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部推出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认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国改革正面临深水区和攻坚期。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也由于“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导致今日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甚至有关方面不能正视现实，将矛盾和问题击鼓传花，从而将现实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的前面，并最终会引发更多的矛盾、酿成更大危机。文章对这种消极懈怠的“短期行为”提出了警告和批评，指出“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文章要求执政当局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精神和勇气继续推进各项改革，“为党和国家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应该说，就《人民日报》这种“党的喉舌”而言，这是一篇比较难得的好评论。虽然文章对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有些轻描淡写，但毕竟都“点”出来了，毕竟看到了充满危机甚至危险的现实局面。
但遗憾的是，文章只是笼统地提出要继续进行改革，却并没有给出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向。也许《人民日报》囿于自己的坛坛罐罐而故意在改革前途问题上做羞羞答答、欲言又止状。但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量，这种小媳妇般的谨小慎微是要不得的。我们认为要解决今日中国所面临的诸多严重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其实早在改革之初就露出端倪并伴随着整个改革的始终。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价格双轨制的施行，使得有党政军背景的官僚们及其子弟便开始利用特权之便将大量国家社会财富倒腾到自己的腰包，并由此引发“反官倒、反腐败”的全国性学潮。
六四镇压后，出于对所谓“和平演变”的恐惧，改革一度中断。但92“南巡讲话”后，中共十四大正式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这场为期将近2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情便是秦晖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和“私占大锅饭”，也就是说，党政权贵阶层和国有企业权贵阶层利用权力杠杆将经济和社会领域最为优质的资源都首先“配置”到自己和自己家族手中，从而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在2009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超过百分之八十五都是高干子女；在3220个资产过亿的特大富豪中，有2932人都是高官子女，占比大于91%。有材料显示，在中国，0.4%的人口掌控了全国财富的70%，500个特权家族及其依附势力垄断着整个中国，这表明今日中国社会已经在实际上形成了新时期的权贵暴富阶层。
当党政官僚及国企官僚们借助权力杠杆首先实现暴富后，随之带来的是官场道德的极度扭曲和败坏。“包二奶”、“养小三”成为中国共产党官僚世界的风潮和时尚，不仅有官员涉及几十位、百余位情人，甚至出现“公仆们”共享情人、交换情人的情况。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曾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90%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80%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这足以说明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为了转移财富或逃脱惩罚，官僚贵族家庭还掀起了移民浪潮，不仅官二代、富二代大量移民海外，而且近年还出现了大量“裸官”现象。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显示，2004年，高干家属（按级别分类）在境外、外国定居的人数有：前政治局常委家属、直系亲属21人；前人大副委员长、前副总理、前政协副主席家属、直系亲属277人；前省、部级高干家属、直系亲属2.174万多人；现职省、部级高级干部家属、直系亲属726人。另据中国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统计：从1980年代中期至2003年底的20年间，党政干部配偶、直系亲属，在境外定居人数为120万人（数据引自颜昌海：《“裸官”中国绝望之后的绝望》）。当然这些数据是很不准确的，在一个信息极不透明、舆论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里，真实情况应该比前述情况要严重得多。
与权贵暴富集团的转移资产、腐化挥霍相对应的是广大中下层人民不得不为生存、住房、子女上学、医疗而挣扎在田间、煤矿、建筑工地、血汗工厂，许多农二代、贫二代的孩子连上学问题都解决不了，甚至许多打工青年会因工作劳累、生活艰难而绝望跳楼自杀……这便是中下层民众产生“仇官”、“仇富”心理的真实社会背景。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权贵暴富集团的胃口一旦撑大，其贪婪、掠夺的本性便会变得更加疯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比英国“圈地运动”更要血腥百倍的中国“圈地运动”，在这场仍在继续上演的财富掠夺大戏中，无数的民房被非法推倒，无数的田地被非法圈占，无数的民众被伤害殴打，甚至被逼上自焚、自杀或者干脆被弄死的悲惨境地。不仅如此，这种来自官方背景的财富掠夺还导致大量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和维权事件的发生——官僚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正是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才惊呼：“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30年中国改革到头来会出现这样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严重局面？根子正在于当代中国的改革事业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顶层设计”的错误。
众所周知，共产党在1949年建政后，照搬苏联，在中国建立了苏式社会主义模式。经过毛泽东时代的20多年折腾，到他死时，中国濒临“被开除球籍”的地步。正是在此情况下，中国朝野上下、体制内外才普遍出现了反思文革、希求改革的呼声。但与民间要求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不同，中国官方在邓小平等人的主导下，只是重提所谓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于魏京生等人“政治民主化”的呼吁和呐喊不仅不屑一顾，而且野蛮镇压了“民主墙运动”。尤其邓小平在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1982年宪法又明确在序言部分对“四项基本原则”加以强调，任何挑战“共产党领导”的民间尝试都会遭到邓的批评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军队血腥镇压。既就是在92“南巡讲话”中，邓小平也重申过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在所谓“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那里有着如此顽固的思想指导，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老祖宗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埋下了“设计陷阱”，其结果萧规曹随，无论是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团还是第四代领导集团，在改革问题上都局限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打转转——这也就是说，发生在中国的30多年改革都是广义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寸功难展，甚至干脆在实践中抛弃了，只是在寡头们的讲话中才作为装饰物象征性的在嘴边上挂一下。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也说过：“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将造成不受监督和制约的腐败”，正因为共产党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强化政治权力的垄断性，放弃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分权制衡，拒绝民主法治，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缺乏平权监督力量和有效制裁力量，才造成整个官场的绝对腐败、普遍腐败和长期腐败。而今日中国社会无论两极分化、无论官民矛盾、无论何种群体性事件，一切问题的总根子正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正在于死死抱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放。
北宋神宗时期宰相王安石推行改革遇到阻力时曾宣布“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复强调了王安石的前述论断，而2月23号《人民日报》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中强调改革的重要性时也引述了“祖宗不足法”的提法，但问题在于无论是温家宝还是《人民日报》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个“不足法”的“祖宗”是什么？这是进行今日改革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回顾三十年改革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这个“不足法”的“祖宗”便是邓小平及其设计的“四项基本原则”陷阱，执政当局要想避免中国社会气氛日浓的“革命”情绪，今后的改革就必须突破“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设置的政治藩篱，必须打破“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框条条，必须拥抱民主、厉行法治，走民主宪政、分权制衡的道路！
当前，体制内外各界人士关于“革命”和“改良”的讨论正如火如荼，因对改革幻灭而在民间产生的革命情绪日益上升，有学者预言说：“革命的发生，在中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要么是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要么是共产党自觉地开展一场自我革命。”甚至断言“2012年，必然成为中国的革命之年。”执掌政权的中共领袖们如果不想被革命的大潮冲垮，不想被人民唾骂、被历史耻笑，当以壮士断腕之决心，果毅挣脱权贵集团之利益绑架，破除“四项基本原则”，超越邓小平，奔向宪政民主，建立真正共和。否则，错过历史时机，则或迟或早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零八宪章》论坛
2012.3.1
