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巡”二十年后再强调“不改革死路一条”，只能意味着，要回到为国、为民的改革起点，为党的改革已无法成为改革的旗帜。

在北京会计司胡同25号院，一扇红色小门推开，阳光沿着窄窄的走廊一直洒进会客厅，绿布沙发、白瓷水杯、红色茶几，时间在这里彷彿定格在八十年代。

墙上挂着的大幅肖像是这里曾经的主人，文革之后中国改革派领导人、被人们称为“党的良心”的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他的三子胡德华在这里接受《阳光时务》访问，谈父亲，谈改革，也谈如今他笑称自己“越活越糊涂”看不懂的世情种种.

胡德华出生於1949年，曾是中科院软件研究学者，现在经营一家能源技术公司。他年初参加的“延安儿女座谈会”受到民间舆论关注，对於这个每年都会有的“红二代”聚会，在今年受到了特别关注，他认为这也是近年的大环境所致。

胡德华直言：“我们今天还叫改革，但今天的改革和二十多年前我父亲那时候的改革，不一样。”他认为，这种分野，从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都说三十年改革，但前十年和后二十年是不一样的。改革今天最大的困境仍然是一个问题：为党还是为民？为党是今天的做法，是邓的做法。为民是我父亲他们那时的做法。”

胡德华认为，谈论改革，必须要回到改革开始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一场自上而下推动的社会变革，在策动者之中，并不是一呼百应的自然而然，而是充满阻力乃至风险的地雷之路。改革这条路，始於胡耀邦，开阔於邓小平，但道路的方向，显然已经不同於起始。

推进党内民主改革

回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的1978年，也就是今天人们计算改革开放的起点年份。

其时，刚从文革中爬起的中国仍然桎梏在“两个凡是”的政治戒律中：“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针对这“两个凡是”，1978年5月11日，胡耀邦亲自修改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直接拉开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幕。

在党史专家何方看来，中共领导人对於后来国人所熟悉的“改革”的第一次全面论述，始於胡耀邦。那是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第一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因为他一共讲了28个问题，这个讲话又被称为“二十八条”。经何方考证，这一次后来在诸多公开出版的党史中都十分隐晦、甚至直接抹去的讲话，正是对“改革”的第一次全面论述。

何方说，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革必须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都必须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在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投机倒把罪等经济改革之外，胡耀邦积极推进党内民主改革。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强烈反对以权谋私和特权腐败，积极推动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改革。

改革谁得益？

在与胡耀邦共事过的前中宣部长朱厚泽看来，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在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时，尚未离世的朱厚泽曾在《炎黄春秋》上口述纪念文章，他说：“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胡耀邦认为必须改革中共僵化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1986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引发全国上下对於政治体制改革的热烈讨论。1986年底，几个城市出现大学生游行，要求官方推进政改。多数曾经支持改革的党内元老担心政改可能导致“江山变色”，转而与保守派联合起来向默许探讨政改的胡耀邦乃至邓小平施压，胡耀邦被攻击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於1987年1月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

胡耀邦积郁成疾，1989年4月病逝，激起全国民众“悼念耀邦”的哀痛之潮，更催生“六四”学潮，天安门的坦克和枪声，几乎就此扼杀刚刚长出幼苗的改革之路。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是在纠正自己中断改革的错误.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讲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方都发表了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讲话：“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样的危言凿凿，直到今天听来仍然震人心魄。

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大潮终於席卷了中国。此后二十年，邓小平的旗帜照耀着改革之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成了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语录。但吃饱了饭、摸完了石头过后，社会上的怨言却越来越多。在胡德华看来，一场改革需要时间来验证，所有改革都是利益与资源的重新分配，验证的最好方法就是：谁得益？

“那一辈的领导人，许多人都有负罪感。解放三十年了，家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大的提高。大家都觉得愧对百姓，希望还债。今天的领导，没有谁有负罪感，没人觉得谁欠了老百姓。现在都说，今天生活这么好了，你们还闹，你们还要人权要民主。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时的改革是谁得益？是农民得益，是劳动者得益。今天改革呢？我不知道啊。我学习不够，看不懂。”

邓救党，胡救民

胡德华说，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最核心区别，在於一个救党，一个救民。在百废待兴的时候，这两条路是重合的，但是很快就会分道扬镳.今天的改革，是沿着救党的路线走了下来。

在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看来，“当邓小平断言‘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时候，他并不是想说服老百姓，老百姓用不着他来说服。邓小平是在给那些抗拒改革的不懂事的党的其他领导人上课：你们再不改革，老百姓抛弃了党，咱们这个党就完蛋了！从本质上说，邓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党主义者。”

《人民日报》前主编胡绩伟认为，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区别主要有两点：“胡耀邦主张全面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进行；邓小平是搞跛脚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条改革路在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后，也显着加剧了贫富差距。权贵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好处。这是改革走到今天面对的最大困境。

朱厚泽曾说：“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於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他认为，对於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重新发现胡耀邦，也是1989年之后，体制内的改革力量一直坚持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一条道路。这条路能否让摸完了石头的改革者渡过河流，是体制内外的许多人都在等待着的。

胡德华说：“我觉得要把握改革，需要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而且敢於承担大的风险.如果哪一个领导人或者班子，有这几‘大’，他就行，如果没有，那……就算我们倒霉吧。”

但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自甘成为冒险者。通向变革的道路上，仍然身影寂寥。但在“南巡”二十年后再强调“不改革死路一条”，只能意味着，要回到为国为民的改革起点，为党的改革已无法成为改革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