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二世”邓小平
毛泽东去世后，出现了非毛化思潮，促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因此有了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说。毛与后毛，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变，如：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元（公有）的计划（命令）经济走向多元的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对知识分子施加的“以言入罪”也不再是如影随形似的紧箍咒了。极权统治的发条有所松弛，在某些领域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这变化那变化，“一党专政”的体制却未有变化。邓小平掌控党国后不懈地“反自由化”，直到不顾一切对“六四”民主运动实施武力镇压，到胡锦涛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所谓“维稳”，都不过是为了挽救一党专政之危局！无论是各方面的大变与一党专政的不变，都有邓小平的功劳。为什么“一党专政不变”也称是“功劳”呢？这同毛泽东“革命有功”或曰“建国有功”之说的道理是一样的。毛革命成功坐了天下，使中共集团由江湖造反者成了朝廷命官，成了国家的新权贵。所以，毛“革命有功”对中共来说千真万确。同理，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不变”，延续了共产党内的新老权贵的地位与权势，保障他们享受比毛时代更多的特权。所以，邓不搞政改，对中共的当权派而言，实在是一个大大的功劳。笔者认为，对邓小平来说，尽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桂冠名噪中华，享誉海内外，但其确当的历史角色乃是“毛二世”。其理由如下。
1、维护毛的历史地位，阻挠对毛罪错的清算，有的还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
毛泽东专制统治年代，不仅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在贫穷之中；政治迫害之灾难更络绎不绝，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清算毛泽东的罪错，中国不能前进。想不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一开始就以毛泽东的卫道士面目亮相于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因出访东南亚数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陈云等中共元老离开会议原定议题，诉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要为“四五”运动平反，要为刘、彭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冤案平反。毛开始成为众矢之的。邓回国后见形势有变，就抓住这个机会，在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定了调。对这个“重要讲话”，许多人并没有看懂，只看到邓鼓吹思想解放那些话语。可邓的本意是，解放思想不能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要向前看，不要纠缠于过去的是是非非。对毛泽东的评价，邓定下调子：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我们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对于文化大革命，邓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8-149页）看来，对于“文革”，邓在当时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1980年3月开始，中共中央组织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加讨论的四千余名中共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以为要大家畅所欲言，客观地总结建国以来的惨痛的经验教训，因此，讨论所提出的问题颇为广泛，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殊不知，邓小平搞这个决议，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神位，扼杀思想解放。两者的出发点南辕北辙，因此讨论时间特长，思想难以统一。为了扭转这个局面，邓先后发表了十多次讲话。邓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页）邓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7页）这同1956年毛泽东粉饰斯大林的暴行说是“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何其相似乃耳。毛泽东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功是七分，过是三分。邓小平也说，毛泽东的一生，功大于过，七分功，三分过。邓又说，决议对毛泽东同志评价这一部分不能不要，“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邓说：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出了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他甚至说：“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2页）能“结束”吗？还能回到毛专制那种年代？邓作为“毛二世”的面目在1980年初就已经清楚了。
1978—1979年，胡耀邦为1957年冤屈地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平反时，邓小平站出来加以阻挠。邓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3页）在邓的阻挠下，对“右派”们只是“改正”，不予“平反”，因这不是“冤案”。右派大案因此留下历史尾巴：一是保留了千余人的“右派分子”标本（在民主党派中保留章伯钧、罗隆基等5人右派标本）；二是邓的继承者（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不向“右派”们道歉忏悔，说声对不起的姿态也不作，对“右派分子”要求给予经济和精神补偿，亦置若罔闻。
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计划在10到15年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这个计划，在1956年 就宣告完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这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一个严重的历史错误，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可是邓小平在1985年却说，三大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6页）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宣称：“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决议这一结论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第一，这个总路线是毛泽东提出的，不是党提出的；第二，历史证明，这个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三大改造”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开放（开放内资与外资，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农户责任田）就是错误的。在八、九十年代理论界提出“补资本主义课”呀，“要回归新民主主义”呀，中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呀，也岂非都成了谬论？
2、坚守毛式极权体制，反对自由化，镇压民主运动，关上政改大门。
非毛化、去毛化是当代中国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它要求：清除对毛的神化，认清毛的重大罪错，否定毛式极权体制。粉碎“四人帮”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实现非毛、去毛的目标打开了通道。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其前期，邓小平是支持的，因为有利于否定“两个凡是”，有利于邓的复出。1979年初，中央又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人们深入、广泛地讨论建国以来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问题，触动了毛式极权体制，为邓小平所不容。1979年3月30日（此时离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才三个月）邓小平站到政治前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邓小平说，四项原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现在，要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6页）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意义在于，他实际上扮演了扼杀思想解放的刽子手的角色——当极权体制受到冲击时，他力挽狂澜，把中国又扳回到毛泽东极权体制的老路上去了。后来人们评说，邓小平推翻了“两个凡是”，却竖起了“四个凡是”。推翻“两个凡是”，邓小平取代了华国锋；竖起“四个凡是”，招毛泽东的阴魂重回中华大地。
邓小平要坚持的原则还有一条，那就是“民主集中制”。他说：“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5页）“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2页）。邓小平还指出，民主集中制“这几条里面（指‘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1页）很明白了，邓小平坚守的是毛式的中央集权制。集权制的原则，就是中央说了算，上级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
邓小平坚守极权体制，势必要反对自由化。但是既要改革开放，又要拒绝西方文化中的一套价值观，这就很难。特别经历过文革的灾难，专制极权是祸是福，国人对此已有所领悟；加上“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再相信以往的说教，思想观念出现了更新换代。潘多拉的盒子既已打开，要迫使人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已经不可能了。遗憾的是，邓小平没有看清这个大势，在复出的十余年中，一直把“反自由化”作为他的神圣使命，使中国陷入新一轮的挫折。十几年不屈不饶的反自由化，成效不很理想，邓内心很是不满。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与会主导性意见是不将“反自由化”写入决议，这使邓大为恼怒。邓十分生气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并说：“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1-182页）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满口蛮横无理。胡耀邦因为不力主反自由化，不愿再次整肃知识分子，因此被邓非法罢黜其总书记一职。党内政治生活又陷入不正常状态。这是1987年初发生的事。
令邓小平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被非法罢黜，后不久猝死，引发了全党全民对胡的怀念，引发汹涌的学潮。邓如何以对？结果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北京屠城事件的降临。这次邓动用了军队、坦克，以现代暴力进行反自由化。邓小平胜利了，他终于可以画上“反自由化”的句号了。他为中共蠃来了二十年的稳定，但也导致了二十年或许更长时间的后退。这种后退，表现为党政各部门权力腐败的爆炸，并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崛起，从而导致了权力与财富的两个集中；还表现为社会分化为贫富两极，公正沉没，道德沦丧，各种社会冲突事件频发，权贵与民众的对抗愈演愈烈。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都不是赢家。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有他的功劳。但血腥的六四事件使他成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刽子手，这无论如何是遗臭万年的败笔。与反自由化相联系的，是邓对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的非法罢黜，以及邓的继承人江泽民与胡锦涛王储（所谓“隔代指定”）的确立。这两件事，邓超越毛。毛整了不少人，但在很短的时间内罢黜两位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毛的专制史中没有这个记录。指定两代接班人，毛更是望尘莫及，以致毛死后毛氏王朝的班子立即倾覆，而邓死后邓的声誉却固若金汤。
六四事件后，李普说了一句话，他说，慈禧不敢做的事，袁世凯不敢做的事，段祺瑞不敢做的事，蒋介石不敢做的事，邓小平做了（大意）。我们在历史书上常读到，北洋军阀政府怎么怎么的，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怎么怎么的。可他们面对学生请愿呀，示威呀，却软弱无能，哪有邓大人敢作敢为！我们可以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例。开始是北京的数千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学生们的行为显然过火过激了，可称为军阀政府的当局也不过只逮捕了三十多个学生。后来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学生声援，政府又逮捕北京学生近千人，激发了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6月10日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撤去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事情才得以平息（此后学运成为中共造反加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而且得心应手，效果颇佳，待中共上台后，学运则严加禁止）。我们还可以举“一二九”运动作比较。面对日本侵华，在中共的组织下，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六千人进行请愿，提出反对“反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停止内战，实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要求。遭拒绝后，学生举行游行，并得到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上述发生在北洋和民国时期的两次全国规模的和平请愿、示威游行，当局都没有枪杀一个学生，而且最后都接受了请愿学生提出的要求。尊重这些要求，也就是尊重民情民意。那个时代，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民主的大旗在中华大地上迎风招展。这说明辛亥革命开历史之新风的血脉未断；辛亥革命的成果，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蒋介石都不可能将其埋葬。对照八九学潮，其理性，其温和，其秩序井然，其举国响应，历数五四以来所有学生运动前所未有。可是温文尔雅静坐的学子，迎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辛亥的血脉，到毛、邓极权时代，才荡然无存！
邓小平告别他政治舞台时，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对江泽民等说了一句十分要害的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指江泽民）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大哉李锐》，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版，第461页）这是邓小平作为“毛二世”政治身份最有力证言。这样的谈话自然不会收集到《邓小平文选》中去，因为专制得太露骨了。但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发现内容相近的文字。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的谈话中，邓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要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页）
不时在报刊上见到介绍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似乎邓小平是想作政治体制改革的。这里，有必要说明：第一，邓小平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他第三次复出的初期，即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的讲话。遗憾的是，邓所提出的各项目标（废除终身制除外），以后基本上未加实施。1986年，邓在接见外宾时又几次提到政治改革问题，但改革目标降格为领导干部年轻化，克服官僚主义，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之类的问题，不再涉及领导制度问题了，比1980年讲话有了明显的退步。当然，1980年的讲话同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转型也存在很大的距离。
第二，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全部讲话中，绝大多数内容是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集权与稳定，反对自由化，反对普世价值。许多内容是毛泽东语言的再现。这是邓小平的基本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在这方面，邓与毛几乎没有差别。所以，认为邓也是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是不符合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邓的治国理念，集中到一句话，就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作为《邓小平文选》的终结之篇，即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邓只字未提政改，标志邓决意关上政改大门。邓的所作所为，为后继者在二十余年中坚守摇摇欲坠的极权统治作了必要的铺垫。
百年来，中国的先贤们，为了中国的独立、强大，为了民族的自由、幸福，探索啊，奋斗啊，前赴后继。更有无数热血青年、工农大众，在革命之光照耀下，赴汤蹈火，献出青春和生命。可是，今天的中国怎么样了呢？对此，李劼有如下极妙的描述：
“邓小平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一幅人欲横流的末世图景。举国上下，没有人活得有尊严，没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顶上。权贵们一面沉缅于骄奢淫逸，一面惴惴然民众怨恨。整个社会有如撞上冰山的沉船，不知什么时候，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会突然烟消云散。……毛氏家天下说倒就倒，邓氏重建的党天下难道真会世代相传？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没能实现民主，却已经闻到了自由的芬芳。……乐观也罢，悲观也罢，历史的这一页，早晚要翻过去的。”（李劼：《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创伤》香港）
（未完待续）
毛泽东去世后，出现了非毛化思潮，促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因此有了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说。毛与后毛，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变，如：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元（公有）的计划（命令）经济走向多元的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对知识分子施加的“以言入罪”也不再是如影随形似的紧箍咒了。极权统治的发条有所松弛，在某些领域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这变化那变化，“一党专政”的体制却未有变化。邓小平掌控党国后不懈地“反自由化”，直到不顾一切对“六四”民主运动实施武力镇压，到胡锦涛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所谓“维稳”，都不过是为了挽救一党专政之危局！无论是各方面的大变与一党专政的不变，都有邓小平的功劳。为什么“一党专政不变”也称是“功劳”呢？这同毛泽东“革命有功”或曰“建国有功”之说的道理是一样的。毛革命成功坐了天下，使中共集团由江湖造反者成了朝廷命官，成了国家的新权贵。所以，毛“革命有功”对中共来说千真万确。同理，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不变”，延续了共产党内的新老权贵的地位与权势，保障他们享受比毛时代更多的特权。所以，邓不搞政改，对中共的当权派而言，实在是一个大大的功劳。笔者认为，对邓小平来说，尽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桂冠名噪中华，享誉海内外，但其确当的历史角色乃是“毛二世”。其理由如下。
1、维护毛的历史地位，阻挠对毛罪错的清算，有的还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
毛泽东专制统治年代，不仅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在贫穷之中；政治迫害之灾难更络绎不绝，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清算毛泽东的罪错，中国不能前进。想不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一开始就以毛泽东的卫道士面目亮相于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因出访东南亚数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陈云等中共元老离开会议原定议题，诉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要为“四五”运动平反，要为刘、彭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冤案平反。毛开始成为众矢之的。邓回国后见形势有变，就抓住这个机会，在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定了调。对这个“重要讲话”，许多人并没有看懂，只看到邓鼓吹思想解放那些话语。可邓的本意是，解放思想不能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要向前看，不要纠缠于过去的是是非非。对毛泽东的评价，邓定下调子：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我们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对于文化大革命，邓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8-149页）看来，对于“文革”，邓在当时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1980年3月开始，中共中央组织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加讨论的四千余名中共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以为要大家畅所欲言，客观地总结建国以来的惨痛的经验教训，因此，讨论所提出的问题颇为广泛，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殊不知，邓小平搞这个决议，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神位，扼杀思想解放。两者的出发点南辕北辙，因此讨论时间特长，思想难以统一。为了扭转这个局面，邓先后发表了十多次讲话。邓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页）邓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7页）这同1956年毛泽东粉饰斯大林的暴行说是“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何其相似乃耳。毛泽东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功是七分，过是三分。邓小平也说，毛泽东的一生，功大于过，七分功，三分过。邓又说，决议对毛泽东同志评价这一部分不能不要，“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邓说：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出了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他甚至说：“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2页）能“结束”吗？还能回到毛专制那种年代？邓作为“毛二世”的面目在1980年初就已经清楚了。
1978—1979年，胡耀邦为1957年冤屈地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平反时，邓小平站出来加以阻挠。邓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3页）在邓的阻挠下，对“右派”们只是“改正”，不予“平反”，因这不是“冤案”。右派大案因此留下历史尾巴：一是保留了千余人的“右派分子”标本（在民主党派中保留章伯钧、罗隆基等5人右派标本）；二是邓的继承者（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不向“右派”们道歉忏悔，说声对不起的姿态也不作，对“右派分子”要求给予经济和精神补偿，亦置若罔闻。
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计划在10到15年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这个计划，在1956年 就宣告完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这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一个严重的历史错误，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可是邓小平在1985年却说，三大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6页）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宣称：“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决议这一结论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第一，这个总路线是毛泽东提出的，不是党提出的；第二，历史证明，这个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三大改造”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开放（开放内资与外资，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农户责任田）就是错误的。在八、九十年代理论界提出“补资本主义课”呀，“要回归新民主主义”呀，中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呀，也岂非都成了谬论？
2、坚守毛式极权体制，反对自由化，镇压民主运动，关上政改大门。
非毛化、去毛化是当代中国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它要求：清除对毛的神化，认清毛的重大罪错，否定毛式极权体制。粉碎“四人帮”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实现非毛、去毛的目标打开了通道。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其前期，邓小平是支持的，因为有利于否定“两个凡是”，有利于邓的复出。1979年初，中央又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人们深入、广泛地讨论建国以来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问题，触动了毛式极权体制，为邓小平所不容。1979年3月30日（此时离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才三个月）邓小平站到政治前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邓小平说，四项原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现在，要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6页）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意义在于，他实际上扮演了扼杀思想解放的刽子手的角色——当极权体制受到冲击时，他力挽狂澜，把中国又扳回到毛泽东极权体制的老路上去了。后来人们评说，邓小平推翻了“两个凡是”，却竖起了“四个凡是”。推翻“两个凡是”，邓小平取代了华国锋；竖起“四个凡是”，招毛泽东的阴魂重回中华大地。
邓小平要坚持的原则还有一条，那就是“民主集中制”。他说：“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5页）“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2页）。邓小平还指出，民主集中制“这几条里面（指‘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1页）很明白了，邓小平坚守的是毛式的中央集权制。集权制的原则，就是中央说了算，上级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
邓小平坚守极权体制，势必要反对自由化。但是既要改革开放，又要拒绝西方文化中的一套价值观，这就很难。特别经历过文革的灾难，专制极权是祸是福，国人对此已有所领悟；加上“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再相信以往的说教，思想观念出现了更新换代。潘多拉的盒子既已打开，要迫使人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已经不可能了。遗憾的是，邓小平没有看清这个大势，在复出的十余年中，一直把“反自由化”作为他的神圣使命，使中国陷入新一轮的挫折。十几年不屈不饶的反自由化，成效不很理想，邓内心很是不满。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与会主导性意见是不将“反自由化”写入决议，这使邓大为恼怒。邓十分生气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并说：“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1-182页）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满口蛮横无理。胡耀邦因为不力主反自由化，不愿再次整肃知识分子，因此被邓非法罢黜其总书记一职。党内政治生活又陷入不正常状态。这是1987年初发生的事。
令邓小平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被非法罢黜，后不久猝死，引发了全党全民对胡的怀念，引发汹涌的学潮。邓如何以对？结果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北京屠城事件的降临。这次邓动用了军队、坦克，以现代暴力进行反自由化。邓小平胜利了，他终于可以画上“反自由化”的句号了。他为中共蠃来了二十年的稳定，但也导致了二十年或许更长时间的后退。这种后退，表现为党政各部门权力腐败的爆炸，并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崛起，从而导致了权力与财富的两个集中；还表现为社会分化为贫富两极，公正沉没，道德沦丧，各种社会冲突事件频发，权贵与民众的对抗愈演愈烈。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都不是赢家。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有他的功劳。但血腥的六四事件使他成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刽子手，这无论如何是遗臭万年的败笔。与反自由化相联系的，是邓对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的非法罢黜，以及邓的继承人江泽民与胡锦涛王储（所谓“隔代指定”）的确立。这两件事，邓超越毛。毛整了不少人，但在很短的时间内罢黜两位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毛的专制史中没有这个记录。指定两代接班人，毛更是望尘莫及，以致毛死后毛氏王朝的班子立即倾覆，而邓死后邓的声誉却固若金汤。
六四事件后，李普说了一句话，他说，慈禧不敢做的事，袁世凯不敢做的事，段祺瑞不敢做的事，蒋介石不敢做的事，邓小平做了（大意）。我们在历史书上常读到，北洋军阀政府怎么怎么的，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怎么怎么的。可他们面对学生请愿呀，示威呀，却软弱无能，哪有邓大人敢作敢为！我们可以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例。开始是北京的数千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学生们的行为显然过火过激了，可称为军阀政府的当局也不过只逮捕了三十多个学生。后来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学生声援，政府又逮捕北京学生近千人，激发了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6月10日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撤去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事情才得以平息（此后学运成为中共造反加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而且得心应手，效果颇佳，待中共上台后，学运则严加禁止）。我们还可以举“一二九”运动作比较。面对日本侵华，在中共的组织下，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六千人进行请愿，提出反对“反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停止内战，实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要求。遭拒绝后，学生举行游行，并得到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上述发生在北洋和民国时期的两次全国规模的和平请愿、示威游行，当局都没有枪杀一个学生，而且最后都接受了请愿学生提出的要求。尊重这些要求，也就是尊重民情民意。那个时代，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民主的大旗在中华大地上迎风招展。这说明辛亥革命开历史之新风的血脉未断；辛亥革命的成果，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蒋介石都不可能将其埋葬。对照八九学潮，其理性，其温和，其秩序井然，其举国响应，历数五四以来所有学生运动前所未有。可是温文尔雅静坐的学子，迎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辛亥的血脉，到毛、邓极权时代，才荡然无存！
邓小平告别他政治舞台时，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对江泽民等说了一句十分要害的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指江泽民）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大哉李锐》，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版，第461页）这是邓小平作为“毛二世”政治身份最有力证言。这样的谈话自然不会收集到《邓小平文选》中去，因为专制得太露骨了。但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发现内容相近的文字。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的谈话中，邓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要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页）
不时在报刊上见到介绍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似乎邓小平是想作政治体制改革的。这里，有必要说明：第一，邓小平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他第三次复出的初期，即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的讲话。遗憾的是，邓所提出的各项目标（废除终身制除外），以后基本上未加实施。1986年，邓在接见外宾时又几次提到政治改革问题，但改革目标降格为领导干部年轻化，克服官僚主义，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之类的问题，不再涉及领导制度问题了，比1980年讲话有了明显的退步。当然，1980年的讲话同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转型也存在很大的距离。
第二，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全部讲话中，绝大多数内容是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集权与稳定，反对自由化，反对普世价值。许多内容是毛泽东语言的再现。这是邓小平的基本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在这方面，邓与毛几乎没有差别。所以，认为邓也是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是不符合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邓的治国理念，集中到一句话，就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作为《邓小平文选》的终结之篇，即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邓只字未提政改，标志邓决意关上政改大门。邓的所作所为，为后继者在二十余年中坚守摇摇欲坠的极权统治作了必要的铺垫。
百年来，中国的先贤们，为了中国的独立、强大，为了民族的自由、幸福，探索啊，奋斗啊，前赴后继。更有无数热血青年、工农大众，在革命之光照耀下，赴汤蹈火，献出青春和生命。可是，今天的中国怎么样了呢？对此，李劼有如下极妙的描述：
“邓小平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一幅人欲横流的末世图景。举国上下，没有人活得有尊严，没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顶上。权贵们一面沉缅于骄奢淫逸，一面惴惴然民众怨恨。整个社会有如撞上冰山的沉船，不知什么时候，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会突然烟消云散。……毛氏家天下说倒就倒，邓氏重建的党天下难道真会世代相传？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没能实现民主，却已经闻到了自由的芬芳。……乐观也罢，悲观也罢，历史的这一页，早晚要翻过去的。”（李劼：《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创伤》香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