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借西方文化之力,创共和新政,开中国历史之新河。1919年之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国人思想由此转向俄化、赤化、左倾化;至1949年之后,毛泽东王朝帝制复辟,民国风骨遂全然断送。1976年之后,浩劫后的民族逐渐复苏,开始洗刷俄化、毛化之污垢,艰难、蹒跚地回归到人类普世价值之正道。


我在编辑退休后撰写的《告别神话》文集时,正逢辛亥革命百年(1911—2011)纪念。百年中国,经历了革命与战争,经历了动乱与挫折,人民是在血与火中走过来的。其间,中华民族经受了内祸外患的无尽灾难,付出了无比惨重的巨大代价。她是带着满身的伤痕跨入二十一世纪的。这个百年史,积累着许多经验教训,有待我们客观、科学地加以清理和总结。

我想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日之中国比百年之前的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第二个问题,百年中国存在着怎样的发展轨迹?第三个问题,百年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其影响最大的是,一个是三民主义;一个是新民主主义及之后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两种主义是前后相承的还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主义?

一、百年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1949:毛泽东王朝帝制复辟
如果我们笼统地说,百年中国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那么,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举出一百条、一千条,说明今日之中国比百年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我们问,在政治方面,特别是政治制度方面,是否也可以说是进步了?对此,笔者的答案是否定性的。

一百年之前,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开创共和,结束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划时代的大事。虽然革命成果即刻被袁世凯窃取,但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袁氏称帝不过是一枕黄粱。之后的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与皇权专制已不可比肩而视。倒是1949年中共获得大陆政权后,虽国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剥下这个伪装,是毛氏称霸的专制王朝,不仅是对辛亥共和的颠覆,其专制统治的酷烈还刷新了自秦以来的历代王朝。对此毋庸长篇论证,仅举毛自供的三例言论,便可说明。

例一: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们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973年毛接待外宾时又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

例二:1957年夏天,毛泽东接见了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时罗稷南斗胆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思索了片刻后认真地回答说:“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张绪山:“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时期,鲁迅一直针砭时弊,抨击当局,却安然无恙。在共产极权统治下,竟不容鲁迅发声了,要蹲大牢了。同样一个鲁迅,四十年代被毛捧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空前的民族英雄”;到了毛泽东坐了天下,竟成了毛的阶下囚,成了人民共和国的专政对象了。

例三:1961年在秦皇岛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宪法的谈话,其言惊世骇俗,难以置信。毛说:“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得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这是毛泽东反宪政民主的自供状。毛如此狂妄不羁,他主政之后,国无宁日,家无宁日,也就不奇怪了。

上述三例,说的是,一是毛政比秦政还要暴一百倍;二是在毛政下,知识分子不给一条活路,即便是像被毛泽东吹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鲁迅;三是毛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因为不要宪法和法律。这足以说明,毛泽东登上中国最高权阶之后,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是对中华民国的颠覆。

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立新政,那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新中国”。是的,新中国,62年了,人们这样说,这样写,也这样唱。不错,国号是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是新的,国家领导人是新的,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新的,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新的,如此等等。人民满怀新希望,期盼新生活。很遗憾,随着时间的展开,人民的希望,一次次地被击得粉碎。“文革”之后,人们才明白,这个“人民大救星”毛泽东所营造的“新中国”,在露出原形之后,原来是一个新式的专制王朝,毛自称是“我就是秦始皇”,亦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不是戏言,实情如此。因此,1949年,标志辛亥民主共和血脉的断送,一个披着为人民谋利益外衣的新式专制极权王朝的复辟。

这个复辟王朝对人民实行专制极权统治,在62年中,人民惨遭三轮劫难。

第一轮劫难,是暴力土改,是集体化,国有化,共产化,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时间是1950年至1962年十三年。罪魁是毛泽东。

第二轮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浩劫。罪魁是毛泽东。

第三轮劫难,是“反自由化”,“六四”屠城,血腥镇压全国规模的民主运动,非法罢黜两位贤明治国领袖——胡耀邦和赵紫阳,钦定两代末世守护人。导致:官场黑暗,权力腐败;贫富对立,社会断裂;公正沉没,道德沦丧;教育紊乱,人心浮动;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权贵资本主义横空出世,为所欲为;政府管理方式警察化,暴力化,黑社会化。官民冲突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整个国家如同一个火药桶。这次劫难以1987年逼迫胡耀邦去职为其开端,直至笔者撰写此文之日未见结束,已达二十五年之久。这次浩劫,罪魁是“毛二世”邓小平。

三轮劫难,国家经受了大破坏,人民经受了大灾难,政治制度出现了大倒退。

这三轮劫难,只有十年文革被中共做出“浩劫”的定论。因为这次浩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个晚上从领导者变成了“牛鬼蛇神”,变成了“走资派”,成了革命的打击重点。他们不但失去了权力,还受到残酷的批斗,有的迫害致死。包括党国第二把手刘少奇,包括建国元勋彭德怀、贺龙等,在文革中冤屈而死,命赴黄泉。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也被靠边八年之久。因此,将这场“革命”判定为“浩劫”,在中共上层很快就达成共识。而第一轮劫难,那一批又一批被消灭、被剥夺、被迫害、被改造,以及在大饥荒年代被死亡的四千五百万人(根据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容2011年的一项研究成果《毛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的旷世浩劫,其受难者均是中共统治下的人民。中共的官僚们是这一轮劫难的制造者和施加者。承认这也是一轮劫难,无疑是说,中共的统治只有败绩和罪绩,而无政绩可言;无疑是说,中共的统治毫无正面历史价值,毫无合理合法性可言。至于第三轮劫难,由于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时期经济有了发展,民众的生活相对地有了改善,阻挡了人们认识这一时期中共的极权统治对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深度破坏。总之,只要极权统治不结束,人民遭受劫难的历史就不可能画上句号。

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革命有功”,“建国有功”。请问,“功”在何处?答曰:就在于毛建立了复辟帝制的毛氏王朝,就在于对他统治下的人民实行及其残暴、惨无人道的迫害、奴役与专政,就在于他给全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就在于给国家与社会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

如同刘晓波在“混世魔王毛泽东”一文中所说,毛泽东玩了一把中国。此言入木三分,形象而深刻。毛泽东令历代帝王黯然失色。他也确有资格嘲笑历代帝王。因为毛氏王朝堪称是自秦政以来最专横、最暴虐、最荒淫、对中国破坏最大、给民众带来的灾难最惨重的暴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