体素貭有明显提高，所发挥的作用明显增强。省、市、县公安机关都要物建和培养一批能深入内部或贴靠目标开展侦察、掌握控制重要阵地，活动范围大、应变能力强的‘尖子’特情。”
在四川内江市政府的网站（www.neijiang.gov.cn）上看到一条《内江市公安局狠抓网上重点人员管控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报道。这条发于2010年10月25日的报道说：内江还对网上重点人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分级分类管控手段”：“对A类网上重点人员建立网上侦察或控制专案，全面采取各种侦察手段，长期控制，制约其网上活动空间；对B类网上重点人员，采取必要的侦控、监控措施，掌握动向，重点控制；对C类网上重点人员，采取网侦技术手段予以侦控，及时纳入视线，防止危害。”“市局在采集网上重点人员信息上讲究精确性和完善性，采集内容包括重点人的真实身份信息、上网信息、网上线索等，通过侦察、调查、比对、挖掘等环节，利用重点人员的身份证号码、使用的手机号码和本人的计算机MAC地址，在虚拟身份库中滚排相应的网络身份，确保其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能够完全重叠。”
2月份，针对有人号召中国民众发起“茉莉花集会”，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评论指出，“这只是少数人企图透过‘表演艺术’引起注意。但他们鼓动的‘革命’潮必将消退，因为民众对此是抗拒的”。而《人民日报》的报道相对较为客观，点出中国社会随着差距拉大，将埋下社会隐忧。这些不满包括百物腾涨、土地拆迁争议、贫富差距，以及官员贪污腐败横生，与阿拉伯世界人民不满之声如出一辙。该报在社论中称：“很多人相信，中国能在稳定及和平中完成社会转型。但这不一定可行，一旦其公共管理失败，将使社会陷入动乱。”
中宣部一副局级调研员2月8日晚宴上谈到钱云会事件与于建嵘博士关注拐卖儿童一事，在场的还有一同来拜年的新京报、中青报两位领导以及他们带来的三位编辑部负责人。李姓宣传干部坦承，他也不知道钱案真相，他说，这事件开始后，北京高层并没有下令干涉媒体报道，国新办也对网络报道开了绿灯，大家也看到了。他说，事情的微妙变化发生在国家某部门的一份情报（博讯记者推测，应该是国家安全部），这份情报显示，有网民正在把钱云会之死与突尼斯小贩之死联系起来，而且，找出了很多相似之处。这份情报被某政治局常委批转到宣传部，于是，宣传部全面开始采取行动，这也是那篇新华社的《“钱云会案”又网络推手造谣》推出的背景。本来还有第二、第三篇的，但第一篇推出后，不但没有起正面作用，反而被网民冷嘲热讽，中宣部不得不就此打住。但却同时加大了封杀有关钱云会案的网络评论与报道。这位李姓副局级调研员说，钱云会的案子让党内多位高层直接联想到突尼斯小贩之死，也让他们进一步感觉到网络舆论的可怕。而此后突然出现的于建嵘利用“意见领袖”身份成功转移了网民对钱云会案的关注，引起了宣传部门领导的极大兴趣。他说，这件事非常有意义。
香港《东方日报》2月25日报道：北京高层对“中国茉莉花”一事曾举行会议，经会议后定出从三个方面入手对付集会，包括找出源头人物判刑，和指控事件是美国操纵等，务必阻止茉莉花革命集会成为一个持久的、具象征性的运动。多次刊发“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讯息的网称，北京高层在最近一个多部门参与的维稳会议上提出三个应对举措。据报导，要将箭头对准美国，将集会定性为美国操纵。第二是一定要找出活动发起者，而无论是否找到真正幕后策划者，都要抓内地两名异见领袖人物判刑。第三，在舆论策略上要将“茉莉花革命”集会的起因归纳为有人恶搞，并曾打算通过香港某媒体报导“恶搞论”，让内地民众不重视，但遭拒绝。由于自称“发起者”始终未现身，有人认为不止一批人。有网上消息称，当局将集会参与者作三大处理分类：有案底者直接按颠覆国家政权罪处理，无案底而喊口号者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只是撒花之类的最多拘留15天。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2月24日报道，中国异议人士利用互联网发动2月20日（周日）在中国十几个城市举行和平示威的号召。在2月20日前夜，即2月19日（周六），中共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中国主席胡锦涛敦促要收紧对网络及“一些特定人群”的控制，该词通常是指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士。胡锦涛在发表2月19日的讲话前，即2月10日，他下令军队作好准备，以防发生突发事件。军中的中共党组织接到指示要求学习一份文件，其中包括33篇文章，目的是要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该文件提醒军中所有成员，首先要忠于党，其次才是社会、国家和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2月发布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和《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异曲同工：前者表示拒绝外来干预；所谓外来干预，就是指西方的干预。拒绝外来干预，就是拒绝接受民主制度，就是要固守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者在对苏共的蜕化变质加以抨击的同时，却指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模式本身没有错。两本书都反映了中共当前的心态：拒绝西方民主，要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公安部党委3月初下发《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意见》 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把对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专项整理作为工作重点，并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
美国国务院3月1日谴责中国警方粗暴对待采访在北京王府井发生“茉莉花集会”的外国记者，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北京公安殴打外国记者一事回应指出，警方对记者只是“依法进行疏导”。3月6日的第三波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前，以跟踪、上门警告等方式对待外国记者，中共当局要求外国记者“不要生事”。外交部长杨洁篪昨亦重申，“不希望任何人无事找事、无事生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3月10日北京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发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院长王平3月7日因为“不要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读了大学回不去自己的家乡是悲剧”的言论引发公众热议。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现年七十一岁的傅锐是中共元老彭真的长子，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已经退休。他在政协会议上表示，中国楼价过高不是物质范畴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香港《动向》杂志总编辑张伟国认为：“共产党也不是铁板一块，一样的，太子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太子党里面有唯利是图的，只认钱不认法的大有人在。保持他们父辈的理想主义革命情怀的，这也会有一些人。而且里面也分左派、右派、毛派的、民粹主义的。”
北京日报3月7日署名任思文的文章《维护稳定从每个人做起——再谈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首先要认清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各种手段挑起“街头政治”的本质。他们通过互联网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煽动非法聚集，目的是把中东、北非的乱局引向中国，搞乱中国。”
2011年3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主持例行记者会。有外国记者追问：“你能明确告诉我们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吗？”姜瑜：“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于是，“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成为网络热议词，许多人认为法律就是权利的“挡箭牌”。
3月14日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总理温家宝召开记者会。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再次高喊政治改革，更称世上无恒古之物，只有不断改革才有生机。温家宝的“恒古说”令外界联想他是否暗指中共也非“永恒”。温家宝认为，中共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他称“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要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在一个座谈会上，温家宝借“彩色馒头”说事：这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中国）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环球时报》：“艾未未喜欢我行我素，经常干‘别人不敢干’的事，很多时候离中国法律的红线不远。”“在如何对待艾未未这样的人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经验并不多，法律的判例也不多。”“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艾未未如果被最终认定在经济上犯罪，这和他是否宣扬‘民主’无关，如果硬要扯上点关系，那就是任何人从事政治活动，屁股更要干净些。”
温家宝4月14号在中南海与新任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官员座谈时，向新聘任的八位国务院参事和五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后表示，“贤路当广不当狭，言路当开不当塞。”温家宝还说，政府要“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冀平4月对媒体表示，中国是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国治安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4月29日，《人民日报》以温柔笑脸发表《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的本报评论部文章，强调和欣赏“异质思维”，期待“闻过则喜”，欣赏不同价值观念的“理性平和讨论”；二十余天后，同样版面的人民日报唰地变出红脸，5月26日署名中纪闻的文章《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禁止党员在重大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24小时后，还是人民日报评论部，不甘示弱的再一次“变回笑脸”：其社论《执政者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极尽温婉之能事，谆谆教诲人们“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
5月，《求是》杂志发表署名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的文章《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文章写道：一定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的作者俞可平6月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称，党政官员应当鼓励、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俞可平的文章除了为公民社会说了一些好话而外，有这么一句话也不可忽略，那就是文章所说的：“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法规，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
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5月28日就江西抚州爆炸事件发表社论，称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报复行为”。社论并表示，禁止杀戮是全人类高于一切的普世价值；抚州爆炸事件制造者钱明奇的行为完全是恐怖主义式的。时事评论员吴稼祥反驳表示，《环球时报》一直反对“普世价值”，在利比亚问题上也没有谴责卡扎菲对平民的杀戮，反而谴责北约对利比亚的制裁，是自身逻辑混乱。
香港教育局常任秘书长谢凌洁贞在六四烛光晚会隔天，出席被称左派学校的福建中学三校联合毕业礼致辞时，提到德育及国民教育谘询文件时，主动提到“六四”事件，又说“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不免有挫折有沙沙石石”，言论引起在座学生不满，一名致送纪念品的毕业生在台上高喊“六四注定会有一个了结！”
《人民日报》评论部6月16号的文章称，“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文章首先阐述了媒体或舆情的重要性，指出“舆情不是‘敌情’”。文章说，有了媒体， 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理念才得以传播甚至放大。文章批评一些地方干部忽视、躲避或害怕媒体，指出“封、捂、堵、压、瞒五字诀时有出现。”文章说，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跟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善用、善管。”
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陈燕楠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革命理想信念和革命传统教育”是该院的教学内容。延安干部学院创办于2005年，院长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评论家孟玄表示，中国历代王朝都靠儒家传统教育巩固其统治, 在一定意义上，中共的革命理想信念和革命传统教育，是儒家传统教育在当代的翻版。香港《明报》在一则有关延安干部学院的报道中说，在那里进修的高官应酬过多，难以按时毕业。报道还提到学员一天的伙食标准是50元，但仍有人抱怨伙食“不算太好”。相信多数中国人都会同意：以中国当下的物价，一天50元的生活标准应当说是非常好了。
7月1日中共当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讲话并强调：“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始能将党放在心上。”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发表评论文章《胡总书记的大报告站不住脚》指出：“胡总书记说，中共九十年做了三件大事：一，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二，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前两件大事并不存在；最后那一件大事，谁能告诉我它是福不是祸？”“历史的选择”，应该由时间去做；“人民的选择”，必须通过法定的选举进行；宣布“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本党，似乎不在总书记职权之内。
中新网7月的报道，胡锦涛要求领导干部将互联网当作“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同一天，人民网报道了广东省一把手汪洋等领导干部上网听取民众的意见、建议，并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的消息。汪洋表示，对于网络问政应该“虚心地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历”。汪洋还说，“网络问政要允许群众骂娘”。
《人民日报》7月14号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政怠宦成–改革须壮士断腕 突破利益雷区”。文章认为，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是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最大的危险是意识不到危险。
7月份，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首次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中，提出要放宽民间组织登记注册门槛。广东明确，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山东省梁山县将小说《水浒传》当作反腐倡廉教材，试图打造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的文化品牌”。梁山县纪委书记钟秀芳说，希望更多的领导干部从水浒故事里得到启发教育，但是他坦承水浒的反腐“招数”缺乏实际操作性。梁山县的作法被一些网民讥讽为“做秀”、将反腐庸俗化。
中国国防部7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解放军建军84周年。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强调，深入持久地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确保部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要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梁光烈的长篇致辞刻意回避提及毛泽东建军思想，也小心翼翼回避江泽民的名字。在官网排列头版头条的梁光烈文章，建军节当天早上十点后突然被撤下头条，作低调处理。
中共党报8月4日发文警告：腐败现象蔓延，必定破坏党风清正；腐败文化存在，必定驱使“能力”走向歧途；腐败思想滋长，必会令干群“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今天的中国，要应对“四大危险”，必须坚决根治腐败。
中国铁道部8月16日表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7月24日晚，在“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个小时后，铁道部召开”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首次新闻发布会，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通报了事故情况，并回答了部分记者的提问。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中，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几句话：“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还有“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在随后几日，被网友们在网上无数次地引用。还有网友开始用“×××是奇迹，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次较长时间的新闻发布会的副产品就是王勇平一手创造了作为“高铁体”。
继中国铁道部发言人“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话之后，辽宁抚顺一位官员所说的“领导不是已经批评了吗，你还想怎么的”又成为网民讥笑反讽的热门语句。抚顺市一个名叫从相春的举报人8月1号上传到土豆网上的一段录音。这个举报人为促使法院尽快执行这个判决，他向法官陈鹏行贿2万元人民币。但仍然没有执行。这位举报人就向最高人民法院举报陈鹏受贿。之后，陈鹏将2万元归还于举报人。网上这段音频就是举报人向抚顺中院纪检部门李处长询问对陈鹏受贿处理情况时的录音。“领导不是已经批评了吗，你还想怎么的？”是李处长的回答。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谈敏感的间谍案，被人放到YouTube上，引发泄密的疑虑。金一南8月在讲课中谈到大陆的间谍案，包括中国前驻韩国大使李滨、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办公厅主任佟达宁等案。金一南还解释说，这些人犯的是向海外出卖情报的罪，之所以被以腐败罪定罪，是因为这些案件说出去令中国当局难堪。
《人民日报》 9月1号的文章“我们的信任哪里去了”称，中国的社会信任度在明显滑落。文章呼吁政府部门在约束自身行为的同时，建立并完善鼓励诚信、有利于重构社会信任的制度体系。文章指出，“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蔓延，并列数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对某些专家的不信任、对政府统计数字以及某些政策告示的不信任。这是一篇少有的开诚布公的文章。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9月初发贺信给在中国南宁召开的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会议表示，未来中国将“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出席会议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承认，目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
中宣部长刘云山9月7号出席“中日韩媒体圆桌论坛”时不无反讽意味地表示，“中宣部不可能完全管理5亿网民，批评是过高评价中宣部了。”刘云山不满外界对中宣部的批评，但他坦承，「中国被说成严格管理网络，其实很难，中国面临网络管理的危机」。
中国大陆从8月起陆续开始各地的人大换届选举，由于中国共产党将于2012年举行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8大），维稳「压倒一切」，所以北京以各种手段阻挠独立参选人。封杀独立参选人的命令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亲自发出，要求各地一旦发现独立参选人，要全力阻止，除了在选举过程中层层设关卡，还可发动舆论「围剿」。
湖南湘潭市政府9月6日宣布，该市将决定与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斥资5亿元打造号称是「世界顶尖级」大型实景剧《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展现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
中国官方9月8日发布的人权蓝皮书承认，大陆仍欠缺人权教育，民众对国际人权公约的了解有限，民间的人权交流也需进一步加强。而且，政府应该创造更多机会让民间的力量参与国际人权交流。蓝皮书认为，「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和一些国家的分歧和斗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持续。」
温家宝9月14号在2011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再次提出“党政分开”的设想，主张“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现依法治国、司法独立。
9月，网上出现一篇署名为“毛新宇”的文章《我爷爷发动文革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这篇文章的观点被很多网友斥为“荒唐”、“造谣”和“现场直编”。网友TIANTIANLE991说，生下龙种，收获跳蚤，主席泉下有知，绝对暴跳如雷。与此同时，也有网友质疑，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不配担任广州大学客座教授和班主任。
9月17日，重庆晨报引用薄熙来的话称：“共产党不唱‘红’唱什么？难道唱黄唱黑？”
邓小平之弟、重庆市原副市长邓垦，给市委书记薄熙来题字，希望重庆“自强不息”，“两手都要硬”。《重庆日报》10月5日在头版头条刊登薄熙来给邓小平胞弟邓垦的回信，信中薄熙来自称“晚辈”，称题词体现“小平思想的精髓”，表示“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硬，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把重庆建设好！”《重庆日报》10月6日在第二版刊登对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堂弟胡锦星的专访报导，称胡锦星“高度评价”重庆的唱红打黑等政策。
10月2号上午10时，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发言赞扬孙中山发起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专制，推动民主共和和变革，他说，孙中山先生永远值得人民尊敬，辛亥革命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里程碑。他称中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继承者。他还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官方大会。评论认为，江泽民再次公开亮相，除了澄清他病逝的传闻，更显示其不肯低估的政治影响力。北京学者胡星斗表示，三个“必须”，综合了左、右、中的观点，也综合了中国近来历史和目前的发展而得出的照顾到各个方面的一条方针，但他认为除了三个“必须”之外，还必须抓住当前中国的根本，就是政治改革。也有网民发表评论：当年辛亥革命一群义士抛头颅洒热血，原以为可以换来后代子孙的光明世界，可惜现在的世界一直在退步，越来越黑暗，不知道那些伟大的牺牲者见到现在的社会，会不会后悔。网民“朱傲彬”写道：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不是推翻帝制，而是推行宪政。
10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公益团队申请注册难批示说，有关部门要转变观念，努力成为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发展的助推者，而不是障碍；规范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重在监管，而不是将其挡在门外。
10月11号的《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题为“文化高地正崛起”的报道，赞扬重庆市“唱响主旋律”、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部署文化体制改革和推动文化建设。官方媒体报道说，这次会议讨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将在精神导向、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等多个层面作出安排，注重培养主流文化、部署“文化兴国”战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官方媒体还称，此次会议研究解决中国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和国民素质不适应的问题。这是自2007年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中共第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高层再次集中探讨文化议题，凸显文化建设在当前的国家战略意义。
温家宝10月25日至母校天津南开中学演讲时提到：“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这篇讲话比前四次回校要高调。新华社、《人民日报》没有发表，只有《光明日报》全文刊登，引起国内外许多敏感的解读。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在11月2日发表文章称， 温家宝此番言论旨在“警告党内的保守派”。而温家宝虽然在卸任前大谈“政改”，但是中共并没有多少准备“政改”的迹象，“有人认为温家宝只想‘青史留名’，还有人认为温在党内没有足够的权力。”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打破了中国官方媒体对维权人士陈光诚遭到地方政府打压事件保持的沉默，该报10月发表署名，题目是“不要陈光诚事件意识形态化”。文章说，中国有些地方的基层人权毫无疑问没有达到理想标准，外界怀疑陈光诚事件的处理过程达不到严格的法律及人权标准，这种怀疑不能说毫无基础。文章希望临沂地方政府不要将陈光诚案件意识形态化，因为当事情闹大了之后，媒体与支持陈光诚的人越来越浩然正气，基层政府处理起来却越来越难。
《人民日报》11月3日刊发评论文章，警告政府正面临公众的“信仰危机”，敦促地方官员要力争赢得信任。评论说，公众对强拆和腐败的愤怒已频繁引发群体性事件；基层官员与民众关系间的信仰危机必须引起注意；若不信任加深，将给社会的发展、和谐和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人民日报并表示，日益增长的怨愤可能破坏共产党的权威，因为党的统治从根本上讲是来自民众。
《瞭望》周刊发表题为“诚信建设刻不容缓”的文章；文章说，在中国社会的诚信建设中，政府应当带头垂范，以民主、法治为依托，积极营造崇尚诚信的社会环境。文章说，在中国，诚信缺失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文章条分缕析地列举了政务诚信缺失、商务诚信缺失、公共服务领域诚信缺失、部分公民和部分干部诚信缺失、以及社会生活中诚信缺失的一些例子。文章呼吁政府部门在诚信建设中作表率。
11月16号，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入学的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就曾痛斥那种喜欢“揣摩上面和领导的意图”，以及“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等弊病，大有向中共党内潜规则宣战之意。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随后刊发文章《中共党内潜规则的由来及其治理对策》，该文指出中共党内潜规则——
◆意识形态：不认主义认实惠
◆政党认同：不认组织认个人
◆党内决策和执行：
——百鸟朝凤型，只唯上不唯下
——糊涂型，如三拍干部（事前拍脑袋决定、事中拍胸脯保证、出事拍屁股走人）
——玩程序型，计算现实利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党内用人：
——少数人独掌用人权
——任人“唯钱、唯亲、唯顺”，利益优先
——平衡派系关系
——带病提拔（指涉嫌腐败等问题照样升官）
◆民主选举过程暗箱操作
◆干部考评“唯GDP原则、唯政绩论”
◆党内政治生活：
——小团体利益优先
——家长制、一言堂
——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腐败与反腐败：
——公家钱不花白不花
——抓大放小、放水养鱼
网友Gaohuo的点评说，本文作者也是哗众取宠，并没有拿出根治潜规则的有效办法。
11月，习近平近日在中央党校秋季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谈谈调查研究》的讲话。在对党员干部的调研工作提出要求时，他强调官员下基层时应该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避免出现“被调研”的现象。
胡锦涛11月22号在中国文联和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对出席会议的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他在讲到第四点希望“坚持德艺双馨”的时候，要求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评论人士表示，文艺工作是文艺家自发的活动，不需要谁的领导。
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11月22号在汕头召开，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会上作出继续改革的发言。广州出版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说，汪洋表示，坚持改革是推动广东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而有些人以为“只要发展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改革的意识在淡化”。他强调，必须坚持更大范围和更大纵深推进改革，才能继续前进。他并且提出，为改革试点放权松绑，少设禁区，多开绿灯，大力鼓励和支持先行先试。
公安部网站透露，部长孟建柱11月26日至30日四川视察时，在省长蒋巨峰等人陪同下，到发生多起喇嘛自焚的阿坝自治州格尔登寺视察。孟建柱“希望寺庙僧人继承高僧大德们的优秀品质，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继续弘扬爱国爱教的传统，积极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奉献力量。”并且指责，自焚僧人有一些共同特点：年轻、思想观念不成熟、是非辨别能力弱，“几乎都是格尔登寺寺办学校教育出来的。”
11月24号被任命、刚刚走马上任一个多星期的中国央视新台长胡占凡，有两段语录在网上火爆热传。其一是：“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党的宣传工作者上，而是定位在新闻职业者上，这是根本错误的；”其二是 ：“一些人认为强调党性和喉舌作用会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会影响按新闻规律办事，这非常错误，也十分片面”。5月，他又发表文章称，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首先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政治家办报”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他还说：“我们的舆论阵地，我们的报纸，要永远掌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人的手里。”胡占凡的上述“经典语录”12月在新浪微博上1天之内就被转发1万多次，引发热议。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12月６号提出，2012年要开展中共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要把信访积案化解掉、还清历史旧账，减少新的矛盾，为明年18大的召开提供所谓的稳定环境。对此，评论人士指出，这是中共在耍两面派的手段，实际上根本无法解决访民的问题，以及偿还累积多年的历史旧账。
中央党报《人民日报》12月20日针对广东陆丰乌坎事件发表时评指出，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利益博弈并不可怕，有了这种博弈，才能让整个社会处于动态稳定之中。 文章指出，此次事件，基层政府的最初失误在于，未正视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12月在全省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以乌坎事件为例，批评部分地方干部漠视群众利益。“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亲、群众最可怜，但是群众也最有力量。群众已经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