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2012年已经开始，这对于中国未来走向民主化和政治制度转型是至关重要的一年，首先是国际形势对未来中国民主转型是利好，埃及前领导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穆巴拉克被审判并有可能获死刑；利比亚前领导人、《绿皮书》理论的创立者卡扎菲被反对派击毙；朝鲜独裁者、被中共独裁者称为“亲密朋友”的世袭独裁者金正日突然过劳死，并可能促发朝鲜终结金家王朝的铁幕统治；缅甸军政府移交文职政府后结束了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的软禁，昂山素季有望参加新政的选举；阿拉伯之春起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并促使北非及中东地区加速制度转型，随后伊朗、叙利亚等国也在国际压力之下释放一些妥协的信息；国际反恐联盟的头号敌人本.拉登也被炸死。象征独裁者倒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利好消息一波接一波，民主化浪潮势不可挡，专制者设置的障碍越多，民主进程就推得越快，欧美等现代民主国家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就更加得力，中国这个最大、也可能是最后一个一党专制国家也就难以抵挡这一波浪潮。
其次，中国国内形势随着互联网的信息开放，互联网政治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超过五亿的网民成为全世界第一，而专制政府每年耗费数千亿维稳经费却不敌互联网一夜所发酵的抗议力量（所谓维稳只能在墓地才能找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因为进入死亡才意味着稳定），一旦社会力量动用互联网力量并蓄积爆发成为无权者广泛参与的互联网政治力量，就可以催逼专制政治在一夜之间迅速打开口子，促进公共信息公开、政治内幕公开和政治决策公开，并持续下去可能很快形成由互联网上发端并逐步落实到实际生活中的公民社会，只有人群广泛参与的公民社会才是不可逆转的健康力量。
眼下，中共一边言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施压”，一边加紧对内控制，所谓西方施压只是虚假的幌子，他们最害怕失去权力和利益，实际是外送内紧，对外防范只是幌子，对内严控才是实质，因为国内形势实在是对中共不利。自2008年以来的维稳工作，强调“守土有责”，可不稳定因素都是来自“党制造”，党政强权主导腐败，强奸民意，唯利是图，邓小平所谓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实际上是“让我们这部分人（我们党政既得利益者及其权贵集团）先富裕起来”，“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导致民不聊生，贫富两极分化。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为非作歹，不可一世，任意征地，强拆强建，环境污染不得人心，官员和资本家勾结，从上到下的疯狂腐败，处处反映出权力失衡、权力失控、权力失范，无论城乡都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这样下来的结果必然不是西方敌对势力分化的原因，而恰恰是中共自毁长城，自我疯狂，自找灭亡。
此时此刻，若从积极的角度看正是中国迈向和平转型和民主化的关键时刻，处处腐败和溃烂之极的专制政治处处败象，他们只能处于劣势和守势，只是暂时维持现状和既得利益，随时都有可能使经济崩溃，使政权颠覆。这里要说明的是，一旦民众广泛参与和各种突发事件等关键条件具备，专制政权的颠覆势必加快，因为对于中国人不存在适合不适合民主制度之说，台湾大选的成功充分证明了民主制度是普世制度，中国人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民主制度，而且人们还要求民主转型快一点，法治进程顺利一点，转型阵痛或这一过程中的激荡少一点，公民社会基础实在一点。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还权于法，这一步必然要迈开——建设公民社会这一步也必不能少，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在网上流行的一句话所说，“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专制政治决不会寻求自我变革，只能是被逼着变革，清末如此，苏联和东欧如此，北非和中东变革也是如此。眼下中国也到了这个关口，被逼变革并导致发生量变和质变，只是时间是早是晚的问题，该发生的必然会发生，专制者挡不住自己走向死亡的步伐。
当下，人们在期待实现人权自由和加速政治变革之际，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提防权力麻醉和期待保持独立性，这点至关重要。
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很庞大，影响力也大，但客观地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都是独立知识分子，因为按照独立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几乎没有独立知识分子，中国有较多公共知识分子，即对于公共事务发言，用言行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进步，承认公民社会才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但这些知识分子很少是独立的，他们不能对权力保持独立并十分清醒的认识，更没有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经常以科学发展观和官方定义的和谐社会理论或维稳思想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并以此作为合法性，可不管有意无意实际上却为官方迷惑民众和奴役民众增加了合法性，即党还是正确的，官方也是正确的，要看到政府的优点和进步，要有所谓大局意识等等。不能不说，当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都在为一党执政背书了，党和政府岂不更受广大民众欢迎和拥护？
可见，中国所谓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奴性十分严重，这点在利比亚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比如卡扎菲倒台后，反对派执政就决定对吹捧卡扎菲《绿皮书》理论的知识分子进行限制，不让他们参加政治选举，因为他们鼓吹卡扎菲，就在卡扎菲奴役人民的罪恶上参与有份，虽然新政权不清算他们的罪恶，但必然要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不让他们继续危害社会。如果将来中国也有这一天，那些为美化专制和为权力唱赞歌的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如此下场。
所以从这点说，中国极少有独立知识分子，只有大量为官方唱赞歌的公共事务型的知识分子或御用知识分子（两者区别或许只是数量上的差别，本质上的差别不大），这些知识分子不是没认清独裁者的真面目，但他们为了在主流社会或主流媒体得到话语权，或得到既得利益，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立立场，他们把官方给与的荣誉和地位看得很重，不免同流合污，甚至不免为虎作伥，最后当极权者侵犯其利益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维权，因为党既然是正确的，那只有他个人是错误的了，自身权益受损也不敢维权，更无处维权。这也是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整体悲哀。
而对于不配合党国的独立知识分子，才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希望，但是共产党对其丝毫不手软，比如刘晓波、刘贤斌、陈卫、陈西、李铁、郭泉、胡佳、艾未未、高智晟、朱虞夫等人，独裁者对他们不是处以重刑，就是严厉惩处，人身和经济双重打击，让其不得翻身。从这点看，刘晓波等人才是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而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聪明的，因为说几句无关痛痒的真话（回避真相和不敢揭穿极权谎言），又没有风险，又可以得名，何乐不为呢？至于他们愿意不愿意为真理而献身，这些聪明人当然是不愿意的，即使他们自己家的房子也遭遇强拆强占，他们也会说错误是下面导致的，上面和高层还是正确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甘愿自我牺牲，稍微碰到一些唱红脸的领导表示安慰，他们会说“感谢国家”和“在某某某的坚强领导下”（虽然不是肉麻地感谢党），但表现得十分拥护皇帝和其所控制的政府，并处处把领导人嘴里的“公正、法治、民主、自由、监督”口号挂在嘴边，仿佛自己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公民了。所以，人们必须认识到时刻防范全能主义的专制政治，该权力的触须可以伸展到人们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伸展到个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因为这个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无论是陈希同、陈良宇，还是刘少奇、赵紫阳、鲍彤、于幼军、孟学农等等。权力不受制约，随时都会膨胀泛滥、为所欲为，而在这个权力系统服务的知识分子，必然会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成为侵犯私权的利器，当然也为一个捞钱的机器。尤为可恶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为专制者出谋划策，让其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更具欺骗性地实施极权，侵犯公民权利和掠夺国家资源和民众的福利。
眼下若中国政治转型加速，最要紧的就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加快向独立知识分子转型，同时他们需提防权力麻醉和保持独立性，因为刘晓波们不是为自己而坐黑牢，而恰恰是为整个社会早日民主转型而牺牲，当更多人成为有刘晓波这种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民间社会有了积聚的力量，民主转型和政治自由就有望提前实现了，公民社会建立就打下坚实基础并有望尽快建立了。
2012年已经开始，这对于中国未来走向民主化和政治制度转型是至关重要的一年，首先是国际形势对未来中国民主转型是利好，埃及前领导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穆巴拉克被审判并有可能获死刑；利比亚前领导人、《绿皮书》理论的创立者卡扎菲被反对派击毙；朝鲜独裁者、被中共独裁者称为“亲密朋友”的世袭独裁者金正日突然过劳死，并可能促发朝鲜终结金家王朝的铁幕统治；缅甸军政府移交文职政府后结束了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的软禁，昂山素季有望参加新政的选举；阿拉伯之春起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并促使北非及中东地区加速制度转型，随后伊朗、叙利亚等国也在国际压力之下释放一些妥协的信息；国际反恐联盟的头号敌人本.拉登也被炸死。象征独裁者倒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利好消息一波接一波，民主化浪潮势不可挡，专制者设置的障碍越多，民主进程就推得越快，欧美等现代民主国家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就更加得力，中国这个最大、也可能是最后一个一党专制国家也就难以抵挡这一波浪潮。
其次，中国国内形势随着互联网的信息开放，互联网政治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超过五亿的网民成为全世界第一，而专制政府每年耗费数千亿维稳经费却不敌互联网一夜所发酵的抗议力量（所谓维稳只能在墓地才能找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因为进入死亡才意味着稳定），一旦社会力量动用互联网力量并蓄积爆发成为无权者广泛参与的互联网政治力量，就可以催逼专制政治在一夜之间迅速打开口子，促进公共信息公开、政治内幕公开和政治决策公开，并持续下去可能很快形成由互联网上发端并逐步落实到实际生活中的公民社会，只有人群广泛参与的公民社会才是不可逆转的健康力量。
眼下，中共一边言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施压”，一边加紧对内控制，所谓西方施压只是虚假的幌子，他们最害怕失去权力和利益，实际是外送内紧，对外防范只是幌子，对内严控才是实质，因为国内形势实在是对中共不利。自2008年以来的维稳工作，强调“守土有责”，可不稳定因素都是来自“党制造”，党政强权主导腐败，强奸民意，唯利是图，邓小平所谓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实际上是“让我们这部分人（我们党政既得利益者及其权贵集团）先富裕起来”，“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导致民不聊生，贫富两极分化。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为非作歹，不可一世，任意征地，强拆强建，环境污染不得人心，官员和资本家勾结，从上到下的疯狂腐败，处处反映出权力失衡、权力失控、权力失范，无论城乡都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这样下来的结果必然不是西方敌对势力分化的原因，而恰恰是中共自毁长城，自我疯狂，自找灭亡。
此时此刻，若从积极的角度看正是中国迈向和平转型和民主化的关键时刻，处处腐败和溃烂之极的专制政治处处败象，他们只能处于劣势和守势，只是暂时维持现状和既得利益，随时都有可能使经济崩溃，使政权颠覆。这里要说明的是，一旦民众广泛参与和各种突发事件等关键条件具备，专制政权的颠覆势必加快，因为对于中国人不存在适合不适合民主制度之说，台湾大选的成功充分证明了民主制度是普世制度，中国人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民主制度，而且人们还要求民主转型快一点，法治进程顺利一点，转型阵痛或这一过程中的激荡少一点，公民社会基础实在一点。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还权于法，这一步必然要迈开——建设公民社会这一步也必不能少，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在网上流行的一句话所说，“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专制政治决不会寻求自我变革，只能是被逼着变革，清末如此，苏联和东欧如此，北非和中东变革也是如此。眼下中国也到了这个关口，被逼变革并导致发生量变和质变，只是时间是早是晚的问题，该发生的必然会发生，专制者挡不住自己走向死亡的步伐。
当下，人们在期待实现人权自由和加速政治变革之际，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提防权力麻醉和期待保持独立性，这点至关重要。
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很庞大，影响力也大，但客观地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都是独立知识分子，因为按照独立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几乎没有独立知识分子，中国有较多公共知识分子，即对于公共事务发言，用言行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进步，承认公民社会才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但这些知识分子很少是独立的，他们不能对权力保持独立并十分清醒的认识，更没有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经常以科学发展观和官方定义的和谐社会理论或维稳思想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并以此作为合法性，可不管有意无意实际上却为官方迷惑民众和奴役民众增加了合法性，即党还是正确的，官方也是正确的，要看到政府的优点和进步，要有所谓大局意识等等。不能不说，当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都在为一党执政背书了，党和政府岂不更受广大民众欢迎和拥护？
可见，中国所谓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奴性十分严重，这点在利比亚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比如卡扎菲倒台后，反对派执政就决定对吹捧卡扎菲《绿皮书》理论的知识分子进行限制，不让他们参加政治选举，因为他们鼓吹卡扎菲，就在卡扎菲奴役人民的罪恶上参与有份，虽然新政权不清算他们的罪恶，但必然要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不让他们继续危害社会。如果将来中国也有这一天，那些为美化专制和为权力唱赞歌的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如此下场。
所以从这点说，中国极少有独立知识分子，只有大量为官方唱赞歌的公共事务型的知识分子或御用知识分子（两者区别或许只是数量上的差别，本质上的差别不大），这些知识分子不是没认清独裁者的真面目，但他们为了在主流社会或主流媒体得到话语权，或得到既得利益，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立立场，他们把官方给与的荣誉和地位看得很重，不免同流合污，甚至不免为虎作伥，最后当极权者侵犯其利益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维权，因为党既然是正确的，那只有他个人是错误的了，自身权益受损也不敢维权，更无处维权。这也是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整体悲哀。
而对于不配合党国的独立知识分子，才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希望，但是共产党对其丝毫不手软，比如刘晓波、刘贤斌、陈卫、陈西、李铁、郭泉、胡佳、艾未未、高智晟、朱虞夫等人，独裁者对他们不是处以重刑，就是严厉惩处，人身和经济双重打击，让其不得翻身。从这点看，刘晓波等人才是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而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聪明的，因为说几句无关痛痒的真话（回避真相和不敢揭穿极权谎言），又没有风险，又可以得名，何乐不为呢？至于他们愿意不愿意为真理而献身，这些聪明人当然是不愿意的，即使他们自己家的房子也遭遇强拆强占，他们也会说错误是下面导致的，上面和高层还是正确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甘愿自我牺牲，稍微碰到一些唱红脸的领导表示安慰，他们会说“感谢国家”和“在某某某的坚强领导下”（虽然不是肉麻地感谢党），但表现得十分拥护皇帝和其所控制的政府，并处处把领导人嘴里的“公正、法治、民主、自由、监督”口号挂在嘴边，仿佛自己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公民了。所以，人们必须认识到时刻防范全能主义的专制政治，该权力的触须可以伸展到人们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伸展到个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因为这个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无论是陈希同、陈良宇，还是刘少奇、赵紫阳、鲍彤、于幼军、孟学农等等。权力不受制约，随时都会膨胀泛滥、为所欲为，而在这个权力系统服务的知识分子，必然会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成为侵犯私权的利器，当然也为一个捞钱的机器。尤为可恶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为专制者出谋划策，让其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更具欺骗性地实施极权，侵犯公民权利和掠夺国家资源和民众的福利。
眼下若中国政治转型加速，最要紧的就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加快向独立知识分子转型，同时他们需提防权力麻醉和保持独立性，因为刘晓波们不是为自己而坐黑牢，而恰恰是为整个社会早日民主转型而牺牲，当更多人成为有刘晓波这种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民间社会有了积聚的力量，民主转型和政治自由就有望提前实现了，公民社会建立就打下坚实基础并有望尽快建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