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小引：从东盟到东盟共同体

如果确认东盟一体化进程启自其成立四十周年即法人地位的确立，那么，一体化再推进则是2011年，除了我们已涉及到了“2012目标年”[1]作为支点之一外，尚有：

（一）2011年2月24日，印尼总统苏西洛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文章，“在国际新秩序中对东盟重新定位”，表明预想中的（2015）“东盟共同体”将会在政治与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所有层面协调，进而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承担起地区与全球责任。

（二）2011年7月9日，东亚（十八国，有俄美中韩日等参与）峰会提出六项地区性和平原则[2]，其中“地区一体化”列入其中，且这个地区一体化超出了东盟与其十加三，尤其俄美之介入。这表明未来的东盟共同体很可能是与现今欧盟结构平行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组织。

一、苏西洛主义的战略含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苏西洛主义”概念，但它又确实存在。印尼虽然对南中国海无主权要求，但是却在积极推动法律文本的出现。“2012目标年”可视为苏西洛构想东盟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一个设定前提。十八国峰会上的东盟六原则更是对苏西洛构想的进一步诠释。换言之，没有苏西洛所说的“更大的地区性组织”，也就没有东盟的真正全球地位。

根据上指的苏西洛文章（彼时，印尼是东盟轮值主席国）要点，观察家们也不难看出其三大关键指要：其一，东盟内部的和谐与和平至关重要；其二，东盟的组织功能在更新，十加三将会扩容，以至于“形成一种融合日趋深化取代地缘战略冲突的地区性局面”[4]；其三，“东盟可以帮助推动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5]。

很显然，苏西洛主义是政治与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东南亚版的全球化设想。在“东盟——中国”的关系结构里面，印尼对华是“文攻”而菲律宾则是“武卫”。在“文攻武卫”背景下，东盟努力博取更大的全球政治道德资本。一方面是，东盟国家内部的政治现代化，如菲律宾的威权主义政治转变[6]以及当下缅甸的和平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则是，选取任何可能的技术性操作，如上指的“2012目标年”，再比如《东南亚无核区条约》的签订。有舆论认为，该条约“或将使北京最终丧失使用核武器的先决条件”[7]。

就东南亚无核化条约来看，它维护东盟成员利益的打算与争取全球（仅核终极目标）道德资源的谋略，形成高度一致。核废料禁入（倒）与对核能和平利用写在条约当中，而东盟并不排除携核及核动力舰船的出入。

二、缅甸民主化的特殊作用

应当说，东盟成员国的政治转型十分不易，菲律宾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其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化让国家与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二度一体化进程中，民主制度在一国形成变得成本越来越低起来。缅甸曾是令西方世界极为困惑的国度，因为她远比愿意与外部世界进行利益交换（博弈）的共产党越南难以接触。但是，奇迹发生了，缅甸不但有了民选政府（尽管是军方掌控），而民主领袖即坚决的反对派人士昂山素季得以参与国家政治重建。

缅甸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不只是震动，更是深层次的制度反思：第一，作为中国在东盟内的“代理人”至少是两者的战略缓冲区，缅甸更加积极地参与东盟再度一体化进程，相当于沙俄及至苏联失去对波兰的控制；第二，缅甸多元化的合法化结果是中国必须接受的，如由十二个成员组成的缅北政治力量“民族联合联邦委员会”（UNFC）；第三，尽管缅甸长期以来实行高度的政治独裁，但是民主、自由、人权、环保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而军政府的民主化选择是迫于民意而不得已，尽管现在它已完全进入角色。

由于以上三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可以说，以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为符号在缅甸必然被抛弃[8]。进而，本是源自新加坡模式的邓小平改革也不再具有区域性的示范意义。

三、更加深刻的区域变化

缅甸或许只是个特例，与东盟共同体构建并无明显的趋同特征。然而，东盟内部近十多年来的民主历程更由印尼结束苏哈托统治最具代表意义。民主化即便不是东盟国家制度整合的唯一取向，至少也代表了未来东盟共同体的某种优势。一直少为中国民间自由力量所注意的马来西亚实际上开始了新国家再造过程。

在马来西亚，国家规划了“二0二0年进入第一世界”的远期目标，其中民族国家整体上淡化伊斯兰教的规制，几与土耳其的世俗化相同。他们声称“伊斯兰教外形仅仅是‘新马来人’（New Malay）的一个方面”[9]，而族群和谐是该国优于民主或民主首要任务的选择：华人不再对政治操纵无奈而被迫限制自己的才能发挥，印度人不会因是少数族群而受剥削，甚至土著的少数民族也不再因地理限制而自外于政经中心[10]。

东南亚的国家变化案例是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回应，也预示东盟全球地位的迅速上升。还在两年多前，西方世界曾悲观地预测东盟不会有真正的影响力，尤其是缅甸问题，“为了推行接触政策，缅甸获准加入东盟，但对于各国就其军事统治施加的幕后压力，缅甸却不为所动”[11]。时下，此类论断无须反驳，而变化的频率之快也影响了中国。当自由了的昂山素季表达了与中国接触的愿望[12]之后，中国驻甸大使很快与前者会晤[13]。这就是在半年前，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小结：北轻南重政策设想

一如本系列研究报告屡次强调的那样，它不是写给现体制（统治集团）的参考文本，而是中国民主化的“影子文本”，即淡化俄朝方面的北方因素，转移更大的精力来处理与东盟的关系。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民主化后必须调整亚太地区外交政策重点。保守一些地判断，当下统治集团只有实行北轻南重的外交政策，才会无形之中向民主化方向蜗移了一小步。

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从苏联移植来的意识形态根本就不能称其为“意识形态”，因为它没有普遍价值。即使不看国际方面，只看它对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影响，它最终将革命起始的平民主义原则变成特权制度。而就美国的意识形态纯粹化（非功利性地为特定集团所垄断）之比较来看，苏联意识形态确实如知乔治•凯南所云“它的影响是在背景着色、表达的方式和贯彻的方法上面，而非基本目的上面”[14]。

仅就目下强化意识形态宣传的“唱红”来看，就能印证凯南所说的着色、方式、方法之行为结构。也即“唱红”更进一步对立了统治集团与受迫害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而之于中国未来社会价值，它只能是恐怖的，即以国家恐怖主义方式出现，而最终形成一种规模性政治迫害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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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同本研究报告（上）篇，注[8]。
[2]新华社《参考消息》2011年2月28日译介，题目：东盟应在国际新秩序中重新定位（眉题：印尼总统苏西洛撰文认为）。
[3]该六项原则是：一，维护、促进和平与稳定；二，增进有关安全和经济发展相互利益的合作；三，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四，推进睦邻外交；五，加强信任、理解与友好关系；六，尊重主权、平等和地区一体化。《日本经济新闻》2011年7月9日报道，“东亚峰会将制定六项原则”；同上报2011年7月，第8版〈中国大地〉，译介题目：东盟拟六原则“牵制中国”。
[4]&[5]同[2]。
[6]同本究报告上篇，注[4]。
[7]齐林，“东南亚无核区的幕后阴云”，《凤凰周刊》2011年第36期。
[8]周宇，“中国缅甸政策检讨”，同上刊，2011年第35期。
[9]&[10]关于“新马来人”描述及现实效果，请参见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与伦纳德•安达娅著《马来西亚史》（中译本，黄秋迪译），P396-399；黄译版本：中国出版集团（大百利全书出版社），2010。
[11]同本研究报告上篇，注[2]所引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
[12]昂山素季说：“不论中国是否参与缅甸的民主化进程，都希望中国始终能保持和我们坚定而友好的友谊，并且谨记在有限的发展空间中，双方最渴求的是什么。”同[8]刊，“昂山素季归来”。
[13]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1年12月17日报道，“一名政府发言人说，中国驻缅甸大使会见了诺贝尔奖得主昂山素季”；见[2]报，第8版〈中国大地〉，译介题目：中国对缅政策发生微妙变化。
[14]转引自约翰•加迪斯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宏等译），P33，时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