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孙立平是最早观察到中国穷人生存生态恶化和底层沦陷的学者。在山西黑窑中发现大批奴隶童工的事件发生之后，孙立平撰写了多篇评论文章。他指出，那些驱使奴隶童工的砖窑主人，并非煤老板那样的一掷千金的富翁，而是年收入甚至还比不上赴沿海打工的农民工的穷人。山西黑窑事件所呈现的，是典型的底层生存生态，不断恶化甚至达到变态程度的底层生存生态。穷人与穷人之间也互相欺骗、伤害、乃至杀戮，让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学说不攻自破。从人性的本质而言，穷人的“坏”与富人的“坏”是一样的。“穷人比较善良”、“穷人比较有道德”只是某些左派文人的一厢情愿的臆想。中国社会的败坏，不仅仅是少数富人和官员的败坏，而是全民共同的堕落。中国的老百姓对腐败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可奈何的态度：“谁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腐败，我当了官也是一样。”这就是腐败滋生的“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蛋糕越来越大，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再像毛时代那样“一穷二白”。但贫富悬殊的扩大和社会公正的匮乏，使得数亿底层民众日渐陷入愤怒乃至绝望的情绪之中，暴戾之气有甚于明末和清末，大家都觉得生活在“二零一二”的前夕。正如孙立平在《重建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山西黑窑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是在生存生态不断恶化背景下底层的非法化生存，以及底层与底层的互相蹂躏与折磨”。中国的底层生存生态不仅在恶化，而且在“黑恶化”。“黑恶化”甚至比“黑社会化”还要严重，因为传统的黑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还遵循“盗亦有道”的理念，如一般不会伤害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等人群；而今天“黑恶化”的底层社会，则不断上演突破法律和人伦底线的惨剧。
真实版的《盲井》折射“底层沦陷”的真相
桃花源式的乡村早已不复存在。社会的不公义导致了人心的败坏。
花钱买下一名有智障的“盲流”，带到矿上做工，然后伺机将其杀害，伪造成矿难，再找人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这本来是电影《盲井》里的情节。可是，这样的电影情节却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虎圩乡真实地上演了。
据“新华视点”记者报道，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晚上，东乡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矿井发生事故，一个奄奄一息的矿工被工友们抬到井口，并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死者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吉鲁史格，来自四川金阳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五名矿工。他们一个星期前才来到矿里，三天前才办好工伤保险。
三天以后，两个自称是死者亲属的人来到矿里，他们还带来了死者“妻子”签了姓名和按了手印的委托书。“他们一来就狮子大开口，要我们给一百二十万元。”公司方面的代表李样堂说，“因为要价太高，协商陷入僵局。”而且，死者的妻子或父母等主要家属没来，让矿里觉得有点不正常。此外，协商时死者亲属毫无悲痛之情，目的明确，直指赔偿金。
此时，当地公安人员正好到矿里开展走访活动。听到情况介绍，派出所所长邹晔隐约感觉这起矿难有问题。经过调查发现，发现死者的身份证和户口簿都是假的。东乡县公安局立即将两名亲属和一同来做工的五名矿工控制起来。
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还交代了另外两名同谋，一人负责安排他们到矿里打工，一人负责制作假证件。据冒充死者亲属的犯罪嫌疑人卢几且交代，前一年的十月，他们就开始谋划，花五千两百元钱从四川省雷波县一个居民手里买来一名有智障的流浪汉，为他制作了金阳县的假身份证和户口簿。三月初，他们五人带着这名有智障的流浪汉，假装到东乡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打工。十一日晚上，他们把流浪汉从通风井推下去。
“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上有窃国者的专横，下有窃钩者的残暴，两者互为因果。近年来，此类案件已经在不同地域多次发生——不管多么残酷和血腥的事件，都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施施然地上演。有一位中国知名作家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中国作家未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缺乏想象力。我的答案恰恰相反，中国的社会现实的残酷与荒谬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力，中国的作家不需要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只需要把他们看到的现实临摹下来就是伟大的文学。中国作家缺少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良知。于是，在作家停笔的地方，作为社会学家的孙立平站了出来。
从“腐败”到“溃败”
今天的中国，并非战乱与饥荒的年代，而是GDP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高速增长的年代，本不应当发生这种“人相食”的惨剧。但是，一桩接一桩现实版的《盲井》，不是“人相食”又是什么呢？这些凶手为了发财，不惜孤注一掷，残杀比自己更为弱势的智障人士，用孙立平的话来说，是“由于底层资源的有限，为了获得哪怕是比别人稍稍有利一点的位置，就不惜手段，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干得出来，这就是严重恶化的底层生存生态的事实”。暴力成为许多人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惟一选择。
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正常的、健康的社会。中国的社会转型，也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孙立平以“重建社会”为其研究的目标和著作的标题，便是希望由此找到一条代价最小的转型路径。他在一篇访谈中指出，中国社会近期不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尽管中国社会日渐形成“断裂社会”，但社会结构已经具有相当的弹性。对于将“维稳”看成命根子的胡锦涛以及中共的各级官员来说，这个结论也许让他们大大松一口气。不过，孙立平这样说是一个学术观点，学者根据事实说真话，不应被看作是献媚于现政权。但是，暂时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能够“垂拱而治”乃至“长治久安”。孙立平指出，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社会正在不可遏制地走向“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
在相当程度上，“溃败”是由“腐败”导致的。孙立平分析说，由于“政府公共职责的全面丧失，基层社会秩序的严重紊乱，社会正义的根本性缺失”，造成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全都呈现“溃败”之势。他以菲律宾为例说明由“腐败”导致的“溃败”对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困扰与危害：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一家媒体评论说，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为之还债。当腐败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一种不以为耻的价值、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便被扭曲了。
而在我看来，菲律宾的情形比孙立平以及那位美国观察家的评估要乐观一些。他们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菲律宾有悠久的天主教传统，天主教会在菲律宾起到了道义的基础和最大的NGO的作用，是社会公正和个人良知的倡导者，也是政府与民间沟通的桥梁。而在今天的中国，根本没有一个深入人心、资源庞大的教会组织，政府与民间缺乏有效的黏合剂，两者因为利益的分歧越来越背道而驰，到了临界点的时刻，冲突一旦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
道德教化无济于事，制度变革方为正道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七日，针对中国不断发生的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讲话中痛心疾首地指出：“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温家宝等领导人多次强调“道德”一词，此前更是用“道德”来劝诫房地产商。但是，单单挑出道德问题来宣导，而忽视制度的弊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清末的曾国藩就喜欢搞道德教化的那一套，民国的蒋介石甚至还掀起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结果都是收效甚微、无疾而终。胡锦涛上台之初提出“八荣八耻”，迅速沦为笑柄，后来连他自己都不再提及此口号。可见，上梁不正，何以正下梁？
孙立平切入中国社会问题的角度是公共政策，而非道德伦理。在《重建社会》一书中，他谈到中产阶级的“无产化”，谈到农民工第二代遭受的“身份歧视”，谈到行业腐败和基层腐败的泛滥，谈到为什么人们对罪恶无动于衷，这些问题都需要制度变革才能解决。他指出，在社会贫富悬殊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底层社会的“黑恶化”，不仅是因为穷困，更是因为他们感到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贫富悬殊的差距演变成社会与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所以，他们或者选择暴力反抗现存秩序，或者去伤害比他们更加弱势的群体。于是，整个社会便如洪水猛兽般走向无序状态。
这一铁的事实，就连当年帮助邓小平撰写南巡讲话的“文胆”、中共宣传系统的高级官员周瑞金都承认。周瑞金在博客中说：“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所以，今天的中国，GDP不断增长，蛋糕确实做大了，但大部分民众并未从中获利，致使民间戾气弥漫，社会溃败不可遏制。
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底线会不断被突破、被颠覆呢？孙立平认为，政府和领导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胡锦涛时代的十年，是“改革已死，革命临近”的十年。胡锦涛错过了改革的良机，将中国社会带入了一条死胡同。而要避免溃败之势，孙立平建议说，政府的正确做法是“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他指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使得那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有生存机会，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空间。”换言之，一个让生活在底层对民众感到未来有希望、生命有尊严的社会，才能有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可惜的是，这样的“盛世危言”很少有人注意到，像胡锦涛这样碌碌无为的决策者更不愿倾听并吸纳之。于是，中国成了一艘正在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而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家人早已准备好了进入方舟的船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