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一

梁启超曾以西方革命为参照而作《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他总结道，中国革命异于西方革命者有七：一，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二，有野心革命而无自卫革命，三，有下层革命、上层革命而无中间阶层革命，四，有群雄逐鹿的革命而无号令统一的革命，五，有漫长拖沓的革命而无短促快捷的革命，六，有内讧激烈的革命而无团结一心的革命，七，有勾结外敌的革命而无一致对外的革命。（注：以上第三条以下非梁任公原话）

梁启超所谓“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是指从汤武革命到洪杨革命的古代革命，而他所对照的西方革命，则是英、美、法三场著名的近代革命。梁先生的总结客观、全面，发人深省，比如说，中国的革命总是被那些胸怀“彼可取而代之”野心的人物所左右，而缺少华盛顿那样高风亮节的革命英雄；中国的革命总是有若干个互不买帐的革命领袖、有许多支互不统属的革命队伍，不知疲倦地互相残杀——消灭革命友军的战斗往往比推翻旧政府的起义更加残酷，即使是在同一个革命派别里也总是内讧不断、分裂不断、流血不止，直到一人垂拱于上、千万人俯伏于地，革命内斗方可稍息，而不象英国、美国只有克伦威尔、华盛顿麾下唯一的一支步调一致的革命军；更糟糕的是，中国的革命领袖总是乐于勾结强悍的外敌以对抗政府（而被革命的中国政府也总是乐于勾结贪婪的外敌以剿灭革命军），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满州入关，全都由当时的革命形势所引发，而在西方，即使是革命阵营内部内斗激烈的法国革命，也仍有坚强的意志和能力抵御外国联军。以上种种，足以令中国有志于革命的后继者们时刻警醒。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白，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在诸多重要方面都比不上西方革命，即以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的素质而论，我们更是远逊于西方，正因如此，梁启超对中国的革命前景感到疑虑，充满戒心。与梁启超一样，《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也认为中国革命远远比不上西方革命，中西二者一为“野蛮之革命”，一为“文明之革命”，其间有着天壤之别。但邹容的结论却比梁启超乐观得多，他认为，在学习和借鉴了西方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之后，中国的下一场革命便将一举改观，从“野蛮之革命”进化为“文明之革命”。

二

在某种意义上，辛亥革命的确是一场“文明之革命”。辛亥革命几乎完全克服了梁启超所总结的中国古代革命的那些个严重缺点，呈现出鲜明的近代化、文明化特征：它是一场汉族人民的民族革命，而不是个别野心家所主宰的私人革命；它是一场高扬民主共和理想的政体革命，而不仅仅是江山易主的朝代革命；它是一场由革命党、立宪派、旧官僚中的精英在大中城市所发动的中层革命，而不是底层农民自下而上或高层枭雄自上而下的革命；它是一场以旧政府的新式陆军为主力、由各省革命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的全国性革命，而不是各路义军彼此仇视、互相残杀、竞逐宝座的群雄革命；它是一场短平快的有限革命，而不是此攻彼伐、久战不决的长期革命；它是一场各方各派虽有分歧却以妥协收场的低暴力革命，而不是一派完胜、其他各派一败涂地人头落地的残暴革命；它是一场充分尊重外国人合法权益但不曾出卖本国利益的革命，而不是挟洋自重或引狼入室的革命（虽然主要革命领袖孙中山曾有过出卖东三省主权以换取日本政府支持其北伐讨袁的打算，但毕竟此事未遂，而之所以未遂，正因为当年的内外环境、主流势力、主流舆论于此事不容）。因此，辛亥革命理应受到后人的纪念和尊重。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对梁启超先生说：您过虑了，革命传统已经优化，革命版本已经升级，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完全改观了。然而，非常不幸，梁启超对了，我们错了。因为辛亥年的光荣只是昙花一现，辛亥革命既没有象英美革命那样在本国终结革命、从此进入民主宪政建设和经济民生繁荣的长期进程，也没有为它后面无休无止的继续革命提供以自己为模板的新的革命传统。辛亥革命更象是一桩孤立的历史事件，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所缔造的和平与秩序非常脆弱，它所开启的宪政共和之门不久就完全关闭了。随着二次革命烽烟再起，接下来，还有更加惨烈的“大革命”、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革命经久不息，虽然所有这些后起的革命都号称是辛亥革命的遗产继承者和事业完成者，而实际上，它们的手段和方式，它们的路径和方向，它们的温度和烈度，它们的成本和代价，它们的影响和后果，与辛亥革命不可同日而语。继承辛亥革命？它们不配。

三

迄今为止，中国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一共有三种模式：其一，古代革命的模式，即改朝换代的传统革命模式；其二，辛亥革命的模式，即政体革命、温和革命、妥协革命、有限革命的模式；其三，共产党革命的模式，即广泛动员、全面内战、极度暴力、彻底革命的模式。

若以源流而论，古代的革命是纯粹中国式的革命，辛亥革命是师法英美的革命，共产党革命则是照抄苏俄的革命。而在这三种模式当中，古代革命历史悠久、烙印深刻，共产党革命威权犹存、话语仍在、火种未熄，唯辛亥革命是一次几乎没有产生回音的历史绝响。

四

我们通常所谓西方革命如何如何，中国革命如何如何，这样的表述其实很成问题。问题在于，“西方革命”并不具有同一性，而“中国革命”不仅如笔者所言有三种大不相同的革命模式，而且也早就向西方革命拜师取经，以致中西革命二者事实上已经纠缠不清：没有英美革命作借鉴，何来辛亥革命？没有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和苏俄政府的怂恿支持，何来1927年的国共北伐与1946至1949年的国共内战？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英、美革命与法、俄革命同属于西方革命，似乎大可以一概而论，但在西方人的世界里，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英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其间的差距则何啻天壤，简直大到无以复加。

汉娜•阿伦特在其名著《论革命》中对美国、法国两场革命作了对比分析，她认为，革命的功能不是重构社会，而是缔造自由，经由革命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是不正确的（以此而论，平等、博爱似乎不应该成为革命的口号），所以，法国革命并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它被社会问题所干扰，试图一劳永逸地纠正社会等级之间的不公平，结果，法国革命沦为一场社会阶层之间的流血大混战，最后以比旧政府更加严酷的独裁专制而告终；而美国的革命则是幸运的，因为它专注于纯粹的政治问题而完全不理会社会问题，在美国革命中，既没有富贵阶层需要被斩首，也没有罗伯斯庇尔那样的革命煽动者的政治位置，因此，美国革命是单纯的政治事件而非社会事件，它以建立一套缔造自由、保障自由并拓展自由的政治体制而告终。尽管有很多人认为美国革命算不上是真正的革命（因为那一群美国革命领袖兼美国国父原本就是北美殖民地的上层统治精英，而不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而仅仅是一场与母国分裂的独立战争，但阿伦特指出，美国革命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真正成功的革命。

五

总的来说，无论在中国在西方，革命都是高危险、高难度的苦涩的事业，且未必能够结出甜果。但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各国革命的品质和效率也与时俱进，有所提升。自从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以来，世界革命的宝库中又陆续增加了一些全新的品种，比如“天鹅绒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如果将来还有“静坐革命”、“散步革命”之类的新品种问世，我们也不会感到特别的惊奇。

至于当下的中国需不需要革命？可不可能革命？如果发生革命，将发生一场什么样式的革命？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之后，中国人民是否愿意再承受一场新的革命？我们是否有相应的素质和足够的能力来完成一次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高收益的革命？如果我们希望或者不希望发生革命，我们应该分别作出怎样的努力？……这些当然都是敏感问题，有关部门大概很不乐意提前知道答案——而不管答案是喜是悲，但或许，现在已经到了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的时候了。

2012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