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之四
中国民主化的路径问题，存在两个看似矛盾其实统一的方面：首先有一个路径依赖，那就是我们中国所在的原点，决定了很多路是我们不可能走的。比如说，历史学家钱乘旦在一篇回顾英国民主化历程的文章中，希望中国像英国一样以缓慢而相对平稳的方式过渡，但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这种过渡的国家，也就是原发性商业文明国家，基本上没有外在压力，中国却是后发性商业文明国家，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专制大国，外在压力大得难以承受，国内的形势更已经成了没有出气孔的高压锅，这样，从1215年算起，从容不迫的英国用了七八百年过渡，今日中国留给统治者的时间还能有多少呢？
其次是路径选择问题，迄今为止，我们中国仍然有机会选择各种不同的民主化路径。因为尽管路径依赖决定了我们有很多路不能走，但仍然有几条路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可供我们选择。当然，不同的中国人会选择不同的路径，不同的选择成了既定事实，不同的人就会成为转型的主角，反过来说，对不同路径的选择，也是历史对不同的人做出的选择。
我在上一篇中说到可供参照的走向民主的七种模式和一种可能，并且根据和平——暴烈程度不同列出了它们：1、台湾模式；2、南非模式；3、东亚模式；4、波兰模式；5、苏联模式；6、罗马尼亚模式；7、利比亚模式；此外还有索马里的失败道路。
七种模式的历史景观
显然，选择不同的模式，就意味着走不同的路径，也就是使不同的社会力量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并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那么在上述数种情况下，每选择一个不同的道路，大体会呈现什么样的历史景观？
1、台湾模式
众所周知，也如前所述，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其结果是现有的执政党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在民主制下仍然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继续执政的阳关大道。这种情况下执政党是主导者，它可以掌握适当的节奏，一步一步的走下高高在上的台阶，回到和其他政治力量平等的地位。与此同时，反对派因为获得了合法运作空间，激进情绪会迅速消退，如何争取民心，如何获得治国权力，以及如何管理国家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这种情况下，虽然有勇气，有献身精神，有争取民主人权的斗争经验，却没有治国知识和能力的民运人士们，必然会陆续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相反，能争得选票的人，律师，知识精英，宣传家，有各种社会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必然会迅速进入反对派的核心。由于同样有争得选票的强烈需要，执政党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大力网罗这几种人才。因此，反对党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自然开始趋同，以此尽力争取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中间群体的认可，就像民国初年进步党和国民党所表现的那样，当然，由于中国今天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巩固已经不会太难了。
如果走上这么一条道路，人民就不需为转型付出血的代价，社会也不必付出财富损毁的代价，执政党尚会成为最大的赢家。因为它可以制定即能稳定社会，也能稳住其自身阵脚的方案，从而掌握历史的先机，可以以程序化的方式一步步推进。
相反，在这种转型中反对派的作用比较有限，虽然它最终能取得和执政党平等的地位，但它不是转型机会的主动把握者。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当局仍然有作出这种明智选择的机会，虽然时日已经不多。
2、南非模式
对中国来说，南非模式不合国情，不存在选择它的问题，这种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对我们来说已经包括在台湾模式中。
3、东亚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靠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最高统治者被迫下台。由于反对派的力量有限，统治集团又有着替代独裁者的方案，这样，民主化的进程呈阶梯式。
首先是统治集团废黜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人，代之以第二领导人或者军方暂时掌权作为过渡，然后制定对统治集团有利的过渡性宪法，虽然随后会大选，被选上的多半是统治集团自己的人，与此同时，反对派和人民也勉强可以接受。在此之后的岁月里，或者是当局采取主动，或者是在新的人民运动的压力下，总之随着历史条件的成熟，统治集团进一步去特权化和被平民化。
这种模式中，当局还是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导权，也就是说在最后的关头采取了以牺牲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办法来保全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并且因为一定程度上仍然大权在握而能够使最高统治者也少受清算的策略，与此同时，社会的损失即转型的代价也比较小。这种模式中，起到改变历史行程作用的是强大的市民群体，但市民的组织化程度还有限，也就是说反对派力量还很弱小，远不足以将强大的市民联合成一个压倒当局的政治势力，所以只能被迫接受统治者的有条件的妥协。
虽说如此，这种模式通过分阶段的释放爆炸性的社会能量，把对社会的破坏性大大减低，还是国家之幸，民众之幸，执政集团之幸，因为社会虽有动荡甚至少量的流血牺牲，毕竟避免了长期化剧烈化，使朝野双方都避免了过激行为，也不至于发生严重的清算现象。
4、波兰模式
这种模式，对稳健的反对派是最理想的，前提则是反对派以和平手段进行长期抗争，在高压中茁壮成长，通过朝野之间一轮又一轮的无规则博弈，最终确立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被迫和平移交权力，从而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这种模式属于反对派主导转型，从民心，从士气，从组织的成熟和强大上看，反对派很早就居于主动地位，但统治者则凭借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局面，与此同时它也避免了发生大规模的血腥事件，从而为最后的转圜留下了余地。因为没有多少血债，统治者向反对派和平移交权力也就没有生命难保的后顾之忧。
如前所述，以上两种模式，都是统治者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作出了明智的让步，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这都是稳健的反对派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方式，同时又是社会代价比较小的方式。在前一种情况下，稳健反对派虽然一时不可能问鼎，只能做合法的反对派，第一基本制度问题得到了解决，人权有了基本保障，第二通过相对公正的博弈，进一步的努力必然使反对派逐步和执政集团势均力敌，进入轮流坐庄的成熟民主时代只是时间问题。这样，初步民主化其实也成了执政集团适应民主监督制约选举和反对派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社会学会执政的良性循环的开始，对国家社会人民都是大有好处的。
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反对派强大到占压倒优势地位，其胜利就成了全面走向宪政民主制的标志，由于已经吸纳了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和高端人才，加上有占人口多数的民众支持，其顺利执政也就有了保障。与此同时，统治者虽然被迫交出政权，但毕竟是和平交接，也就足以确保其体面光鲜，不会受到报复，对他们来说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案。这种情况，应该说只可能在极少数国家出现，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因素造成的。
5、苏联模式
其特点是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并成功的发动了人民的力量。中国虽然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从温家宝近年的表现看，中共高层人物在社会大动荡/统治者大分化的局面中，出现叶利钦式的人物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中国社会底层起来了，对当局产生了足够的压力，那么中共高层有人拍案而起，力争主导民主化潮流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其达到叶利钦的能量和运作水平，这种概率显然比较小。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国家社会人民也是很大的好事，因为它使统治集团继续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的能量被大大消解，相对和平转型的结果使社会和全民受益。与此同时，宪政民主制的框架虽然基本确立，但权力游戏恐怕还会在原来的统治集团人士内部转移。换句话说，转型以后原反对派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而权力运作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仍然具有专制痕迹，还需一波波的民主运动继续推进其制度进步。
6、罗马尼亚模式
残暴统治逼反全国人民，面对全民革命最高统治者顽固不化，执迷不悟，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中被其原来的下属处决。这种情况下，原统治集团以自己砍掉头脑的方式自赎，与此同时承认原制度失败，认可宪政民主制，但权力一时仍然的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由此确立的制度即使认可民主，从当前来说也会尽量维护原统治集团的特权和利益，实现真正的民主还有一定的路要走。这样，反对派仍然处于边缘境地，只能进行低端运作，继续通过一波波的民主活动推进民主制度的完善。
7、利比亚模式
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稳健反对派失去了用武之地，激进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产生，通过使用暴力武装推翻现行专制政权。这种情况下国家遭受巨大创伤，人民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也许还会经历长期战乱，其建立的政权是否会很民主又当别论，虽然目前这个时代最终走向民主是没有疑问的，国家要经过多少磨难，人民要付出多大代价，则实在是个未知之数。由此推翻专制政权后立即实现全民和解的可能固然存在，索马里化或者说重蹈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覆辙的概率也不能低估。
六条民主化之路和一条失败国家道路
通过以上解说，我们不难明白，中国仍然有机会选择以下几条民主化路径。
第一，可以由官方选择的路径：
1、官方主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其结果是现有的执政党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在民主制下仍然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继续执政的阳关大道。（台湾模式）
2、官方被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在全民重压下，统治集团废黜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人，代之以第二领导人或者军方暂时掌权作为过渡，然后制定对统治集团有利的过渡性宪法，承认反对派合法化。（东亚模式）
第二，稳健反对派选择的路径：
1、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统治集团废黜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人，代之以第二领导人或者军方暂时掌权作为过渡，然后制定对统治集团有利的过渡性宪法，虽然随后会大选，被选上的多半是统治集团自己的人，与此同时反对派合法化。（东亚模式）
2、反对派以和平手段进行长期抗争最终确立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被迫和平移交权力。（波兰模式）
第三，统治集团改革派选择的路径：
1、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并成功的发动了人民的力量，成功地主导民主化进程。（苏联模式）
2、残暴统治逼反全国人民，原统治集团以自己砍掉头脑的方式自赎，与此同时承认原制度失败，认可宪政民主制，与此同时至少暂时掌握权力并安排过渡。（罗马尼亚模式）
第四，激进反对派选择的路径：
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稳健反对派失去了用武之地，激进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壮大，通过使用暴力武装推翻现行专制政权。（利比亚模式）
此外，中国还可能面临军阀黑恶势力选择的失败之路。如前所述，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一旦天下大乱，国家权力崩溃后，因为整个社会正气黯然，道德堕落，法制紊乱，黑社会势力极端猖獗，警匪勾结问题严重，中基层政府黑社会化，军队腐败导致军阀割据，与此同时，由于专制政权的打压，政治反对派没法成长，或者因为过于弱小而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央政权崩溃，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况，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
六条路径的前景分析
通观以上六条民主化路径和失败国家之路，我们可以做如下判断：
第一，由于私利作祟和反淘汰效应，官方主动选择民主化路径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况且这只能由官方决定，官方又几乎已经错失良机，所以，中国大陆重走台湾民主化道路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第二，官方被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和稳健反对派可以选择的第一条路径其实是同一条路径，稳健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领导民间力量展开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官方适时认可宪政诉求，一定时期内继续执掌权力，承认反对派合法，开始向公平竞争过渡。
应该说，从当前来看这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模式，或者说这是最有可能走通的道路，它使朝野双方和全国人民所得较多而所失较少，是社会政治转型中代价比较小的道路。它依靠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目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良性互动只有在反对派已经强大到足以站稳脚跟，当局不能不对其加以尊重时才能正式开始，相应的，在此之前当局必然会加以严打，但这种情况并不表明良性互动绝不可能。
还要指出，这正是我本人主张的道路，也就是东亚道路。
第三，波兰模式的反对派压倒统治者的道路当然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中国并没有能令反对派强大到那种程度的社会历史条件，虽然若果中国的民主进程再拖上几十年的话那也是可能的，但在未来二十年内我们看不到这种前景。
第四，像苏联一样，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成功的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主导民主化进程，这一情况目前只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但概率非常小，不是我们能指望的。
第五，像罗马尼亚一样，面对全民起义统治集团自我了断，处决最高统治者，由其他领导人或者军方出面认可宪政民主，这一情况纯属历史的偶然，概率更小。
第六，像利比亚一样，当局的残酷统治达到临界点，以暴易暴的局面陡然形成，激进反对派大显神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当局并在那以后建立宪政民主制。
但是，暴力革命从来是双刃剑，它并不绝对带来民主，也可能带来新的专制，带来军人统治，还可能带来大动荡，以及带来大混乱从而使中国成为索马里。当然，我不想说一概地反对“以暴易暴”，历史有时候会成为脱缰的野马，一旦社会走到那一步，任何人想反也反不了，就像梁启超正确的主张开明专制许多年，最后只好说：“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与谁语。”这一千古奇才尚对国家走向失序战乱倒退无可奈何，而况我辈？不过，从目前看我们还没有必要悲观，要相信体制内的活力还没有消散殆尽，要相信中国社会的正气还能压倒邪气，更要相信历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上文已经证明，东亚模式，即“民间施压/官方让步”，一开始由官方推出对官方有利的宪政草案并加以实施的方式，是唯一官民均可认同/社会代价最小/落实起来阻力最易于克服的和平解决民主化转型的方式。
在我们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民主人权事业之前，我们决不能放弃和当局的“对话/妥协”这一寻求历史出路的方针，不能不大力争取走“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民主化道路。
中国民主化的路径问题，存在两个看似矛盾其实统一的方面：首先有一个路径依赖，那就是我们中国所在的原点，决定了很多路是我们不可能走的。比如说，历史学家钱乘旦在一篇回顾英国民主化历程的文章中，希望中国像英国一样以缓慢而相对平稳的方式过渡，但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这种过渡的国家，也就是原发性商业文明国家，基本上没有外在压力，中国却是后发性商业文明国家，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专制大国，外在压力大得难以承受，国内的形势更已经成了没有出气孔的高压锅，这样，从1215年算起，从容不迫的英国用了七八百年过渡，今日中国留给统治者的时间还能有多少呢？
其次是路径选择问题，迄今为止，我们中国仍然有机会选择各种不同的民主化路径。因为尽管路径依赖决定了我们有很多路不能走，但仍然有几条路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可供我们选择。当然，不同的中国人会选择不同的路径，不同的选择成了既定事实，不同的人就会成为转型的主角，反过来说，对不同路径的选择，也是历史对不同的人做出的选择。
我在上一篇中说到可供参照的走向民主的七种模式和一种可能，并且根据和平——暴烈程度不同列出了它们：1、台湾模式；2、南非模式；3、东亚模式；4、波兰模式；5、苏联模式；6、罗马尼亚模式；7、利比亚模式；此外还有索马里的失败道路。
七种模式的历史景观
显然，选择不同的模式，就意味着走不同的路径，也就是使不同的社会力量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并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那么在上述数种情况下，每选择一个不同的道路，大体会呈现什么样的历史景观？
1、台湾模式
众所周知，也如前所述，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其结果是现有的执政党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在民主制下仍然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继续执政的阳关大道。这种情况下执政党是主导者，它可以掌握适当的节奏，一步一步的走下高高在上的台阶，回到和其他政治力量平等的地位。与此同时，反对派因为获得了合法运作空间，激进情绪会迅速消退，如何争取民心，如何获得治国权力，以及如何管理国家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这种情况下，虽然有勇气，有献身精神，有争取民主人权的斗争经验，却没有治国知识和能力的民运人士们，必然会陆续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相反，能争得选票的人，律师，知识精英，宣传家，有各种社会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必然会迅速进入反对派的核心。由于同样有争得选票的强烈需要，执政党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大力网罗这几种人才。因此，反对党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自然开始趋同，以此尽力争取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中间群体的认可，就像民国初年进步党和国民党所表现的那样，当然，由于中国今天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巩固已经不会太难了。
如果走上这么一条道路，人民就不需为转型付出血的代价，社会也不必付出财富损毁的代价，执政党尚会成为最大的赢家。因为它可以制定即能稳定社会，也能稳住其自身阵脚的方案，从而掌握历史的先机，可以以程序化的方式一步步推进。
相反，在这种转型中反对派的作用比较有限，虽然它最终能取得和执政党平等的地位，但它不是转型机会的主动把握者。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当局仍然有作出这种明智选择的机会，虽然时日已经不多。
2、南非模式
对中国来说，南非模式不合国情，不存在选择它的问题，这种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对我们来说已经包括在台湾模式中。
3、东亚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靠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最高统治者被迫下台。由于反对派的力量有限，统治集团又有着替代独裁者的方案，这样，民主化的进程呈阶梯式。
首先是统治集团废黜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人，代之以第二领导人或者军方暂时掌权作为过渡，然后制定对统治集团有利的过渡性宪法，虽然随后会大选，被选上的多半是统治集团自己的人，与此同时，反对派和人民也勉强可以接受。在此之后的岁月里，或者是当局采取主动，或者是在新的人民运动的压力下，总之随着历史条件的成熟，统治集团进一步去特权化和被平民化。
这种模式中，当局还是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导权，也就是说在最后的关头采取了以牺牲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办法来保全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并且因为一定程度上仍然大权在握而能够使最高统治者也少受清算的策略，与此同时，社会的损失即转型的代价也比较小。这种模式中，起到改变历史行程作用的是强大的市民群体，但市民的组织化程度还有限，也就是说反对派力量还很弱小，远不足以将强大的市民联合成一个压倒当局的政治势力，所以只能被迫接受统治者的有条件的妥协。
虽说如此，这种模式通过分阶段的释放爆炸性的社会能量，把对社会的破坏性大大减低，还是国家之幸，民众之幸，执政集团之幸，因为社会虽有动荡甚至少量的流血牺牲，毕竟避免了长期化剧烈化，使朝野双方都避免了过激行为，也不至于发生严重的清算现象。
4、波兰模式
这种模式，对稳健的反对派是最理想的，前提则是反对派以和平手段进行长期抗争，在高压中茁壮成长，通过朝野之间一轮又一轮的无规则博弈，最终确立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被迫和平移交权力，从而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这种模式属于反对派主导转型，从民心，从士气，从组织的成熟和强大上看，反对派很早就居于主动地位，但统治者则凭借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局面，与此同时它也避免了发生大规模的血腥事件，从而为最后的转圜留下了余地。因为没有多少血债，统治者向反对派和平移交权力也就没有生命难保的后顾之忧。
如前所述，以上两种模式，都是统治者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作出了明智的让步，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这都是稳健的反对派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方式，同时又是社会代价比较小的方式。在前一种情况下，稳健反对派虽然一时不可能问鼎，只能做合法的反对派，第一基本制度问题得到了解决，人权有了基本保障，第二通过相对公正的博弈，进一步的努力必然使反对派逐步和执政集团势均力敌，进入轮流坐庄的成熟民主时代只是时间问题。这样，初步民主化其实也成了执政集团适应民主监督制约选举和反对派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社会学会执政的良性循环的开始，对国家社会人民都是大有好处的。
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反对派强大到占压倒优势地位，其胜利就成了全面走向宪政民主制的标志，由于已经吸纳了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和高端人才，加上有占人口多数的民众支持，其顺利执政也就有了保障。与此同时，统治者虽然被迫交出政权，但毕竟是和平交接，也就足以确保其体面光鲜，不会受到报复，对他们来说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案。这种情况，应该说只可能在极少数国家出现，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因素造成的。
5、苏联模式
其特点是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并成功的发动了人民的力量。中国虽然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从温家宝近年的表现看，中共高层人物在社会大动荡/统治者大分化的局面中，出现叶利钦式的人物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中国社会底层起来了，对当局产生了足够的压力，那么中共高层有人拍案而起，力争主导民主化潮流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其达到叶利钦的能量和运作水平，这种概率显然比较小。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国家社会人民也是很大的好事，因为它使统治集团继续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的能量被大大消解，相对和平转型的结果使社会和全民受益。与此同时，宪政民主制的框架虽然基本确立，但权力游戏恐怕还会在原来的统治集团人士内部转移。换句话说，转型以后原反对派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而权力运作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仍然具有专制痕迹，还需一波波的民主运动继续推进其制度进步。
6、罗马尼亚模式
残暴统治逼反全国人民，面对全民革命最高统治者顽固不化，执迷不悟，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中被其原来的下属处决。这种情况下，原统治集团以自己砍掉头脑的方式自赎，与此同时承认原制度失败，认可宪政民主制，但权力一时仍然的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由此确立的制度即使认可民主，从当前来说也会尽量维护原统治集团的特权和利益，实现真正的民主还有一定的路要走。这样，反对派仍然处于边缘境地，只能进行低端运作，继续通过一波波的民主活动推进民主制度的完善。
7、利比亚模式
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稳健反对派失去了用武之地，激进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产生，通过使用暴力武装推翻现行专制政权。这种情况下国家遭受巨大创伤，人民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也许还会经历长期战乱，其建立的政权是否会很民主又当别论，虽然目前这个时代最终走向民主是没有疑问的，国家要经过多少磨难，人民要付出多大代价，则实在是个未知之数。由此推翻专制政权后立即实现全民和解的可能固然存在，索马里化或者说重蹈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覆辙的概率也不能低估。
六条民主化之路和一条失败国家道路
通过以上解说，我们不难明白，中国仍然有机会选择以下几条民主化路径。
第一，可以由官方选择的路径：
1、官方主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其结果是现有的执政党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在民主制下仍然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继续执政的阳关大道。（台湾模式）
2、官方被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在全民重压下，统治集团废黜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人，代之以第二领导人或者军方暂时掌权作为过渡，然后制定对统治集团有利的过渡性宪法，承认反对派合法化。（东亚模式）
第二，稳健反对派选择的路径：
1、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统治集团废黜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人，代之以第二领导人或者军方暂时掌权作为过渡，然后制定对统治集团有利的过渡性宪法，虽然随后会大选，被选上的多半是统治集团自己的人，与此同时反对派合法化。（东亚模式）
2、反对派以和平手段进行长期抗争最终确立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被迫和平移交权力。（波兰模式）
第三，统治集团改革派选择的路径：
1、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并成功的发动了人民的力量，成功地主导民主化进程。（苏联模式）
2、残暴统治逼反全国人民，原统治集团以自己砍掉头脑的方式自赎，与此同时承认原制度失败，认可宪政民主制，与此同时至少暂时掌握权力并安排过渡。（罗马尼亚模式）
第四，激进反对派选择的路径：
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稳健反对派失去了用武之地，激进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壮大，通过使用暴力武装推翻现行专制政权。（利比亚模式）
此外，中国还可能面临军阀黑恶势力选择的失败之路。如前所述，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一旦天下大乱，国家权力崩溃后，因为整个社会正气黯然，道德堕落，法制紊乱，黑社会势力极端猖獗，警匪勾结问题严重，中基层政府黑社会化，军队腐败导致军阀割据，与此同时，由于专制政权的打压，政治反对派没法成长，或者因为过于弱小而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央政权崩溃，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况，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
六条路径的前景分析
通观以上六条民主化路径和失败国家之路，我们可以做如下判断：
第一，由于私利作祟和反淘汰效应，官方主动选择民主化路径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况且这只能由官方决定，官方又几乎已经错失良机，所以，中国大陆重走台湾民主化道路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第二，官方被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和稳健反对派可以选择的第一条路径其实是同一条路径，稳健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领导民间力量展开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官方适时认可宪政诉求，一定时期内继续执掌权力，承认反对派合法，开始向公平竞争过渡。
应该说，从当前来看这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模式，或者说这是最有可能走通的道路，它使朝野双方和全国人民所得较多而所失较少，是社会政治转型中代价比较小的道路。它依靠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目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良性互动只有在反对派已经强大到足以站稳脚跟，当局不能不对其加以尊重时才能正式开始，相应的，在此之前当局必然会加以严打，但这种情况并不表明良性互动绝不可能。
还要指出，这正是我本人主张的道路，也就是东亚道路。
第三，波兰模式的反对派压倒统治者的道路当然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中国并没有能令反对派强大到那种程度的社会历史条件，虽然若果中国的民主进程再拖上几十年的话那也是可能的，但在未来二十年内我们看不到这种前景。
第四，像苏联一样，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成功的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主导民主化进程，这一情况目前只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但概率非常小，不是我们能指望的。
第五，像罗马尼亚一样，面对全民起义统治集团自我了断，处决最高统治者，由其他领导人或者军方出面认可宪政民主，这一情况纯属历史的偶然，概率更小。
第六，像利比亚一样，当局的残酷统治达到临界点，以暴易暴的局面陡然形成，激进反对派大显神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当局并在那以后建立宪政民主制。
但是，暴力革命从来是双刃剑，它并不绝对带来民主，也可能带来新的专制，带来军人统治，还可能带来大动荡，以及带来大混乱从而使中国成为索马里。当然，我不想说一概地反对“以暴易暴”，历史有时候会成为脱缰的野马，一旦社会走到那一步，任何人想反也反不了，就像梁启超正确的主张开明专制许多年，最后只好说：“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与谁语。”这一千古奇才尚对国家走向失序战乱倒退无可奈何，而况我辈？不过，从目前看我们还没有必要悲观，要相信体制内的活力还没有消散殆尽，要相信中国社会的正气还能压倒邪气，更要相信历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上文已经证明，东亚模式，即“民间施压/官方让步”，一开始由官方推出对官方有利的宪政草案并加以实施的方式，是唯一官民均可认同/社会代价最小/落实起来阻力最易于克服的和平解决民主化转型的方式。
在我们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民主人权事业之前，我们决不能放弃和当局的“对话/妥协”这一寻求历史出路的方针，不能不大力争取走“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民主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