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邪恶与屠杀被粉饰。作为一代记忆工作者，我要写我的黑暗自传，我要写和我一样生不如死的大量无名者。
●四川以描写底层社会着称的作家廖亦武潜渡出国后，在欧洲、美国、台湾等地都受到欢迎。最近留在台湾写书。（本刊资料）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合并。前苏联帝国出现崩溃前兆。而在中国北京，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二十多万解放军合围并血洗天安门，射杀和平请愿的平民近三千人。这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此成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每个中国人，都记得六月四日凌晨的枪声。而我，一个先锋诗人，在枪声中，在一遍遍重复的戒严令中，写作并朗诵了长诗《大屠杀》：让我们死在愿望里！让我们死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缥缈的愿望里！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
六四后的闭嘴、沉默和遗忘
接着我被捕入狱.传播过《大屠杀》的许多诗人也被捕入狱.当时的中国是一座超级兵营，铺天盖地的“通缉令”，车站、码头、街道、民居，四处都在抓人。而更多的人要么已经入狱，要么正在逃亡。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两次大逃亡，一九四九，国共内战，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溃退到台湾的战争难民，约二百万；一九八九，六四屠城，偷渡到海外的政治难民，有好几十万——令“六四难民”或“六四绿卡”成为欧美移民史上永远抹不去的关键词.
国难当头，屠刀当顶，大夥儿吓坏了。曾几何时，几十座城市、几千万人参与的几百次爱国游行示威，转眼作鸟兽散。知识分子除了坐牢和逃亡，唯一的选择就是闭嘴，然后沉默和遗忘。
但是，偌大的东方帝国，不能因为一场血洗，而永远死气沉沉。於是一九九三年春天，大独裁者邓小平，擦掉满脸血污，强撑快散架的身子骨，模仿乾隆皇帝下江南，从北京南巡到深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大家别纠缠国家大事了，一心挣钱去吧。
有人不愿意挣钱，有人要纠缠国家大事，为六四死难者讨个说法，如丁子霖和刘晓波，於是就年复一年，被软禁和监禁。我虽然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也算有全国知名度的诗人，可坐牢四年出狱之际，也遭遇物是人非，被大家抛在脑后。
我没有朋友，那些几年前一道写诗写小说的朋友，都远远躲开我，就如躲开六四凌晨的子弹。持久的孤寂中，定期登门拜访的警察和线人演变为我的世俗朋友，与赫塔·米勒女士对罗马尼亚的痛苦回忆相似，有时我搞不清谁是线人谁是朋友。比如有一次，警察建议我去倒卖服装，还自告奋勇，要带我逛地下跳蚤市场，进假冒伪劣的“名牌货”。据说十块钱一条的裤子，一转手，就卖一百块钱——真是太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了——可是，我不想卖裤子啊，无论是内裤、三角裤还是外裤，我都不想卖啊。所以，十块变不成一百块，也就产生不了吸引西方政界和商界的“经济奇迹”。
为了写作我像四处打洞的耗子
我沦落到社会底层，吹箫卖艺，夜晚挣钱，白天就统统花掉。我甚至成为流浪汉、酒鬼、农民工、妓女和嫖客的嘲笑对象，因为我离过婚、坐过牢，而且还被警察呼来唤去，日子过得不如他们。我是一只四处打洞的耗子，当然，在独裁统治下，谁又不是四处打洞的耗子？然而我和其它人形耗子相比，眼睛要更近视一些。因为我还在坚持写作。
毫无希望的写作。仅仅因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后的坐牢，仅仅因为坐牢扑灭了我的诗意，在祖国母亲的变态关怀下，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见证者。如果我放弃回忆，牢就白坐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折磨，那些令人落泪的死刑犯，那些极端残酷中的极端温情，真的就白白流逝了。
与其做个遗忘而胆怯的文人，还不如一开始就接受警察的“美意”，去倒卖服装.接着投资假冒伪劣的“名牌连锁店”，接着招大量廉价工人，接海外的订单，挣美元或欧元，最终也能摆脱独裁统治，人模狗样地投资移民。
我周围的聪明人都这么干。比如在电影里演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演员们，国籍早就换成英国、美国、加拿大或法国，观众醒悟过来，就议论说，原来是一帮“老外”在中国闹革命啊。近期的中国，更是流行“裸官”和“裸商”，意思是这些官和商，全家都移民了，或全家的资产都转移到西方了，就剩下赤裸裸的一个人在国内当官或捞钱.
在这么烂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写？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里，为什么还要回忆和见证？为什么过去了二十多年，还要以《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把大家拖回一九八九，以及一九八九所引起的监狱黑幕？
为孩子们保存一份罪恶记录
因为六四枪响毁掉了所有中国人的和平演变梦想。在德国，柏林墙倒塌，是新的上升的起点；而在中国，是旧的下堕的起点，是集体无耻和集体劫难的起点.
我们这代“记忆工作者”，有责任为我们的孩子写作并保存一份“罪恶记录”，我们曾丧失尊严，我们曾像狗一样活着；一个手握刀枪的刽子手，曾让我们一百个人感到害怕；我们曾求饶，我们曾寻求和解或妥协，我们曾在无可奈何中疯狂，我们曾虐待比我们更可怜的弱者。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一切。我们已经失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活在经济腾飞的荒唐和荒凉中，我们已经看不见乾净的天空、河流和人心，那么，我们不能够再失去接近真实的历史。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记忆，就没有在地球上存在的必要了；如果记忆中的罪恶得不到清理和清算（至少是文学上的清理和清算），那地球上就没有公理。没有信仰。没有上帝。一代代独裁下的死难者也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纪念。
所以我要写我的黑暗自传。我要写和我一样生不如死的大量无名者。尽管我的手写原稿被警察抄走两次，尽管第三稿也被埋藏了多年，尽管我不停地改动，尽管新的回忆新的细节不断涌入脑海，但许多人和事依旧遗忘了，或暂时抹去了。
更糟的是，《我的证词》没人听见。因为长期找不到出版机会，更没有西方汉学家愿意翻译.始终如一的读者是警察，其次才是为数不多的朋友，如刘晓波、苏晓康、康正果、胡平、一平、王力雄、廖天琪、汪健辉、李必丰等。他们也是我写下去的原始动力。
学会一首面对死亡的犹太古歌
二○一一年七月二日，我历经艰辛，自己凭借在底层廝混多年的经验，合法地走出中国边地，辗转从越南来到德国。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的证词》，同时在台湾和德国出版。
记得开始写这本证词时，我刚出狱，不满三十六岁；而今，我已经五十三岁.曾十六次被阻止出境。
此次出境的前夜，我拿出远古的《周易》，将三枚铜钱抛往半空，连续六次，得到的卦象是“复”。也就是反复地追求，反复地见证，是符合天道的。
接着我记起九年前，一个流落到云南丽江的以色列老头，随口唱出的一首犹太古歌。据说在纳粹时期，面对焚屍炉，犹太人排着长队，唱着这首古歌，缓慢而平静地走向永恆：
这个世界是座窄窄的桥／不要害怕／会过去。
我学习了一个下午，终於能用希伯来语唱这首歌。但是我走过了那座窄窄的桥，暂时没有永恆，也没有发疯，也不用害怕。我得到了自由。我的书得到了自由。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德国柏林文学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