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奏折派”或“解释派”，乔新生在一篇文章中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不能实现财产独立，脱离了现有的体制之后，他们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种说法虽然不能概括中国的大多数，但是的的确确，在中国客观存在着这样一个规模较大的群体。
这其中又根据知识分子对公共性的态度分为回避公共性和不回避公共性的两大类。对知识分子是否介入公共性，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参见《知识分子论》）而在中国语境下，我们至少可将知识分子分细分为三大类：其一是回避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其二是介入公共性的依附型知识分子；其三是介入公共性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这里着重要谈的是前二者。
回避公共性的学院派知识分子
回避公共性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客观的解释派”。（这里所谓的“客观的解释派”，并非指其论说客观，而是指在无直接昧上嫌疑情况下，他们言说的客观结果是为体制辩护的。有别于后文分析的“奏折派”。）他们安身于高校或研究机构，不愿介入现实政治的讨论，但是基于中国特色的学科设置又不可避免涉及到现实，在避免与体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为现实政策作论证，宣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当然，在他们的讨论中也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些以政府为主体的改革建议，至于体制是否吸纳甚至能否听到，他们并不在意。他们也会根据当下中国的言论尺度，谈及一些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通常是大而化之，或者是人云亦云，重复批判型知识分子早已强调过的观点，比如在关于“社会不公”、“道德危机”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后，很多藏身于学院的知识分子也会在论文中谈及相关问题，但很少追问更深层次的原因，更遑论创新了。查阅期刊数据库，可以发现这其中有多少是在进行观点的简单重复。
这类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公共话题，一直徘徊于“怕”和“爱”之间，介入通常是据执政当局的关注方向及论调而定，因为这涉及他们的生存问题，同时也与他们长期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有关。
当然，学院派知识分子中并非全都是“解释派”。不少安身于学院的知识分子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他们所进行的是更深层次的价值研究，很少参与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但会不时就这些价值重申。他们秉承的实际上是朱利安·班达所主张的知识分子不应接受“政治激情”。
充当“帝师”角色的“奏折派”
不回避公共性的依附体制的知识分子，又可分为三类：依附威权体制的“奏折派”、体制的“职业捍卫者”，以及依附民粹的毛左派。这里要讨论的是依附体制的两派。
“奏折派”很大程度上以“帝师”自居，在现体制下如鱼得水，对上谏言对下发声。这批人游走于体制、学院和社会之间，他们通过学术刊物、媒体以及各种讲坛不断发声，但鲜有特色，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自觉为体制辩护。在谈及政治合法性相关的话题时，他们大谈“增长奇迹”，大打民族悲情牌和中国崛起牌，他们习惯于拿今天的中国于1949之前甚至100年前纵向相比；而在谈及当下中国的问题时，他们却重复“国情论”的腔调；他们习惯于把转型期的政策神化。这些人集中在体制内研究机构和高校，而且通常说来具有较高的职位和福利待遇，掌握着体制所资助的各种课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即是一例。
胡鞍钢在不同场合为执政党的合法性论证，他在一篇题为《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的文章中说，“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国际比较都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它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他将这所谓的进步归因于“过去30年实现了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构建与改革”，无非是领导人接班制度、思想解放以及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不可否认，这些进步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这始终是将毛泽东时代作为参照系，而在现代国家已经是常识了。
他对“中国的成功”理解是，“从一个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弱国成为极富活力、日益繁荣、统一团结的世界强国”和“国家良治”。从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纵向提高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对“国家良治”和“团结统一”的判断，则是与社会不公、官民矛盾不断、民族问题激化以及民主法治发展严重滞后的无视。
在另一篇文章中，胡鞍钢说，“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由于它在解决需求，特别是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方面，具有优越性。”他将这种优越性概括为：“共同富裕”、“绿色现代化”、“和平发展”、“正义的道路”。（胡鞍钢：中国道路的四个优越性，《人民论坛》2011年第25期）但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来看，至少“共同富裕”和“绿色现代化”这两个优越性完全是伪命题。
北大教授潘维则更为离奇，他在2008年的一篇题为《回归民本主义，重建中国的政治价值》文章中对中央党校教授的多元价值观提出了批评。他写道，“中央党校发出那么多不同的声音：有倾向资本主义的，有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的，有说社会民主主义的，说什么的都有，可以说是社会势力利益多元化在党内的反映。在大学校园里可以有多元的价值观，但在中央党校怎么会有多元的价值观？中央党校不是一所大学，它是培养领导干部的地方，一定要讲究有统一的意志。”
谈到“在重整政治价值中，中国的知识精英应承担什么责任？”潘维更是置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于不顾，他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毛’，他要附在一张‘皮’上。”他还列出的了三个待选的“皮相”：“对今天的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可以附的有三张‘皮’：一个是共产党这张‘皮’，一个是西方式的民主主义这张‘皮’，一个是中国亿万老百姓这张‘皮’。知识分子到底附在哪张‘皮’上，这很重要。”虽然这种自求阉割式的依附选择是值得批判的，但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讲，不幸被他言中，很多知识分子存在着这种依附。毫无疑问，这类依附于维权体制的知识分子目前是依附于“共产党这张‘皮’”。
威权体制的“职业捍卫者”
同样依附于这张“皮”上的还有一群人，我将其称之为“体制的职业捍卫者”，他们对这体制的依附更为紧密，以至于有评论将其中的部分人称为“党卫军”或“高级五毛”。他们的观点与当前的各种思潮无甚大关系，但各种思潮的主张却不时会作为他们的“斗争武器”。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胡锡进、司马南、吴法天等人。这里举《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及环球系媒体人一例。
中国自由派作家余杰2012年1月11日晚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在余杰被迫流亡美国之际，胡锡进在微博上发出了这样一条微博：
余杰离开中国，客观上对他对国家都是痛苦较小的选择。自由主义作家对开拓中国的言论空间是有贡献的，但他们要求中国的创作环境一下子达到西方的标准，这是为难自己的祖国，也是为难他们自己。要求有无数紧迫任务的庞大国家，变成优先为少数知识精英服务的“文化自由小灶”。中国无论如何做不到这点。
非止于此，第二天《环球时报》又发表了署名“单仁平”的文章《中国不是禁止自由主义的铁幕》，对这一条微博进一步发挥。（实际上该报很多评论话题及观点，都可以从评论发表前一日胡锡进的微博中了解。）这篇文章说，“‘出走’所代表的对中国‘言论不自由’的宣判，还与中国舆论不断多元化的趋势相抵触。”显然他无视了不同舆论所拥有的言论环境的差别，实际上自由派，尤其是主张宪政、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的声音，在公共空间中所受限制之大，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不可能不知道。
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也指出“中国言论自由度的确仍有提高的空间”，但随即强调“这样的拓展在不停发生着”。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言论自由度不断反复，1980年代最为开放，当下则又跌入新的低谷。尽管现在网络上针对体制有许多批评声音比较多，但这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而非当局的支持，相反，却不断受到当局的压制。
此外他们还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创作环境的要求说成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政治自私，他们对国家道路的好恶，出发点不是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而是他们自己的表达空间和他们对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对个体利益的保障，应是现代国家所应秉持的基本原则，而《环球时报》及其编辑记者的许多评论都是以“人民的整体福祉”、“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口号，但对于大多数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并未做过多说明，只是假借人民的名义，更遑论个体利益。
而其中一句，“当他们个人利益受到触犯时，他们就把个人的极端感受当作公众的感受进行宣扬，吸引各种力量帮他们与现行体制作斗争。”单从文本上来分析，看似大义凌然，俨然卫道士，但只要联系余杰等自由派知识分子遭受打压的处境以及读者对于中国言论环境的真实感受，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辩护和反击是多么的无力和虚伪了。
而胡锡进本人在谈及《环球时报》社评写作时说——
“说真话，不仅要求我们能够做到真正从多个角度看问题，还要求我们在行文中避免假话和空话，使每一句话都对应现实，也对应我们自己的心灵。
我们的原则是，社评的每一句话，既要有前后的逻辑，又要和现实相对应。所以写一两句话，我就问编辑一句：是这样吗？你同意吗？我们非常警惕不要按照逻辑一直陈述下去，因为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句陈述在上下文中很合理，但和现实一对照，就会发现这句话“飞了起来”，脱离了实际。另外，开始时我们发现很容易说一些逻辑上看似正确，但却不是我们真心想说的话。“
我们以上述关于余杰去国的评论为例，正如胡自己所言，他们已经“按照逻辑一直陈述下去”了，“但和现实一对照，就会发现这句话‘飞了起来’，脱离了实际。”
2012年2月5日，《环球时报》记者王文在微博上说，“为体制说些话，主要是被一些人逼的。要推动渐进改革，也要防止一些‘烂人’以民主自由之名毁了体制。如果权力在那些人手里，国家更糟。其实，多数人都希望国家好，只是一些人批判得太不着调，反而让像我这样的人反感抗拒。”这或许也是《环球时报（中文版）》评论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面向海外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同样由胡锡进负责，而这份英文版则有着明显开放的言论。“一张报纸两副做派”，也被视为《环球时报》的报格分裂。展江教授的《中国形象需要尊重新闻规律来打造》一文对此有精彩分析。那么在报格分裂背后所体现的是胡锡进等《环球时报》媒体人的人格分裂，还是其工具角色？
独立性和批判性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质，而独立精神更是知识分子应秉持的最基本的底线，对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但我们从上述知识分子群体中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本文为《中国知识分子群像》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