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人权观察”最近公布的年度报告中称，中国政府使用非法的强迫失踪手段钳制异己，并列举艾未未等人的例子作为说明。您是否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压制人权的具体方式上最新的趋势？

亚当斯（Brad Adams）：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趋势。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曾经失踪几年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还有其他很多人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这一状况肯定会持续下去，因为中国政府还试图通过一条法律条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允许警方在案件尚未审理的情况下将所谓”嫌疑人”关押长达数月之久，而不仅仅是一般情况下的几天。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能知道当事人在哪里，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律师都不知道。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战术设计”，试图打击维权律师的活动，并威吓当事人，让他们噤声。

德国之声：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独立作家余杰，他最近举家前往美国，并透露了在中国失踪期间遭受当局暴力对待，甚至生命威胁。

亚当斯：正是如此。（经历类似遭遇的）人们在事发后经常报告称收到刑讯或虐待。如果这些刑讯和虐待行为发生在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场所那就更糟，因为如果是在监狱等地方，人们也许还可以组织声援活动或者进行干涉。但如果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就根本无能为力。这些秘密场所往往是城市中的某座普通房屋，外界的人们对此完全一无所知。

德国之声：这种新的”战术设计”是否能够收到官方预期的效果？

亚当斯：当然是有一定效果的，比如有些人受到惊吓后，确实就保持沉默了。这种手段也能吓阻一些维权活动。但从根本上说，这种方式注定失败。因为众所周知，在中国，每一个异议人士被虐待或者压制之后，就会有更多人出现。而且，这也会对中国政府在国内那些不支持类似手段的民众中的声誉遭到极大的损害。在国际上也是如此，最近我们看到，此前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非常”安静”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现在开始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激烈批评。

德国之声：您谈到了国际社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人权观察”年度报告中涉及中国的章节里提到，2011年”为中国人权状况进行还有效倡导游说的国家政府相对较少”。而在美国经济不振以及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您是否依然认为欧美国家在2012年会对中国人权改善做出努力？

亚当斯：我们认为，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学会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他们与中国进行数额巨大的双边贸易，和中国进行货币问题的谈判，还有关于朝鲜、缅甸、叙利亚等国家的问题也需要和中国进行协商。但他们没有搞清楚究竟如何接触中国。有些实力比较强的国家比如美国，在沉静了很久之后，去年重新开始提高批评声调，而其他一些国家（在处理中国人权议题上）都不够具有连续性，法国、德国、英国都是如此。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在努力推动中国改善人权的同时，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和经济联系。其实我认为这根本就不难。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市场，所以他们不太可能在经济上与西方作对，尤其是当西方国家都保持一致立场时。而在欧洲方面，我认为”中国会帮助欧洲走出金融危机”的想法非常愚蠢。中国的态度一直就是，以经济利益为考量，决定如何对待欧债危机。如果在经济上有利，他们就会支持欧元，如果没有好处，他们就不会做，很彻底的现实主义。因此欧洲不应该惧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