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月16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今天我们中国的文字媒体上能够看到很多长篇、深入的调查报道,但是我们对于怎么样去写好一篇非虚构性的创作,或者纪实创造的能力还是相当的欠缺。尤其是对于在这些方面相当发达的美国媒体看来,我们这方面欠缺好像更重,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太忍不住的想要跳出来表达观点,结果忽略了让事实自己说话的这种魅力。
比如说,在我们看到了这本今天继续跟大家谈的《寻路中国》里面,其实何伟笔下能够大作文章去用来批判中国的种种怪现状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随便能够举出一些例子。例如说,这里面其中提到他去参观一个所谓的内蒙古成吉思汗陵墓,那个陵墓当然是假的,成吉思汗哪有什么陵墓留下来,对不对?里面遇到一个喝醉酒的导览员,是馆里面工作的一个人,那个女孩子跟他聊天,聊着聊着就说起一个问题。
她讲到希特勒,何伟问她,你觉得希特勒是好人还是坏人呢?那个女孩说:“这不重要,我认为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你可以称他为法西斯分子,或爱怎么叫怎么叫,但他成功的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成吉思汗也是这样,整个世界都知道了他,并且现在人们仍知道他是谁。本·拉登也是一样,当他袭击美国的时候,我为他和阿拉富汗人感到高兴,并非对美国有什么意见,只是塔利班是一个小族人,他们想被注意到,现在谁都知道本·拉登了,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很敬佩这一点”。
你想想看,这段话她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那种情绪,其实我们今天在中国一点都不陌生。我们有那么多人疯狂的在网络上、媒体上很嚣张的骂人、讲很夸张的话,其实那个心态不都跟这个女孩表达出来的心态很接近吗?你用什么出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出名了,而你出名了就是成功了。这一点我们平常在写到,在面对的时候,我们总是忍不住来发一番议论来批判它、剖析它,但是何伟只是很平静的把这段话写了出来而已。
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样的例子,发生在他在浙江的丽水镇遇到这么一个调配燃料颜色的一个工人小龙。这个小龙说到,和许多工厂城镇的年轻人一样,他是励志文学的一个主要消费者。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叫《方语言》,是一本阐明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如何处世的中国畅销书,说明来自一句古话:内方外圆。一个人的内在应该正直,外在应该懂得圆滑处世。作者将这个经典概念运用在今日星星都会的激烈竞争中,(请注意唯一一个何伟在编有点价值含义的就是这句话),“得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
书里大部分内容描述了如何通过说谎得到好处,如何操纵同事以及如何做一名后共和主义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有一个章节讨论了向老板争取福利的最佳方法是,首先提出一个高得不合理的要求,这会让老板在拒绝的同时,给你一个正好是你希望的承诺。
另一章讲述了如何声泪俱下地在上级面前哭诉,但也不要过火。书中还有如何保持恰当友谊关系的建议,不论是多好的朋友,友情都是暂时的。如果有个价值百万的生意送上门,而你不踢开他或者他不踢开你,那你们脑子一定有问题。想想看,这书里面,何伟就说很多中国年轻人他们平常读的书都充满了类似的建议,然后他看到小龙墙上写了给自己的一句励志的话,“在哪里都能成功,不成名誓不回家”。
那么看到这些故事,你应该觉得很灰暗,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怎么会这样?我们一定会批评很多中国的信仰问题、价值虚无的问题,但是何伟没有。何伟在这时候大概因为隔了一重的关系,他看到的是中国试图回应这个现代世界变化地那么快的时候,它要做出什么反应,它能够怎么选择。因为他知道大部分人在这样的境况底下,你的选择不多。比如说在丽水那个工厂里面的陶氏姐妹,我们可以用最经典的异化理论来谈他们的工作状况,就是把自己完全掏空,只是手部在工作,大脑一片空白,这就是中国世界工厂的背后。
但是何伟没有想批评太多,他只是描述了这个世界在中国就是这么在运作的,你让这些人能够有什么样的选择呢?他们好像只能够顺从它,只因为在里面活着。没错,他有时候会更露骨的做出一些似乎是对中国的批评,比如说这里面谈到了中国教育的问题,也谈到了中国怎么样对待传统的问题。
例如说他讲到他住在三岔跟魏家一家人相处的时候,他说到了一段话,他说:“我在中国住的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转变的反应,这不是现代化的问题,至少并不全然是。我从来都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为什么人们急于逃离贫困,并且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和改变怀有深深的敬意”。
他并没有怎么批评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古怪的现象,他只是说,“进步来的这么快是有代价的,有时问题很微妙,不可捉摸。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新闻故事喜欢刻画戏剧性和政治性的一面,他们强调不稳定的风险,尤其是经常发生在农村的地方性抗议。但从我观察到的来看,这个国家最大的骚动不在于它的内政,而在于个人,许多人在寻求着什么?他们渴求某种信仰上或哲学上的真相,他们希望和别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他们无法将以往的经验用于现在遇到的挑战。父母和孩子身处于不同的世界,婚姻生活复杂异常,我极少见到相处快乐的中国夫妇。在一个改变如此之快的国家,人们几乎不可能保持自己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